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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给耀邦当秘书的日子
郑心仪

  人物简介:高勇,出生于1931年,河北平山人,于1959年3月至1964年8月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后曾任河北邯郸市委副书记、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等。

  在高勇家中随处可见胡耀邦的痕迹:相框里放着他与胡耀邦的合照,书架上摆放着与胡耀邦有关的书,胡耀邦为他题的字被做成横匾、条幅挂在客厅和书房。他小心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书法册页给《环球人物》记者看,上面写着“孜孜不倦”,字迹清晰如初。“这是耀邦1986年10月11日单独给我写的,是他在职时给身边的人写的唯一一份。”高勇有些自得,“当时我们许多工作人员都希望他能为自己题字,耀邦一直说工作太忙,等退下来就给我们写。我就特意做了这个大册页,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等他给别人题字时,就能顺便给我写了。”

  高勇担任胡耀邦机要秘书近6年。对于年过八旬的高勇来说,6年时间不长,却也不短,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期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不久前,他出版了新书《我给胡耀邦当秘书》,记录下他在胡耀邦身边的岁月。他对《环球人物》记者再次说起那些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我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耀邦会来团中央任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出后,大家都对他很好奇。我们东打听,西打听,听到的情况慢慢多了起来。”他参加过长征,打过很多仗,来团中央前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高勇逐渐在心目中拼凑出一个高大魁梧的英雄形象。

  当高勇真正见到胡耀邦时,觉得有点意外。“那时因为没有礼堂,大家就站在院子里。我们看到一个留着小平头、个子较矮、瘦小清秀的人站到院中喷水池的台子上介绍自己是胡耀邦,到团中央来上班了,表态要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好,‘你们谁发现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随时提出来,也可以向中央告状’。”初次见面胡耀邦就给高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他讲话实在,平易近人又朝气勃勃”,但他并未想到几年后会去给胡耀邦做秘书。

  高勇把去给胡耀邦做秘书称为“我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那时候对给领导做秘书的人,审查很严格,除了工作能力、思想作风等基本条件外,更要看政治上是不是绝对可靠。”任命来得突然,让高勇也有些忐忑:“那时我和耀邦也没直接接触过,到那里如何工作,心中也没底。不过组织认为我能胜任,事情就这样定了。”

  因为胡耀邦喜欢在家办公,所以高勇也住进了他的家。“耀邦家是个三进的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很多地方的漆都脱落了。耀邦住在中院的北房。北房的正厅是他的办公室兼客厅,西跨房是书房。东跨房则被分为卧室和卫生间,卧室很小,放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一大半。”

  胡耀邦原本只有一个秘书刘崇文,有些工作顾不过来。报到时,胡耀邦就对高勇说:“刘秘书大约是机要工作占70%,团的业务工作占30%。今后你要把他原来70%的机要工作扩大为100%,刘崇文要把原来30%的团的业务工作也扩大为100%,这样两方面的工作就都可以做好了。”由于机要文件和3部电话都在东厢房,刘崇文把东厢房让给了高勇,自己搬到西厢房办公。

  刘崇文耐心地为高勇讲解了各种机密文件的管理办法,还把自己总结的胡耀邦看文件的特点告诉了他,但高勇实际操作时并不容易。“耀邦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机要秘书不是简单地把文件管好就行,还要在处理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有些文件我要帮他画出重点。开始我画不好,常常边看边画,认为哪句话重要,就在下边画红杠;可等看到后面,有的话更重要,就画波浪线;再后来只好画双杠,结果文件上都是红杠,我自己都分不清重点了。因为那时我刚去,耀邦不好批评我,就对刘秘书说:‘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说到这里,高勇一笑,“刘秘书告诉我了,我挺不好意思的,我知道自己确实没画好。”

  尽管上手不易,但经过摸索和体会,高勇逐步学会了如何处理文件,不再以此为难,反倒是3部电话始终让他犯愁。“耀邦不在办公室里放电话,觉得会干扰工作,所以3部电话都在我的办公室。团中央、部队甚至中南海有些事要联系他,如果不派人往家里跑,都只能打这3部电话,所以我一步也不敢离开。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就天真地想,什么时候电话能够做得小一点,让我背在包里带着走就好了。”

  高勇还兼管着财务和收支,但事情并不多。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胡耀邦家每月的收支都很简单,收入主要是夫妇俩的工资和他不多的稿费,支出则是全家伙食费120元和老人与孩子们固定的零花钱。“耀邦和夫人李昭不看重钱,也从不过问账目。家里没多少钱,每月很少有结余。如有结余,我们就替耀邦存起来,但多少年了,存折上的存款也只有400余元。”

  “他有意逼着我学习”

  给胡耀邦做秘书的五六年间,尽管工作繁多,有件事却不用高勇来做。“耀邦的讲稿基本自己来写,因此他讲话从没出现过‘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笑话,就是别人抄错了,他也能一眼看出来。我偶尔会参与讨论,提点想法、意见。”

  虽说不用写稿子,胡耀邦仍要求高勇多读书、多思考。“他希望我们的知识面宽一些。有次他来我办公室,看到我刚剪下来的剪报,是讲不同级别风力的特征。当时他儿子胡德平也在,就说:‘这有什么用。’耀邦却很赞赏:‘这是知识嘛!’他对青年人也是这个态度,常说‘青年人就像大口袋,任务就是装知识,装得越多越好’。”

