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无巧不成书，确实我这段说道，也可以说是巧，但确是真。余家大队的书记杨传清，四十多岁，中等个儿，黝黑的长方脸，浓眉大眼，说话有点“大舌头”。当了书记，看见不对的事，有时有点骂人。骂起人来越急越骂不清，使被骂者忍俊不禁，接受了那听不清的教育。绰号猛子之名大概来源于此。
他为人性情爽直，作风正派，老实忠厚，是条可靠的汉子。他对社员充满爱，对工作非常负责，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造字号”不敢在他身上做任何文章。
他老是穿着一身上下不同褪了色的中山装，入眼就知道是个乡巴老干。在对待我的问题，我察觉他倒有几分内秀，多次从“造字号”对我的为难中化解出来。谁都知道他负担奇重，生活很困难。1969年那场特大洪水，他身挂宝书（毛主席语录），带着个水性好的社员，撑着木狡，来回从树上、屋顶上救出几十口人，而自己的家呢？房屋正处在河堤下，迅雷不及掩耳的洪水一来幸而早有点准备，能搬动的冒雨搬了些，其余房屋、家什、粮食一扫而光，老婆孩子各人带了换洗衣服，与洪水赛跑逃了出来。灾后他又带领群众恢复家园，如此劳累而又营养不良，不久得了肺结核，咳嗽发低烧还拼命顶着干。后来评上了省劳模。
他出席1969年10月全国在北京召开的劳模大会。不知借了谁的一套中山装，衣领扣不拢，裤脚短了一寸多，这样包装着，去了人生难得一去的北京。劳动模范来到北京，住进了宾馆，弹簧床、绣花被、沙发椅，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许多认不出的稀奇，看不尽的景致，特别参观了几大名胜，真是眼界大开。他回来传达大会精神，倒还有些技巧，总把毛主席接见、天安门广场的气势、人民大会堂的宏伟，与国家前途的希望结合起来，社员都爱听，于是各处随乐起舞请他作报告。
他是大队书记又是省级劳模，在北京宾馆时总想演示点劳模本色，也装点出些“里手”，扫除点乡气，表示他也见过世面。谁知这一念头，却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他毫无隐晦地告诉我：住进宾馆的第二天，早晨起来，他连忙找个洗把，浸了水擦起走廊与房间来，服务员一看慌了，连忙跑过来，说了句：“甭劳驾！甭劳驾！”他听不懂这句京片子，不知所措的呆望着。这才知道上了漆的木质地板，不能用水去擦，这下帮了服务员的倒忙。他黝黑脸马上变成了紫铜色，并自认这回失了个大格，以后再不敢在那里轻举妄动了。
上世纪80年代，他调到乡办医院当书记。1993年我已到省人大工作。有次到宁乡煤炭坝视察小煤窑，回来时我转路双凫铺去看他，我赞扬他舍命救人，是书记又是劳模，辛苦一辈子，幸得肺病没有大发作，现在退了休，可以好好休息了。中央规定省级劳模退休工资可加5%，生活也应当好些了。他带着几分气愤喃喃着：“百分之五加了个屁。〜原来是他的几张奖状，当时十分光荣地贴在壁上，久而久之起了些霉，被女儿扯掉了，换上她们的三好学生证。他也以为反正几张纸留着没用，没有制止她们，不料中央出了这个优待政策，这几张纸还管用。
前年他去办理申请时，承办人硬要验明证件，他一件也拿不出，劳模证也丢了。也曾请承办人査档案，他理都不理，只喊少啰唆些，所以事情没办得成，反而怄了一肚子气，他摇头慨叹着，只好算了。
我听了大为不平，他这个劳动模范，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自家洗得精光，等于是身家性命拼出来的，证件不在，证人还在，中央对劳模的优待，那能算了。我当时带着几分愤慨安慰他：“莫着急！我来替你办。”他将信将疑地道了一声，那就拜托了。
回来后我找了1969年10月的《湖南日报》，那次益阳专区派去17名劳模代表，杨传清三个大字名列其中。带队的是当时专员沈瑞庭，宁乡接见他的是县委书记杨世芳，亲眼看见他撑船救人的事是我，这时我们三人都在八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我要杨写了个报告，我们三人签名作证，并复印了《湖南日报》当年的报道，人证、物证倶全，问题当然很快解决了。
可是承办人真会办事，大概有点不服气，这5%只能从获得证明之日起补给，不能从退休之日补起，平白少补了他两年多。这显然不合理，杨漫不经心地说：“算了，我原意不是硬要这几个钱，而是怄不得这口气。”
上世纪90年代中，我再次到双凫铺镇，谈起这件事，有人却道出了另一种愤愤不平：“那只怪他自己，当了书记，只知道做事，不学会拍马屁，摸罗拐，不晓得走上层路线，请客送礼，找点靠山，更不晓得巧立些名目，从农民身上刮点油水，只落得退休了，-斗小小干部也能欺负他，怄这不该怄的气，这又怪谁呢！大的远的不说，你看现在的乡村干部不是什么都有了，活得多么潇洒。”听了这番言论，在座的人弄糊涂了，作为现在的基层干部，到底要学过去的杨传清呢？还是学现在的。大家面面相觑，谁能说清楚这异化了的人生轨迹。
