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6日，正月初五，时任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着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白瑞生、省公安厅警卫处长艾蕴药、省委办公厅速记员郭步越分乘两辆吉普车赴陕南进行调查研究。这次下去调研，胡耀邦主要的任务是参加各地、县多级干部会议，宣讲落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从2月5日至12日，胡耀邦八天走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县，即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这一路他一边观察陕南的山川地形，一面思考到各县了解什么讲些什么，当前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应该主要抓什么问题。经过一路上的调查研究抵达安康时，胡耀邦已形成改变现有局面的系统意见，他在安康地区干部会议上讲话，对这些意见进行阐述，这就是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些，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更灵活一些，而不要太死。
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解释的时候，胡耀邦讲，什么是“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些”呢，归纳起来就是这么几条，一是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于现实表现；二是已经“洗手洗澡”的干部，不要纠结已交代的问题，而是要看今后的工作表现，三是要着重于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他讲到：“去年以来处理的一些人，都应该根据以上精神加以清理，没什么可犹豫的。”
什么叫“掌握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些”，他指出五点。一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要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二是要搞活集贸市场，集市贸易不是投机倒把，而是为卖而买，产生利润，这叫资本流通，是合理合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集市贸易搞好了可以一举三得，既可以增长生产，也可以增加税收，还可以从中发现真正的投机倒把分子，要向有关部门讲清楚，防止乱没收；三要组织好短途运输，互通有无，促进生产，发展副业；四是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市就业问题，而城市就业问题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和加工农副产品，手工业所需原料，要好好解决；五是三级财政问题，要会省钱，也要学会花钱，该花的钱没花，不该花的钱花了，都是违背总路线精神的。要使人们看到，不论城市或农村每年都要有些变化。
2月13日晚，在安康地委的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有必要将一路调研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系统的方针政策性的文件，向省委通气，以指导全省下一步的工作，并纠正已经出现的“左”的路线的偏差。他亲自执笔起草了《电话通讯》。
《电话通讯》针对当时社教运动中“左”倾给陕西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了“四个一律”，即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关于胡耀邦在安康酝酿并发出《电话通讯》的详细过程，可参阅2016年第1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拙文《1965年胡耀邦“电话通讯”产生前后》。
2月18日凌晨，正在汉中调研的胡耀邦突然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的电话，告知“《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当天上午，胡耀邦打电话给安康地委，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注意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胡耀邦又找来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打招呼，张军的意见也同韦明海的意见一致。但胡耀邦在后来所去的几个地县不再讲“四个一律”，而是遵循西北局的意见，打招呼要防止翻案风。2月23日，风尘仆仆的胡耀邦回到西安，随即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基平、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省长李启明等交谈，征询他们对《电话通讯》的意见，又先后找了一些干部谈话，他总的感觉仍是只要注意掌握分寸，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然而此时由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发起的对他的指责已风雨渐浓，各方面传来消息，说他的《电话通讯》“问题多”，并且指责他独断专行，凌驾于组织之上。
胡耀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做报告
胡耀邦返回西安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写信给他，批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2月27日，这位领导人再次给他写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后果已经由“可能”变成了“肯定”，问题逐渐升级。28日下午，胡耀邦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为了顾全大局，他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会上同时决定向各地县发一个通知，要求“正确执行干部四条”。他同时给西北局回信，诚恳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3月2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回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胡耀邦同志2月14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一）对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来给予一些干部的纪律处分，应持分析态度。