（一）共产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一八九八年，我出生在一个中农的家庭里。幼年时因母亡父病，家中即破产变成了赤贫户。我小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因家庭贫困，便给人家当了两年放牛娃。十三、四岁又在煤窑上做了两年工，以后回到家中耕地。
一九一二年，当地农业歉收，再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多数农民发生饥馑。由于穷人们不甘心饿死，自发地闹籴吃大户。我当时是倡导者之一。后来，此事被地主告发，加罪为聚众闹事，扰乱治安，因此我便逃至洞庭湖西林围一带，当了两年多挑土工人。由于我饱尝了地主老财们的压榨，深知农民痛苦；我有一个伯祖父（名五十老倌，参加过太平天国洪秀全部）经常给我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所以，我当时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寻找出路的思路。于是，在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我便由担土工人投入了湘军当兵，参加了驱逐汤都督（即汤芗铭）之役。
一九一九年，我在湘军任排长连长职务。由于当时我对洋人在中国横行不满，再加上原有打富济贫思想，所以在部队中便开始了秘密活动。我们组织了“救贫会”，会员都是穷人出身的士兵。此会的口号是，灭洋人收回海关、租界；灭老财救济穷人；反对克扣军饷。这个秘密组织，得到了所部较多的士兵拥护，而发展到七人，并没有委员会为核心领导。一九二0年冬我驻防南县滋口时，为了减少当地农民的痛苦，经委员会诉论，派人秘密杀了恶霸地主欧某（其兄在赵恒惕处当少将高级参议）。事至一九二一年秋被告发，我弃职潜逃。
我原名彭得华，一九二三年，改名为彭德怀，投靠了湖南军官讲武堂。但仍与原部队中的救贫会保持联系，负责主持委员会的王绍南、张荣生二人，负责同我取得联系的是李灿（后来是红军八军军长，一九三0年负伤至上海医治，被蒋介石杀害）。
一九二四年秋，我由讲武堂毕业，仍回第六连任连长，不久即任营长，部队中救贫会的秘密组织仍然保存，并且仍在起作用。其纲领已发展六条：（一）反对列强干涉和瓜分中国，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二）罢工、罢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三）军队官兵有讨论国事自由，禁止军官对士兵笞责、罚跪；（四）打倒为富不仁的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五）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六）提倡科学教育，废除私塾。以上这些条文，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军队中是有其进步意义和起了一定作用的。
一九二六年秋，参加北伐军围攻武昌时，王绍南等三名会员英勇牺牲。但是，我最幸运的是认识了段德昌同志，当时部队改为独立第一师，段为师政治部秘书长，我为代团长仍兼第一营长。这时，段对我的思想帮助是很大的。他经常送给我一些进步刊物，特别是共产主义ABC，阅读后印象较深。他多次给我介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段的这些革命思想，对于我的思想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而又通过我向秘密的士兵组织进行教育。从而，我知道了他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向他提出了入党要求，他允为介绍人，但为了避免影响国共关系，党组织决定在第八集团中暂不发展党员。因此，我的入党要求也就没有得到批准。当时我想，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努力工作，争取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普通战士。
一九二七年元旦，在一营部（宜昌）召开了救贫会员大会（当时会员已发展为十七人）。大家认为救贫会应作为核心领导（秘密组织），在士兵中广泛组织士兵会，并争取合法。士兵会章程有五条：
1、士兵出身于工人、农民阶级，吃饭穿衣都是工人、农民生产出来的，我们要为工、农服务；
2、拥护孙总理遗嘱，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和士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
3、既是国民革命军，就要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官打骂士兵，禁止体罚，反对克扣军饷，实行经济公开；
4、士兵革命言论、集会自由，有阅读进步书报自由，连士兵委员会由士兵自由选举组成之，再由连士兵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自由选举营士兵委员会，自觉地管理军风纪，不赌博，强奸妇女，不扰民，实行士兵自治。
5、士兵委员会，有监督，逮捕反革命分子解送军事法庭审判权，并有陪审权（此条有的人主张删去，但多数人同意保留，即保留了）。
在讨论这个章程时，大家认为是含有拥护共产党的进步因素的，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为工、农服务。但表示拥护孙总理遗嘱，使国民党也抓不了辫子。为了巩固在当时情况下的第一营救贫会的秘密组织和广泛地组织士兵会，提出了这样的章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得到士兵拥护的。所以仅经过了十余天的准备时间，便在全营广泛地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时期，起到了巩固部队，提高士气，参加革命的进步作用。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以后，大量共产党人被杀害，进步的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遭到了反动势力的严重摧残，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当年秋独立第一师由皖北绕经汉阳、沔阳退回湖南南县时，召开了营士兵委员会，大家共同分析了当时形势，找出了奋斗目标，并决定公开取消士兵委员会的名义，而保持其秘密组织和活动。大家认为，当时主要是应该保存实力，注意在其他营团中进行革命的秘密活动，以便扩展革命力量；对地方上由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清乡委员会要给以抵抗，不能使其兴妖作怪。会后得悉，南县的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我们便派人于九日晚在县城乡散发大量传单，其内容：打倒土豪劣绅！枪毙清乡委员会的成员！工、农、兵、学团结起来打倒军阀！……等。第二天早起，城乡满布革命传单标语。土豪劣绅们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亦有逃往长沙者，而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变为泡影。