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胡耀邦同志是中共卓越的领导人，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对胡耀邦同志高度评价。
2016年3月18日，由胡耀邦信息史料网、共识网、经济观察报与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以“永远的胡耀邦”为主题的《胡耀邦(1915-1989)》读书会北京在什刹海会馆召开。胡德平、胡德华、高尚全、何方、沈宝祥、高勇、陶斯亮、周志兴、刘永好、张宏遵、陆南泉、马立诚、陈剑、盛平以及作者张定女儿张宛佳等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读书会。现场交流、分享《胡耀邦(1915-1989)》读书心得，缅怀胡耀邦光荣而伟大的一生。
以下为读书会实录，由共识网整理。
会议名称：《胡耀邦(1915-1989)》读书会 永远的胡耀邦
会议时间：2016年3月18日(下午)
会议地点：什刹海会馆
会议内容如下：
陈剑：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永远的胡耀邦”--《胡耀邦(1915-1989)》读书会现在开始。本次读书活动是由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共识网、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经济观察报联合主办的。
出席今天读书会的，有胡耀邦同志的亲属胡德平、胡德华，以及高尚全、沈宝祥、何方、高勇、陆南泉、陶斯亮、盛平、周志兴、朱大平等诸多专家学者。我这里就不作更多介绍了。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此书出版的背景和五位作者。
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14岁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苏区的“红小鬼”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百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了三卷本《胡耀邦(1915-1989)》，作为献礼，以示纪念。
《胡耀邦(1915-1989)》共分三卷，记述了胡耀邦同志从投身革命，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团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到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再到积极参与制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至去世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他一生酷爱学习，不断探索，坚持真理，追求真相，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核心位置。特别是“文革”结束后，顶着巨大压力平凡冤假错案，为上亿的中国人和其家庭打碎枷锁，摆脱束缚做出了特殊贡献，极大释放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和彪炳史册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强调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反对个人崇拜，严明党的纪律，整顿党的作风，坚定不移同不正之气和腐败现象作斗争，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当下中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胡耀邦同志的学习精神，民主作风、责任担当和崇高风范，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与《胡耀邦(1915-1989)》一书写作的五位作者，都是长期在胡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参与此书的写作，也是他们对胡耀邦同志多年感情的积累。这五位作者分别是张黎群，曾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定，曾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秘书主任兼全国学联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严如平，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非，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李公天，曾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任中央党校教授兼《理论月刊》主编。令人唏嘘的是，这五位作者有四位已经去世。在世的作者严如平先生也已84岁高龄。今天出席读书会的，有张黎群的女儿张雪菁、张定的女儿张宛佳。一会儿，张宛佳要介绍此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些故事。
2015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全部出席了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代表中央作了一个十分重要，也得到很高评价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感情真挚，总结的十分到位。结合自己对《胡耀邦(1915-1989)》一书的学习，我加上两句，就作为今天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要学习他心理敞亮，光明磊落，厌恶任何权术政治的健康人格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勤奋学习，追求真理，努力把握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探索精神。
接下来，我们先请张定作者的女儿，张宛佳女士介绍一下本书的背景，张宛佳女士也是《经济日报》的记者和编辑。
张宛佳：《胡耀邦》写作经过
张宛佳：各位好，《胡耀邦传》是在4卷本的《怀念耀邦》的基础上所写。
1989年4月15日耀邦逝世，举国同悲。那个夏天，众所周知，”胡耀邦“三个字已成为禁忌。但是耀邦活在人们的心里。
当时胡启立同志和张黎群谈起耀邦，怀念感慨之余，胡启立提议是不是约请耀邦同志当年的战友和部属等，对耀邦的革命贡献、人格品质、思想作风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写一些历史的回忆，以备将来写党史的人掌握大量的第一手可靠、真实的资料，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后人对他的平生和业绩有更多的了解，使他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能得到继承和弘扬。
黎群先后找到张定、严如平等同志，也就是在1989年夏季，耀邦逝世后不久即开始酝酿编出《怀念耀邦》纪念文集。几经商议，确定先从组织耀邦同志的战友、部属撰写怀念文章入手，立即发函征稿。后来，黎群又得知原团中央干部、中央党校的李公天等人正在酝酿编写有关耀邦的资料，又把李公天动员进来，再后来(2000年)又有原中国青年报的唐非同志参加。
耀邦同志的老战友们大多年事已高，组织他们写稿，事不宜迟。实际上当时他们是带着”抢救资料“的迫切心情组稿的。约稿都寄到张定离休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到1990年，耀邦逝世一周年左右，出版社收到了19篇约稿。
文稿源源而来，时局遽变，湖南合法成立的胡耀邦研究会也被撤消，组稿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不得不中断了一段时间。
后来又经过努力约齐了稿件，而出版与发行又遇到很大困难。
这时张定的燕京大学的同学、香港的江可伯和郑介初先生感念耀邦的为人，不惧风险鼎力支持帮助，出资并在香港印刷出版。
从胡耀邦逝世不久就着手的这套文集，从构想策划，到具体篇目，到资金筹集，到完成和出版发行，经过了10年。
1999年4月15日，耀邦逝世10周年，在香港出版了《怀念耀邦》第一集、第二集。
2001年11月20日，耀邦85寿辰，在香港完成了三、四集的出版和内部发行工作。
这四集共有作者上百人，文章上百篇，100多万字。文章从不同角度记述耀邦的事迹。
在此期间，他们逐渐了解到在香港等地，已经有人编写出版了几种版本的胡耀邦传，还有的正在努力写作中。不过，在拥有相当数量的有关耀邦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后，他们觉得，我们更有条件写出一本真实的、高质量的胡耀邦传。
黎群说，”我们4个书生，几年来共同收集研究的初步成果，不仅出版了4卷《怀念耀邦》文集，还应在此基础上写出一本权威性的胡耀邦传“。他强调，”这本传记，主要是记述胡耀邦这位14岁有志于干革命，历尽艰难困苦，努力奋斗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的事实“，”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中他所起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耀邦同志的传记，按所知的规定应由中央主管单位组织专家来撰著，但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计划。黎群同志说，我们4个书生就作为民间自发行动，凭着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历史的心，不计一切先干起来吧，也许将来能为中央的专家撰著作点准备。
然而要写传，却无法看到中央档案文件和会议记录等等资料，真是无米之炊。怎么办?
