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就发生了“左”的倾向，而且越来越 “左”。对此，邓小平作过概括。他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①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清理“左”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现结合本人的经历，略作回顾评说。

　　一，基调反极右，实践纠“左”

　　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理应着重反“左”，纠正“左”的错误。但当时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定调为：“四人帮”是极右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揭批“四人帮”就是要批判极右。

　　1976年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10月25日，就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论说，“四人帮”“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

　　1976年10月26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②他要求以此作为宣传工作的口径。

　　中共中央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宣布揭批“四人帮”要经过“三个战役”，要求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③

　　以后，在党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在下发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材料中，都是强调批判极右。

　　粉碎“四人帮”后，就开始了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肃清其思想流毒，但基调是批判极右。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提出：“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④这就在根本方向上走偏了。

　　当时定性“四人帮”为极右派，提出批判极右，显然，这是毛泽东错误论断的延续。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定性林彪为“极右”。粉碎“四人帮”以后，认定“四人帮”与林彪是一伙，都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就合乎逻辑地将“四人帮”定性为极右派。

　　定性“四人帮”为极右派，主要理由是，认定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战役中，人们出于义愤，揭批确实出现高潮。但到第二战役，特别是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就出现揭批难以深入的状况。这同“四人帮”是极右还是极左的定性，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贯穿于这些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的主线，是“左”的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批极右，不准批“左”，就无法将这个批判进行下去。

　　另一方面，从工作实践的角度来看，客观地说，当时采取的一些实际举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纠“左”要求的。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次讲话，都强调要抓生产。他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1977年4至5月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的讲话，都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要求加快生产力的发展。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重新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⑥以上这些，是符合纠“左”要求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国锋主持下，在部署揭批“四人帮”罪行，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立即着手工农业生产以及各项工作的整顿和恢复。除了前面讲的学大寨和学大庆两个会议外，如开始平反冤案，推倒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掀起向科学进军的高潮，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事业出现新的生机，等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否定和纠正“左”的错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当政者主观上没有意识到这是在纠“左”，因此，他们做得并不很自觉。

　　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在总战略上，却提出“两个凡是”，坚持原来 “左”的一套。因此，拨乱反正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经历了艰难的过程。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各次谈话，不论是讲教育科学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是讲其他问题，都贯穿了反“左”的思想，实际上都是纠正“左”的错误，但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明提“左”。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后来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个讲话中，他着重提出要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但也没有明确点出“左”的问题。陈云等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也是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终止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这是从根本上纠正长期“左”倾的错误，但三中全会长达八千多字的《公报》也没有提到“左”。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才使用了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提法。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问的时候，才公开说毛泽东晚年有些不健康的思想，“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⑤这时，离粉碎“四人帮”已经快四年了。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几天，就向党中央提出三条治国建议。这三条建议是：（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狱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⑥这三条治国建议体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思想，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被人们誉为新“隆中三策”。胡耀邦提出的这三条治国建议，堪称拨乱反正纲领，体现了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实质上看，是要从根本上纠正 “左”的错误，但他也没有明白点出“左”的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对毛泽东的“左”，虽早有认识，但他们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明确提反“左”，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是不难理解的。

　　二，理论界首先提出反“左”

　　拨乱反正实践的发展，要求前进一步，明确过去错误的性质，需要明确指出“左”的问题。但是，要从多年的反右转到以反“左”为主，改变十一大“揭批极右”的提法，明确提出反“左”，并不那么容易。

　　理论工作者较早提出反“左”的问题。

　　早在1977年7月，哲学家吴江便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提出，继续革命既要反右，也要反“左”。他说：“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说这种话的人好象是在总结一项要要经验。必须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过：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历来如此。这条毛泽东思想现在也并没有过时。有‘左’，也有右，或形‘左’实右，有什么反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也是如此。”⑦吴江的这个观点，是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讲的，笔者参加了这个会议。胡耀邦对他的发言很赞赏，他当即请吴江写成文稿，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的文章。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第1期刊登了吴江的这篇文章。这是较早提出反“左”的一篇文章。当时的基调还是反对极右，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反 “左”，是很不容易的。

　　在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猛烈冲击“两个凡是”，引起人们的深思，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再也无法回避，反“左”逐渐明确。

　　1979年1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动员反“左”、实践反“左”的会议。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指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文化大革命”更是“左”。在这个会议上，有多位与会者发言批“左”。