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一时弄不清楚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二）已经宣布停职尚未处理或撤职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先放到干部岗位上继续考察，所谓放到工作岗位上，不是说一律要恢复原职或者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人在停职或撤职后，为了便于查清他的问题和促使他反省交代问题，也可以暂时不放到工作岗位上。（三）执行以上两条，要注意和群众商量，并按照规定的手续办事。”可以说，陕西省委的这个《通知》已经无懈可击了，但西北局仍不同意，不松口。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自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一月份以来的工作，邀请了陕西省委书记处的全体人员及西北局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正在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参加社教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这次会议，胡耀邦见到他，诉说了自己的苦闷，讲西北局第一书记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杨尚昆安慰他说，这样做大概不是西北局第一书记的意思，你可以找他谈谈。3月8日，胡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谈话，他对胡耀邦到陕西后的工作肯定了五条成绩，即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很高，是抓革命，抓生产的，你的干劲很大，也能够积极联系群众。但同时也提出了四条缺点，一是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成绩讲得不够，缺点讲得太具体。二是《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引起翻案，这是主要错误。三是陕西的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讲的集市贸易的几条好处是不妥当的。四是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胡耀邦说，确实有不少地方社教运动打击得不准，西北局有些同志和陕西以及各县的看法不一样。这位负责人口头答应西北局有关部门要同陕西省委的同志一起谈清楚，要团结起来，但实际上并没这样做。
3月8日晚，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西北局第一书记的谈话，大多数常委认为对胡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估计这次会议可以平安度过。第二天，胡耀邦和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按照西北局第一书记定的调子，起草了给西北局的汇报。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胡耀邦在会上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赵守一也作了报告，他对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说：“（胡耀邦）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变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和拖拉作风，都是很有必要的。”在讲到胡耀邦所谓的错误时，赵守一巧妙地说：“耀邦的缺点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已经讲了，我都同意。”胡耀邦和赵守一发言后，西北局的书记处书记和部长们相继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除了西北局经计委主任和监察组长如实肯定了胡耀邦的成绩外，其他人的发言都是按照西北局主要负责人的口径，上纲上线，全盘否定，虽然没有给胡耀邦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已是呼之欲出了。
在这次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批判胡耀邦的主要内容有这么几条，一是批判胡耀邦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这其中包括了“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的四条是“为四不清干部翻案”，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大批有问题的人；二是批判胡耀邦“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胡耀邦提出的暂停捕人、双开、面上夺权以外，还有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以及胡耀邦提出的“四个不反”“六个不查”；三是讲胡耀邦有些言论是否定党的方针。例如他提出的“两手抓，双丰收”，以及提出的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和发展乡镇工业等政策；四是实行物质刺激。除了把给先进单位奖励的耕牛、农具、化肥指控为“物质刺激”外，还把胡耀邦提出的减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调拨化肥等措施也指控为“搞物质刺激”；五是指责胡耀邦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主要表现就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但胡耀邦的这份《电话通讯》是先与随行人员讨论后，用电话发回省委，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书记处常务书记批准发出的，而省委书记处各位书记当时也均表示同意，其中三位书记还转发了《电话通讯》，给予支持和补充，应该说是代表了省委集体领导和共同意见。怎么可以说是“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在这次会议上，西北局书记处的某位候补书记蓄意将胡耀邦的问题提高到反对刘少奇的层面上，他质问胡耀邦：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形而上学有些大老爷也在所难免”，此话的矛头对准谁？你说毛主席讲过“安源煤矿只派了一个人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现在反倒不会做群众工作”。你传达毛主席的批评，用在白区秘密工作的方式来搞群众运动，这话又是指向谁？志丹县长反对刘少奇社教运动要以反右倾为纲，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你却非要给他平反，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会议召开后，胡耀邦发现并非如三月初西北局第一书记与他所讲的那样文明，那样多肯定成绩少批评缺点，而是试图将胡耀邦当作反党分子来批斗。三月十三日晚，胡耀邦找了杨尚昆，提出要向中央申诉，杨尚昆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他同时劝胡耀邦不要找中央申诉，告诫胡要稳住。他说：“你的问题就是那四条，看西北局最后怎么讲，我还要发言替你说话嘛。”
