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听到了“承包到户”的介绍
1961年9月中旬，考察东部农村灾情的胡耀邦从山东进入安徽北部，首先来到了宿县。
这里的情况比鲁西南稍好，但是赤地千里，饿莩遍野的情景仍然令人心中酸楚。唐非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进入安徽境内，胡耀邦一路和当地各级负责人讨论，如何度过饥荒？恢复生产？
这时，淮北农村纷纷出现各种形式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其中就包括在“文革”后被肯定、发展起来的“农田承包到户”（即“大包干”的前身）。既然是着手调研，胡耀邦很快就听到了关于“承包到户”的介绍，有些介绍人的口吻中分明带有“请示”的意思。
“承包到户”岂不是分田单干吗？胡耀邦对此感到新奇，也拿不定主意。他和唐非交换意见说，说这办法“有些危险”，听后“心里发虚”。他又觉得，“承包”有吸引力，是可以抵御灾荒的一个好办法。但它如若发展起来会不会导致否定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却是当时的胡耀邦不愿触及，也是他最担心的。
和宿县地委负责人一起讨论种种度荒办法的时候，胡耀邦的主导思想还是“放开”，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让他们自己耕作，度过灾荒。当时的胡耀邦不主张普遍搞“承包到户”，但他明确地认为，在最贫困的地方，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经营自主权基本上交给农民，甚至采取“借”地给农民的办法，让农民充分利用土地，度过灾荒再说。
离开宿县后，胡耀邦来到蚌埠，听说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凤阳县闹出大饥荒，饿死数万农民。为了稳定凤阳的情况，省委已任命曾任团省委副书记的马维民前去担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胡耀邦熟悉马维民，即要秘书李彦打电话过去，说要去凤阳考察两天。
胡耀邦去了凤阳。对这一行程，警卫李汉平记得很清楚。随行秘书李彦（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在晚年对本书作者说，他对胡耀邦进入淮北、到凤阳，关切安徽饥荒的急切心态，直到晚年还有深深的印象。
马维民留下了清晰的记录：9月19日至21日，胡耀邦在凤阳住了3天。凤阳穷困至极，县委招待所没有洗澡的条件，就给胡耀邦找来一个木盆。
胡耀邦顾不得这些，到凤阳见了马维民，就要他把《凤阳县志》找来，当夜阅读。
马维民是抗战时期投身革命的干部，1952当团省委部长时就接待过第一次到安徽的胡耀邦，以后见过多次，比较熟悉了。他向胡耀邦汇报说，凤阳有40余万人口，“大跃进”以来不过3年，已经饿死了6万人。当前因为营养不良出现浮肿等病态的，占农村人口的37.7%。大量人口外出讨饭求生，“不少村庄杂草丛生，没有人烟”。
胡耀邦听了，神色严峻，默然不语。
马维民乘机对胡耀邦说，为了使农民度过灾荒，安徽和凤阳都在试验搞“责任田”。为此事，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广州向毛泽东主席请示。主席同意“可以试试”。所以曾希圣已经在安徽的一些地方搞起来了。
马维民对胡耀邦说，对于搞责任田，安徽的干部有不同看法，有赞成的，认为这是扭转农村困难的好办法；也有反对的，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刮单干风”。但安徽省委认为：坚持“五统一”（做计划、分配、大农活、抗灾、用水看水这五个统一），走不到资本主义岔道上去。
这时胡耀邦说话了，他不倾向于搞“责任田”，强调要避免“单干”。他说，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产品是个人所有制，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怎么能够“五个统一”呢？
这是胡耀邦此行值得关注之处。他到了凤阳以后，没有继续南行去合肥， 面见他在延安时代就熟悉的老战友、现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而是折道西行，去了河南。
这时的曾希圣，倒是在相当程度上醒悟了1958年以来在安徽推行“大跃进”、虚报粮食增产，结果饿死以百万计的农民的严重问题，从1961年初开始，他在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此时的胡耀邦，入安徽而不去合肥见曾希圣，或许是想回避与曾希圣讨论“责任田”问题。如果是这样，不能不说那是当时胡耀邦思想上的局限性或短处。
安徽灾情极为严重，农民们采用多种方式“承包”抗灾的做法，确实触动了胡耀邦，胡耀邦反复考虑了一路，是坚持人民公社原有的分配制度，还是支持“承包到户”？
从胡耀邦在此一路上的表述来看，他依然倾向毛泽东，认为搞“责任田”有“单干”之嫌，觉得不宜推广。胡耀邦比较赞同推行刘少奇提出的“借地”给农民的办法，先让他们度过饥荒。
综观胡耀邦的一生，可以看出当时胡耀邦认识上的明显局限性。他为生民涂炭、饿莩遍野而痛心不已，却跳不出思想藩篱，将自己束缚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樊笼之中难以破围而出。
应马维民的要求，胡耀邦于9月20日为凤阳县干部作了一个报告，主旨还是“纠正五风”。马维民归纳胡耀邦报告的要点是：国家那么大，任务那么重，有些人难免要受挫折，碰钉子，怎么办？一是多商量，二是要忍耐，三是要埋头苦干。”
胡耀邦仍然希望通过干部“带头苦干”，从而带动农民苦干来克服灾荒。事实证明，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凤阳农民的困苦还要延续，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终于不可抑止地推行“大包干”，才迎来了温饱时代。
胡耀邦积极推广“借地与农”政策
离开淮北之后，胡耀邦转道进入豫东。