在这以后，有几个月南县没有人敢出来再搞清乡委员会的组织，从而保护了南、华、安党的特委和南县县委的存在。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了段德昌同志（他当时因秋收暴动负伤，隐藏在家，同南、华、安特委有联系），并且同他讨论了蒋介石的反动性，也讨论戴季陶、孙科等反动集团的行为；他谈论了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兵和青年知识分子。段德昌同志又对我的坚持对敌斗争的立场加以鼓励，他说我那种对敌斗争的决心很好，但是要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一定不要暴露自己，扩张力量，争取能逐步掌握到一个师的力量，伺机起义，对革命将会起到很大作用。他又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失败了，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但是，他是杀不尽的。这些勇敢的人们，必然要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进行不屈的斗争。段继续说，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要准备长期艰苦斗争，不怕牺牲，也要准备最大限度的耐劳耐怨。段德昌同志的这些话，给我指出了正确的为劳苦人民谋福利的斗争方向，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并使我对革命增加了很大的信心。当时段德昌同志参加秋收暴动负了伤。他对我说，要经常同特委取得联系，要紧紧依靠党，这样自己的斗争才不是孤立的。我说我仍希望加入共产党，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他又送给了两本书，一是通俗资本论（这本书一直保存到长征结束后，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被参谋清理文件烧了，十分痛惜）；另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黄昏，党的南华安特委书记张匡（代名）同志来到我处说，段德昌同志为我的介绍人，特委已经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只等省委批准。我当时对党给予我莫大的信任感到荣幸，但我对段德昌同志负伤感到不安。我说，最好使段德昌同志改为姓章，住到李灿家里（二连长）让我团的伍军医给他治疗，伤可能会好得快些。张匡同志答应了。他又介绍了一个叫邓萍同志的人，要我在部队中给他安插一个位置，我答应了。他又了解了一下部队的力量情况，我都一一介绍了一遍。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鉴于奋斗目标的一致，便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后来派张荣生同志送他到郊外。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张荣生同志口头告诉我说，特委已经接到省委回信，批准了我为正式党员。并问我何时方便，举行入党仪式。我说元旦黄昏后，到我团部办公室，那里比较秘密。届时张匡、邓萍、张荣生（都是党员）三同志来到我处，即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我宣誓：“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准备牺牲一切，甚至必要时献出生命，永不叛党”。从此，我有了政治生命，有了党的领导，也有了远大的理想。从而也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康庄大道。
（二）平江起义的经过
一九二八年元旦我入党以后，李灿同志也相继入党，后来特委又派来了一个交通李光同志，再加上邓萍、张荣生二人，我们五个党员便成立了一个支部。原来的士兵委员会，也就有了共产党支部为核心领导（不再是救贫会来领导）。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已经取得了政权，同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产生了新旧军阀间的矛盾。保定系和土官系军阀为本身利害，对黄埔军校系军阀有严重不满和恐惧情绪。支部会议研究了当时这些具体情形，准备扩展部队中的革命力量，所以拟在本团办一个学兵连，专门轮训班长和上等兵，以便培养新生力量。在筹办学兵连的工作时，在谈话中我发现周磐（师长）对南京政府和湖南当局也有不满情绪，我便趁机建议由师办一个随营学校，轮训班长，六个月为一期，周同意了我的意见。但说没有适当的人才。我说，黄公略是你保送黄埔高级班的，看来他担任此职极当。周即托我写信给黄公略同志回来筹办随校工作。
公略是一个求知欲很高的同志，我们一九一九年即认识了，以后他在湖南讲武堂学习，彼此非常了解。毕业后，他回独立一师三团刘济人部下当排长，后在北伐时期当连长。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周磐保送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他在广州暴动（起义）后，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时值三月天气。公略同志由黄埔军校毕业来到了我团部，老朋友久别重逢，实有说不出来的欢欣之情。和他同来的黄纯一（共产党员）、贺国中（对革命事业非常热情）二人。公略同志托我和周磐商量一下，争取录用纯一、国中二人。以后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也就把我团的党组织情况和士兵会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工作任务和已经取得的工作成绩等一一作了介绍。我说，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第一团只有第一营有党的组织，第二、第三营现在才准备发展：第二、第三两团，最好通过随营学校发展士兵会，再进而发展党员，争取在两年的时间内做到全师多数连有党员，各连都有士兵会员。当时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具体工作，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分头去进行。