杨传清当然不是完人，他最少有一窍未通。不知道是传宗接代的思想作怪，还是要个男劳动力。宁乡俗话说：“家无男子汉，禾要请人扮。”因为女人肩不起那张扮桶。但事也凑巧，他夫妻只会生女，第一二个还不忙，第三个就有点着急了，于是起名望伢子，希望也；第四个盼伢子，企盼也；第五个引伢子，引来也；第六个牵伢子，有儿牵着走也；第七个结伢子，一连生了七个女儿，望呀，盼呀实在力不从心了，打算结束也，可是又结而不束，最后还是生了个男孩果伢子，果然如愿也。
七个女孩乡下人也有说法，说是上天派遣下凡的“麻姑七姊妹”（一个民间传说的神话），确实也不错，后来出了位大队难见的女大学生。
杨的老伴料理家务，抗拒灾害，抚育孩子，拖累得骨痩如柴，撑支着这样一个家庭，社员们常说真不知道她是如何拖过来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计划生育虽然提起过，但主要是宣传教育，上下并没动真格，所以生了七个女儿，一个儿子，书记还是照当。
无独有偶，余家大队的大队长张尔南认不得几个大字，为人很忠厚，遇了重活总是带头干。从不出歪点子，好点子也出得不多。他的信条是，上面如何讲，他就如何干，所以得到上面信任。社员间遇了纠纷，总是两边相劝，以和为贵。他的□头禅是，我这个人做事凭良心，丧天良的事决不干。他平生最大的嗜好是喝几杯酒，醉了嗫嗫嚅嚅，不断地念他那几句口头禅，分明烂醉如泥了，总说：“没醉，样子有点不好看，但心里清白。”就凭这些当了大队长，社员也信服他。
他们夫妻也有个特点，只会生崽。我佃住他家，情况更清楚，从第一个生起，叫前一，而后汉二、而龙三、而凤四、而王五、而念六。从起名来看似乎并不嫌多，逐个还提高理念和档次，越起越神。张的老伴还念念不忘要生个女，生到四十几最后不得不收场。她时常慨叹，自己命不好，平生最大的憾事，是无机缘送亲，当上亲，叫外婆。他家几张吃长饭的嘴，营养程度可想而知，夏天乡下蚊子又多又大，我隔壁房里一张大床上，也挂着一«穿了几个大洞的蚊帐，睡着龙三、凤四、王五。有夜我打开蚊帐一看，横七竖八，你搭着我的肩，我挂着他的腿，个个一丝不挂，混身是汗，却睡得毫无声息，蚊帐上停了数不清吸饱血的蚊子，有的还正在身上进餐。我恨极了，连忙拍打，打成了一双血手，不由得感叹太可怜了。第二天我用报纸贴住几个大洞，我心里这才平静一些。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从不生病，真是铁打的金刚。照社员的话说，个个长得“膘肥体壮”。（社员形容合格猪的日常用语）
公社每次开会布置工作，书记队长都要参加，回来开社员大会传达，除大会对生产的要求和布署外，有关计划生育也要搭上几句。每次触及到这个亮点时，交头接耳的会场马上一片寂静，个个伸长脖子，睁大眼睛，明知书记队长都不好启齿，却故意准备洗耳恭听，似乎都是最关心计划生育的积极分子。人人带着窃笑，望着上面。上面呢？明_是社员逼着他俩唱这台戏，书记望着六男的队长，队长望着七女的书记，忍俊不禁地“扑哧”笑出声来。于是在一片寂静中哄堂而起，夹杂着掌声，会就在不言中结束了。
两对夫妻一连生下七女与六男，本来是少见的事。更何况发生在一个大队的书记与队长身上，又恰恰是在提倡计划生育的年代，所以问题究竟归咎于谁，往往变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也时常发生口水战，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责任在女方，道理很简单，孩子是从女方肚子里出来的，为此不少生女妇受丈夫的嫌怨，怄婆婆的恶气，造成家庭不和，曰子难过。
有天几个社员找我海侃神聊，不期然又扯到生男生女的问题上，他们问我这到底怪谁，我脱口而出，斩钉截铁地说：“怪男的。”我的道理也很简单，你不和她结婚，她平白会生出个什么来吗？更何况要分男女？她能办得到吗？他们一听觉得也有点蛮道理，其实我对生理知识也属“小儿科”，仅仅懂得XY与XX两种染色体结合而生男生女的生理规律，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也是为农村生女妇鸣不平。但也有男的不同意，说我把七女、六男的责任都挂在书记与队长的帐上，认为也不公平，把一个生理问题与领导职位绞在一起，可见虽然在文革中，农村领导与社员的关系还是水乳交融，不像城里造反派那样猖狂，这也是他们中最终溃败的社会基础。
来源：《未遗集：潘基礩诗文选》
时间：20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