他们并不因此而气馁，在黎群同志带领下，形成了四个老书生的研究小组，不时聚在一起，学习、探讨耀邦同志的思想和业绩。黎群同志说，我们4个人都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都对耀邦同志有亲身感受，有生活实际，……因此写他的传记义不容辞。还说，”我们4个人加起来超过300岁了，孔夫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的晚年就把写耀邦同志的传作为头等大事吧。“--有困难，有压力，从心所欲，没有错。
他们去向耀邦同志的老战友、老部属去作调查访问，除了在北京访问了为数众多的同耀邦有过接触的人士，还数次到河北、江西、湖南等地访问调查。还用信函、电报、电话向一些部门和一些人士咨询过某些问题，广泛收集各种资料。耀邦夫人李昭同志和家人德平、德华等也大力支持，他们几个老头儿可以随时踏进会计司胡同的家门，了解和查阅有关材料，帮助回忆所知的情况和细节。
既是民间的自发行为，便没有什么经费来源，耄耋老人们经常是骑着自行车、挤公交车，分别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查找和抄录耀邦的讲话、发言、报告以及个人的有关的记录、报道等材料，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他们没有录音、录像、复印等设备，也都不会用电脑，几乎都是用手抄、复写的方式，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开会讨论，头几年是在东单黎群青少年所的一处办公室，后来黎群病重、去世，就在张定家。
许许多多与他们熟识的、不熟识的老同志都被他们的真心诚意所感动，虽然有时觉得事难为而仍乐于支持，或接受访谈，或提供笔记资料，或撰写回忆稿件。燕京大学的香港校友等慷慨解囊，用以支付各项必须的文印、差旅等费用。
黎群同志说：“《胡耀邦传》是什么样的课题?我们深感这是研究进入20世纪的华夏大地上，从世纪初到80年代，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和治国和活动史。我们能承担得起吗?困难是很大的很多的……我们这几下子恐怕是不够用的。然而，我们担上肩了。虔诚的美好的善良的愿望，往往是志气和勇气的源泉。蘸着‘求是’的墨水写传记，谓之不写则已，一写必真”。
1998年，《胡耀邦传》进入起草阶段。数年间，几位老人总是就每一篇、每一个段落、每一个问题，聚在一起讨论修改，包括篇章结构、史料运用、问题提法，都经过了多次大修大改。为了写好传记，在广泛调查访问、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首先耗时5年多，由严如平牵头并请人协助着手编写年谱，先是约10万字的《简编》，接着形成40多万字的《初编》，然后写传记。大家商定由唐非执笔童年到文革部分，严如平执笔文革结束至逝世部分。
从编辑《怀念耀邦》到写《胡耀邦传》，对他们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研究的过程，一个思想认识升华的过程。
2003年，在即将完稿之前，黎群同志不幸因病逝世，遗憾之极，以后这个小组的工作按黎群生前的意见，由张定负责。
2004年10月完稿。在等待送审的过程中，他们继续更加细致认真地征求意见和修改，这本传记得到了许多人在史实补充、订正，文字、编辑校正等各个环节真诚无私的帮助，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特别为此书撰写了序言。
2005年，是耀邦90周年诞辰，书的出版渺茫。5月份，4位作者分别得到所在单位的约谈，不准擅自到香港等境外出版，曰：“言论有自由，出版有纪律”，曾经鼎力完成在香港出版《怀念耀邦》4卷本的燕京老校友，也受到极大压力而不可能再帮助。
然而，7月份，传来消息，胡锦涛温家宝等几位常委分别签了字，要在11月20日纪念耀邦9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包括出版5位老人的《胡耀邦传》。当然要经过主管部门审读，在纪念日时只出了第一卷，说是“(审读)成熟一卷出一卷”，但是以后再无音信。
从1989年夏开始的《怀念耀邦》4卷本到2001年出版，历经12年;
从1998年开始起草《胡耀邦传》到2004年完稿，历经6年;
从2005年(耀邦诞辰90周年)出版《胡耀邦传》第一卷(人民、党史)到2015年(耀邦诞辰100周年)出版《胡耀邦》一、二、三卷(联合出版公司)又经10年。
以上从1989年5位老人开始编写《怀念耀邦》到2015年出版3卷本传记，共26年。
这26年间--
2003年，张黎群逝世;2010年，唐非逝世;2012年，张定逝世;2014年，李公天逝世，没有见到今天的出版。严如平同志，今年84岁。
为此书倾注满腔真情于2004年就撰写了珍贵序言的三位耀邦同志的挚友胡绩伟、于光远也分别逝世，没有见到书的出版，李锐老今年99岁。
作为作者之一的一个家属，我把他们前面工作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谢谢。
沈宝祥：耀邦同志的思想非常深刻，要警惕文革那一套借尸还魂
陈剑：下面请中央党校教授沈老师。
沈宝祥：今天参加这个会我感到很有意义，以“永远的胡耀邦”为主题读《胡耀邦》这三本书。这三本书经过几位同志多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出版了，确实很值得说。我就谈一点自己的感想，永远的胡耀邦，这个名称我觉得是很恰当的。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永远”?我想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习近平同志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讲话时候说，胡耀邦彪炳史册，既然是彪炳史册，那就是永远了。我们看到在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终于出版了《胡耀邦文选》，这本《胡耀邦文选》我觉得是编的比较好的。所谓比较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最重要的几篇著作都收进去了，这是经过努力的。现在又出版了《胡耀邦》传记，又出版了高勇同志写的书，这都是彪炳史册的表现。
我还要报告，中央党校前年讲要出一本《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这本书开始还是很顺利的，也经过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给了很高的评价，正式批准了这本书出版。这本书不久会问世，这样的书记载胡耀邦思想、理论、实际的书，这也会发挥长远的作用，“永远的胡耀邦”是这样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说“永远的胡耀邦”更主要的是胡耀邦活在大家的心中，活在人心便永生，这一点我有很深刻的体会。我到各地方去，许多地方的同志都主动跟我谈起耀邦同志，我的感觉是耀邦同志活在大家心中，活在人心，这就是“永远的胡耀邦”最重要的亮点。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人们对耀邦的怀念，对耀邦的赞赏始终是没有变化的。
第三个方面，耀邦的思想、耀邦的理论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得到证明是正确的，还在发挥作用。我举一个例子，1977年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组织召开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主要揭批四人帮，就讲到四人帮今后的影响问题。耀邦同志讲了一些看法，说四人帮要卷土重来是不可能了，但是借尸还魂是可能的，现在来看耀邦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粉碎四人帮到现在40年了，文化大革命结束40年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四人帮的一套，借尸还魂的现象我感觉越来越多了。网上看到有开江青纪念会的，有开张春桥纪念会的，还有文革余孽，通过采访，通过发表文章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特别是薄熙来在重庆搞了个“重庆模式”，就是典型的文革的再现，典型的文革的借尸还魂。薄熙来主要的口号是唱红打黑，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准确的概括。文化大革命就是唱红打黑，就是四人帮那一套借尸还魂的最好说明。
