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的几年中，多次批示北京日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
据从1979年4月至1983年2月不足四年时间里的不完全统计，竟有21次之多。我作为当时《北京日报》内参部的负责人、曾经的亲历者。现将有关情形记述下来，以飨读者，同时也是对胡耀邦的深切怀念。
关于支持、重视改革方面的批示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体制改革。对此，全国人民瞩目，中央领导重视。北京郊区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同样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胡耀邦对《北京日报》内参反映的京郊农村改革问题做过三次批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怀柔县委改变了过去用90％的精力去抓仅占全县面积10％的平原，用10％的精力去抓占全县面积90％的山区的不正确做法，大胆支持符合山区特点、对发展山区经济有利的各式各样的做法，社队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得了明显效果。1979年晚秋．我和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郭吉东一起，深入到该县北部山区一些社队，采访到不少新做法实行后效果不错的事例。同时，也就某些政策问题与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明瑞交换意见，进行探讨，然后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主标题，以《怀柔县落实山区政策的一些见闻》为副标题，撰写了一篇3700字的通讯。文章重点放在“八仙怎样过海，各显什么神通”方面，一共写了八个方面。其中“‘单干’十五年，粮食产量增加二十五倍多”这第一“神通”，介绍了该县北部山区汤河口公社东帽湾大队社员果永才一家实行“包山到户”政策后效果十分显著的情形。果永才一家九口人，两个半劳动力，住在离主村东帽湾大队五公里远的砬子沟里。1964年“四清”运动时，生产队将他家所在的一条沟交给他管理，他和家里人不用每天来回跑10公里去队上“领活上班”了，平时自己干活自己记
工，收的粮食、果菜交给生产队，年终全家参加集体分配。自己管理自己，果永才一家成了不是“单干户”的“单干户”，极大地调动了全家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十几年里，果永才一家起早贪黑打坝阶、修梯田，可耕地由原来的六七亩扩大到30亩，光粮食产量一项就由原来的300公斤增加到8000公斤，增长了25倍多。
这篇通讯稿，1979年12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540期《内部参考》上。12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将这期内参批给了国家农委，并写下了“非常能启发我们考虑问题”的批示。1980年1月8日，国家农委编印的《农委简报》第17期，除了标题和个别提法有改动，几乎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胡耀邦批示的“启发”下，我们对首都郊区农村改革加大了关注力度。在1982年9月中旬至1983年1月上旬，胡耀邦又两次在《北京日报》反映农村改革情况的内参上做了重要批示。
第一次批示是在1982年9月17日，胡耀邦写在我们内参部记者唐欣采写的、刊发在1982年9月15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848期内参上的《一个“冰棍队”的上和下》一文上，批示是写给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的。批示不长，但话语不轻，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君毅同志：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材料，建议你们议一议，连读带议，有二十分钟就行了。如有必要，还可以略加改写，在《北京日报》上登一下。据我看，北京郊区还有一些干部对责任制不通，甚至以各种借口来抵制，这一定要教育过来。”
何谓“冰棍队”？“上”和“下”又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市最南边的大兴县南各庄公社石佛寺大队，是“全北京市拔了尖的穷队”。1979年这个大队改成了大队核算，“当年人均分配只有五元三角七分，劳动日值是四分七厘。由于一个壮劳动力干一天活的收入还买不起一根冰棍（当时一根冰棍五分钱），人们就给这个大队起了个外号‘冰
