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结合《胡耀邦（1915-1989）》这本书，讲胡耀邦对生产目的的讨论，还有对经济的思考，说一些我的读后感。
胡耀邦同志1979年10月9日有一篇讲话，是《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耀邦同志不是经济学家，他也没有长期从事过经济工作的经历，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层，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从一个政治家的思维角度谈了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对经济活动的市场取向及政府职能转变，谈了若干想法。最后我也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谈一些看法，真诚希望大家能够批评。
一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告别了经济短缺时代，这是原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梦寐以求，却没有想到会做成的事情。但是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又面临着生产过剩，却还没有满足广大群众的有效需求、最终需求。有许多的食品、药品和生产消费品还要求助于国外，一些地方的医保、社保等社会必需品的保障还有巨大缺口，这是一对相当尖锐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和它的现实意义。
关于经济问题，这个传记也有记载。1986年，他访问过法国、德国、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招待会上，撒切尔夫人谈到了亚当·斯密，就说马克思你知道，但是亚当·斯密你怎么不去看看呢？耀邦同志当时也没准备。我一看这个文章，听别人讲的时候，也有个担心，就是他怎么回答呢？结果他很从容地说出来了。他谈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是怎么影响的，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的作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大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讲，因为这是撒切尔夫人临时提的问题。
这里我也说点我的看法。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也是个伟大的伦理学家。大家都知道，他认为人是自利的，人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生产活动，同时也为社会服务，也为其他消费者的需求服务。但是如果把这个观点只看作他的经济观点，我认为是非常不全面的，这一观点的本身也有伦理道德的成分。现在看，亚当·斯密这个人不光有经济成分的理念，还有道德伦理方面的理念。但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把经济学作为一门不道德的科学，在这儿是没法讲道德，讲伦理的。而且赤裸裸地宣称利润是资本家追求的唯一目的，否定亚当·斯密的伦理观念。我认为，这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极大歪曲。确实，亚当·斯密也讲到了需求，不承认这个是有歪曲的。同时也应该承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伦理学也确有不完善、不彻底的地方。所以，他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冲突，叫做亚当斯密之谜，亚当·斯密终身都是为了解亚当·斯密之谜而努力。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说的两只手，就是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另外对政府的这只手，是不是应该承认，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亚当·斯密谈到经济发展，确实说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他为什么只说这一只手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英国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封建残余，尽管他们经过资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但是还有王权存在。当时的两大政党，经过资产阶级化了，但是并不代表工业资产经济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他是在大商人、大金融、大地产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当时亚当·斯密对发挥政府这只手并没有什么奢求，他也希望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
从一方面讲，经常是恶的作用推动着历史前进，所以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此血腥，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苦难也是不言而喻。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此做出过批评，并产生了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快乐经济学。我们一看，这些经济学也奇怪，各种经济学发展比较，我们现在经济确实是发展了，但是确实也看到很多群众有埋怨，彼此不满，有车奴、房奴、孩奴。但是这世界上有快乐经济学，讲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还有人力资本经济学，这都有利于低层社会人民的经济学发展起来。工人阶级为利益做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过，所以这是亚当·斯密伦理的思想，以及价值劳动论，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我觉得这一点胡耀邦是学习的。摸着石头过河一半是对的，但是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改革开放的历史工程中，没有一点指导思想，没有一点理论根基，是不对的。但是谁要想凝固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也是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利润挂帅的前提下，他们认为生产的主流还是利润挂帅，但是也采取了很多社会的福利政策。最近美国的选举，民主党社会福利派桑多斯和特朗普就是很鲜明的对比，确实，现在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很多的学术，中国共产党确实应该有很好的研究。
二
耀邦同志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学习，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来自于斯大林的说法，就是说社会主义极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他也尖锐地指出，斯大林理论脱离实际。他在这篇文章中怎么讲的呢？1979年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经济问题的？他说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一条不对头的方针，有的同志讲是产品不对路，而我看首先是方针不对路。胡耀邦确实是这样，他很坦荡，很坦白，所以他在发言中首先说明，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在哪里？他说我和有些同志的看法不一致。