三月中旬，周磐由长沙回到南县主持随营学校开学典礼。成市三个学生大队，任命黄石（公略）为校长，黄纯一为教育长，贺国中为队长。四月中旬，独立一师奉命开驻平江接替阎仲儒旅防务。第一团驻平江城内，其中第二营驻在城南约五十里之思村；师随营学校开驻岳州（岳阳）；第二、三团分驻在北乡虹桥和长寿街两个地区。后来在六月下旬，黄公略同志由随校校长调任第三团三营营长职务。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据我士兵会会员陈玉成（给周磐当马弁目，是我们的秘密情报工作者）由长沙来密电称：南华安特委被破获，黄石在南县写给特委的通行证被搜获，周磐认出是黄石的亲笔迹，黄被供认是共产党员，周已电李慧根（副师长）逮捕黄石、黄纯一、贺国中三人。再者由于我同平江电报局有联系，故周给李之电报被我收到了。根据两方面的可靠情报来看，情况实属严重，我便即刻召开了团委紧急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决定起义，并且制定了起义计划和步骤。湖南省特派员滕代远同志恰于此时到达平江，参加了会议，他对于起义的政治准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即按照计划开始了各方面的布置。可是，在二十日夜半，第三团团长刘济人来电话，说黄石于当日黄昏时杀死其侄第十连长，领导全营闹饷准变，逃往南山（浏、平交界处）。从刘来电话得知，黄公略同志未按计划先行起义。我们又立即召开了团委会议，大家认为一定要有一定的起义准备工作，所以仍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午，正式宣布起义。首先利用午睡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反动民团、警察以及师的直属队，共约两千余人，在平江城内首先胜利。至二十二日午后驻离城五十里的第二营也应调按时开回平江城。二十三日午后，随营学校由岳阳也按时开到平江。黄公略同志领导起义的那一个营，当开至离平江城五里处休息时，黄即离开部队亲自来城内商讨以后的工作布置，刚到不久，即得悉该营在九连连长贺仲斌的煽动下背叛了起义南向逃窜。公略同志去该营任职为时不足一个月，此种兵变之事不算特别意外，唯不按起义预定时间，起义后又不设法通知，在南县写给特委的通行证泄露秘密，这些是他的错误。如不采取机断处置，当时可能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便在本团及随营学校中，进一步的发动了士兵群众，充分发挥了士兵会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洗反动军官的工作，把多年以来积蓄下来的公积金（在平江也筹了一点现金），每人发了十二元银洋（三千七百余人），给旧军官发路费遣送出境，从而提高了士气，保障领导机构的纯洁，巩固了起义部队。二十三日，平江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下编为一、四、七团，每团约千人。雷振辉任第一团团长（后叛变），李灿为党代表；陈鹏飞为四团团长，黄公略为党代表，黄纯一为七团团长兼党代表，贺国中同志为副团长。营连长以及其他各级干部，也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巩固了部队，提高了士气，从而保证了平江起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党领导下的士兵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也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得到了广大士兵群众和当地人民的拥护。不然，这次起义是胜利不了的。
但是，虽然取得了胜利，在军事上也犯了一次错误。本应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把部队撤离平江县城，东进至江西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没有这样做，而错误的想通过击败敌人的进攻来提高士气和树立部队的声威。结果适得其反。七月三十日敌人分五路约七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城进攻，我第一团在城郊与敌军激战终日；我七团企图协同第四团从敌侧后歼灭敌人一部，而四团未经请示深入浏阳（遭敌袭击，损失人员过半），因而失去联络，兵力分散。结果，因敌众我寡未达目的，伤亡约二百余人，黄纯一同志在此役中光荣牺牲了！至黄昏后才安全撤出平江城。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犯的错误。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呢？现在检讨起来，主要是当时只有盲目的革命热情，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方针，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广泛地发动群众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孤立城市，积蓄自己革命力量，最后才能取得城市。对于毛泽东同志这种英明的正确的军事思想，我当时是非常模糊的。这是那次错误的关键所在。
（三）第一次红四、五两军会师宁冈
一九二八年八月初，红军第五军离开平江进占了江西之修水、铜鼓。湘、赣、鄂三省反动军队又集中了十余团向我军举行“会剿”。经过两个多月的打圈子战术（敌称之为盘旋战术），才把敌人拖疲击退。铜鼓之幽居，以滕代远、王首道同志为首的领导下，召开了湘、鄂、赣三省边区县委联席会议，成立了边区党的特委，王首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军党代表。这次会议，总结了平江起义取得胜利的几条经验。第一，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组织和计划；第二，是由于有湘、鄂、赣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第三，特别有井冈山的革命旗帜作榜样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指引这不是偶然的，是在北伐战争失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井冈山起了收容阵地和继续指导全国武装斗争的作用；总结了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运动的丰富经验，而成为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旗帜；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这次会议也反对了乱烧乱杀的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会议决定：将红五军所部同地方游击队混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军属特务大队。一纵队在平江地区；二纵队在浏阳、万载；三纵队在铜鼓修水坚持游击战争。黄公略任第二纵队长，并临时指挥其他各部。我和代远同志带五个大队，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十一月初同红四军在宁冈会师了。到达宁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详细讨论了“六大”决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毛泽东同志的阐述，使我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也是毛泽东思想初次对我的传输，因此到现在尚记忆犹新。