棍队’”。1980年初，有人将这个“穷队典型”向上做了反映，引起了市、县和公社三级领导的重视，有了“三给”：一给贷款；二给副业，帮助建羊肠加工厂；三给水，当年600多亩水稻收成好……这一年全大队增产增收，“人均分配一跃达到一百三十三元，劳动日值提高到六角六分……”1981年，就在大家都以为石佛寺摘了穷队的帽子，该与其他队“一视同仁”时，公社负责人不再驻队，贷款大幅减少，羊肠加工厂货源不足……这一年又正逢大旱，无法特殊供水，再加上“大队干部推翻了上一年的水稻生产奖励合同，水稻几乎没有收成”。“在跨空分配的情况下，全年人均分配二元六角三分，劳动日值二分，比1979年还穷了一筹。真是，上来得快，下去得更快！”“冰棍队”又回来了！这一期内参之所以引起耀邦同志的关注，或许与其中的一个数字差错有关，还真有点“因祸得福”的意思。
1982年9月16日下午，刚上班不一会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我一听是耀邦同志办公室打来的，心里多少有点紧张；电话中又提出第2848期内参第二自然段中有个数字有疑问，我悬起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额头开始冒汗，怕是数字出了差错。找出付印前我签字的大样和发出后留存的正式内参一对照，明白了一大半。原来是签付印大样中有个“倒空字”按错了位置，在“全大队一百一十户，五百一十八口人”这句话中，“五百”的“百”字，当时字架子上缺字，打了“倒空”，正式付印前铸出的铅字“百”，放错了位置，按在了“十”和“八”之间，成了“五一十百八口人”。于是，我赶忙在电话中向耀邦办公室的同志说：“是我们粗心大意，造成了差错，‘百’字放错了位置，应当放在‘五’和‘一’之间，‘五百一十八口人’，请帮助改过来。”并表示以后一定要认真做好校对工作。“天天和文字打交道，出个小错也难免。”听了耀邦办公室同志的这句话，我平静了许多，顺口和对方搭话问道：“我们一起送了两期内参，您觉得怎么样？”“你们这两期材料配得好，一个具体典型，一个综合分析，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是‘冰棍队’那期，一看标题就想看看全文，我会很快送给首长。”听了这番话，我释然了。放下了电话，我已经平静的心又激动起来，一方面赶忙向报社领导汇报耀邦同志办公室来电话的情况，检讨自己工作中的差错；一方面和部门同志们议论起我们这两期内参的内容搭配、标题制作及印刷发送上的“小小技术处理”。
在刊发唐欣采写的上述内参的同时，我们还将北京市统计局关于京郊8个区县45个生产队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调查的简报编发了内参。情况调查简报表明：被调查的45个生产队中，实行当时效果较好的“联产到劳”责任制的仅有4个生产队，其他一些生产队有的实行的是“小段包工”“承包到组”，还有10个生产队未实行生产责任制，仍在“吃大锅饭”。这篇由简报编发的内参稿，除了内容翔实、对比鲜明，还有综合分析，《四十五个生产队仅有四个队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这一直白的标题也很醒目。这就是耀邦办公室同志说的另一期内参。这期内参的编号是第2849期，和“冰棍队”那期第2848期内参，都是在9月15日同一天印刷，装在一个信封中发出的。小小的印刷和发送上的技术处理，引起了耀邦同志办公室的重视。
胡耀邦的重要批示，引起了中共北京市委的高度重视。1982年9月21日，段君毅将胡耀邦的批示批“请常委同志阅”，并做出“类似的情况还不止这一个队，我们必须下决心搞好责任制”的重要批示。10月8日，市委以“中共北京市委文件京发[1982]48号”的形式，印发了胡耀邦对《一个“冰棍队”的上和下》一文重要批示的通知，发给各单位各部门党组织。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耀邦同志批示，议一议这个问题。切实检查一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落实情况，对那些不落实的单位迅速进行整顿”；“对那些（对）实行责任制思想不通的同志，要进行耐心的教育，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跟上形势”。这些无疑对推动北京市各种责任制的落实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以“大包干”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推行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反复，北京市丰台区也不例外。该区的卢沟桥公社郭庄子大队第二生产队有位“能人”叫赵明才，过去当过生产队长。1980年春，他去外地传授种菜技术时顺手学会了种蘑菇。1981年8月，他和另外一名女社员包种了200平方米的蘑菇，收入2200元。按合同规定交给大队、生产队500元纯利，还清了生产队800多元的投资，扣除其他成本，他们每人还分了300多元。由于大队不支持，1982年赵明才包种不了生产队的蘑菇，就开始专心种自家的蘑菇，一年下来收入5000多元。1982年2月，《北京日报》公开报道了赵明才成为种蘑菇能手的事迹，招来了大队和公社的不满，说赵明才种蘑菇是“外出单干”“抄肥自搂”“挖社会主义墙脚”。年底，大队党总支对赵明才做出四项制裁决定：“加倍收水电费，或停水停电”；“将全家开除出合作医疗”；“不批给宅基地”；“不安排子女劳动和就业”。大队还同时制裁了其他搞“自搂”的社员。1982年12月底至1983年初，丰台区广播站刘秉华和报社农村部记者吴懋栋，将采访到的郭庄子大队对待赵明才等人的种种做法，撰写成内参稿件，以《郭庄子大队限制社员发展自营经济》为标题，于1983年1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876期《内部参考》上。1月6日，胡耀邦做出与前面两期内参有关联的批示，具体内容是：“段、焦、陈、赵同志：你们郊区干部的思想，像这种情况的多不多？我担心：思想不对头而匆忙地催搞责任制，今年生产可能出现某种混乱，请注意。”1月7日，接到耀邦同志批示后，段君毅很快批示：“看来北京市郊区这样的事情可能不止一两家、一个队的问题。请派人查明，以便通报，使大家接受教训。印发常委。”