他说我们的经济方针路线怎么不对路呢？有几点说法：
第一，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或者是把手段当目的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生产而生产，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是畸形发展的。同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需要长期脱节，这样的经济是迟早要衰退和灭亡的。对苏联的模式，应该承认，就是对着斯大林问题全面的认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开始最先提出这种疑问。但疑问是疑问，看出苏联的问题了，我们还是走了一条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以重工业武装重工业的路子，而不是以重工业武装农业、手工业、轻工业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党内理论和实践脱离的一种现象。
为什么有这种脱离和背离呢？是体制问题吗？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了，为何钢铁、煤炭、建材这些产能又超过我国的需求30%、50%或更多呢？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这些问题告诉我们，即使我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原来说这是斯大林体制，斯大林体制变了，我们是市场经济了，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还是为GDP在生产，还是为生产而生产，这是他说的第一点。
第二，9亿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消费资料，除农业产品以外绝大部分是轻工产品，搞工业一定要千方百计广开门路，要因地制宜，我们这个教训非要吸取不可。他也举了我们中药的例子。
第三，我们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的发展，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是50年代从苏联搬来的，长期以来问题很多，苏联60年代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将进到80年代了，我们不改行吗？他在这篇讲话中，把这种体制又升格了一级，现在我们都说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叫高度集中的体制，或者叫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一个集中，一个集权，权力很大，不是集中和分散的问题。而且他举出范文澜和尚钺《中国通史》说的集中、集权。在封建王朝上，集权最厉害的宋朝也是国力最弱，军事力量也是最弱的，谁都打不过，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元。
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说的，当时我们有引进。这在当时的思想来说是很开阔的，说我们要开放，我们要引进，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引进、开放成套设备，从100亿到了800亿，引进的还是钢铁、重化工，分工领导又不得不自我批评，还是生产目的的事。生产跟社会需要长期脱节，这种生产是要衰退和灭亡的，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我们现在搞调整就是要深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应该是什么结构，应该是什么目的，这是他在会上谈的生产目的。
三
第二个，他在这篇讲话中也谈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他先从经济领域中的产销平衡说了他的意见。他说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和农业经常发生矛盾，经常是年终工业报喜，商业报忧。根据国家计划，许多工业品一股脑地拨划给商业部门，但是长久以来，拨的很多产品无人购买，形成了库存积累，一方面是居民想买的商品却无货供应。根据1982年以前的统计数字，这个数字准确的还没有查到，我国老百姓储蓄是500亿，但商业库存商品就达到了1100亿，几乎是它的两倍，这是我们紧缺经济中的产销不对路，是紧缺经济中对资源的浪费，对劳动积累的浪费，这种浪费有个数字就是1100亿的库存商品。
吴明瑜经常算这个账，他说是390亿，每人的存款，几十年来年均增长才1.5元。因此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那怎么办呢？所以商业部就定了一个以销定产的规定，耀邦同志对以销定产说，一种情况是商业部门，自己不了解市场的情况和需要，怕商品收进来消不出去就自己主观设想一个数字向企业订购，我订购多少你工厂生产多少，生产多了你们也不准自销，你这不是限制生产，限制消费吗？另外一个是企业的生产定销，这种企业了解市场的需要，了解市场供求的变化，了解哪些商品销售得出去，哪些商品销售不出去，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品种，真正做到了产销对路，产销平和，避免商品脱销或者商品积压。工厂了解市场的需要，这种以销定产就应该有，国家纪委、商业部搞的这种以销定产就不应该有。
说到这里，他第一次提到了资本家，但是他是正面说的。他说世界上的资本家有一门本事，不但能及时了解市场上的供求变化，而且能积极的寻找市场，打开销路，这是他在经济问题中的市场取向，在产品产销平衡的问题上他有这么个说法。
另外关于物资平衡他是怎么想的呢？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有长线物资即充裕物资，也有短线物资即匮乏物资，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是在当时到底要向谁看齐的？长线物资、短线物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向谁看齐？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向长线看齐，在中央看来这是积极的平衡，向短线看齐是保守的、消极的平衡。
大家说了很多大跃进的事，其实像这样更具体说一些，我觉得更生动。大跃进的问题是在哪儿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各行各业都要向钢铁看齐，比如我们的煤炭、运输、电力、制造业。刚才从1957年535万吨要上升到1070万吨，其他各行各业都要向1070万吨来看齐，这就是以钢为纲。这么做，长线物资一直绷得很紧，你老要积极，第一年1070万吨，第二年2000多万吨。短线物资上不去，又要摘掉消极平衡落后的帽子。那怎么办？浮夸风就起来了，高指标就起来了。
耀邦同志认为，在这个平衡上必须是在准确计算基础上，认真搞清楚哪些是长线，哪些是短线，千方百计地使短线能够增加生产，再加上组织可靠的进口，用这种方法把短线搞上去。因为有些材料我们还需要国外的，所以你还要进口。对长线就要进行适当安排，或者组织出口，或者压缩生产，这样做好综合平衡。一方面不留缺口，另一方面也不造成积压。
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胡耀邦认为，解决物资平衡一定要搞市场调节，不搞市场调节我们要搞好物资平衡是困难的，这又是倾向于市场的取向。
四
