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最近说的一句台词很好：“对当前的热点，要追溯最初的原点。”我国经济形势当前的热点，就是第二产业的产能、产量严重过剩，而改革的元年或者是第二年的1979年，《人民日报》就开展过一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追溯我国经济改革的这一原点，或许可以使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明白，为何产能过剩的热点如此严重。

在人们热议供给侧和需求侧关系的今天，大家都承认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那么我们针对性地强调某一方面时，就千万不能陷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窘境，若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宏观思维折冲樽俎二者的关系。今年年初，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就对供给侧、需求侧和社会主义生产目之间的关系，作了清晰明确的说明，他讲的中心意思就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的角度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就是要使得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且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求，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计划经济的三个法则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国内外一些经济专家认为，国家可以有三种法则制定国家的计划经济。

第一个法则是资源法。即从本国资源出发，政府制定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这种计划强调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外贸的资源出口业务，可以赚取大量外汇，对于一个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人均资源并不丰富，即便是年年净出口，年年顺差，赚取了大量外汇，硬通货充满了外汇管理局，我国也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还是一个必然会坠入殖民地经济类型的国家。

我国当然没有这样做，但利用矿产资源，大力发展冶金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我国也确实吃过不少苦头。那时人们认为钢铁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国之纲，抓住此纲，钢铁翻番，其他各行各业都要与钢铁翻番看齐，这就是国民经济的积极平衡，否则就是右倾主义的消极平衡。1957年我国钢产量570万吨，1958年钢产量要翻番到1070万吨，1959年再翻一番要到2040万吨。钢产量上去了，那么煤炭、能源、电力、交通、机械工业和轻工业都必须向钢铁元帅跟进相配，这就是以钢为纲，大跃进的缘由。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用资源，资源产品的单项指标是无法科学地制定国家的计划经济的。

第二个法则是部门法。即从政府各部门的增产目标出发，计划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这种经济模式。那时工业的各行各业都由权力极大的政府部门掌管，如冶金部、煤炭部、建工部、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森工部、纺织部、轻工部，单是机械部就分有七个大部，在其上的则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其权力更大，可以说是分权半个国务院。

当时，计划经济形而上学的思维是：只要有党的领导，再加上万能政府的运作，计划经济就可以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用的各种需要。这种思维发展的顶峰，就是1968年8月河南省遂平县成立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讨论公社内部职能部门时，主流的意见就是国务院有什么部门，公社内部也应有什么部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最后设立了八个部门：财经部、内政部、文教卫生部、工业交通部、林木部、农业部、商业粮食供销部、武装保卫部，同时设立计划委员会、公社办公室。当然设立公社外交部、国防部的意见未被采纳。我国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撤消于1983年。

计划经济无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求，一方面是人民需要的生活品奇缺，另一方面是国家仓库里却大量积压着产销不对路的机床、设备，这些库存只有产值的统计价值，少有现实的使用价值。万能政府对此也一筹莫展。所以用这种方法制定计划经济，最后也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个法则是最终产品法。计划经济对此也稍有注意过，理想的国家计划经济曾有一种许诺，即计划生产多少粮食、肉类、布匹等少量生活必需品，则按比例发行多少货币。据经验之谈，发行1元人民币，则必须保证有8元的产品放在商店里，但其货币与商品1：8元的目标一直没有兑现过。不但未兑现过，反而要用钱加票证购买生活物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人们能够消费的生活资料是最终产品。那么生产资料的产品是否也可以消费呢？生产资料的产品同样可以消费，但不是人们直接消费的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如第一部类部门生产制成的机械设备，如生产的工业原材料，如在生产过程中的在制品，我国计划兴建的、跨年度的大型工程，大型工矿企业也是中间产品。第一部类的生产对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不能孤立地自我发展、自我服务，它必须要为农业、手工业的机械化服务，为轻纺工业服务。只有生产资料的中间品物化、摊销到生活资料中去，成为最终产品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生产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强调最终产品重大意义的最有力者是于光远同志。他在1979年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中反复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如果要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表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话，最终产品的增产是最合适的。”同时，他认为：“中间产品的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就）可以更快地实现最终产品的迅速增长。”最终产品既包括最重要的消费品，又包括科教文卫，社会管理和国防建设所需物品，还有出口产品。也就是说，我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的产品都被消费，产品的使用价值都得到体现，这样的产品才算最终产品，而社会现阶段的生产才算完成它的生产目的。

但计划经济体制无能力容纳最终产品消费的经济运行，如果考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可以容纳的最终产品消费的经济体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需求总量是指什么？

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制定计划经济的三种方式完全被市场经济体制改观了。以前根据的资源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一次肯定了市场的作用，说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问题是哪种企业有权享有资源，考核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在考核企业占用资源、利用资源，在保护环境生态资源上，谁的生产率最高，谁的投入产出比对自然环境来说不是负数，最优者就应先得。别的不说，就说最优者的功效，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命运的最好贡献。如果说有些国有企业没有这种竞争力，也可以说明，这些企业不是没有优势，不是没有能人，而是位置可能没有摆对，他们可能在竞争领域之外的自然垄断、国家重点安全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会更好些。当然，民企占有宝贵的资源，还应有若干法规、政策与之配套，贫富差距不能形成巨大差别。