问题在于哪里呢?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一套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赞赏和支持，本来唱红打黑荒谬是很明显的，“红”本来是革命的象征，但是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红”已经变味了。“黑”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打黑不是依法治国。这样明显的东西，还有很多官员和学者及媒体纷纷跑到重庆去吹捧，对薄熙来这一套东西没有分辨能力。为什么没有分辨能力?因为一部分人对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分析的不够清楚，失去了敏感性，失去了分辨能力，才去推广它，赞赏它。
耀邦同志讲到，四人帮那一套很可能借尸还魂，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有预见性。所以我们现在开这个会，首先读耀邦同志的著作，学习耀邦同志的思想很有现实意义，这是我谈的一点感想。
胡德平谈胡耀邦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陈剑：谢谢，下面掌声欢迎德平部长讲话。
胡德平：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会”开完之后，读书会这是第一次开，这次读书会还是《胡耀邦传》召开的读书会。在这个会上需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应该感谢这五位作者，这五位作者我都认识，在青年团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和他们见面，但是很自责。给他们的出版，给他们的帮助，给他们的服务非常不够，现在五位同志已经去世了四位，还有一个人住在通县，他们从1989年开始一直到这次的出版，确实是很辛苦的，最后通知他们来参加纪念会的时候，五个人只能找到一个人了。
第二个感谢是要感谢共识网、经济观察报和北京改革发展研究会和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因为这个读书会是在春节前开始的，这次有意避开“两会”，希望“两会”顺利召开，所以这段时间没有召开读书会。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谢谢你们来参加会，而且也希望你们对这个书，对胡耀邦研究提出更多的意见。
让我来讲话，我想结合《胡耀邦(1915-1989)》这本书，讲到胡耀邦对生产目的的讨论，还有对经济的思考，说一些我的读后感。我就说一下我对胡耀邦同志，他在1979年10月9日的一篇讲话，谈谈我的读后感。
……(编者按：胡德平讲话全文点击这里可查看)
陈剑：谢谢部长，今年2月份，习总书记在省部级的班上讲了经济形势，用很长一段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应该说高度吻合。后面是自由发言，由主办方的周志兴先生主持自由阶段的发言。
高尚全：耀邦同志实事求是，他的为人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周志兴：刚才沈教授和德平同志算是主旨发言。我们第二阶段是自由发言。这么多人，我看都应该发言，但是这么多人怎么发言呢?这样，每个人5分钟，谁要发言谁把牌子竖起来，如果发言讲的确实好可以让延长一点，一般的话，我这个牌子立起来你们发言的人就停止好吧。先有请高老发言。
高尚全：耀邦同志的贡献，他的为人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我最敬仰的领导人。我想讲两个事情：
第一个，1984年5月份发表了中央关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文件，耀邦同志、紫阳同志、胡启立同志、乔木同志，他们在当年6月9号开了一次会，由胡启立主持。耀邦同志在会上讲了一些话，我觉得很好。他当时讲社会主义搞了60年，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如发达国家，为什么落后了?分析的原因主要是我们体制上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所以要改革。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承认我们落后了，跟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了。这样改革就有动力了，那时候改革动力为什么比较足呢?跟领导思想有关系。
第二个，当时这个会上耀邦同志提出来，我们的工资少的不能再少了，他主张要加工资。当时是不能高消费，不能高工资，提出个这么个口号。他提出工资应该翻两番，促进消费。他算了个账，给干部，给群众考虑问题。
还有家宝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是跟耀邦总书记到贵州调查，去调查的时候，耀邦总书记没有套话，也不是早就准备好了要讲什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一群人先下去，摸情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时确实是这么做的。最近“两会”暴露的黑龙江煤矿问题，省长说工资一分钱没有少，但是没发一分钱，引起工人罢工了。调查研究方面，耀邦同志给了我们榜样。
周志兴：刚才高老讲的非常好，5分钟讲干货，讲耀邦的哪些事情，咱们不讲空洞的道理。
王巍：感谢出版商一个月前就送了我这本书，我都看完了，但遗憾的是书里讲政策的比较多，讲市场的比较少，希望以后有补充。我是做博物馆的，讲点比较好玩的事情，共产党的总书记基本上都比较忌讳谈钱，邓小平、江泽民都是，毛泽东也从来不谈钱，但是他抓钱抓的厉害，1935年他弟弟做苏联银行行长，贺子珍是银行的出纳兼造币厂厂长，这是我说的事实，不是开玩笑。
关于耀邦同志，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在1986年的时候，当时耀邦同志专门去抓了一个特区货币，准备创一套特区货币。因为深圳特区比较受压抑，他就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特区没有特权货币的话是不行的。他多次写过文章并且过问，看过四张或是六张的印板，……后来就出了八七年事件，所以就淡了，希望各方有机会能把这块表达出来，谢谢。
周志兴：王巍节约了3分钟，接下来请永好发言。
刘永好：耀邦同志提出来个体工商户是光彩的是对文革做法拨乱反正
刘永好：今天特别高兴来参加《胡耀邦(1915-1989)》“永远的耀邦”读书会。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长辈，很多都是胡耀邦政策的受益者和在耀邦同志领导下的同志。德平是我的老领导也是好朋友，多年来都很熟悉，很了解。实际上在十年以前我们就考虑过，是不是通过民间的方式帮助《胡耀邦(1915-1989)》能够出版发行，我们讨论过好多次，也找了好多人，还有电影这些，但是后来种种原因没有做成。
感谢出版社能够出版这三本书。这还是国家、党和政府对耀邦同志的认同。习总书记谈到了几点，耀邦同志对党的信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公道正派等，都是很高的评价。今天高尚全高老也在这儿，他是我的老领导，是好朋友，大家对耀邦同志都有感激之情。对我来讲，我谈感激，至少这两三点我是记忆最深刻的。
第一，耀邦同志做总书记以后，大概在1982年的时候大力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中国最最根本，最最基础的农村有了根本的变化。粮食从不够吃到够吃了，农民开始有钱了，农民的生活过的比较好了，这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然后在他的主持下，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这是对农业的，大大的推动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所谓的“三农”问题。我们是1982年创业的，恰好是在耀邦同志主政的这几年，我们能够有一些发展也与耀邦同志当时大力推动农村改革、奠定中国改革开放基础是分不开的，所以我非常有感慨。后面停了几年，最近连续13年中央又出一号文件，党和政府的第一号文件就讲现代农业，讲现代化。