在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向井冈山区“会剿”形势已经形成。我红四军物质又极为困难（油、盐、药物，特别冬衣），红四军只有离开井冈山向外地发展，否则没有其他较好办法克服困难和搞乱敌人的“会剿”部署。可是，部队伤病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无法安置。派部队留守，就势必分散主力（当时红军四军大约四千余人），不利于主力行动和作战。如不留部队据守，对坚持湘赣边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也是不利的。以一部分兵力防守井冈山，就可以吸引住敌人“会剿”的主力，对于当时红四军向赣南行动是有利的。红四军前委根据当时情况正确地决定，将红五军部分留守井冈山，并编入红四军，我为副军长，坚守井冈山根据地。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在红军五军军委讨论时，意见是不一致的，多数同志是不同意五军固定井冈山，他们的理由是：平江起义推迟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现在，湘、赣两省白军主力对井冈山“会剿”而对湘、鄂、赣边区进攻的反动力量减弱，我们红五军部分已经完成了同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了，就应当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边苏区根据地。传达六次大会决议，对井岗山的根据地的坚持也有配合作用，而不应该承担固守井岗山的任务。井岗山虽然地势险要，周围约近二、三百里，子弹缺，兵力也少，是守不住的。但是，我和代远同志为了照顾全局，使红四军摆脱当时面临的困难，自愿的承担红四军前委给予的任务，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地执行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现在看来，虽然这是中国革命中极渺小的一件事情，同时有些人的看法当时有些片面。然而对我自己当时的思想政治水平来说，执行当时那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就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敌军合围攻击下，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至此，经过半年的实际考验，在半年最艰苦的环境中我没有任何动摇过，可以证明我的入党动机是纯良的，对革命事业也是忠实的，并且有自我牺牲准备的。
（四）第二次红四、五两军会师瑞金
红四军离开井岗山才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十余团向井岗山合围攻击，经过三昼夜激战后，湘军攻破我黄洋界和八面山阵地，直逼大小五井；赣军攻破我白泥湖阵地，直迫茨坪。情况十分严重，唯有遂川方面之小行州阵地未被攻破。原前委决定红四军在敌围攻井岗山时，从外侧翼打击敌人，全无消息，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岗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战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寒交迫的困境是无法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我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三百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哪里有地下党组织或者地下党员时，那里的群众对待红军的态度就显然不同。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旅又追逼占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于都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千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又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岗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领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分从三百余人，又发展到了七百余人。不久，在瑞金与红四军又会师了。时值一九二九年三月，在瑞金我在毛主席处看到了中央的二月来信，其大意是认为当时形势特别严重，要红军采取分散潜伏活动；毛、朱离开部队，减小目标。我当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虽然情况紧张，但是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越是时局严重，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越不能离开军队。所以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原稿在主席处），经毛主席略加修改，由四军前委转给中央了。
两军在瑞金住数日后，即开于都。经过四军前委的同意，我们率五军又回到了井岗山，恢复了湘赣边区根据地和政权。我们回到湘赣边区，所见情况异常凄惨，房屋及一切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人民的衣服、食盐、药品等等，均非常困难。但是蒋（介石）和湘桂粤军阀的矛盾已经很尖锐。我们便约同特委和王佐商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由我们率领五军千余人并王佐百余人，先攻占了需县、桂东两城，放出“会剿”井岗山时被捕去的大批同志和群众，次第攻克广东之城口、仁化、南雄诸城镇后，又回师井岗山。通过这次行动，筹办了现款数万元以及大批食盐、布、药品等，将其大部都救济了边区群众：也缴获了约三百支步枪及数万发子弹，按其比例多分了一些给王佐部队，他很满意。当时王佐部队是受特委领导的，我们既不指挥其行动，又不干预其内部事务，那时我们同王佐关系还是好的。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召开了边委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讨论了边区工作布置问题。会议认为，使白军在永新、莲花两城更加孤立，决定五军进攻安福县城。我不同意，其理由是即使取得此城，也不易巩固，如攻而不克，更增加了困难。但是绝大多数同意夺取安福城，我军进至严田（安福城西约三十里）即与敌人两个连相遇，一经接触，敌人便逃窜至安福城内。我追至城关时，得知是一个团驻守此城，而不是原估计的一个营的兵力，城虽小而高且坚，不易攻取，当日即撤回严田宿营。翌晨出发即被敌四面包围，敌人如此迅速，真出于意料之外。幸赖我红军英勇，从南面突围而出。这次战役伤二百余人，参谋长刘之志四纵队司令贺国中二同志英勇牺牲，五纵队司令李灿同志负伤，九个大队长有八个同志伤亡。鉴于这次损失之大我是有责任的，不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但后悔晚矣，只可作为教训。八月下旬我军正在文竹（莲花、宁冈交界处）休整，敌军谭道原和张辉瓒两师分四路又来夹攻。我军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后，又乘胜北进占领万载、铜鼓。