胡耀邦支持重视农村改革，同样也关注着城里工厂的领导体制改革。
1981年12月8日，一篇标题为《一名普通工人出人意料地当选为厂长》的文章刊登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760期《内部参考》上。这篇稿件是内参部记者张志华采写的。12月26日，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的张大中转达了胡耀邦对第2760期内参的批示——“发到会（指第一书记汇根会）同志，加发政治局委员”。大中同志还说：“段君毅同志在北京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将这期内参读了一遍。”1982年1月5日下午，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到：“最近北京市有个工厂选举厂长，全厂320多人，原来的厂长只得了3票，党支部书记只得了1票，相反地，一个不是党员的普通工人被选上了。可见我们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群众瞧不起，而缺乏自知之明，严重到什么程度！”耀邦同志讲话中的这番感慨，其所引用的事例，即是第2760期内参反映的情况。
第2760期内参中所说的工厂，是当时的北京电机总厂铸造分厂，是民主选举厂长的试点单位。全厂324人，复员军人牛树昆以238票当选为新厂长。一名普通工人之所以能出人意料地当选为厂长，正如耀邦同志讲话中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这个厂原来的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群众瞧不起”。据记者了解，选举之所以出人意料，一条重要原因就是：“职工普遍对原来的厂领导干部不满意，不少人的想法是，不管选谁，反正不能再让原来的领导当厂长了。”“铸造分厂过去曾经是先进单位，但是近年来干部作风上出了一些毛病，生产任务也完成得不够好，职工意见比较大。原厂长患肝硬变，已经半年多不能上班。原党支郜书记工作方法上主观生硬，喜欢个人说了算，群众还说他私心重。厂里生产上质量问题严重，亟待解决。当时厂长病休，党支部书记却请假回农村盖自家的房子去了，厂里留下三个副厂长，谁也不敢多伸手，指挥很不得力。”这样的党员干部，群众又怎么能信得过呢？
《一名普通工人出人意料地当选为厂长》一文在内参中属于“一事一报”类型。它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做出批示，在以后的讲话中作为典型事例引用，并发出慨叹！而北京市委领导也在一次会议上将内参稿件读了一遍。由此可见，这期内参留给领导人的印象多么深刻！
关于务实担当方面的批示
从1977年8月至1979年6月，我们《北京日报》内参部不断关注着北京的“深挖洞”和二号线环城地铁迟迟不能建成的问题，先后采写了五篇稿件，在《北京日报》内参上陆续刊出：由我采写的《北京市人防工程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1977年8月19日刊发在第2169期《内部参考》上；《首都人民盼望环城地铁早日竣工》一文，是由老记者王增翔和内参部主任王丰玉共同采写的，刊发在1978年7月1日的第2393期《内部参考》上；《东城区人防工程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这篇刊发在1978年11月23日第2435期内参上的稿件，是由老记者、《北京日报》内参部创始人耳宝君采写的；由我采写的《能否少减一点投资快把环城地铁搞完》《广大群众和人防干部都要求暂停在地下挖洞》这两篇稿件，分别在1979年6月7日、9日的第2488期和2489期内参上刊发。这两期内参可以说是姊妹篇。以上五期内参，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余秋里、谷牧等做出批示的有四期，另一期在全国人防工作全议上转发。
在我们采写上述五篇内参的近两年时间中，正是中国进行拨乱反正的重大转折时期。正是在此政治背景下，我们的内参报道跟上了转折时代的步伐，促使“深挖洞”的转折，停止挖洞，将挖洞的钱转投到修建地铁上。我们在关注“深挖洞”的同时，对同样具有防空作用的北京环城地铁迟迟不能竣工进行了详细调查。在北京公共交通中占有十分重要位置的地铁二期工程，全长16.1公里，线路呈马蹄形，又称环城地铁二期工程。后来连上复兴门至北京站支线，才统称地铁二号线。环城地铁二期工程从1971年3月开工，到1978年下半年，用了近八年时间仍未竣工。首都群众期盼已久的环城地铁，八年未环，其中资金缺口是个大问题。环城地铁1978年共需投资2.2亿元，实际只安排了1.3亿元，尚缺9000万元。另有5万工程兵参加地铁建设，一年4000万元的费用过去由国防费开支，现在转由工程费开支。