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有所为者，都有担当；担当需要良知、需要勇气、需要不怕麻烦的细心耐心，需要有坚定的正义追求。政治家的担当尤为值得尊崇。凡为人们景仰的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势利小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人心思上、意气风发的年代，大家有理想、有奔头，虽是物资相对匮乏，但大家精气神十足，敢说敢做，心情舒畅。这种环境的取得，实赖于敢于担当的胡耀邦。
一、对华国锋不丑化，开创中共历史高层下台受到文明礼遇的先河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可谓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官方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之说。随着老同志的复出，又经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个人迷信深入人心，大家认为这是造成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认为华照搬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没有主动纠正文革错误，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不适合再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当时，邓小平威望日隆，解决华的问题主要是邓的主意。胡耀邦因年龄、资望、能力、修为等原因，又深受德高望重的叶帅的赏识，成为新一代政治明星。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胡当选为书记处总书记。先造舆论，是我党工作的一贯方法。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对华国锋的错误展开批评，形成了华必须下台的共识。
11月19日，胡耀邦在政治局第七次会议发言，指出了华国锋五个方面的错误。但同时纠正了一些对华的不实之词。他说：“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是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是不妥当。四十多年了，国锋同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是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同时，也肯定了华四年来所做的有益工作。后来，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后，不再设中央主席一职，胡耀邦任中央总书记。职高位重，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在一些场合说，对华国锋不要丑化。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同时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交谈全国政治思想动态问题，华说：“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一条政治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华还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理性之言，呈现出一种开明的意识。也是胡耀邦所高度认同并身体力行的。
我们这个民族，后任否定前任，后任置前任难堪甚至死地，是有传统的。窃认为这是起义造反夺权意识深入骨髓的反映；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也是有传统的；人云亦云，随大流，瞎起哄，也是有传统的。这应看作是鲁迅所痛心疾首的“国民劣根性”。胡耀邦以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以他的理性，以他对历史负责的神圣感，突破了这种劣根性，摒弃其丑陋。成绩是成绩，错误是错误，不适合任职可以调整而不是受到羞辱，维护华国锋的人格尊严。他没有以人废言，更没有构陷污蔑，而是充分肯定其成绩、肯定其健全民主生活的思想。胡耀邦对华国锋的态度，始终成为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一个心结。1987年春节，到邓家看望邓小平时，邓仍问胡，你对华国锋还是那么看吗？胡对华的一些肯定性看法，邓一直不满。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胡耀邦没有退缩，是因为他内心有道义上的担当。
二、冒风险抵制非理性指责，抵制左倾思潮
“左”的东西一直笼罩着中国的意识形态。人人知其弊，人人怀揣之。“左”一点保险，“左”一点平安，成为不少人的处事哲学。反思我们的过失，没有一件不是“左”的东西造成的。打右派，大跃进，，砸烂公检法，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极左把中国人民坑苦了。极而言之，“左”为灾难之源。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就，每一项得民心的举措，又无不是突破“左”的束缚，战胜“左”的东西的结果。胡耀邦深受极左之害，对此有超乎常人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共历史上反“左”的斗士，批“左”的勇士，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反“左”的理念。而这一些，需冒着风险，顶着指责，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没有对推动中国走向良治的坚定信念支撑，没有为民请命对历史负责的担当，是万难做到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启了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大幕，对于冲破极左思潮，冲破个人迷信，唤醒国人的理性思维，功德无量。而发起并推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正是胡耀邦。当时，春寒料峭，冷风阵阵。帽子满天飞，棍子随意打。眼看“左”的伪装被戳穿，许多左派人士如丧考妣，纷纷告御状，以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胡耀邦不为所动，愈挫愈勇，沉着应对，以理服人，毅然将讨论引向深入。
此后，胡耀邦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要把人民群众的幸福，即今天所说的民生问题当作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同样激怒左派人士。他们指责这样做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在多方干预下，被迫中断了讨论。但其启蒙意义非同小可，今天看来，完全是理性的、建设性的、具有超前性的。
极左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可用积案如山来形容。大而言之，大伤民族元气，是民族国家的悲剧；小而言之，损害良知无辜，是家庭个人的灾难。当胡耀邦接手这一历史难题时，他想到的是人的尊严，是人心所向，是是非曲直，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人说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不能平反，胡耀邦针锋相对，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006年版，新华出版社，第110页。）他以下地狱、下油锅的决绝，夜以继日，接待来访者，批阅信件，甚至有人找到家里，他告诉警卫不要阻拦。没有心系天下的仁爱之心，是断然做不到的。一般情况，好的官吏能按部就班处理问题，当事人就算烧了高香，谢天谢地；官僚则是推三阻四，敷衍推诿。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如此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史无前例。全国复查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约 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连欧洲人都说，胡耀邦真有气魄，实在伟大！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也没像胡耀邦这样，一下子能为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
1980年代，是中国大陆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年轻人喜欢新事物，探索新事物。知识界更是空前活跃，新理论新思想纷至沓来，也往往为左派人士所诟病，他们把胡耀邦当作年轻人和知识界的保护伞，给予各种责难。整个八十年代，胡耀邦被夹在左右之间，凡讲话报告、举止行动，无不受到左派人物批评告状。《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说，胡耀邦的所有行动，我都派记者跟踪。而有“左王”之称的胡乔木、邓力群，则是处心积虑给耀邦使绊子、设障碍，以“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大作“倒胡”文章。而胡耀邦则以他对年轻人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义无反顾支持他们的探索，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从而赢得令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创作了《好大一棵树》一诗，是对胡耀邦担当意识的形象描述。后谱曲，广为传唱。其中的“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正是耀邦人格、情怀的生动写照，正是对他忍辱负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义追求的一曲颂歌。
当今的社会变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有如此胸襟如此才干如此担当的政治家。这也是人们持续不断缅怀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写作中，参考《胡耀邦思想年谱》，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炎黄春秋》等书刊）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4-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