在大桥（万载城西）召开了五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异常艰苦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在红四军前委的帮助下，初步学会了如何做群众工作，建立军队及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扩大根据地的工作方法。对于实行土地改革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如何作到抽肥补瘦，还是比较模糊的。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如何执行红四军前委的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问题。大家认为，这个方针应该是我们行动的方针，要积极配合此计划，并力求实现。但须首先积极争取井岗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根据地联成一片，同赣东南红四军和赣东北方、邵部遥相呼应，相互配合，造成夺取江西的有利形势，红五军军委在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工作方针，但在时间上也可能比一年要长一些，不能机械理解。并决定，将红五军扩充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下编五个大队。在统一指挥的基础上，划分了各纵队的大概活动区域：一纵队在平江、修水、通城；二纵队在浏阳、万载、萍乡；四纵队在湘赣边区；五纵队在阳新、大冶、通山、武宁；三纵队在铜鼓及其以东，并准备随军部机动。各纵队的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粉碎白军进攻；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政权，彻底分配土地。当时我们认为这就是执行红四军前委的一年夺取江西计划的具体安排。在会议结束后，向中央写了一年多斗争的工作总结和以后建设根据地，一年夺取江西的工作计划，是年冬由王首道同志交到了中央。
是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旬，我们率领军直属队和三纵队又回到湘赣边区，粉碎了白军进攻以后，除永新、莲花两城外，还占领了遂川、秦和两县城。为了适应地方党委要求，便调黄公略、李聚奎二同志以及干部大队全部帮助地方上成立了红军第六军，以后改为第三军，黄公略任军长，并在万安、秦和地区挟赣江东西地区活动。一九三0年三月初，中央特派员米斯元同志由江西省委护送至五军军部。米着重谈了当时国内形势，其次又谈到对六军的指挥问题。他说应归五军指挥。我说四军方便时归四军指挥，五军方便时也可以归五军指挥，按实际情况办事，不要固定。以后黄公略来信询问，我也是根据上述意见答复的。这时湘赣边区已掌握有宁冈、莲花、永新、遂川、秦和五个县城，有了四个全县政权，这是湘赣边区空前的有利形势。这时五军都直属队和三、四纵队由早禾地区移至湖州（永新、吉安之间）地区，进行整训，准备打安福城。在这同时，湘赣边区特委在永新县城召开扩大的特委会议，讨论和布置地方工作问题，边区独立团（王佐、袁文才部队）约近三百人亦驻在永新城。正在扩大会议进行的某天晚上，特委书记朱长楷同志和另一个同志，可能是王怀，也可能是陈正人同志（记不清楚）二人来到五军军部。他们反映说，王佐、袁文才要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在会议上威胁特委通过他们的提议，作出决议，王佐在讲话时手里拿着驳壳枪。我们当时说一九二九年夏，王佐同五军去粤北活动时表现不错，为什么现在变得这样呢？他们说，主要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风山后挑起来的。我们又问其原因？他们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讨论“六大”决议时，袁、王二人参加了。在讨论时，将“六大”决议中关于争取土匪策略的那一段剪去了（那一段大意是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头子，当然在袁、王参加会议的情况下剪去也是对的），但不知袁文才在红四军怎样得知了“六大”决议的全部内容，他回来就同王佐说共产党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土匪出身的，王佐非常听信袁的话。朱长楷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长楷同志进抵永新城郊。袁文才首先冲来被击毙，王佐在永新过浮桥时跌在桥下淹死；王佐的特务队数十（大约三十人）人逃往井冈山，其余二百人交给边区特委整编了。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一年，当敌人进行“三次围剿”之紧急头关时，总前委决定在桥头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长楷同志所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五）第三次会师浏阳
一九三0年春，反动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极端尖锐，各派军阀也在激剧变化，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正在重演。江西省反动政府命令赣江以西地主武装固守城镇，不准擅离本县。这对于我们聚歼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和扩大苏区是有好处的。我们即利用了这种客观上有的时机，集中红军五军主力于一月底攻克安福城，消灭了守城的民团、警察外，还有宜春城消灭了鲁涤平的补充营。消灭这些地方武装，对于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联成一片是很有好处的。对于红四军一年夺取江西的指示也是符合的。以后又继续解放了万载、铜鼓、东门市。在四月中旬，进据平江东乡之长寿街。随之，在阳新、大冶地区活动的第五纵队，在进攻瑞昌受挫后，也到长寿街来会合。在这以前，王首道同志从上海回到边区，传达了中央决定，对于红五军军委在一九二九年冬的工作报告，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是中央提出要把根据地建设在武汉-大城市，不应建立在山上，从而，红五军内部就有了争论，也就是开始有立三路线的影响。我在那时对国内形势的认识也是比较模糊的。只看到了蒋、冯、阎各派军阀大混战，这对于革命发展是有利的。在这种有利的客观形势下，容易产生“左倾”冒险主义的认识是不明确的。此时，红五军的五个纵队已经全部集中在长寿街地区，休整十日，在五月一日攻克平江城，消灭了王东原旅的一个团及部分民团。平江全县解放后，即令第一、二两个纵队仍留平、浏、修、铜、万、萍地区，继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我们率三、四、五纵队攻克修水城后，向武宁、瑞昌方面发展，而继续执行红四军前委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但是，在此时得悉，罗霖师和郭汝栋（川军）部五个团进攻阳新、大冶苏区，我们便率三、四、五纵队在运动中准备消灭敌人。可是罗部闻风退守阳新城，我军围攻来克，郭部五个团由大冶叉来增援。我军便以小部继续佯攻阳新城，而集中主力打援敌，击溃了郭军主力，并消灭其一小部分，又继续乘胜追击，解放了大冶，而乘胜占领黄石港和鄂城，威逼武昌。郭汝栋主力在日、美、英兵舰掩护下渡江北岸。
