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后，采取整风会议形式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避免了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为恢复党校、治理党校和为党校的长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这在党的历史上，值得总结借鉴。 中央党校“揭批查”运动期间，我(指陈文斌)先在胡耀邦身边做文字工作，后来又先后在整风会议简报组和校党委清查办公室材料组工作过。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把胡耀邦创造的精神财富留下来。
胡耀邦入主前的中央党校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指使亲信造反夺权，培植起他的帮派，然后利用其帮派挑动派性斗争，打击、追害干部群众，造成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全校被打击、迫害者达295人，2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12名校级领导干部、41名处、室(现为厅、局、部)级干部被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其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投入监狱者15人，被定为敌我矛盾者32人，10人被开除公职，遣返还乡，45人被开除党籍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30人受到其他党纪处分，7人被迫害致死。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康生指使其党校帮派，贴大字报、发传单，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旧高级党校反革命罪行的报告》；编辑印刷《林彪选集》(共三卷，格式同《毛泽东选集》一样，共印5000套)、《林副主席语录》(格式同《毛主席语录》一样，共印1万册)，编写《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作为向九大献礼，为迫害刘少奇，捧林彪接班制造舆论，起了极坏的作用。
“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康生在党校组织写作班子，交江青指挥，在康生、江青的操控下，以“唐晓文”等为笔名，发表了几十篇“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编印了各种提要、注释、语录、资料，发至全国数百个单位，造成很坏影响。康生亲自出题，让党校写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由江青批转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室，要他们“学习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在科技界引起很大混乱。事实说明，康生和“四人帮”是一伙的。康生和他的党校帮派头头，助纣为虐，干了许多坏事，理应彻底清查。
但因为康生生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死后被封为“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所以，“反康老”成为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主要成员，出于自保，继续用“反康老”这根棍子压制群众揭发他们的问题。他们仍然处于领导岗位，主导着“揭批查”运动的方向，成为揭露康生和清查他们的最大阻力。受康生及其帮派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揭露康生的罪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人出来揭发康生及其帮派头头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揭批查”运动在全国展开，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普遍受到清查，唯独中央党校例外。胡耀邦入主之前半年左右时间，康生及其党校帮派安然无恙，校园里冷冷清清，万马齐喑。
打破精神枷锁彻底进行“揭批查”
中央给胡耀邦的任务是恢复党校。各项准备工作千头万绪，该从何抓起？最关键的是要揭露康生及其帮派，扫除障碍。
大多数群众的认识是一致的，迫切要求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但是许多同志在观望，要看准了领导的态度才决定自己的行动。
1977年3月19日，胡耀邦对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的报告做出批示：“应当放手发动群众，揭发和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号召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把问题向党、向群众讲清楚，取得群众的谅解，同大家站在一起，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批示在各单位传达以后，引起强烈反响。广大群众开始通过会上发言、写材料、贴大字报等形式，揭发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采取整风形式进行“揭批查”
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深知“左”的做法危害的胡耀邦，决定不再搞政治运动，而是通过召开党员骨干会议，采取党内整风的形式，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并利用整风会议，解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改策、整合干部队伍、调整组织机构、教育干部和群众、推动开学准备工作等重大问题。这样做也是取得中央同意，取得中央支持的唯一形式。
1977年4月7日，党员骨干整风会议(简称“整风会议”)召开。参加人数共70人。其中，原五七学校领导小组成员、党支部正副书记、党小组正副组长、尚未恢复工作的中央任命的各单位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共计45人；其余25人为各支部推选的代表。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增加到100人，再后来增加到130人。
大会会场设在第一教室，没有任何布置，没有主席台，没有会标，没有标语、口号，只摆放着一排排带写字扶手的椅子，一张两屉桌和一把供主持人、发言人用的木椅。开会时不排座位随意入座，气氛很轻松。会议开幕那天，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怀着忐忑不安、准备挨整的心情到了会场，环顾四周，完全没有他们批斗别人的那种场面，心情一下平静了许多。
胡耀邦主持会议。他除了说明会议的安排外，主要强调“揭批查”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一定要把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楚，一定要把被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不管牵涉什么人，都不能留情面；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隐瞒、不缩小、不打折扣，也不夸大其词、瞎编乱造，不讲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强调一定要实行“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档案)袋子。他还深情地说：“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我写过揭发他人的材料和自己的交代材料，尽管没有捏造事实，却写了些上纲上线的违心的话。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我被从‘牛棚’里放出来参加大会，在表决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的时候，我违心地举了手。当时只有一位趴在桌子上装睡的女同志没有举手，她就是陈少敏同志。”胡耀邦同志的肺腑之言，感动了许多人，教育了许多人，整风会议开下来，没有发现有讲违心话的。 会上发言都是自由报名，没有想好不报名，报了名不想讲可以撤回，没有人催，没有人逼。胡耀邦对我们简报组的同志说：“别催人发言，可以发，可以不发。”发言的人，不分职务高低，不管是否犯错误、错误大小，讲自己的问题，讲别人的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人平等。胡耀邦在会上说：“这次会不管是谁，都是作为党员发言的。”会议从始至终，没有出现政治运动中常见的那种情况，一方只有检查、交代、骂自己的义务，没有反驳、申辩的权利；一方则可以对对方上纲上线，斥责追问，甚至骂人、打人，侮辱对方人格；也没有那种领导一张口，大家跟着吼，调门越来越高，声势越来越大的情况。发言只讲事实，不上纲上线。胡耀邦说：“对犯错误的人，问题上纲要留有余地。”会议内容对会外不保密，会后分单位传达。会议简报也发到各支部，会内会外互动。
