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朱厚泽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宽松、宽容、宽厚”三宽政策，颇受知识分子欢迎，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朱厚泽生病住院期间，笔者多次随胡德平前去探望。作为胡耀邦富民政策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朱厚泽在辞世前，多次谈到胡耀邦的富民政策及其出台始末。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1月视察贵州时，提出“富民政策”是党的全部政策的出发点。当时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全程参与了这次视察。根据耀邦同志在视察中的讲话和指示，贵州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调整全省工作布署，朱厚泽在会上作长篇传达。事后，《贵州日报》全文登载了朱厚泽的传达内容，耀邦同志的“富民政策”轰动全国，并由此引来一场关于“国富”与“民富”的大讨论。
胡耀邦风雨贵州行
1983 年12 月30 日，耀邦同志从四川泸州过长江，沿着纳溪到大方很少有人走的山区公路，向贵州西北部高寒的乌蒙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到毕节去看望贫困山民。当时天寒地冻，冬季的贵州山区，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很难前行。中央办公厅要他坐直升飞机，他执意不从；坐火车，他也不肯，说那样就看不到沿途的“ 干人”了。
“ 干人”是贵州土话，意思是，干巴巴一贫如洗的穷人。1935年中央红军入贵州，最流行的民谣就是“红军到，干人笑”，说的就是一贫如洗的穷人欢迎红军的到来。耀邦同志当年长征路过贵州，深知贵州人民之苦。有人多次对他讲：毕节太穷、太落后了，他一直惦记在心，所以这次特意要坐汽车走毕节。他深情地说：“交朋友莫忘交穷朋友，走亲戚莫忘走穷亲戚。”
12月31日前往贵州毕节途中，车队冒风顶雨。快到雪山关时，车轮套上铁链，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前行。山上风雨交加，气候恶劣，行至雪山关前，耀邦同志发着高烧，抱病指示随行的胡启立、倪志福，团中央书记刘延东，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帼英，不要省地县同志陪同，四人分为两组，就近访问几家农户，了解农民的温饱。不久，胡启立等冒着风雨汇报。访问的几家农户有粮食、有腊肉、有火烤，衣被还可以。据这几家人讲，川黔边农民的温饱基本能解决。耀邦同志说：很好嘛，高寒山区农民吃得饱、有火烤，我就放心了！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好办法哟，是行之有效的呀！
1984 年元旦，耀邦同志又抱病乘车从毕节到贵阳。路过大方县老鹰岩地段，路面封冻，老百姓形容那路“凌得像玻板亮晶晶。”最滑地段要靠铺碎石，车子才艰难地开过去。耀邦同志在面包车内，朝铺石子工人拱手作揖致谢。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元月4、5 两日，胡耀邦在贵阳花溪碧云窝宾馆与云贵川三省负责同志座谈。座谈中，耀邦同志突然问：“像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一时没有人回答。朱厚泽从容不迫，以简洁明确的语言答道：“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同志听了很高兴，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在5日的座谈会上，耀邦同志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的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时，朱厚泽又有一段精要插言。他说：“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
当时与会者除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外，还有杨汝岱、池必卿、安平生、刘明辉、王谦、廖伯康、苏钢、王朝文等西南各省市大员，还有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及刘延东、郑必坚等。朱厚泽即席插话，杨汝岱立表赞同，廖伯康也发表了同样观点。耀邦同志当即予以肯定。这个开发大西南的设想，是在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20年的事情。
1月7日下午，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话，对贵州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贵州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是全国最末一位。所以，贵州还没有最后摆脱干人的地位。”耀邦同志在具体分析贵州的优、劣势之后，鼓励大家要看到贵州远景，从现在起下决心开创贵州的新局面。
围绕开创新局面，胡耀邦提出六条基本要求。其中第四条是：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要积极推广。“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在对这一条做详细阐述时，耀邦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富民政策”，提出“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民政策”的观点。他说：
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劳动致富的措施、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今年（指1983年）二月份，小平同志找我们五个人谈话，小平同志提出，是否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是评论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步是求解放，第二步是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观念。人民富了，我们国家的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把我们解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
有些同志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从根本上说，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人民谋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是同共产党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当然，要通过劳动致富，发展生产致富，而不是损害他人和整体的利益。共产党历来是嫌富爱贫，杀富济贫，这在取得政权以前可以，搞经济建设不能这样办。
两千多年以前，管子就曾讲过“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传到司马迁，就改成“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都懂这个道理，共产党员反而不懂。毛主席是懂这个道理的，过去他总批评我们，要我们关心群众生活，并且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不让损害群众利益。后来他在晚年又忘了这一条。