以前根据的政府部门法，现在也有了重大改变。原先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指令性指标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废止，过去每年召集的确定各项工业指标的计划工作会议已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代替，会议只对来年的经济发展做宏观性指导，具体体现在GDP的增长上。今年的GDP也采取了6.5%-7%的区间上浮动，以后又对过剩的几大行业做出了限产、压产的指令。市场经济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政府呢？政府则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怎样才算更好发挥作用呢？我认为主要不是在资源配置上，而是在新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要主导全民的公共品、公益品和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让人们分享改革的成果，放心消费，积极投入改革事业而无后顾之忧。政府如果这样大刀阔斧地去做，何愁群众不拥护政府，何愁社会不安定祥和。

以前依据的最终产品法则，今天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说的需求总量是什么呢？根据国民经济GDP的统计方法，GDP应该等于总供给，同时也应等于总需求。合理的总供给应是有效供给，总需求也应是有效需求。但我国的GDP统计中，往往把许多无效供给也进行了统计，如许多形象工程，政府的重复建设项目，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过剩性生产。这种统计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于光远同志过去提的按照最终产品法，规划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建议就有了重新考虑的必要了。因为这种方法既体现了最终的有效消费，又避免了大量无效生产的浪费、过剩，合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我认为社会的需求总量，也可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总量，于光远同志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么做，很难很难，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则没有理由不这样做。这次我国的产能严重过剩就提示了这样做的必要性。而生活资料的最终产品现在普遍使用了条形码的标识，又出现了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品，也给这样做的可能性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后，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经济情况，就是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迅速成长，其在GDP、劳动就业、税收等方面或占半壁江山或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比例。在计划经济体制、全民公有制的国家里，它生产的最终产品，只能是生活资料的最终产品，但非公经济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单一生活资料的局面，非公经济不但生产生活资料的最终产品，也生产生产资料的中间产品。非公经济生产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有利于人们的物质消费，这就是它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满足人民需求的生产活力，无论如何是无法再退回去的。为此，我国建立起来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改革举措了。

如何认识今后国民经济的最终产品

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时，人们要求温饱，在日用品中大量最终产品的需求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本世纪初是住宅、汽车，同时一直潜伏在广大居民生活中，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汹涌喷发了，这就是对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最终产品的需求。这是我国需求侧一个薄弱层面，也是供给侧应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认识最终产品的使用价值？古典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讲商品的使用价值，现代经济学派则回避这一问题，讲边际效用，有其道理。但我国则应讲最终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西方发达国家混同未必有好处。如中药和西药，同样能治某种疾病，一盒西药一百元，中药一盒是一块钱。医保到底偏重于报销何种药呢？根据使用价值的原则，就应偏重报中药，中药如果价格太低，可以适当提价，而绝不能让这种有使用价值的中药无利可图而衰亡。又如，国家机关用车，在使用价值相若的情况下就应用国产车。国防费用应摊销在我国的税收上，要使武器装备的使用价值更优良，如果要生产世界一流装备，那就要走我国动车机车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国外技术，又要自力更生。重视使用价值，就是重视最终产品的生产。

第三个问题，重视使用价值的生产，就是重视商品的生产，就是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的支持。我国现在金融市场如何呢？我认为若干经济杠杆撬动的天量货币很多都流向股市、楼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资金在金融市场中循环，在空转中就能以钱生钱，无需注入实业，不生产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能赚钱，谁还关心最终产品的生产。比如，高于银行基准利率四倍、八倍的高利贷，不就是这么赚钱吗？实体经济不是打工皇帝，而是长工，是雇佣工人，银行可以躺着赚钱，实体企业在高利贷盘剥下，关门倒闭者已不知凡几。问题完全不出在商业银行身上，而是出在金融顶层设计的制度上。

第四个问题，说了那么多最终产品，那么又把我国的重工业，第一部类的生产置于何地呢？关于这一问题，耀邦同志也有所回答。1982年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到苏联、东欧一些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的国家，其建设道路并不可取；另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追逐高额利润，过度竞争的发展道路，我国也不能学。我国的发展道路应是：“既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耀邦同志“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我认为不仅有其经济内容，也应有其政治内容。

第一部类是指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是指生产生活资料的部类。他说的意思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不是不要发展，而是生产资料的发展要促进生活资料的发展，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孤立发展，也就是说重工业要服务于轻工业，服务于农业。社会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是利用“剪刀差”剥削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利用其他产业的利润和原材料为重工业打开积累和市场之门。耀邦同志解放初曾在西南行政区工作过两年半，我国第一条自建的成渝铁路，就是用该区的农业税和轻工业利润修建起来的。

第五个问题，1979年10月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在前两个月，中国科学院的侯学煜教授就提出了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四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这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应解决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后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市全面规划和建设的意见”以及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都反映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根本思想。

我认为，我国今天生产的最终产品和1979年生产的最终产品已有天壤之别。1979年时的最终产品何其单调，现在我国的产品又何其丰富，为避免我国产能产量过剩的严重问题，重温1979年那场生产目的的讨论，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也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回顾过去改革的原点，就绝不是一件什么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旧事了。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