资金方面，困难重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建设处处钱紧，钱成了问题的关键。钱从哪里来？“暂停挖洞”，把省下来的钱支援环城地铁建设，尽管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解决一部分也好。就这样，钱把“暂停挖洞”与加快环城地铁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成就了前面提到的内参姊妹篇。实际上，内参姊妹篇先采写的是《广大群众和人防干部都要求暂停在地下挖洞》：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启发下，对于“深挖洞”这个劳民伤财的老大难问题，广大居民群众开始说“不”。东城区拐把胡同一居民住宅，因防空洞漏雨而引起塌陷，满院子居民愤怒不已，指着人防于部的鼻子说：“你们到处乱挖洞，浪费国家钱财，坑害居民百姓。”作为采访此事的记者，在干部每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中，我曾几次投入到“深挖洞”的群众运动，对其“劳民伤财”深有体会。其中首都人防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张一民的看法和建议，对“暂停地下挖洞，支援地铁”作用重要。在近两年的人防工程采访中，我曾三次与他打交道。由于某种原因，前两次采访张一民都没有怎么敞开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三次采访，算是打开了话匣子。他说：“群众反映的人防工程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我同意今后不要像过去那样无计划地乱挖防空洞了。”张一民说：“我初步考虑城市人防工程可以纳入城市计（规）划，可以结合修建地下铁道搞一些工事；也可以结合搞立体交叉建设地下过街道路；还可以在盖楼房的同时建地下室……这样的工程一部分可做人防工事用，省工省钱，质量也有保证。”另外，他提出的“暂停地下挖洞，将挖洞的钱转移到修建地铁上来”对我们启发很大。于是，我在采写“暂停地下挖洞”内参稿件的同时，顺着上年7月我们刊发《首都人民盼望环城地铁早日竣工》的内参并受到中央领导重视的思路，继续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采写“把环城地铁搞完”的内参稿件。这期内参稿件确定为正面呼吁的主题，标题就是前面提到的《能否少减一点投资快把环城地铁搞完》。文章最后再次提出“暂停挖洞，支援地铁”，把包括张一民在内的一些权威人士的建议明确提了出来：“如果国家资金实在太困难，能不能将北京的人防工程暂停下来，把今年人防2800万元投资拨给地铁。”
因我采写的上述两期内参是姊妹篇，在印发时我们仔细地做了技术处理，将《能否少减一点投资快把环城地铁搞完》一文，放在第2488期，时间是1979年6月7日；《广大群众和人防干部都要求暂停在地下挖洞》一文，则安排在第2489期，时间是1979年6月9日。两期内参装在一个信封内，6月9日一起发往中央和市里。6月9日当天，胡耀邦就在第2489期《广大群众和人防干部都要求暂停在地下挖洞》的内参上批示：“乎加同志，像这样的事，我看你们市委完全可以定。”耀邦同志还在两篇内参中张一民和城市建设规划方面权威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的文字表述下面，用笔画上了着重线，以示引起重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接到中央领导批示后，请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人防工程费可否统筹安排”。主管经济工作的市领
导叶林更是直奔主题，明确提出：“将人防工程费用与地铁投资结合起来，先搞地铁。”至此，对全国影响很大并有带头作用的首都北京的“深挖洞”总算是不再进行了，很快全国城镇的群众性挖洞运动也逐渐停了下来。停止挖洞省下来的这些钱，后来用到地铁建设上，对于加快环城地铁建设进度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关于关注基层方面的批示
胡耀邦关注基层方面的批示有两则，所涉及的单位，一个是城镇街道的居民委员会，一个是轻工业系统的工艺美术工厂。而批示内容的形成，一个是受“诱发”而起，深入思考；一个是举一反三，逐步延伸。
1979年8月，内参部主任王丰玉在上班的路上采写了一篇内参稿件，反映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朝阳门外大街大打“标语战”的情形。稿件刊登在1979年9月3日的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508期内参上，标题为《从一条街的二十条横幅标语看开展卫生运动中的严重形式主义》。9月6日，耀邦同志对此期内参做了较长批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批示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受此“诱发”，“想到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问题”。