当时，从人民日报抽调的一批干部来到河南省鹿邑县，担任从县委、区委到公社一级的党委书记。其中到鹿邑县贾滩区任区委副书记的陈援（即陈满正）回忆说，胡耀邦这次从安徽进入河南，在鹿邑县向县委负责人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胡耀邦说，少奇同志在安徽视察的时候，指示省委将土地“借”给农民，每个农民借得好地三分，叫做“救命田”，用来生产口粮救命。
胡耀邦的传达正合县委之意。胡耀邦离开之后，鹿邑县委马上把这个意见传达到区、社和生产大队，要求把土地“借”给农民。陈援奉命到当地的杨湖口大队搞“借地”试点。
没想到农民被合作化浪潮吓坏了，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借”地。陈援首先做通大队支部书记的工作，由他带头“借”地，终于把百余户农民带动起来，纷纷借地生产，结果对解除饥荒、恢复生产起到了明显作用。（陈援《忆在鹿邑两年的支农》，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的《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第13期，2006年4月3日出版）
胡耀邦从河南漯河结束此行的考察调研，上火车回北京。
在邯郸下车向毛主席写“察看”报告
火车开动了，胡耀邦把唐非叫进包厢，谈了这次调研的感受。胡耀邦对唐非说，他要把这一路考察的结果，写成一个上报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
胡耀邦越说越激动，说到后来坐不住了。火车开到邯郸站，他们干脆下车住进了市委招待所。用一天时间，胡耀邦口授，唐非执笔整理，写出此行观感。
这份报告中要不要将此行看到的农村凄惨景象写出来？胡耀邦犹豫了半天，欲吐还休。大饥荒的悲惨景象一定使他内心痛苦，但是长期党内生活的经验肯定提醒他考虑种种因素。他最后决定不写那些农村惨状，他对唐非说：“把我们看到的这些记在心里吧。”（2003年3月10日在北京访问唐非的记录）
在邯郸写成调研报告初稿，大家登上火车返回北京。胡耀邦在火车上一路披阅修改，到北京后确定下一个长长的题目《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
胡耀邦将这份“农村察看”送给团中央一些负责人征求意见，《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孙轶青看后有不同看法，对胡耀邦无所顾忌，直言不讳地写下来编入简报。他写道：“胡耀邦同志工作漂浮，25天跑了3600里，能做什么调查，这不是‘走马观花’了，简直是‘跑马观花’。”（引自高勇向本文作者提供的材料）
胡耀邦不同意孙轶青的看法，认为这份报告站得住，即于10月2日上报中央办公厅，呈送毛泽东主席。
报告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全文为：
我带了3名工作人员，从9月4日到29日，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车外，行程约3600里。观感如下：（一）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
（二）水灾和水利问题。所到地区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为什么水灾严重？原因有两条？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
（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为什么同样土质、气候条件而且紧紧相邻的县、社、队，却有好有坏？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错过时机，吃了未能“见事早、抓得紧”的亏。
（四）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60条。
（五）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六〕经营管理要更细，多劳多得要落实。
（七）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
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话、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劳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遭灾减免。许多群众通俗地把它叫做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在一些“五风” 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负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以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
（八）完全恢复生产力的决定一环，在于能解决多少生产需要的大牲口。
（九）市场、中小城镇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放开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我们感到：1、集体商业似乎要加快一点建立，并且似乎可以全部以货易货，以此来抵制和缩小各种投机者的捣乱。2、对盗窃国家财产和谋财害命的大盗窃犯必须法办。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
（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是因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没有平反，心情不舒畅。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检讨未过关，觉得出力不讨好。这件事在有些地方还得很好地抓一下。