第三个，说一下商品和货币财政收入和支出、信贷这三者的平衡关系。耀邦同志认为，生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市场扩大了，票子多印一点，使货币流通量和商品可供应量保持平衡，这是正常的，这同我们平常说的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另一种情况是采取银行贷款或财政补贴的办法，来搞那些产销对路，见效快、盈利多商品的生产，在半年、一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内，多支出一些货币，我看没有什么危险。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物资多了，多印票子这不能叫赤字。第二种情况是给计划外的产销对路的商品发放贷款，或者在有计划之外的财政给予补贴，这样就会多发票子，这是赤字，但是耀邦同志认为一个时期投放一批货币，很快就收回了更多的货币，这样的赤字他认为没关系，而且希望多搞一点。
这个时候，他分析了武钢12.5万吨的宽薄钢板这个例子。按照常规，武钢生产的这种薄板是亏损的，每吨财政要补贴40块钱，所以武钢每年只接收生产3万吨的任务，一年亏损120万。胡耀邦说，如果我们财政给12.5万吨，每吨全部补助12块钱，一年财政补贴款是500万元。如果生产了这些，国内卖不掉，出口的话，按照国外的价钱，补助500万元人民币的薄板，出口就可以获得3750万美元的外汇。单凭这一项，武钢就是一个盈利大户。
通过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很多企业在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我们的计划经济还能够这么搞下去吗？武钢集中了多少国家的人力、专家？花了多少外汇？当年一投产就亏，你说用多高的智慧来看这个事吗？其实没有多高的智慧。
五
再说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谈论这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在旁边。他老跟其他人争论，说为什么国家不给钱企业就不能扩大再生产？我都记得。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实我们很多企业形成了简单再生产。如果要扩大再生产，很简单，国家给钱，国家不给钱我怎么扩大再生产？我每年所有的利润都上交了，我们搞个什么小改小闹的还要上面批。但是胡耀邦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尽有道理，他在这儿又引了马克思的话，他说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第一，由于扩大资本的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你的生产要素效率要全面提高。
他说在再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的情况下，一个资本不断投入，一个资本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就可以使再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里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的日积月累的发展。所以耀邦同志谈了资本不断扩大之外，还有生产工具日积月累的改进，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技术改造，技术革命的浪潮。所以他说要对35万家国有企业进行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最后用他的话说，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时候说，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他看到的经济问题，经济情况多趋向于市场的解决办法。他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对企业进行不断的设备改造，没有进行群众技术改造，资本投入，结果若干年以后，很多新的企业慢慢老化，技术老化、设备老化，还要让企业生产，企业就像一个蹒跚行路的年迈老人，变成老化的企业，过一段时候就有一大堆企业需要关停并转。国家不给钱那我没法做，而且群众性的技术改造也缺乏动力，结果大家对改造工具也没有很认真去做。我们这种做法只是单方面折旧的算法，我们还认为我们挣了钱了，比如说企业投了一千万，把一千万赚回来了，其实这个企业还应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一千万的收回，这样的生产速度才行。我们认为收回来本了，这就合算了，是折旧的算法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的算法，这也是我们计划经济搞不活的一个原因。
六
最后再说一个利用外资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来了一个日本的经济考察团。这个日本经济考察团看完了之后，就说你们中国不需改变企业所有制，你们要加强现代管理和现代经营，就可以搞得很好，你们企业怎么没人管？没责任制？谁也不负责。在生产经营的管理上，他觉得外国的经营管理，我们可以进行很好地学习。
一个月之后，耀邦同志在党校谈话，他又明确的说了，他说市场就是人们的需要，市场在哪里？一个国内市场，一个国外市场。资金，一个国内，一个国外。最后形成了1982年1月14日在书记处做的一个讲话，这在当时书记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系统发言。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是他完整的说法，对日本代表团说的。
我们现在的引用，我也不知道后面是不重要，还是我们学风不好。我们只说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但是要学两个本领，经营管理的本领。人家日本代表团就说，你们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很好，所以当时我们改革开放思想能够领先，小平同志当时去美国和日本代表团来，我觉得对我们改革开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果当时没有外交上的这种交往，我们还在坐井观天。
而且这是对我们经营管理者说的。原来我在工商联认识柳传志，大家敬佩他，首先是敬佩他的管理，他就是会抓管理。如果我们这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们说的这都是硬的，对不对？对，但是也要学人家好的。
说了这一些，生产的目的，经济问题的市场取向，结果有的同志也问了，说你说的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我们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其实有很多学者、专家已经指出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有其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规律。资本主义许多的经济范畴，包括扩大再生产，国际贸易都是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用这些，无伤社会主义之大雅，我觉得说得很坚决。思想上更进一步的就是张闻天同志，今天何老（何方）您也在场，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有补充的话就太好了。
张闻天是怎么说的呢？他认为，我国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我们党不变色，真正为人民服务，即使广泛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他说你有什么必要人为的臆造一些经济范畴呢？明明是资本，我们非不说它是资本，说它是资金。明明是商品，不按照商品这个范畴来搞，非要说是产品。明明是利润，你不说利润，是盈利。就是工资也没有必要说是为自己劳动的所得，我觉得张闻天能在经济研究所研究出这些东西来，对我们现在是有帮助的。我们现在一看就是资本、资金，都觉得不可理解，其实都是人为臆造的一些范畴。