1月8 日，耀邦同志离开贵阳，坐火车经铜仁地区的玉屏县到达湖南黔阳地区的麻阳县，结束贵州之行，从叙浦乘专机回京。这次视察贵州，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和朱厚泽等同志全程陪同，媒体没有作公开报道。
朱厚泽事后曾回忆说，那次视察，耀邦同志响亮地提出：什么是我们的总政策？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对与不对、做得好与不好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不要老害“红眼病”。
至此，“富民政策”明明白白地摆在了干部群众面前，这是胡耀邦第一次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1984 年1 月9 日，贵州省委召开电话会议，朱厚泽强调要坚持胡耀邦提出的“富民政策”，全心全意使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他的讲话完全是按照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传达的，有许多话就是耀邦同志的原话。1月15日，《贵州日报》全文报道了朱厚泽的讲话内容。
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的讲话发表了评论员《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评论指出：
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多年的教训，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人民谅解我们，给我们时间，我们不能一误再误，不能在这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上再动摇，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又走回头路。
《十二个春秋》断章取义
胡耀邦提出“富民政策”时，人们还没有完全从文革“极左”阴影中摆脱出来，他的观点在党内外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作为党的根本决策，邓小平同志对富民政策做过具体的阐述，耀邦同志的富民政策和中央精神相一致，但因更强调“富民”而招来许多非议。一时间，沸沸扬扬的争议之声甚嚣尘上，有人借机向胡耀邦发难，断章取义地对耀邦同志的富民政策进行攻击，说耀邦同志只强调个人利益。甚至在198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还有人批评并讽刺地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还很得意地到处讲。”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即把富民政策作为胡耀邦“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表现之一”。他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一书中写道：
1983年1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谈话整理过程中，反复征求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经小平同志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可是耀邦同志1984年春在贵州发表长篇讲话，整理后发得很广，根本不提国家兴旺发达，更不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把《管子》、《史记》中‘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之类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体分析加以引证。他多次自我欣赏地说，他那个‘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人民日报》1984年3月29日根据他这个讲话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可以说是他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表现之一。
从文中可以看出，小平和中央同志的讲话中，是强调改革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人民富裕，这是正确的。耀邦同志强调富民，也是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一致的条件下，讲的是国富与民富的辩证统一。“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富与国富，二者是一体的，这是符合改革的大方向的。《十二个春秋》断章取义地歪曲耀邦同志的讲话，个中原因，读者心里自然清楚。
贵州之行后，胡耀邦又先后视察湖北、黑龙江等地，多次宣讲富民政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比较快地富强起来，富裕起来，兴旺发达起来。
1984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小组对提纲讨论了两次。耀邦同志对提纲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起草小组从北戴河回到北京玉泉山以后，胡耀邦又多次上山主持讨论。文件从起草初稿起，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最后定稿，前后修改了九次。
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前一天，胡耀邦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通报《决定》精神时，说：“更快更好地使国家和人民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想事情、办事情的最核心的问题。”《决定》强调了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其实质就是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发展商品经济恰恰是富民政策的核心。
改革开放30多年后，回头再看耀邦同志提出的富民政策，感触颇多。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富民政策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胡耀邦的富民政策是他改革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对当前的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决不能把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搞成以富民始，以富官终。
（文 | 盛平 作者系“胡耀邦史料信息网”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著有《胡耀邦思想年谱》。本文参考了：刘学洙《两次难忘的随行采访》，《文史天地》2006/02；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贵阳文史》2009/01）
来源：《文史参考》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