第二，1983年的时候我们农村经济有些起色，但是城市经济几乎还没启动。这时候城市里面就有一些个体户从事理发、开小卖铺这样的事。但是社会上就有说法了，说他们是不务正业，是投机倒把，报纸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这时候耀邦同志就提出来了，我们从事个体劳动，自力更生、诚实经营，这些个体工商户是光彩的。这给我们个体工商户极大的鼓励。那时候还没有私营企业，就只有小的个体工商户。耀邦同志在那个时候的发言是个引领，引导我们国家对个体工商户政策的认同。而大家都知道，以前关于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是特别多的，以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候成为了主旋律。那时候个体工商户做的再好都是不行的，而文革期间由于做个体工商户被抓、被关的比比皆是，这就是拨乱反正，这一点我记忆非常深刻。
在1994年的时候，在统战部、工商联的推动和引导下，特别是当时德平同志的直接推动支持下，我找十个民营企业家发起的扶贫的光彩事业。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是党的共同目标。我们先富起来一部分人，应该用自己的行动为党的大目标做点贡献，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事情我们向德平同志，向经叔平老先生做了报告，德平同志大力支持推动，推动了中国光彩事业的发展。“光彩”这两个字就是耀邦同志讲的，从事个体劳动，自力更生的人是光彩的。是这么来的。从事光彩事业的民营企业家也是为社会做了一定的贡献，当然功劳也是归功于党的，也是跟耀邦同志的讲话、支持是分不开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周志兴：下一位是王浙滨。
王浙滨：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的艺术总监、电影编剧、制片人。今天能被邀请参加这个会，我非常高兴。拿到三卷本《胡耀邦》的时候，我首先找到了78页，陕北十年。关于轰动延安的黄克功案件，黄克功虽然是长征干部，过去立个战功，但是1937年他逼婚未遂，还开枪打死人。是宽恕他还是让他戴罪立功?胡耀邦在文章里说，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势的一种，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只会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劲起来。后来经过陕甘宁边区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
我讲这一段是2014年，我们根据黄克功案件拍的电影，名字就叫《黄克功案件》。我们8年前就写了这样的电影剧本，但是一直没有被通过。有很多问题，但是主要的是对胡耀邦的形象能不能回避，是不是合适在大银幕上出现。因为当时22岁的胡耀邦是这个案件的首席检查官，他是抗大的政治部副主任。我们觉得如果回避胡耀邦就是回避历史，因为我们在中央档案馆看到了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包括胡耀邦的笔记。所以我们决定要坚持，要等待，一直等到了“十八大”召开。我们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们才开始启动电影的拍摄。
这个电影的拍摄是非常艰难的，但选择谁来演胡耀邦呢?我们剧组拍板的第一选择就是毛孩。他演过最大的角色是班长，从来没演过国家领导人，所以他当时的压力非常大。我非常激动的就是德平部长在第一次看银幕的时候，他对毛孩演胡耀邦这个形象充分认可。所以我们能在“十八大”后把这部电影搬上银幕，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反响，而且作为了中央党校永久性的教材，4月份我们将进行电影的首映和座谈，而且中纪委不久也要发文件。
我也想在这个场合感谢德平部长，2014年12月初参加了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首映，100的位将军，方方面面一千多人参加了首映，这也是电影届少有的首映活动，我是非常感谢的。我们也从此希望，在这部电影将来的发行上，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百年的时候，中央六套放了这部电影，这个电影打破了中央电影频道有史以来的最高收视率3.99，所以观众还是喜欢看这部电影的，谢谢大家。
赵晓：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打通了供给侧劳动者的活力
周志兴：下面是李庄先生，再接下来是赵晓。
李庄：非常感谢受到邀请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永远的耀邦，永远的怀念。我记得2011年6月11日我从重庆监狱走出来之后，第一次走出北京就是去瞻仰耀邦的墓碑和他的故里。耀邦任总书记六载，平反冤假错案两千件。在中央组织部当部长的时候，耀邦嘱咐手下工作人员，无论谁来要求信访或者是上访、告状、伸冤，一定不要阻拦。如果写的是“胡耀邦收”，你们谁都不能私自打开，谁也不能擅自处理。按说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多的治国安邦的大事，他对冤假错案还要亲自审批过问，还有一个姓葛的右派的申请，他写的上访信，本来是3月3日，他写错了写成4月3日，耀邦专门在“3”字下面点了两个点，说明日期都标错了，他看的非常仔细。
所以在耀邦的追悼会上，中央给他的悼词里说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担当来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去年耀邦百年的纪念会上，现在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七个常委全部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纪念耀邦。包括上一届常委，无论是胡还是温都写了很多文章，尤其是温家宝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布了。所以耀邦在法治建设上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各级政府党委，各级司法机关学习的楷模，谢谢。
赵晓：谢谢主持人。借这个机会、借刚才德平的主题讲话谈到的胡耀邦的经济思想，讲两点。
第一点，我想，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有了一个共识：不应该再争论了。那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老病态”，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已经暴发出来了。
什么病?今天只讲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得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病：供大于求，消费不足。原因何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去库存，如同将牛奶倒进太平洋;但另一方面，3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却连基本的住房需求都没有满足。
拯救中国经济的必由出路是从“先富拉动”转向“共富拉动”。为此，第一、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占整个中国收入差距的一半;第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第三、打破权贵。
今天有则材料，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竟然是农村的20余倍。据《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报告》：以养老金为例，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金平均每月3174.69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为2400.22元，城镇居民基本养老金为1387.2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为141.21元。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金竟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平均水平的22.5倍。
这种情况严重不合理，再考虑到权贵经济，中国经济哪有出路?扩大内需哪有门?