一九三0年春，中央在上海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结束后，红五军派去的代表滕代远、何长工同志在五月下旬回来传达了中央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和决定。中央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红五军应即扩编为三军团，直属中央，并要准备扩编为第三方面军，配合二、四方面军夺取汉口、汉阳：一军团夺取九江、南昌。当时红五军主力部队只有八千人左右，我不同意扩编为三军团，并且坚决反对打武昌；可是，在当时如果不承认“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到来”或者红五军不扩编为三军团，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种“左”的风气，在当时是压倒了正气。那次斗争是激烈的，是红军五军从来没有过的那样激烈的党内斗争。后来，我同意扩编为三军团，即辖五军、八军、十六军和鄂南三个独立团。我仍反对打武昌。因为武昌城有坚固设防；帝国主义兵舰布满江面；罗霖师据守阳新城，郭部主力尚在黄石港对岸；湘、桂军阀战争已经结束，蒋系钱大钧两个比较精锐师控制于岳阳，南湖（武昌南面）水满，地势亦不利。如果进攻武昌急不能攻下时，钱、罗两军击我背侧，我有全军覆灭危险。如果要攻武昌，必须先占鄂南数县，占领岳州，夺取长沙，有了巩固的后方，才无危险。这场争论算是暂时的妥协，但工作分工仍有争论。邓乾元向我表示，说滕代远同志不适宜当三军团政治委员。我说，滕是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在五军中有一定威信，而且对革命工作无限忠诚，宣当该职。我又说，我入党不久，仍任军事职务为宜，不宜当前委书记。并劝邓任此职，邓不干，愿任八军政治委员。李灿同志四月攻瑞昌时第二次负伤，赴上海医治，何长工同志代理八军军长职务。三军团辖五、八、十六（以后改为六军团）军，我兼五军军长，不另设五军军部。这样，内部分工暂时解决了。后来根据三军团前委的决定，攻占了咸宁、蒲圻、通城、通山等县城，消灭了不少地主武装。可是，在取得通山城时，政治委员滕代远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决定没收了鄂南五县剿共总司令的一家商店。邓乾元趁此机会给前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质问现时的革命性质是民主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呢？他说，如果是民主革命就不能没收商店。我收到此信后，并未察觉邓是寻找借口企图赶滕下台。后来，在递山为讨论军事行动和地方工作而召开的扩大的前委会议上，邓提出要讨论革命性质问题，并指责没收那家商店是如何如何的不应该，是违犯“六大”决议等等。但是多数同志认为那是政治上的没收，而不是经济上的没收，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不应当同革命阶段的普遍政策联系起来看，与“六大”决议中民主革命的现阶段性质并不矛盾。邓理屈词穷，而认错了事。
这时，得知钱大钧两个师，由岳阳乘轮，星夜开往武汉。岳阳只有王东原率旅直属队和一个团留守。前委为了更便利与洪湖苏区（段德昌处）取得联系，决定攻取临湘、岳阳。在攻取岳阳之战中，消灭了王旅一部分，其主力乘船逃据君山，但缴获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无数。段德昌同志派人来取得联络，援助了他们一部分弹药、食盐等物资。驻城五日，部队开返平江。时值七月上旬，军队土气旺盛，群众情绪沸腾，十日间，红军增员数千。正在整训和编组军、师建制之际，何键派刘建绪率六个团向平江进攻，在离城三十里之瓮江，敌遭我伏击，消灭其先头两个团，至金井再战，又消灭其两个团大部，乘胜追击，攻破了何键五个团的防御阵地，遂占领了长沙。在长沙十天中，红军扩大四千左右。这时（八月二、三号），何键集中全力反攻，我军在长沙浏阳门外消灭敌军一个团。因此，得以安全向浏阳县境转移。此时，邓乾元利用八军中的地方观念（阳新、大冶），进行煽动。他说，彭德怀不执行中央夺取武昌的决定，并说前委对八军不信任，进攻长沙时五军在先，八军在后，撤退长沙时八军在先五军在后。其实八军当时新兵多，这种布置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他还给了一些别的罪名进行煽动部队，竟不报告军团前委而擅自率领八军向阳新开拔。何长工同志执行了前委的指示，停止了邓的那种非组织的行动。事后召集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消了邓乾元在八军的政治委员职务。这次波折，影响了我三军团在浏阳县境打击追敌的计划。
三军团全部转移至长寿街，休整待机歼敌。这时，接到县委（万载）报告，说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未克，由牛行车站（南昌对岸）向浏阳、万载边境靠拢三军团集结。三军团前委即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前往联络。袁回报说毛泽东同志指示，三军团向永和市侧击何健部左路，配合一军团作战。一军团先期在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旅全部，何健闻风即撤守长沙，我们得信迟，三军团向永和市侧击扑空。在浏阳一、三军团第三次会师，成立了第一方面军建制之内。从此同意这样做，而且提议三军团编为一方面军建制之内。从此之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了。
第一方面军成立以后，根据总前委决定第二次进攻长沙。经过月余未有攻克，总前委决定退出战斗，撤至江西袁州地区，布置一军团夺取吉安，三军团进到清江一带威胁南昌、击阻援军，并决定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这一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可是，在总前委讨论这一行动时，三军团的某些同志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仍有主张进攻南昌者。我当时并没有同意进攻南昌城的意见。在收复吉安后，总前委改变原计划，决定一、三军团全部渡过赣江，在赣江以东与大海之间创造根据地。这时三军团内又有几个同志主张两军夹江而陈（即一军团在赣江以东，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分开行动）。我当时反对分开行动，并且坚决执行了总前委的决定，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仅拥护，并且也是信赖的。后来在富田事变时，有人伪造毛主席笔迹写信给古柏同志，要古柏在审判AB团案件中，审出彭德怀是AB团。象这样阴谋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事，我当时立即认识到那是一个挑拨一、三团关系的阴谋，一点狁豫和怀疑也是没有的。并且立即召集了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揭穿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这一挑拨阴谋，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反革命性质的富田事变，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立即将伪造的信送给毛主席。一直到后来在粉碎蒋介石一、二、三次“围剿”中，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的行动也可以得到证明是积极的。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后，三军团进驻黎川县境做群众工作，蒋介石派黄梅庄（黄公略长兄）前来勾引黄公略叛变（当然是蒋贼幻想），被我发现后，立即将其处决，断其首交黄梅庄之随从副官带回南昌交蒋介石，以断绝蒋介石动摇我军念头。我和公略同志在私人关系情同手足，将黄梅庄处死事先未告公略，事后才告他此事。公略得到我将黄梅庄处死电报后，立即回电称赞。可见我和公略对于革命事业是忠诚无私的。