亲自领导简报组严格把关
会议简报组由三人组成，直接受胡耀邦领导。简报组也称材料组，除整理、印发简报外，还负责整理、印发和处理其他材料。写好的简报和材料，由我送给胡耀邦审阅定稿。我把稿子送给他，他让我坐在一旁等待，他马上就看，动笔就改。耀邦同志工作时的那种感人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他习惯坐在沙发上，伏在茶几上，边看边改，工作的时候常常把袜子脱下来搁在一边，很随便，全神贯注，一气呵成。开始一段时间，他在梁秘书监督下戒烟，茶几上放着一些葵花籽，熬不过了就来几粒。后来工作太多，工作时间太长，实在熬不下去了，他就向梁秘书要烟抽，越要越频繁，把梁秘书要烦了，干脆把烟搁在茶几上随他抽。有一天，我刚进客厅，他就高兴地对我说：“小陈，这下我可自由了，梁秘书不管我抽烟了。有烟抽，我一口气就把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稿写完了。讲话稿写好了，抽烟的毛病也复辟了。你坐下，看看我的讲话稿写得怎么样。”
胡耀邦对简报和上报材料非常重视，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他规定凡是写进简报和上报的揭发、交代材料，要原原本本地把事实讲清楚，不要上纲上线的东西。整理会上发言，要经过发言人审核同意，或者由本人提交发言稿，简报组不要随意删改。他对我们说：“不是武某某(康生在党校的帮派头头)的问题不要放在他的账上。结论性的语言要少。基本事实要讲出来，然后才是对问题的看法。这才不致冤枉好人。”对重要的上报材料，他先提出指导性意见，写什么、怎么写，讲得很具体，然后同起草人商量，写好后再送给他审定。遇到他不满意的地方，他会毫不含糊地指出来。
1977年5月26日晚上，他看完《关于武某某的主要问题》之后同我谈话，对“针对华主席”“制造反革命舆论”等断语和上纲上线的话表示不满。他说：“这些断语，让人看不下去。做工作，要让中央领导同志觉得你是可以信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一文是针对华主席的提法，连我也接受不了。”我说：“报上的批判文章就是这么提的。”他说：“不要报上说什么就是什么，过去不是吃了亏吗？”
胡耀邦同志的批评深深地教育了我。我领悟到，仅仅有不整人的心还是不够的，要想真正做到不冤枉好人，还必须彻底克服不动脑筋，盲目跟风的毛病。在和胡耀邦同志谈话后，我对自己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感到羞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参加过除了土地改革、农村“四清”以外的政治运动。在我参加的政治运动中，像胡耀邦这样完全从爱护人的角度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领导人，实在太少。对干部，该批评的时候就批评，一点不含糊，有一点改进就鼓励，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真让人心里爽快。
对犯错误干部冷处理
胡耀邦关心干部、关心青年、爱护人才，有口皆碑。在领导中央党校“揭批查”运动中，他关心如何彻底查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关心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平反昭雪，同时也关心犯错误干部的命运和前途，关心他们的家属。“揭批查”刚开始，他就对我说：“你可以到他们几个(指主要清查对象)家里看看，同他们谈谈话，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对待他们的家属，也要同其他干部家属一样，一视同仁，看电影、听报告，一样给他们发票。”他还亲自找武某某等人谈话，帮助他们主动讲清自己的问题，取得群众的谅解。到了组织处理阶段，群众中要求开除武某某等人的党籍，把他们调离中央党校的呼声相当强烈。大家认为，这样的处理算轻的了。这样处理会顺利通过，但是，胡耀邦考虑，开除了党籍，要再恢复就不容易了，调离党校后，接收单位对他们不了解，很可能影响对他们的使用，说不定会让他们从此抬不起头来。因此，他主张只给个别人纪律处分，处理以后也不调离中央党校。这同好多人的想法是有很大差距的。胡耀邦同志认为解决这个矛盾，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不能强迫大家接受，要等待群众自己理解，经过民主讨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普遍受到教育，真正消除派性，达到团结的目的。为此，他提出冷处理的方针，即先放一段时间，等大家的气消一点，武某某等人的表现再好一点，经过大家冷静思考之后，再作处理。最后处理的结果，仅一人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所有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除自己要求调离者外，全部留党校工作。 30多年过去了，当年思想上有抵触的人早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不再认为胡耀邦“右”了；犯错误受到处分的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进步、一起做出贡献、一样受到尊重，现在和大家一样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和大家一样缅怀着曾经帮助过自己成长的胡耀邦。
胡耀邦领导的“揭批查”意义重大
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党校“揭批查”运动，进展顺利，硕果累累。
硕果一，揭露出康生，查清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瓦解了康生扶持起来的帮派体系，为冤假错案平了反，澄清了被康生颠倒了的是非，实现了全校员工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团结，为恢复党校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硕果二，在康生帮派瓦解之后，经过整风会议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新的党委会，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健全了组织机构。
硕果三，联系被康生、“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提高了教学研究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解放了他们的思想，并依靠自身的力量，适应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需要，完成了教学材料和教学组织的准备工作，培养出一支新的教学研究队伍，为复校开学和以后的持续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硕果四，通过揭批查和教学准备工作，培养起一支新的理论队伍，依靠这支理论队伍，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等影响深远的文章，在党和国家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