批示全文是：“北京日报社同志：看了你们这个材料，诱发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街道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工作的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林彪、‘四人帮’在台上十年，对它们有什么影响？有哪些好的东西值得充分肯定，有哪些东西要坚决改进，有哪些问题要进一步明确和解决。这种种问题我是一点不了解的，可能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也不了解。而摸清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对改进全国城市工作都有意义。如果你们能在这方面做一个系统的调查，并整理一个材料，我觉得对市委、对中央有关部门都很有作用。你们感到力量不足，向市委有关同志反映一下。”
按耀邦同志的思路，我们很快组成了由市委研究室李瑰、张元林二人参加，当时还是报社通讯员的陈星、曹建国（后都任报社记者）和我一共五个人的调查小组，以东城区、崇文区为主，对城市街道居委会的情况做了全面调查，并撰写了供于居民委员会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分三大部分——“解放以来居民委员会变化的情况”
“居委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关于改进居委会工作的几点意见”；同时带有两份附件：一份是居委会的工作任务多得吓人！》，再一份是《中国强居委会为什么走了下坡路？》。《调查报告》和两个附件在1979隼11月7日第2530期内参上刊登后，耀邦同志有否批示，没有查证，但很快引起了市领导和国家民政部的重视，对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相关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记者唐欣采写了一篇稿件，主题为《北京景泰蓝在企业整顿中动了真的！》，刊登在1982年12月29日第2875期内参上。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写下了“三段式”的批示：
“仲勋、启立并丕显、劲夫、君毅同志：
“整顿企业就要这样真正的整。凡是经营管理问题很多而整顿又走了过场的，必须考虑要调整领导班子。凡是这样的企业而又有中央部门工作组的地方，还要适当地问问工作组的领导人是怎样工作的。
“要提醒一切工业战线的同志，严肃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从今年开始的企业整顿基本流了产，所谓提高经济效益，学会现代化经营管理，也就成了空谈。
“还要使下面同志了解企业整顿不解决一定问题，党风社会风气的扭转也就无从谈起。因为社会风气的好坏是与我们厂矿企业风气的好坏密切联系着的。”
从转载在1983年1月7日的《国家经委工作动态》上的“三段式”重要批示中，可以看出，对于一篇报喜式的内参，耀邦同志却“正面文章反面做”，并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地指出，企业整顿走了过场的要问责；并提醒一切工业战线的同志，如果企业整顿流了产，提高经济效益、现代化管理也就成了空谈；批示进而由此及彼言之，社会风气的好坏与厂矿企业风气的好坏密切相连，企业整顿不解决一定问题，党风社会风气的扭转也无从谈起。
整个批示，思考深入，全局意识，跃然纸上。
关于关心民生方面的批示
1982年，北京日报社内参部记者耳宝君被请去列席了一次解决建成的房屋不能尽快使用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这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我时任内参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对这件事的过程比较了解，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很有必要做些回顾记述。
1980年底至1981年初，老耳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采写了一组四篇内参稿件，反映了北京市在朝阳新开辟的劲松、团结湖两个居民住宅小区建成的房屋不能尽快使用的情况。这一组四期内参作为连续性报道，它们分别是第2674期《条件齐备只等主人》、第2675期《新建商店多数没开张》、第2676期《新楼为何变旧楼?》、第2677期《建筑单位“屁股大、尾巴长”》。一期一个主题，四期内参反映了四大问题。这四期内参是1981年2月9日发出的。2月11日，耀邦同志对这四期内参做了重要批示：“请（冯）文彬同志组织人，把这四份材料压成一份材料，印成书记处文件，并通知北京市有关同志，下星期一(2月16日)讨论解决这个问题。”
报社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按照领导批示精神，要求内参部把四期内参压缩成一份材料上送。因为材料要得急，我与张志华、耳宝君三人，停下手头所有工作，简单商量了一个大路子，立即勾画剪裁，排字工人随送随排，晚上加班加点，12日上午核校、复印、装订完毕，下午由我按时将材料送到中南海。记得出面接待我的是耀邦同志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我做了简短汇报，他对这么快将材料搞成送到表示满意，并感谢报社同志。周杰还嘱咐我，回报社后