我的言行是根据我自己对当时客观情况的认识来决定的。没有什么虚伪逢迎的态度。
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错误。一九三0年六月上旬，粉碎了罗霖师、郭汝栋向大冶、阳新的进攻以后，应该以一部分力量进占通山、通城，肃清地毛武装，建立政权；而三军团主力仍应马上回到江西方面来执行原定计划，扩大赣江以西苏区根据地，深入土地斗争，与赣东南的一军团和赣东北的方（志敏）、邵（式平）部遥相呼应。假设当时一军团依靠闽赣边区根据地向北发展，同方、邵根据（地）连成一片，那就有可能造成群众性的包围南昌的形势。如果当时没有“立三路线”的影响而是这样做了的话，对于后来坚持江西苏区的斗争是会比较有利得多。但是，一年夺取江西的计划是不容易实现的，那个计划也是带有主观片面性的。现在检讨起来，三军团前委并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受了夺取武汉为根据地的“立三路线”的影响的，放松了向江西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巩固工作。对于当时利用了军阀战争的客观情况，扩大苏区和红军本身来说，虽然是对的，但不应被这些胜利所迷惑：对于没有去打武昌城，这是对的。过去认为自己就没有执行“立三路线”这是不对的；把军事上某些灵活机动和红军指战员特具有的英勇所取得的胜利，把它当作是适合于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地运用，则这就更不对了。这种模糊观念在我身上是存在过的。这不仅会原谅自己的错误，而且产生骄傲情绪，也就不会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只知道服从中央领导，而不知为什么要服从。没有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在作战计划方面，只凭自己的经验，认为能够取胜的或者能够打得开的城镇，便取之；认为不能取胜或打不开的，就不去打。总之，以不吃亏或者不吃大亏为原则可想而知，如果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仅仅建筑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那是很不够的，也就很难免不犯错误，致使自己犯了错误，自己还是不知道。所以，直到三中全会以前，自己还迷惑在“立三路线”之中，迷惑在红军所取得的胜利之中。
在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我才知道“立三路线”在当时敌我各方面力量对比下，而想要取得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也才知道它是一条军事冒险的路线。如果不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及时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要想保住红军当时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这时才知道自己跟别人走入了迷途。
（六）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
一九三一年秋后，三军团按照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指示，在会昌、安远、筠门、信丰地区等地区，肃清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建立地方红军独立师，在近二十万人口地区分配了土地，还扩大了红军三千余人，在当时情况来说，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在粉碎了蒋介石对一、三军团的第三次“围剿”后，即开始宣传四中全会精神如何正确，不仅继续反对“立三路线”，而且反对三中全会，认为是“调和路线”。至第二年（一九三二年）春。把这一宣传加以深化，并把它美化成为“国际路线”，而且反对游击主义，强调正规化。一九三二年二月，三军团奉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总司令朱德同志，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进攻赣州城。由于蒋粤两方面的反动军增援，攻城约月未克，且受了相当损失，后撤至江口（赣州城东）地区集结。
在江口时，召开了中央局会议，讨论以后的军事行动问题。多数同志主张三军团向赣江以西发展，将赣江两岸苏区联成一片。毛泽东同志出席了那次会议，并且提出了应该向赣东北方向发展。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也列席了那次会议（我不是中央局委员），并且同意了多数同志的错误（后来才体会到是错误的）意见。这个同意，只是凭主观愿望想把赣江两岸苏区联成一片，而缺乏对当时客观事物的具体研究。首先，对于上海“一、二八”事件缺乏全面分析，在当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一部分化出来抵抗日本军的侵略，我们应向赣东北方向发展，应以抗日民族革命的口号去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第二，是没有估计到我军进攻赣州，蒋介石就可能让出大庾钨给粤军，作为勾引粤军“围剿”我军的交换条件，客观上在当时，对蒋粤矛盾起了暂时的和缓作用。由于缺乏这样全面地分析，就同意了错误的意见。如果我当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意见，中央局也可能改变态度而同意正确的意见。可是恰与此相反，会议结束，三军团即向赣西南之上犹、崇义、遂川方面行动。这样不仅推迟了向赣东北发展的时间，而且进攻赣州城也是符合王明路线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当时“左”的要求的。在进攻赣州以前，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也曾经征询过我的意见，我说，如果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赣州城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夺取该城之后，对于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就是有利的。因此，打赣州的决定以及后来三军团向赣西南的错误行动，其主要责任应当是由我来承担。但我曾有一段时间认为打赣州城的责任，应当由下命令者来承担，这是不对的。