  除了要求多读书,胡耀邦还时不时会给高勇出考题。有一次,胡耀邦让高勇把古文《傅毅传》在两个星期内注释出来。高勇不懂就查工具书,一篇几百字的文章,他共写了84条注释,注文2900字。“我交‘作业’后,耀邦逐条批阅,和我一起讨论,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起初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要我做这个,后来耀邦也解释了。他认为做这种注解工作,既可以学习知识,又能提高文化,他是有意逼着我学习。”高勇感慨道。

  胡耀邦对高勇的爱护并不止于帮助他进步。1962年3月,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发生后的经验教训,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胡耀邦从团中央机关党委编印的《简报》上,看到有些意见出现了错误偏向,认为需要进行引导和批评。于是,他让高勇也去团中央办公厅小组发言,“用个人的认识体会,对一些错误的意见适当批驳一下”。高勇的发言却因为过于简单化,也不够平心静气,引来一些人的质问:“高勇的发言是不是代表耀邦同志的意见?还要不要发扬民主?是不是又要抓辫子?”

  再提起这件事,高勇依旧有些忿忿:“其实,当时耀邦只是要我去讲讲个人的认识体会,并没有指示我具体讲什么,怎么讲。因此,我那个发言不能说是代表他。”高勇惹出了这个“不大不小的祸”,胡耀邦并没有太多批评他,只是说:“你这个年轻人啊,还是简单了一点,应该多作一点冷静的分析。”随后,他就到轮训班上去讲了一次话。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特别注意心平气和,题目用词都很平和。“耀邦这次讲话,把我前边闯的那场祸才算基本消除。”

  “我的出身是你给的”

  1964年8月,高勇离开胡耀邦身边,胡耀邦随后调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文革”开始后,两个人都被关进“牛棚”,再次“朝夕相处”。因为看守怕高勇和胡耀邦“串供”,并不让他俩住一间,也不许他们说话,但胡耀邦在院子里扫地时,高勇还是能看见他。

  胡耀邦被关“牛棚”两年零两个月,每天遭造反派的批斗、谩骂,还得不断地写揭发、检查和“思想汇报”。尽管境遇恶劣,他仍平静坦然。“耀邦对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很有条理。早晨起来上完厕所,他会用头天留在热水瓶的开水洗痔疮,然后再同大家一起扫院子。扫完院子,他回来洗脸刷牙后,就坐下来读书。不管干什么,他都从容不迫。‘君子失时不失相’,除了不敢多说话,不敢笑以外,他与平时没什么不同。他的镇定也感染了我和其他人,是对大家精神上的无声鼓励和支持。”

  1975年,胡耀邦重新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但很快再次遭到批判,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高勇也被牵连。说起这事,高勇颇为感触:“这事挺荒唐的,我在教育部怎么掺和耀邦在科学院的事,但别人还是怀疑我。‘文革’后,我对他说:‘我在你这儿工作了几年,我的出身就是你给的。你挨批了,我的出身也不好了。’”

  “文革”后,高勇再未回到胡耀邦身边工作,但两人的联系并没有断。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和其他一些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人,去拜访胡耀邦。“我们一般是晚上他看《新闻联播》时去。他把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小,边看边聊天。看完《新闻联播》后,有事就继续聊,没事就让我们走了。其实,他是通过我们了解外面的情况。”1983年,高勇被派往河北邯郸市委工作。临行前,他去向胡耀邦告别。胡耀邦嘱咐他要“钻一点经济,刹一刹歪风”。后来,他再回北京去看胡耀邦,胡耀邦都会让他谈谈邯郸的社会风气、经济情况。

  虽然会偶尔见见老部下,但胡耀邦从不对他们特殊关照。他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后,有位外地来上访的妇女花了3块钱买到了他的地址。她去上访时正好遇上了来看望胡耀邦的高勇。高勇接待了这位妇女,留下她的材料。“我把这事告诉了他,还说:‘您这地址也值钱啊!’耀邦笑了笑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看望的,有要求解决问题的。’说到这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严肃地对我说,‘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他从来不为亲友、部下、熟人写条子递话。”

  面对如今许多高官和秘书一起落马的现象,这位老资格秘书直言“看不懂”。他向《环球人物》记者感叹:“我们那时候秘书就是秘书,没什么权力,就只是上传下达,就算处理群众来信都得请示首长,现在秘书的权力大了。”说着他的声音变得有点严肃,“现在确实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反腐光指望个人觉悟不行,还是要靠制度。”

  现在每到胡耀邦的诞辰、忌日及其夫人的生日,高勇和几个老朋友都会去胡家,陪陪老太太,大家聚一聚。“前两年聚会,他的老部下黄天祥和夫人是坐出租来的。司机一听地址知道是耀邦家,就问去干什么。黄天祥说:‘我们在耀邦身边工作过,去庆祝他的诞辰。’结果到了地方,司机说什么都不要钱,只要求和他们合照。司机说:‘我没机会和他家人照相,但能和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照相,也挺骄傲的。’在耀邦身边工作过,我们也挺骄傲的。”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6-24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