　　有的人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不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基本情况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路线，是一条“左”倾错误路线。有的同志指出，建国以来的路线斗争，除了个别时候，在某些问题上反过一下“左”倾以外，一直是反右，反右。可是，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实践表明：对我国革命危害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不是右倾，而是“左”倾的路线。有的同志痛心地说，这些年来，“左”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给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文化和政治建设，造成的危害极大，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创伤也极大。有的人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极“左”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5·16通知》通篇充满极“左”的词句。有人指出，“多年来我们党警惕了抹煞阶级斗争的右倾危险，但是忽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危险。这种‘左’倾，和那种右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都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在社会主义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害，一点也不会比右倾机会主义少些。”这种分析已经相当有深度。有的同志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系列基本理论的偏离，表现于实际生活，就形成了一条“左”的路线。理论上的偏离与路线上的“左”是分不开的。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这三次大的运动，使这条路线越来越“左”。

　　不少发言者从各方面剖析了“左”的思想和实践的错误。

　　有的同志提出，对二十年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项问题，我们也可以而且应当在内部进行讨论、研究，以便逐步达到统一的认识。⑨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言者评“左”，大多直指毛泽东的名字，而不像此前那样，往往把“左”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这表明了拨乱反正的深入发展。

　　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多方面的贡献，提出反“左”，对“左”的剖析，是其重要贡献之一

　　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不断有人发表文章评析“左”，新闻媒体也越来越多地提出“左”的问题，发表清“左”的文章。

　　《人民日报》在1979年8月11日摘要转载上海《文汇报》的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端正思想路线　肃清极左流毒。1979年10月5日、8日、21日，《光明日报》连续出现“肃清极左流毒”的标题，并有“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提法。这样，就在舆论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清“左”的氛围。

　　三，推进反“左”的两个标志性会议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人们必然要鲜明地提出反 “左”。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时的中国，大家对“左”的问题认识逐渐清晰，反“左”的氛围也逐渐形成。

　　从反“左”的角度看，1979年和1980年的两个会议具有标志性。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对三十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系统的但也是初步的总结。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个经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文献，明确讲了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并对这条极左路线作了剖析。叶剑英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扩大化，一九五八年经济工作中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一九五九年党内反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左”的错误。他进而指出，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⑩叶剑英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这个重要讲话，在反“左”问题上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初步的共识。

　　这里顺便说一下，叶剑英这个讲话稿起草班子成员，都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或对这个会议比较了解。

　　叶剑英这个讲话表明，党的四中全会改变了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四年多时间持续“反极右”的论断，明确讲，1957年以来的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1980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更明确地提出反“左”。

　　在这个会上，陈云发言说：

　　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⑾

　　陈云明确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是“左”而不是右；这种“左”的错误不是局部的而是主体方面的错误；“左”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实践上“左”的错误来源于“左”的指导思想。这些分析是精辟的。陈云的判断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十一届四中全会只是在叶剑英的长篇讲话中提出过去的错误是“左”，在整个全会中，这个问题还不很突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突出讲了反“左”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因此，这是反“左”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鲜明地提出反“左”的条件已经成熟。

　　四，鲜明地公开地提出反“左”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抓住中央工作会议这个契机，大力推进反“左”。他在1981年1月29、30日，用两个半天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阐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这个讲话中，他突出讲了反“左”的问题，他说：

　　“中央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这是事实；又讲潜藏着危险，这也是事实。据我看，主要的还不是一百多亿财政赤字。一百多亿财政赤字，我们今年努一把力，是可以克服的，或者基本上可以克服。主要的危险是什么呢？是我们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主要危险在这个地方。五中全会就讲了，基本建设必须压缩，压了一年，压下来一千多个，上了多少呢？上了六千个。滥发奖金，乱加开支，到处浪费，浪费惊人。什么东西作怪呢？就是左的思想作怪。许多盲目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这种左的思想的产物。所以，讲潜藏着危险，主要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这个东西，不是说中央没有，中央也有，但是当着我们认识到它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下决心改过来。中央下了决心要改，但是我们许多同志意识不到，不坚决。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中央在前年以前，因为情况掌握得不够，也有的左的东西；但是中央下决心纠正的时候，不少的同志，包括中央部门和地方有些同志，不坚决，有的同志甚至有抵触。所以，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并且在全党大声疾呼，就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家来克服经济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起来监督这个事情。只要我们的同志都了解了这个情况，既看到我们面临着建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又看到潜藏着危险，就避免了认识的片面性，取得了认识的全面性。”

　　他进一步指出：

　　“这十几、二十年来，我们大家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生活，左的东西，一般说来，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

　　胡耀邦的讲话旗帜鲜明。他指出：经济形势中还隐藏着危险，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主要危险在这个地方；要大声疾呼，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大家来克服经济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左”的东西，一般说来，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