但是唯有一个劳动力的问题应该认真考虑，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无边无际。劳动力可以流动，工资可以有升有降，也可以有失业，但是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一定要有周密的社会政治保障，如果没有这个保障，脱离了群众也是不行的。
七
社会主义生产进行市场调节，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发挥什么功能呢？1983年1月20日耀邦同志曾在全国职工会议上做过一次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上级经济部门做好工作的关键，说多做全局性的规划、计划和协调的工作，还是要有规划、要有计划，但是不是计划经济的情况，我们要做规划、计划和协调性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重大项目建设和重大企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工作要做好。第三点，思想政策的指导工作，经济立法和监督的工作，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最后一条是经济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传播工作。尤其他讲的是经济信息收集、分析、传播工作，今天看来有巨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的时代，这种大数据、云计算对我们的经济样品的采样是天量的，是无限的，他的运算也是天量的、无限的。现在老说现在经济太复杂，计算机就特别爱做复杂的事，而且现在经济有不确定性，广泛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就可以使不确定性缩小到很小的范围。谢伯阳那次跟IBM的朋友谈，计算机可以下围棋，做更大规模的计划也有用，IBM专家说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我都没想过。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定会产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这是不可避免的。能否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这么一个要求呢？就是我们的经济可以有波动，也可以有周期，但一定要避免全面的，全国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生产危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发生了这类危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我们学的也不算成功，我是这么看的。不能说什么都是市场好，产生问题了你说市场失灵了，那怎么跟你讨论问题？好的就是市场解决，不好就是市场失灵，我觉得这个没有说服力。
其实耀邦同志说的那些经济问题，用市场取向给予解决的方法，我认为也并不是多么高深的理论问题，只要面对实际，敞开思想，打开原来计划经济的束缚，都可以很好的解决。卖不掉的东西，商业部门还会来收吗？企业能卖掉的，你就让人家卖，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但是如果被一个教条，被一个模式束缚住，这就很难想通了。
耀邦同志想问题的出发点，一开始无非是想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生产力，盘活资产，激发企业活力，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他想的无非是提高效率，改善社会主义制度，再发展一步确实制度不改变体制要变，体制的问题，干部的问题，领导的问题，这个要变。
我就说在当时有两种倾向，把这个很好的，很实事求是的讨论给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一个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一种拉扯。另外一种也把改革说得稍微过分了，这是第二次革命。其实说了半天，我们还是要保证土地所有制的联产承包，最开始说企业的改革还是讲责任制的改革。当然现在的问题另说了，我觉得在当时他谈这个的时候，谈出来也很自然，很多人也同意这个说法。
八
耀邦同志的经济观点毫无疑问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形成的，必然反映他的政治追求，必然含有他政治的取舍，也必然含有他的政治诉求。1982年5月19日他召集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门经济学家，研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座谈会，他说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可否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苏联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我觉得耀邦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分析苏联。
在80年代中期之间，耀邦同志接见亚洲某社会主义代表团谈话之后，特意把我们留下，跟我们说，社会主义形象很不好，内外关系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看来主要问题有：第一，经济建设没搞好，人民生活品至今还解决不了，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仍然很低，工人和农民都有意见。第二，外交政策很失败，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老子党自居，还在国际社会中实行大国霸权主义，把革命强加于人，企图统治世界。第三，民族团结问题也没搞好，实行大俄罗斯主义，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口号掩盖民族之间的矛盾，但是掩盖不了。第四，民族问题，领导作风，家长制，专制独裁等等问题还有不少。他说，总之苏联的问题你们要引起注意，多加研究。这都是在苏联垮台之前。
自从上个世纪初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成名之后，西方不再提政治经济学了，但是我国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是一个政府职能转变的时期，我觉得政治经济学还应该提，如果这是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我觉得耀邦同志这篇讲话确实做了为改革开放做了添砖加瓦的工作。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注：本文系胡德平在以“永远的胡耀邦”为主题的《胡耀邦（1915-1989）》读书会上的发言。读书会由胡耀邦信息史料网、共识网、经济观察报与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于2016年3月18日在什刹海会馆召开。胡德平、胡德华、何方、高尚全、沈宝祥、高勇、陶斯亮、张宏遵、刘永好、马立诚、王巍、汪玉凯、赵晓、陈剑、盛平、周志兴以及作者张定女儿张宛佳等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读书会。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