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自本世纪初进行“双独两孩”的政策调整以来，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领域所作的新一次重大变动。并且，这种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举措，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实际上，早在30年前，即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曾就生育政策的调整作过重要批示，这一批示，求真务实，合情合理。但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批示，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很好落实。今天，重温这一批示，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生育政策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 批示的内容
1984年7月30日，国家计生委所属的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赢通与国家计生委政研处张晓彤，就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及相关生育政策等若干问题，给国务院上报了一份《关于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由于这份研究报告涉及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2000年底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报告内容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为此作了重要批示，“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指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该文和赵紫阳的批示一并作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参阅文件［1984］21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参阅文件中批示说：“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二． 批示的历史背景
《若干问题》究竟是怎样的一分研究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如此高的评价，为此，需要交待一下《若干问题》出台的历史背景，再来对《若干问题》的内容作一些分析。
计划生育在中国全面实施，严格意义上说，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开始。1973年，中央在全国推行“晚、稀、少”式计划生育政策。如果从1970年算起，到1980年，在不足短短的10年，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从1970年的25.83‰，下降到1980年的11.87‰。总和生育率值是一个可以近似反映生育水平的一个指标，即粗略反映当年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 197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81，1980年急剧降至2.24。这两种度量指标大幅下降，被称之为是近代以来世界生育史上下降的奇迹。从影响因素分析看，完全可以归咎为计划生育的成效。况且，这种计划生育成效，主要不是依靠行政管制，即是在尚未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情况下实施的。而是通过和风细雨，通过提供相应的避孕节育服务，是在绝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自愿基础上实现的。如果按照这一做法继续下去，中国人口结构不会如今天这样严重失衡，宣传能够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境界。但遗憾的是，由于对工作重点转移的片面理解，再加上对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理解的歧义，更重要的是，包括当时诸多人口学者在内，对人口规律，特别是人口增长内在规律缺乏深入了解，由于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再加上上述诸多因素影响，1980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后，就把“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号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同时号召实行晚婚晚育。但不久，“提倡”变成了“必须”，在祖国优美的语言受到污染的同时，和风细雨的计划生育工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天下第一难”的工作。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一难”工作，难就难在农民对生育政策变动的不理解，难就难在农民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试图在很短时期内就能压缩人口过快增长步伐，而无视人口增长内在规律，结果欲速不达，人口自然增长率、妇女的生育水平不降反升，计划生育工作者处于两难境地，并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就是说，从1980年至1984年初期，由于大力推行只生一个孩子，即推行“一胎化”政策，其巨大的负效应日益显现。这就是《若干问题》出台的历史背景。
三．《若干问题》内容
《若干问题》的作者马赢通是人口统计学家和中医专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校英语专业，80年代初公派赴美国留学，在美国系统学习了人口统计学知识，在人口统计学方面获得了较深的学术造诣。回国后不久，在国家计生委所属的中国人口情报中心工作。在接触到大量的计划生育实际情况后，促使其思考，与国家计生委工作人员张晓彤一起撰写了《若干问题》。
《若干问题》的内容主要有两项：
1． 针对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
末不超过12亿”的控制目标提出质疑
这个控制目标经1982年党的12大报告再次确认，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即中央7号文件，又再次强调了这一指标。两位作者认为，把人口控制目标定在12亿以内，不是一个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指标。其依据：一是12亿人口控制目标的得出是错误选用控制量预测的结果，即是一种建立在静态的“适度人口”为基础的主观臆断，把各种假定条件的推算，作为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决策参考，是有问题的；二是12亿人口控制目标的得出与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及其发展趋势不符。即从对我国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分析中，得不出到本世纪末能够实现12亿人口控制目标的结论。三是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分析，这一人口控制目标的确立有很多弊端。由于人口指标订得过紧，脱离了中国实际，把“提倡”只生一个紧缩为“只能”生一个，导致计划生育强迫命令多有发生，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出现，广大群众不理解，以种种不正常的方法进行抵制。
2． 赞同梁中堂提出的晚育加间隔办法
1979年12月，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在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允许生育二胎的方案。5年后，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撰写了一篇《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报告对“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案进行了系统阐述，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开始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三胎或三胎以上。两位作者对梁中堂提出的方案，除了指出其在统计计算方面存有一点缺陷外，十分赞同梁中堂提出的政策思路，建议在实际工作中推行这一政策。即允许农村育龄妇女在24岁生育第一胎之后，隔四五年再生一个，既有利于人口控制，又较易为农民所接受。
《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发表的言之有理的不同意见。所以，得到胡耀邦同志高度称赞：认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四． 胡、赵批示落实情况
为落实胡、赵批示，国家计生委在全国推出了一批包括山西翼城在内的一些地区和县市进行二胎试点，并围绕《若干问题》中提出的测算内容，召开有诸多领域专家参加的论证会。
1986年2月28日下午，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第35次会议。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了计划生育工作。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1986年，第35号）写到，“马赢通、张晓彤两位同志关于晚婚、晚育、间隔生育两个孩子的建议，很值得重视，这比较接近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群众的生育意愿。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放任自流，又可以缓解与群众的关系，可能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对此，计划生育委员会应当继续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科学测算，提出意见”。
为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家计生委组织了全委的干部进行了大量的调研。1986年笔者在国家计生委工作，参加了国家计生委在这一期间组织的多次生育意愿调研。调研的情况说明，马赢通、张晓彤、梁中堂向中央反映情况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提出的方案确实可行。这也被全国诸多试点地区的以后的实际所证实。但遗憾的是，1987年1月胡耀邦因“生活会”的召开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赵紫阳也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胡、赵在较短时间内相继离开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再加上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对胡、赵的批示精神缺乏较为深刻认识和认真准备，这使得胡、赵的批示精神在计划生育的实践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但其后的中国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胡、赵批示的正确与远见卓识。但这种正确和远见卓识，是以付出的巨大代价证明的，特别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的演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社会长期发展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人们至今仍缺乏深刻认识。实际上，在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也很有必要，很少有人怀疑计划生育的正确性，但究竟采取怎样的生育政策，却有着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在持续近20年低生育水平下，仅仅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是不够的，放开生育二胎直至生育完全放开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这也说明，３０年前的胡、赵批示，其基本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4-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