第二点，邀请方希望我讲一点供给侧改革，我再略讲几句。需求管理是管理三大需要消费、投资和出口，供给侧管理则是管理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使之活力释放、成本降低。
时间关系，我只讲劳动要素这一块。现在中国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员不作为;商人在逃跑;学者不敢说话;老百姓失业下岗。供给侧改革最关键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有精气神、释放活力。
在文革和改革之间，其实胡耀邦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从而打通了供给侧劳动者的活力，让大家一下子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盼望。
耀邦当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怎么改?学学胡耀邦吧。我的发言完毕。
钱江：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我很有幸曾经在胡耀邦时代生活过，我本人不认识胡耀邦，但是我的父亲认识他，虽然他们说话不多。还有一点，非常有幸的是，我认识《胡耀邦》的五位作者，而且很巧的是我和五位作者中的张黎群叔叔曾经是邻居，我的家和他的家相距不过五六米，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要开始写这部书了。他在着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是一步一步才知道的。
我想这部书可以体现出这样一个思想，如果在今天，我们还知道人间有崇高美德的话，我想这部书的五个作者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个范例。尤其是张黎群先生，他在陕北抗大就知道胡耀邦，以后又长期和胡耀邦在一起工作。另外他的胸怀还在于，他曾经多次跟我讲过认识胡耀邦这样的历史人物靠一代人不行，我们只有我们这一代的认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了解靠一代人是不行的，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解读。这部书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五位作者都和胡耀邦有直接的接触，在他身边生活过。他也谈到，由于在耀邦身边生活过，也可能带来某种局限，因此他又特别鼓励那些愿意去研究和了解胡耀邦的人去研究。
2003年，在他去世之前，我到北京医院去看他，他最后一次跟我谈话，也是鼓励我进行胡耀邦的研究。我自己回想起我在胡耀邦时代生活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同事们对他了解也是非常不够的，觉得对他有赞赏也有意见，只有当我们失去胡耀邦之后，我才开始慢慢努力去了解他，知道他，才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失去了胡耀邦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
我想这部书的出版是非常好的事情，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周折。胡耀邦的历史跨度很长，接触的人们很多，但我们今天能接触到的关于胡耀邦的史料依然是有限的，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靠许许多多的人才能逐渐完整的认识胡耀邦。所以我想我们今后可以以这部书为起点，继续向前走，因此非常感谢大家，也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参加这个会议。
马立诚：耀邦的外交思想应该深入研究
马立诚：祝贺这本书的出版，这个书的出版非常不容易。我现在也要指出这本书的白璧微瑕，先谈外交部分，这本书谈到了对美、对日。
对美的外交思想，这本书写了三自然段，两段骂美国，一段中立。对日的外交写了七段，五段骂日本，两段主张友好。这样的比例不是十分符合耀邦的外交思想，我们都知道耀邦对中日和解和友好所倾注的心血为历代领导人之最，他很多名言都镌刻在了两国人民的心里，比如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眼光放长，达人大观，都没有在书里反映出来。
耀邦对日工作的记录非常多，其中像1986年11月参加中日青年友好交流中心奠基仪式上，他说，很多中国青年现在光想着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而对日不友好也不热心，这是不清醒的。他说历史上有不少人因为只有狭隘的爱国主义，结果变成了误国主义，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能从中吸取教训，满腔热情推动中日的和解和友好。另外在1982年7月他还向项南推荐了《美国概论》这本书，他收益非常大，这个没有反映出来。
实际上耀邦的外交思想应该深入研究，特别是中日方面，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周边环境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加恶劣了，更加孤立了。美国、日本有的地方可以骂，但是我们自己也检查检查自己的不足，所以今天这个局面大家都有责任。实际上中国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当然是应该融入美国的世界秩序。为什么呢?经济上的世界秩序我们看到WTO，还有世界银行;还有政治上的秩序，就是自由、民权、民主、法治。
苏联世界秩序，政治上无产阶级专政;伊斯兰世界秩序，每个人都要用古兰经覆盖，还有美国的世界秩序。美国的世界秩序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在邓小平领导下，在经济上融入了美国世界秩序之后，下一步中国当然应该在政治上融入美国的世界秩序。我赞成资中筠的话，今天的中国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领导阶层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来打击洋人，来抗击洋人。而下边的人受驱使而不自知，充当了武器的一部分，从而造成了中国在国际上越走越孤立，这个话就说深了。
研究耀邦的思想，特别研究耀邦的外交思想，对我们今天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本书做的不是很够，今后再说。
汪玉凯：再次参加这个读书会，我觉得自去年纪念耀邦以后，纪念的情感越来越高涨了。我认为现在人们之所以这样怀念耀邦，不仅仅是他的人格，他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关系着现实。我认为三卷本有一部分叫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想一想，在1979年、1980年的时候，势是破、立、创。一个是党内叫民主和集中，外面叫民主和法治。他当时讲民主和集中首先要让人敢说话，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不扣帽子，那是鼓励人们讲话，鼓励人们说。说我们党内权力集中到党委，党委集中到书记，这是在政治改革上讲的原话。在社会上来讲他强调民主和法治，就是共产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工作，包括国家主席在内也都是，他平反两千件冤假错案，这是我说的势是破、立、创。
现在看我们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可以用三个字概括，退、收、回。慢慢往回退了，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来解决中国面对的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思维，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在凤凰上发表了关于“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的文章引起了很高的关注。中国要和平政治转型，就是要纪念70年代、80年代耀邦同志主持过的那一段，改革势头要往上走而不能往下走，谢谢。
杨继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 “唯一”两个字是耀邦同志亲自加上去的
杨继绳：纪念胡耀邦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真理标准讨论。这个讨论破除了现代迷信，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真理标准讨论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唯一”两个字是耀邦同志亲自加上去的。社会实践怎么去检验真理呢?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做，但是社会实践不行，社会实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历史阶段，可能要一两代人的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命题，就是认真的总结近百年的历史，还原近百年的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不还原历史真相，不可能得到真理。还原真相既要讲正面的也要讲反面的，既要讲成功的也要讲失误的。
