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个曾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任何时候都或隐或现地“活”在当下，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从各自角度获得可资借鉴的资源，尽管难免出现偏颇、扭曲甚至错谬，但也决不能成为强权对其垄断的借口。就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5周年的第二天，《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请莫用胡耀邦英名反对他忠诚的事业》，以一贯貌似理性实则诡辩的文字，批评民间的自由议论。

该文指责“其中一些议论者喜欢断章取义摘录他的几句话，或者出于各自的价值观对他另作评价，他们常常远离官方的阐述。”并称官方迄今对胡的两次评价“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磨合，因而是权威、成熟的。”常言道：“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是空洞的概念，它是包容所有阶层、所有人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真正的权威首先是建立在由衷的普遍的信任、信服之上，而不是权力的大小。所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权威、成熟的”评价，不是自封的，不可能被某一方代表，这是一个各方面逐步形成共识的长期的动态过程，没有终点，盖棺不可能论定。但首要条件是自由、开放、平等的交流环境，官方与个人和民间组织的评价不能彼此替代，都需要平等地表达，一同面对历史的淘洗。这就必须尊重哪怕“断章取义”、“出于各自”的权利，必须付出包括容忍错谬的代价。否则，由权力僭越上帝，充当真理的化身，裁度谁的评价符合政治正确而不是以公义为标准，真正的“权威”就不可能产生。从这一常识考量，该文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环球时报》的“特权”，使它能涉及其它媒体不能或不敢涉及的话题，这也是吸引一些读者的地方，但正是利用这一点，该报的“导向性”伪装得更强，使那些缺乏媒介素养的读者忽视其“角色”立场。该文在“自己的看法”中说，对胡耀邦的评价“适用于”其他已故领导人，回避“争议”、不“争议”“是正确的”、“是对他本人的崇敬，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负责任态度。”常识告诉我们，有争议很正常，个人内心同自己还有争议，何况人与人之间。大人物的“争议” 往往更具有重要性，尤其涉及大是大非，“争议”忽视不得，有意忽视反而埋下隐患，误国误民。真理越辩越明，任何对真理的认识都是通过争议得到的。没有党内外的“争议”，就不可能有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一个组织、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争议”反而不正常。胡耀邦生前就对他不公正的处理，曾对李锐说：“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结论。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坦然的。……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43页）今天纪念胡耀邦，直面围绕其所发生和存在的那些“争议”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平常心面对党内外“争议”，保障“争议”各方的平等权利，让 “争议”及其解决程序化、公开化、法制化，而不是相反，靠权力，比厚黑。这才是一个组织乃至一党一国保持活力、健康发展的保证。可是，从这个党报的社评中一点看不出对党对国的负责精神。

这篇文章认为“不断有人”把胡耀邦与当下中国现实相联系，“通过自己对历史细节的个性化解读表达自己当下情绪”，“更像是借谈胡耀邦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似乎在借他的英名反对他所忠诚的事业，这很不应该。”认为是对胡耀邦的“扭曲理解”，对其“亵渎”，“那些不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人，那些鼓吹中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并希望借此搞乱中国的人，他们最好离胡耀邦的名字远一点。”

借古喻今，咏史抒怀，对历史及其人物的“个性化解读”、“追求自己利益”是每个人的权利，无可厚非。该文所指的“历史细节”、“个性化解读”、 “当下情绪”、“自己利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证据是什么？《环球时报》能否摆出来，让读者来评判，既然该报不是只给它批评的人看的。胡耀邦作为一面镜子，他光明磊落的品格，廉洁奉公的精神，民主宽厚的作风，更反衬出当下腐败堕落的世相。正如胡耀邦三子胡德华4月14日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概括胡耀邦精神时所言：“对真理的追求吧，对人民的热爱，看到人民疾苦的这个，看到人民生活不好他是很难受的，所以，下定决心，不管前面是什么情况，就是一直要把中国国家搞好。”胡耀邦是共产党员中理想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如果人们怀念他，对现实进行批判，恰恰是借他的英名支持他所忠诚的事业，而反对背叛这一事业。《环球时报》社评根据自己的恶意揣测，给他人扣帽子，这才是“很不应该”，才是对胡耀邦精神的“扭曲理解”和“亵渎”。

人们怀念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充满活力，不是没有矛盾冲突，而是整个国家从废墟中苏醒，人们刚摆脱恐惧，官民在告别过去上有很大共识，体制恢复了相对弹性，旧的开始崩溃，新的没有固化，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社会具有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也与胡耀邦等人分不开，他们怀着对人民的愧疚感，汲取历史教训，体现宽容精神，顺应民心得自信。因此，但凡精神博大的人都会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得到各界人士和派别广泛长久的回应。今年一些党外人士纪念胡耀邦的主题是他的“大仁信、宽厚”，再次显示了胡耀邦的名字属于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胡耀邦的这一精神，在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耀邦的名字不能也无法被垄断，他的精神更不能被扭曲、篡改。一国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现在的政治模式也不是中国固有的，恰是来自西方，选择性地制造中西二元思维，强化对立，不顾大局，而不是以超越性的普世价值判断是非，处理矛盾，弥合分歧，正是在为权贵集团反对改革、“搞乱中国”提供借口。

一个社会的希望，就是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就在《环球时报》发表这篇社评的同一天，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撰文《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中指出：“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也难圆复兴中华的中国梦。”“牢固确立在国家事务中‘宪法至上’和在党内事务中‘党章至上’的观念，坚决破除‘党大还是法大’、‘ 权大还是法大’的谜思。”这才是对胡耀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2014年4月23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4-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