　　胡耀邦的这篇讲话，经整理后，印发到全党，作为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辅导读物。

　　怎样来克服“左”的思想呢？必须大声疾呼。胡耀邦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1981年2月21日，是星期六，那时还是一周六天工作制，我下班回家后，约六点多钟，接到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打来的电话。他说，（冯）文彬同志来电话，耀邦同志要我们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党风》，着重讲清理“左”的思想。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要尽快写出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家里还没有安装电话机，是在楼道里接的电话。因为当时我对拨乱反正的形势有所了解，对“左”的问题也思考较多，所以，很快就动笔撰写，2月24日上午就写出了初稿。我将初稿送吴江审阅。吴作了一点修改，很快将稿退给我。我即送印刷厂排清样。26日，秘书陈维仁将文稿报送耀邦，并给耀邦身边的秘书梁金泉写了一张便条：

　　金泉同志：

　　此稿是耀邦同志布置让写的。他要亲自修改后给《人民日报》作社论用。动态组的同志提出，可否先在“动态”上登一下，时间可安排在三月五日（二月二十八日的已定稿）？另外，有的同志建议把题目改为《把学习的重点放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上来》？当否？请耀邦同志定。

　　维仁

　　2.26

　　陈写的这段话表明，胡耀邦在布置写作任务时就说，他要“亲自修改”。

　　耀邦在26日当天就审阅修改退回。耀邦先用红铅笔修改了一次，后又用灰铅笔修改了一次。他的修改主要是将文稿原题《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搞好党风》，改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在文章内容上，胡耀邦删去了一段比较尖锐的话，对有些提法改得缓和些。

　　《理论动态》第263期（1981年3月5日）刊登了这篇文章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作为社论，发表了这篇文章，通栏大标题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这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庄重形式，鲜明提出反“左”。这时，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多了。

　　这篇社论说：

　　应当看到，“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影响到各个方面，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上，是全局性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和错误影响全党。由于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一般说来，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党风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是党风上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多年来：我们的党风不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左”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党的路线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也就是偏离了毛泽东同志过去历来强调的正确思想的轨道。三中全会以来，有的同志对于党的路线不理解，甚至抵触，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很明显，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就不可能正确地估价当前的形势，透彻地理解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必要性。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去掉“左”的东西，全党的团结只能是表面的。一遇适宜的气候，就会旧病复发，重犯过去的错误。

　　这篇社论进一步指出：

　　二十来年的“左”，其范围之广，破坏之大，流毒之深，都是空前的。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身历其境，身受其苦。事实说明，“左”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纠正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这篇社论。第二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与《人民日报》相似的版面，转载这篇社论。

　　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提出清理“左”的思想，影响非同一般。《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以后，北京和各地报刊组织发表了一系列剖析“左”的文章，形成了较浓的清“左”氛围，虽然有一些人对反“左”持有不同认识和态度，但清“左”的势头很好。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我观察清“左”的形势发展，发现思想障碍很多。一个主要的思想障碍就是，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我就写了一篇《评“左”比右好》的文稿。

　　胡耀邦用了很大功夫修改这篇文稿。

　　这篇文章发表在1981年4月1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271期。此文进一步揭示了“左”的实质和危害性。

　　《人民日报》于5月27日将《评“左”比右好》一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将此文转发全国，北京和各地的许多报纸转载。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清“左”的问题。

　　胡耀邦倡导的清理“左”的思想的学习，对清除多年来“左”的影响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五，几点思考

　　在中国，特别是在我们党内，“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明确提出反 “左”不容易，肃清 “左”的影响，更不易。

　　回顾粉碎“四人帮”以来反“左”纠 “左”的历程，本人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长期的“左”说明，“左”既是一种思想倾向，也是一种政治主张，更是一种政治力量。反“左”纠“左”，既是两种思想的交锋，也是两种政治主张的争论，更是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这就决定了反“左”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左”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语言也不同，但基本特征相同：一是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否认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否定的一面，还有继承借鉴的一面；二是把一些属于方法手段而不具备社会性质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一轮又一轮的“姓资姓社”的争论，都是“左”的思想和主张引起的。

　　（三）“左”不仅表现为思想和主张的偏见，在方法上，惯于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甚至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四）对于历史新时期的基本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左”表现为顽固的保守态度。过去，“左”在政治方面表现为过火斗争，在建设方面表现为冒进，大反右倾保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左”却表现为保守。他们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经济特区是殖民地，从而对改革开放采取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这是“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特点。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反倾向斗争的总结论。清除长期存在的“左”，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时至今日，清除“左”的影响，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②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405页

　　③《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出版第8、4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

　　⑥见沈宝祥《胡耀邦的“隆中三策”略考》，《学习时报》第329期，2006年4月3日

　　⑦《理论动态精华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第6页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出版第57、59页

　　⑨以上引自作者掌握的第一手材料。

　　⑩以上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出版第217、219页

　　⑾《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人民出版社1986年月出版，第254页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4-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