现在要不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不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改革开放，不可能有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要坚持胡耀邦对改革开放的态度，说完了。
张宏遵：先转达一下胡启立的意见，我说耀邦传记出来了，他很高兴，这是我转达一下他对朱大平同志为首的团队做的这件好事情的感谢。刚才德平大哥说，谢谢斯亮大姐来参加这个会，斯亮大姐说这还要谢吗?可能因为第一他是胡家人，是耀邦的后代，另外他是党内的领导干部。不过这个决策有点错位，因为出这本书不光是胡家的事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是中国人民的事情，所以这是件好事。
另外有一个感受，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尽管他离开我们也有二十多年了，但确实让人感到耀邦同志依然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每时每刻都在一起。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因为春节以后有一点感触。
1958年的时候出了一个香港电影，叫《巴士奇遇结良缘》，让胡耀邦同志看，说能不能放。我们这些是工作人员嘛，也看了这个电影。看完之后，耀邦先问你们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我们说格调太高也说不上，就是逗乐吧，也没有什么反动、黄色。他说我赞成你们的看法，逗逗乐嘛，然后他讲了一段话，说以后告诉他们，我们中南海不管审电影，电影好坏让老百姓自己看，好就好，不好就展开批评。至少告诉文化部，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应该有值得提倡的，有允许的，有批评和抵制的，他分了三个层面，这样的文艺政策到今天还是适用的，这样一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另外还讲了“谁会是抱着受教育的态度去看电影”的话，其实每天想着教育别人的人是最应该被教育的。
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读耀邦的文选，读他的书，读他的诗词，读他的传记，我想我们多读耀邦，我们自己的心里可以更加健康，精神可以更加光明，心智可以更加成熟，脚步可以更加坚定。
蔡霞：耀邦总书记在我们党校留下来的其实是人格力量
蔡霞：非常感谢受邀参加这个会议，其实每一次来参加耀邦文选的读书会和这样的活动，对我来说都是很深刻的教育。想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耀邦总书记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尽管他离我们远去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思想将会一直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叫永远的胡耀邦，这是恰如其分的。我是中央党校的学生，也是中央党校的老师。我进校以后就老听我的老师讲起的就是耀邦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时间尽管不长，但是他留下来的传统，留下来的思想是非常深厚的。
耀邦总书记在我们党校留下来的其实是人格力量，我经常听我的老师讲，他不是在很正规的场合要给你宣讲什么道理，他是碰到一个事情随口就说起来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老师就说，耀邦那时候在当校领导跟老师是没距离的，吃饭的时候拿着饭盆直接和老师、学生们在一块，一起聊天。耀邦总书记当时是什么样的位置，在党内是什么样的高层，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样的领导。所以他这样的平易近人，踏踏实实地到老师、学员当中去，才使得他的心和他的思想，很敏锐和准确地把握着党内思想的脉搏。
所以我觉得耀邦总书记尽管在我们中央党校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留下的思想，以及开启的解放思想对整个校风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第二个要讲，因为我是做党建专业的，所以对于党章和准则的研究，既是我的本行，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因此，在粉碎四人帮35周年，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提了耀邦总书记亲自组织起草的准则12条是仅次于党章最重要的文件，但是后来在党内提的就很少了，我们提必须要恢复。为什么?这个准则12条和整个党的政治关系，党内的风气，党内的政治生态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德平是非常重视的。说当时耀邦总书是记在草稿上，用晚上的时间修改，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把这个起草出来。
我想耀邦总书记起草这个准则，是汲取了文革血的教训起草出来的，可以说是当时老一辈的领导和全党共同心愿起草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文件，为全党解放思想，为全党纠正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其实也处在一个改革到了一个关口的时候了，尤其需要党内解放思想，要大家共同讨论问题。这就有一个对党内的不同意见怎么办的事情，刚才我拿到这个书就翻，翻耀邦在中央党校和他起草准则。
这本书里讲了党内很多好的传统，党的制度，党规、党法很多人是不懂的，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我专门翻了一下这个准则，准则当中讲到，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不能用压服的办法。准则还讲到，由于认识错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能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滚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这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准则还讲到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
所以党在80年代以后不再用“反党”这样的词了，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在往前走的过程中，问题复杂、情况复杂，尤其需要全党解放思想。因此就需要大家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才能集中全党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重温耀邦带领起草的这个准则，来重申我们党的一些重要制度规定有它特殊的重要性。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王占阳：耀邦的思想始终是活的，不是一开始就成了圣哲
王占阳：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刚刚看到这本书，我今天其实就是冲着这本书来的。看这本书有几个感想，第一这本书是一个重大成果，对于我们研究耀邦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感到有点遗憾，原来是四卷，现在是三卷，这为我们后面的研究增加了难度，这当然跟出版方面没有关系。第三个我觉得从现在这本书看，对耀邦还是需要继续研究的，其中有一些问题显然作者还没有涉及到，这可能跟过去史料的公布有关系，也跟研究的方法有关系。
耀邦他的特点在于什么?他脑子很活，他总是面对现实。其实所有的人都犯过“左”的错误，为什么有的人改革了，有的人保守了?有没有一个为民的精神，有没有聪明的脑袋，有没有广阔的眼界这个很重要。我们写耀邦的历史把这个变化写出来，他比绝大多数人变的快这一点写出来，他变的原因是因为他高尚的人格，才能、天赋，把这个写出来。
再一个，我们从做史学研究的角度讲，改革史要作为正儿八经的学问来研究了，都过了这么多年了嘛，抛弃一切意识形态因素，一切个人因素，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这个东西有没有现实意义呢?现实意义非常大。我这两天又看了一下耀邦参与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感触很深，我建议大家再看一看。看了以后有感受，就是其实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的，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力度很小，政治改革的力度很大，不是只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价值取向，政治路线的变化。比如说三中全会公报里说“三不主义”，坚决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内民主权利，明确的讲到党员在党内有批评中央常委的权利，不能搞个人崇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讲的都很明确。还有后来到“十三大”核心的思想就是党政分开，三中全会里面已经讲了，公报里面讲了，反对党政部分，以政代企，这都是我们在改革初期奠定的一些很重要的关键思想，那时候市场经济思想还没有，只有个别人脑子里才有，一般党内还没有这个市场经济概念呢。