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份报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还在批示日期后加上了一句：“原件退毛。”
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到团中央，高勇见到了非常高兴，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报告说：“耀邦同志，主席对你的报告作了批示，称赞写得很好。”
胡耀邦也非常高兴，抱怨了孙轶青一句话，说他只看到标题上的25天和3600里路，就断定是跑马观花，“满脑子形而上学”。
显然，胡耀邦的这份报告有几处使毛泽东宽心和满意。首先是报告认为，农村形势“确实比去年好”，而且说“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 其次，报告赞同毛泽东关于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报告第7条中，专门阐述了对安徽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做法的认识，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积极方面是“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他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是在抵御大饥荒时“暂时采用”，如果“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没有说。以当时情况推论，“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相抵触。毛泽东认为，这条底线不能碰。
其实，胡耀邦这条意见中的观点相互矛盾。一方面说“包产到户”有“积极作用”，又说不能发展下去；既说“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又说要允许不采用这个办法，“以免被动”。
也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对胡耀邦的报告是有限赞同的，这从他批示之简短可以看出，而且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及。
胡耀邦对当年没有支持“包产到户”道歉
实际上，在这个汇报文本中，胡耀邦的观点瑕瑜互见，有亲身体察民情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同意“包产到户”这样带有明显局限性乃至错误的看法。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看到了胡耀邦提交的报告，不以为然。1961年10月19日，曾希圣对北京市刘年的来信（支持责任田）和胡耀邦写给中央的报告（对责任田持不同意见）写了批语，把这两份材料作为196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他写道：“对实行田间管理责任田办法有不少来信和调查报告，多数是赞成的，也有怀疑的，为了继续总结经验，提议省委办公厅把这方面的文件都印发给同志们研究讨论。”
放在历史进程中来考察，胡耀邦对于农村问题的思想逐渐加深认识，不断考量，渐生变化，最后渐渐倾向乃至坚决地支持“包产到户”。这种认识的发展过程，是胡耀邦经历了“文革”后的一个思想亮点。
1982年10月，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到安徽，先到了砀山县，他对砀山县委领导说：“过去提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现在看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责任制。过去20年间农业走入了死胡同，摸错了门，至少是一段时间内摸错了门。”
随后，胡耀邦来到合肥，在稻香楼宾馆特地约见了原宿县地委书记孟亦奇，原阜阳地委书记任松筠，原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这三个人在1961年的时候，都带领着当地农民推广了责任田。见面谈话中，胡耀邦向他们表示道歉， 对自己当年不赞成责任田的表态作了自我批评。
胡耀邦说，这次到安徽来，我还有个任务，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账，我是来还债的。当年，我对安徽推行责任田，是有保留态度的，现在曾希圣同志已逝世了，我要向黄岩同志（原安徽省长）以及在座的诸位表示歉意，你们是对的！马维民同志当时向我反映了安徽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对我了解安徽是有帮助的。
胡耀邦还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
胡耀邦的思想亮点在于，他勇敢地承认自己当年的考察结果错了，从而启迪自己重新思考，最后转而坚决地支持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 大包干”。他主持制定了几个“一号文件”，推进农村改革，最终实现了中国农民的温饱。
(本文完)
作者附记：2003年3月10日，就此次胡耀邦的南下考察，唐非前辈与作者有一次长谈。他认为，毛泽东看到的胡耀邦报告是摘抄件，比原文简要多了。后来，胡耀邦也向他说起，此次考察看到了农村的严重情况，但是在提交的报告中没有反映出来。事后想来，心情沉重。
本文以《胡耀邦25天3600里路的鲁皖豫农村考察》为题，发表于党史博览》2015年第1期。在本人公众号发表时作了补充。
为收集史料写成本文，唐非、高勇、刘易晏、李彦、李汉平先后接受了我的访问，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宝贵材料，谨致感谢！
读者如发现不足和不准确之处，欢迎批评指出，赐教订正
（2016年4月28日修订于北京）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