听招呼，材料有什么问题随时找要有人在。同时他还透露，书记处开会时可能请记者列席。
周杰透露出的意思虽然能让人听得明白，但真的能让写稿子的记者去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当时我却有点不大敢想。不敢想象的事情还真的发生了。很快中央办公厅通知报社，让派一名同志于2月16日上午9点前到中南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内参反映的有关“建成的房屋不能尽快使用的情况”．这么高规格的会议，请北京日报社的同志参加，非常令人兴奋，对报社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当时，报社主管内参工作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谁去列席会议好。我稍加
思索后便说：“还是让写稿的记者去更好：一是中央办公厅的意思是让记者列席，又只能去一个人；二是写稿的记者了解情况，中央领导问起什么，能讲具体；三是让写稿的记者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本人对广大编辑记者都是个很大的鼓舞。”报社领导最后决定让耳宝君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2月16日上午8点多，耳宝君赶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看到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和列席会议人员，人手一份由自己采写的内参稿件压缩而成的标题为《北京劲松、团结湖许多新建的宿舍楼房不能尽快使用的情况的调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文件[1981]35号，落款为“北京日报内参部整理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会议从上午9点开到中午12点。散会后，老耳马上赶回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向内参部同志介绍在耀邦同志主持下书记处会议开得如何生动活泼、热烈讨论内参反映的四大问题的情形。出席会议的书记处成员发言，列席会议的人也可以随时插话。耀邦同志一上来就开宗明义：“现在开个会，讨论一下建成的房子不能住人的问题。”接着，耀邦同志介绍了一下与会议主题有关的“时代背景”，他说：“目前社会上有三大问题：房子、物价、失业；政治上也有三大问题：宣传、治安、党风。”耀邦同志在简单介绍供会议讨论的文件形成过程后明确提出：“现在准备以这个问题为突破点，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然后，他请记者先介绍一下情况……看来我们决定让记者列席会议是对上号了。在请北京市管建筑的宋汝芬同志介绍情况前，耀邦同志说：“中央分的房子太多。中央霸占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呀？现在有这么多房子还要盖多少多少。过去各部门都要求批建筑面积，盖了好多房子。我的意见，找各部门开个会，动员他们把多余的房子拿出来，交给北京市，为什么不多给人民干点好事呢？”
在讨论中，耀邦同志针对一边建房子一边浪费的现象，深刻地指出：“反正不花自己的钱不心痛！”列席会议的邓力群更加深刻地指出：“现在为了房子什么性都没有了，什么党性、德性呀！”
对于如何解决劲松、团结湖的房子问题，新上任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说：“现在许多问题尽扯皮，这是普遍现象。我们北京市准备开展一次‘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讨论，不然的话没有思想基础。”耀邦同志马上接住话茬儿说：“《北京日报》和新华社要宣传这个经验。”段君毅接着说：“客观原因不是主要的，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我们要开展这个讨论。……这个问题不解决，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得烧得你焦头烂额，我姓段，他姓焦（指新市长焦若愚）。”
最后胡耀邦做了总结，他讲了四条：第一，不管中央的、国务院的，凡是建好还没有住人的房子，现在还在扯皮的，限在三个月之内住进人，不住人就由北京市没收。第二，所有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到底现在没有房子住或住房十分紧张的，究竟有多少？分配房子要尽量先满足他们，否则我们太脱离群众……第三，赞成老段提出的开展“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思想教育的讨论。讨论情况先在《北京日报》上报道，然后由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这是搞好我们党风的一项重要工作。第四，城市建设问题，另外组织讨论一次。