三中全会一开始说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还有重大现实意义，还有包产到户，里面还有很多经济方面保守的东西。反过来现在看，在政治上很多很先进的想法那时候都有了，所以实际上中国是什么呢?先政治改革，然后才有一个经济改革，有了经济改革以后过一段时间又把政治体制改革拿出来了，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要从实际角度来讲，要温习耀邦的思想，当年的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三中全会的路线，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这样一个路线。
改革问题上，经济改革主要是有一个精神在里面，就是我要改了。标准呢?实际上是我们要不断探索，解放思想，这样一个灵魂在那里面有了，至于他具体的想法可以不断的走。我研究耀邦我就发现，耀邦的思想始终是活的，不是一开始就成了圣哲，每件事都是对的。他思想的不断的往前冲，不断的往前闯，思想不断解放，一直到1986年的时候他离开岗位前不久，他还想非公经济问题，有很大胆的想法，当然后面被打乱了。他下来以后跟于光远谈新民主主义问题的时候，他的想法还在往前走，我认为这一点才是更可贵的，改革的精神不一定在于某一个具体的结论，某一个具体的观点，而是在于要不断前进。
陶斯亮：唯有耀邦同志把党性和人民性结合的如此完美
周志兴：有请陶斯亮大姐。
陶斯亮：这么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在场，还有我们最美的女教授，但是我也还必须得讲，因为我认识耀邦叔叔可能是最早了，比德平还早一点，因为我们是邻居，我生下来肯定是比他先见到耀邦叔叔，所以我得讲两句。
最让我感觉到耀邦叔叔与众不同和他最有魅力的，让我最佩服欣赏他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身上人格的力量，就是他的人味特别浓。在我们党历代的领导人中，把党性和人民性结合的如此完美的，我觉得唯有耀邦同志，而且毛主席喊人民万岁，但实际上这个人民万岁是在耀邦心里的，耀邦甚至把人民性看的比党性还要高，我觉得这是没有哪个领导人做到他这一点的。所以在他的工作中，可能大家会对他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他的人品我想没有人会说一个不字，这就是他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担任党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没有人说他不好，这是一个圣人。
我妈妈也是火眼金睛的，也是老革命了，她就对我说，她说共产党的干部里最天真的一个是耀邦，一个是明复。耀邦叔叔已经官至我们党的总书记了，我妈妈还能评论他天真，你想这样的一个领导，必定是一个人性非常充分的人。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耀邦和我的父辈人生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红小鬼最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被称为“共匪”的共产党，从红小鬼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甚至当了国家领导人。但是我觉得同样的人生经历，但是最后耀邦和我的父辈是如此的不同，非常的不同。
不同就在于他一直能保持住天真，保持住人最纯粹的品质，这个让我一直很疑惑，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他怎么能够跳出党文化的圈子，我得好好读这几本书，从这书里头找出答案来。因为我觉得他身上的人文主义的情怀是非常动人的，我很想弄清楚耀邦同志的人文主义的情怀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他也没有去留洋，也没有从西方直接来。是先天禀赋还是自己后天的学习?我要好好拜读这几本书，从中找出答案，再与你们商榷。
周志兴：说他的人文主义情怀从哪里来的，这儿没发言的人大概每个人都能说出很多来，请高勇先生，高勇是我老领导了，20多年前他就是我领导。
高勇：我本来想多听听大家的发言，第一次参加这个会，先说这本书吧。这个书出了以后很不简单，十多年了。这五个人都是我的老领导、老朋友，从50年代初期我们就在一起。《中国青年报》创刊的时候，张黎群就当领导，唐非他们都跟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严如平做审查的时候就在耀邦身边帮助工作，都是直接接触耀邦的。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我大体翻了一下，我觉得这三本书里面引用的材料是可靠的，没有那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所以这个传记是成功的，值得肯定。但是有没有毛病呢?有没有弱点，有没有不足?肯定有。
包括一些写法我还有点想法，比如说第43章开头那一段，就是胡耀邦辞职那一段，1986年底各地学校发生了学潮。各个地方，各个学校的原因不一样，但是总得讲引用邓小平的话，总得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反对不利。这句话，我觉得不要以作者的口气来这么写，你就说明总的原因，就像邓小平说的什么原因，作者要跳出这个事情来，要不然人家以为作者就是这么个看法呢，这个大家都应该清楚。
再一个这本书不简单，这五个书生、五个耀邦的部下，实际上就是五个老头。这些人做这本书非常不容易，不管里面有多少不足。再一个当时他们年龄都很大了，不可能一一去访问那些知情人，包括他们这五个人集合一次都非常不容易，既没有交通工具，坐公共汽车非常费时费力，又没有经费，所以他们编制这个书，十年多编成，确实非常困难。从他们自己来讲，体力上、精力上都是退休以后才搞这个事的，因此我觉得这些人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一套书，对我们研究胡耀邦是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何方：耀邦同志的学习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何方：耀邦同志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些是学习不了的。有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就说有些思想是学不到的，耀邦同志的东西也是，有些东西我们学不到。比如说这一套治国安天下这一套，现在我们年龄看起来，在座的可能都学不到了。但是有些可以学到，或者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一个是耀邦同志的学习能力，耀邦同志文化不高，和我一样，十四五岁初中念了一年就完了，但是他后面进步的快。这个快除了他的天赋、悟性以外，再有就是学习，耀邦同志的学习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我和耀邦同志算校友，他是1937年抗大第二批，我是抗大第五批，年龄差不多，但是差距很大，后来的差别也很大。
我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呢?学习他的上进心，他的收获是五分，我们收获是一分、两分也可以，就是要学习他的精神。纪念耀邦同志的时候，想到耀邦同志的时候，就是想到这一条，钻书本、学习。当然钻书本不是教条主义的那些，耀邦同志的实际情况大家都清楚，需要抓紧学习，只要抓紧学习就会有所进步，我想来想去要发言的就是这一点。按过去的说法，耀邦的文化程度级别都不是很高，但是就是肯爱学习，就说这一点。
陆南泉：耀邦同志思想活跃，有什么问题他都在思考
陆南泉：我简单说几句，今天很高兴参加“永远的胡耀邦”读书会。关于耀邦同志，刚才大家讲了很多了，有两点我觉得是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对耀邦同志的评价。一个是耀邦同志是我们党的良心，是中国人的良心。第二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名片，我有时候想，我们党多有几位这样的领导人，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像苏联东欧国家，像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糟糕，把社会主义的名声败坏了，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跟耀邦同志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我刚才听德平同志讲，他讲了一些书面的问题，一些看法是对的。比如说第一个模式，苏联模式不管怎么说都是要垮台的，现在确实证明是垮台了，就是他这种模式搞空间化、群体化、集群体制，将来都走不下去。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他的这种模式是走到死胡同去了，垮台是必然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看法。