自一九三一年秋后，中央一些同志陆续到了瑞金。这些同志中，除恩来同志在前方指挥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的开始阶段时，同我有较多的接触（我觉得他平易近人，容易接近）外，我同其他同志如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邓发等同志简直没有什么接触。所以有些问题彼此是不了解的。同时，从一九三二年春，我参加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在江口召开的中央局会议以后，直到一九三四年秋退出中央苏区前，我一直是在频繁的前方战斗中，就没有参加过中央任何会议，所以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些具体问题，在这里说明一下。
首先，在人事安排上，我有过不同的意见，如无故撤消滕代远同志工作，我当时是有意见的，我给中央去了电报，但未得到答复。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实际上消灭富农，打击了富裕中农、动摇了中农、孤立了贫农，而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我当时也是不同意这样做的。在福建事变时，我向中央提了一个建议，即以五军团坚持中央苏区斗争，集中一、三军团和其他部队出赣东北苏区，依方、邵根据地来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来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后来，中央认为我的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我当时觉得党内哪有这样多“主义”，什么罗明路线，“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等等。我当时认为，党内有些不同的意见时，不能随便加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路线”的，更不能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度（当然有些特殊性质的例外）。我这一个（虽带有战略性的）建议，也按上一个“冒险主义”。所以我对那次批评，当时是有不满情绪的。以后在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在泰宁地区之娥媚峰，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作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同四方面军的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的同样失败情况。这封信未作答复。是年三、四月间，博古、李德亲临前线，指挥保卫广昌战役，而他们主张一定要进行保卫广昌战役。此役是敌军集中了十一个师，而且拖着堡垒步步为营前进的，我方力量又处于绝对劣势，是不能取胜的。经过一天激战，广昌失守，三军团遭受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陂圩集结。事后李德、博古找我和杨尚昆同志二人谈话时，我严厉批评了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借用了湖南人一句土话作譬喻，即“崽卖爷田心不痛”，说中央苏区会被他们断送。李德即大发脾气，他批评我骄傲右倾，并说撤消了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撤消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的职务不满意（我根本没有想过那些无聊的事），以及加上一些其他罪名。以后在高虎脑（广昌与石城间）战斗中，由于采取了巧妙的防御配备，而取得了那一次战斗胜利。他们就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以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的口味的部分保留了，不适合他们口味的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合适的”一句。他们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秋，我红军主动撤出了中央苏区，是完全正确的。但到达郴州和宜章之间的时候，我提议派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由追击行动而改变为进攻的布置，同时我中央率领主力进至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可是此建议如石沉大海，既无批评，也无答复。后来，经过西延山脉极其艰苦的斗争，我军才摆脱了桂军，进入了贵州省境之黎平，后又渡过乌江进而占了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错误的路线和改变了领导，并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我是完全拥护的。但在会议期间，由于三军团第六师在乌江刀把水遭吴奇伟军袭击，所以我在会议中途退席，回到军团司令部指挥战斗。因此，会议的后期情况，我就不大明了，但是，我对洛甫同志任总书记仍有顾虑，我当时认为，总书记应该是毛泽东同志担任，比其他同志担任都为适宜。
娄山关之役击败了王家烈部，即乘势第二次攻占遵义。翌日蒋系吴奇伟军即向遵义进攻，我一、三军团自动的协同击败吴军，并歼灭其一个师。这时蒋介石军正在向贵阳集结；四川军数师正在向川南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我当时认为，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介石三、四个师，我们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照遵义会议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区建立根据地，即在思南、秀山、铜仁及湖南之溆浦、辰溪、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但当时中央意见相反，决定西进，在鲁班场和上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我的确反映了当时部队情况，并迫切要求建立根据地。这种情况不是三军团独有的，实际上是全方面军比较普遍的要求。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贵、川、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被迫地带着极大冒险性的长征，幸赖红军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才免于覆灭到达陕北。
来源：《永远的精神：平江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活动文集》
时间：20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