后来，北京市开展了“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大讨论，这除了为解决有关劲松、团结湖房子的具体问题打下思想基础，还对推动全市其他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于关怀青年人的批示
胡耀邦曾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担任中央领导后，他依然关心青年工作。
1979年4月5日，《北京日报》内参第2472期，刊登了记者张志华整理的一篇文章《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一些思想动向》。4月6日，胡耀邦针对当时毕业生的思想状态如何开展工作给予了非常具体的指导：“请青年报刊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在报刊上以《同本届高中毕业同学谈谈心》为题发表一篇言论，也可选一些不同典型请他们谈自己的打算，也可以组织座谈会，作综合报导。要大规模地到群众中去，把思想工作做活做细，力戒夸夸其谈。”
胡耀邦关心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11月底12月初，以年轻记者唐欣为主，我抽空辅助，完成了《有这样五个青年》的内参稿件的采写。文章具体而形象地描述他们的工作和成长经历，介绍了他们不同的思想状态，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这些引起了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文章于1979年12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539期《内部参考》上。6日，耀邦同志批示：“转团中央。”虽然“主批示”只有四个字，但在文章中多处留下了耀邦同志阅读时画出的着重线。他还写下了具体批示意见。文章第一部分讲的是北京市管乐器厂青年工人郝云的事迹。他和师傅一起制造出达到国际水平的一种乐器巴松，因而小郝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但“墙里开花墙外红”。而小郝对此有自己的一番看法：“在人们看来，标兵应该样样都好，报纸上就是这样宣传的，团组织也要求青年处处向标兵看齐。而我恰好并不是个样样都领先的人，只不过是个一进厂爱上了我所干的这一行的普通青年……”耀邦同志在这段话的下面画上横线，左旁批写：“形而上学很严重！”小郝继续说：“自从我做的事情被别人重视后，宣传得可真不少，可是老走样。‘四人帮’被粉碎前，有的文章说我是由于学习《毛选》，写了几万字的笔记才干出成绩的，熟悉我的人当然不服气，我也被弄得很被动。其实，我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是用来学习音乐和吹巴松了。现在当标兵，人们又要求我政治学习、义务劳动以至打扫卫生都要带头。这样我还有多少时间去摆弄巴松呢？有时，我改革巴松的设想与一些师傅看法不一致，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对方就认为我当了标兵骄傲了。我想，是不是为了显得谦虚点就该放弃自己的意见呢？这些问题使我很苦恼。我思索了很久，还是认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对的。这是因为国家需要的是我拿出超过世界水平的巴松，不需要我磨去棱角，做一个拿不出巴松而仅能保持‘光荣称号’的标兵。”在小郝的这一段表述的下面画了着重线后，耀邦同志在开头处左旁，针对所谓学《毛选》“写了几万字的笔记才干出成绩……”的一段话，写上“弄虚作假！”四个字。而在这段话的中后部，耀邦同志意味深长地写道：“从来没有把这件事谈清楚过！”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一个转变了的青年”，讲的是北京工艺美术工厂青年工人杨军由后进变先进的故事。文章写道：“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技术、能干的人并不吃香，小杨几次申请入团也没人理。相反，少数能说会道的人反而受重视、得表扬，有的还入了团入了党。”这次，耀邦同志的批语写在了这段话的右边：“现在是不是还有流毒呢？！”半是疑问半是惊讶。
这篇内参文章的第三部分——“一个‘思考者’”，介绍了一位在一家大型商场工会工作的女青年郭小惠的思想状况。她说，“我平时很喜欢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在这方面大量的事实使我对咱们国家未来的前途并不乐观”，看了一些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真相”后来变成了“假想”，就不怎么相信报纸上说的了，“逢事还应该多独立思考”。但是，“由于我懂得太少，又得不到帮助，所以我感到自己只是个‘思考者’”。耀邦同志从关心基层青年人思想进步的角度，在小郭最后几句话的左边批写：“要深入研究团支部的思想工作！”
条条横线，处处批示，无不体现出胡耀邦对青年人的热切关怀。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