另外书里面文章有很多引用，其中对苏联的判断也是很准确的。邓小平也讲过，苏联东欧国家垮台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搞好经济，讲得都很深刻。另外耀邦同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思想活跃，这个非常重要。不僵化，不断的发展，有什么问题他都在思考。我也听我们所里在团中央工作过的人说，他觉得胡耀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看书，这个很重要，不看书，不思考问题，他思想就活跃不起来，所以我认为耀邦同志思想活跃不断发展。
还有跟我自己有关系的，我一直在想着这个事情。胡耀邦同志在担任党校副校长的时期，我们在钓鱼台，邓小平上来以后，组织了一个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研究苏联问题。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说苏联改革为什么迈不开大步，1980年的时候研究苏联问题风险还是很大的，我写这篇以后，后来有人给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就做了批示，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影响很大，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要改革开放了，但是改革开放阻力很大，迈不开大步，要引起党内注意，很多问题思想僵化，很多干部都不前进，都不思想开放，阻力很大。
胡耀邦同志大概是这样批的，我们对苏联了解甚微，这个材料仅供大家参考，耀邦同志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活跃、不断地思考问题。
高尚全：我有一个建议，建议这套书如果要修改，关于咱们中国第一个改革文件，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这个内容可以充实下去，我可以提供材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一个文件，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他说写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足以写出一个好的文件，就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文件有些新的思想、新的内容，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意，过去不敢讲的，你讲了以后变成异端了，所以这个文件很重要。因为1984年我参加了中央文件的起草，耀邦同志是八次跟起草小组讨论问题。我的印象当中，他参加小组讨论，第一是很平等的，第二他让大家讲话，第三他不断有新的思想。另外很重要的，作为一个领导人，不是人家给写了讲话稿拿来念，他是反过来了，大家再讨论意见。这种方法、这种思想值得我们参考，谢谢。
许耀桐：胡耀邦最大的贡献是推动思想解放
许耀桐：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今天这个读书会，我简单讲两点：第一点就是胡耀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他一生当中贡献很多很多。我想来想去，我认为还是思想解放。因为这个思想解放是我们在文革以后，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胡耀邦倡导了，也可以说是实际领导了思想解放，我认为这是功不可没的，是最大的功劳。
而且我们今天来讲他这个最大的功劳，还是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自然界有雾霾，雾霾很严重。我看我们在政治领域也有雾霾，雾霾甚至更严重。自然界的雾霾风一刮可能就刮没了，政治方面的雾霾没办法刮，一直笼罩着。我们思想解放为什么非常重要?思想解放就是要打破思想禁锢，从现实来看，1978年的思想解放现在慢慢的又回到思想禁锢了。中国就是有很多事情不大好说，过去我们说行政体制改革是精简和膨胀反复的周期性循环，那个循环地还快一点。我们在思想政治方面好像也有这样一个周期，思想禁锢到思想解放，这个周期好像更长，没办法打破。思想解放是一阵子，思想禁锢时间更长，这是什么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通过回顾回忆胡耀邦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来打破思想禁锢。
我们现在感觉很奇怪，30多年思想解放的成果，也很容易在一夜之间，或者在短短一个时间付之东流，荡然无存了。本来思想解放的成果很好，结果一下子又没了，很容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怀念耀邦同志，怀念他的思想解放。
第二点，我有个建议，虽然我们出了胡耀邦传记的书，但是我感觉对胡耀邦的研究非常不够。我希望从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开始，各方面的人，很多专家学者应该致力于胡耀邦思想的研究。我感觉目前研究的状况跟胡耀邦所做出的贡献是很不相称的，这个很不相称在几个方面，他当过党的总书记，地位不相称。再一个他的思想非常丰富，我们现在挖掘、宣传的很不够。再一个他的人格非常高尚，非常完美，我们对于他的宣传我认为都非常不够，必须要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正像耀邦所提倡的实事求是，从一件一件的实事做起，把这个事做好。
当前对胡耀邦的研究有三个侧重点特别要加大，第一个是关于他主张的人民民主，他特别强调给人民民主权利，我们对这个思想研究不够。说实在话，这本书这些方面写的还是不够的，挖掘的很少。第二就是关于改革的思想，特别他主张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第三个就是党内做起，党内要率先做，包括民主。这三个在书中都有章节，但是不够，我建议全面研究他的思想基础上，这三点一定要抓紧抓好，谢谢。
周志兴：自由发言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德平打头，德华结尾。
胡德华：咱们出的这三本书《胡耀邦》，这三卷本是以我们原来编的《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为蓝本，进行删减改写，最后成文的。原来这一套书是四卷本，不是三卷。还有像根据大家所讲的，这一套书出来就非常不容易，出来了总是比不出来好。因为这个让后人起码有一点点可以了解的路径。
出来这本书也创造了之最，我们写这个书的时候大家都讲了是五个作者，到今天来出的时候有四位已经去世了，只剩下一位，八十多岁也快奔九了，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
周志兴：耀邦是一个道的典范，我们歌颂耀邦，学习耀邦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存的问题
周志兴：今天本来说开到五点，现在开到五点半了，我代理主持人，代理陈剑做主持人，最后规定我要讲几句话，我最多3分钟。我也没有直接接触过耀邦同志，但是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折射的光芒”，我见过耀邦身边的秘书包括他的孩子，高勇、刘崇文都是我的领导，包括在文献研究室很多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他们的品质，我想他们的品质是和耀邦有关的。所以我在想党的领导人这么多任，如果我们用两个字来衡量他们的话，道和术。有的领导人有道，有的领导人注重术，耀邦是一个道的典范，也可能在术的方面他有缺陷，但是在道的方面他是无可比拟的。
我今天也不想就去赞扬耀邦，我觉得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上，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江平同志最近有一个文章，讲了这么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力量，可以阻止国家的元首想做什么;地区里面也没有一个力量可以组织地区的领导人想做什么;我们每个部门也没有什么部门的力量，可以组织部门里的领导人做什么。我觉得如果说这样一种制度的话，光是一个人道好、术好或者人品非常好，恐怕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今天歌颂耀邦，学习耀邦，但是我们也要从这方面看到我们这个体制可能存在的问题。
如果要我说的话，就说这几句话，今天来的都是大家，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发言。最后我想说，出版方也非常辛苦，在座的有发微信，发微博的可以尽可能的来宣传这本书，我们共识网也会带头宣传这本书，谢谢大家!
注：篇幅所限，部分发言略有删节。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