此时，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5日，胡耀邦已经被迫在西北局作了第三次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我到陕西才一百天，情况不熟，担子又重，本应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多商量，多请示，十分谨慎地进行工作。但是这段时间，我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出了很大的毛病。我的主要问题是：（1）由于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太大，因而在这方面想得较多，特别是下去后，看到一些同志对生产很不熟悉，更加着急，所以对生产强调得很突出，对阶级斗争讲得不充分。（2）由于急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又有了片面性，在讲到前一阶段社教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时，成绩讲得不够充分，对新生的问题估计不足。（3）由于我急于将生产搞上去，总想多出一些点子，把一切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分析不够，产生了片面性，这就是二月十四日从安康发回来的《电话通讯》对干部处理的四条办法。四条中用了“一律”的话，这是没有分析的说法，如大家照此办理，会产生混乱和翻案风。中央和西北局负责同志指出后，我虽然向一些地方打了招呼，但没有很好想通，直到三月一日省委开了会，我才作了自我批评和发了通知。（4）对上述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干部处理的四条，我没有提到省委会议讨论，更没有向西北局请示，这是错误的。我应当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在组织上：（1）凡属重大问题，必须提交省委研究清楚再作决定。（2）凡属省委不能定的，应向西北局和中央请示后再定。在思想修养上遇事要反复考虑，多作调查研究，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自以为是和主观片面是我的老毛病，这两个问题今后尤当痛改。此外，我还在一个批件和不少即席讲话中，也有片面性和不妥之处，例如在省委关于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对干部精神上的紧张状态的提法，以及在安康的一次谈话中关于集市贸易的几条说法，都是不妥的，我要从中吸取教训，更加谨慎从事，尽量做到没弄清楚准确前，不随便说。
3月16日，西北局勒令胡耀邦到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他忍气吞声地宣布：“我二月十四日《电话通讯》中对处理干部问题的四条意见，守一同志二月十七日给书记处的信中提出要组织、人事和监察部门组织力量，对前一段处理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的意见，以及三月二日陕西省委关于执行《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经西北局指出，省委常委会议多次讨论，认为是缺乏分析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不久省委专门下发正式文件。这个口头通知，请传达到县委常委同志，并作一些酝酿。这件事主要是我和守一同志的责任，下面同志不要检讨。”胡耀邦作了公开检讨，西北局仍嫌不够，又指责胡耀邦只讲了西北局指示，而没有讲中央指示，强制省委再在大会上作出补充说明。胡耀邦觉得满腔冤愤，在受到六天的批判之后又作公开检讨，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疲惫，每晚都头痛得难以支撑，终于病倒。经专家医生两次会诊，发现他大脑神经过度紧张和超常疲劳，听力和视力也出现严重衰退，肺部还有气肿，属于突发性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否则后果十分危险。
3月18日夜，胡耀邦忧思难遣，无法入睡，他觉得在住院之前应该对此事有个了结，否则再这样折腾下去，工作上损失太大。他决定顾全大局，再给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写一封信，作一次更全面些的检讨，但不涉及西北局会议上那些无中生有的批判言辞，只是检讨自己到陕西以来，特别是围绕着“干部四条”自己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些缺点来检讨，这种检讨，也算是对自己几个月以来工作的总结。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四天，直至22日才完成。
在这封4000多字的信中，胡耀邦对指责他前一段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干部四条”会引起翻案风等等问题都承认了下来，并且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自以为是、主观片面、不够谨慎和讲话容易走板等缺点，他在信的结尾表示了自己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在西北局的监督和帮助下，我现在决心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姿态去改正错误，我相信只要抓得准，抓得紧，还是能够赶上去的。”
3月29日，陕西省委办公厅按照西北局指示发出通知，撤销了几个暂停。3月30日，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检讨，西北局主要负责人说：“胡耀邦在这一次在信中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很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条措施也就可以了。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有些无关大体，有些问题，像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的问题的一些说法，还要以后的实践去证明，可以继续研究嘛。省委可以开个会，但不是研究，而是总结经验。”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调仍是批胡，但发言人极少，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作了应付差事的检讨，他在检讨中仍然为胡耀邦说话，赞扬“耀邦同志水平高、点子多、出手快、干劲大，我紧赶慢赶都追不上。”西北局主要负责人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讲了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政治挂帅和民主集中制几个问题，言外之意是胡耀邦在这几个问题中都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较温和的发言：“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属于摇摆的性质，而不是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照胡耀邦的检讨写，不夸大，不缩小，正面讲，可以不提耀邦的名字。”
而就在同一天，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将胡耀邦第五次违心的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印发全省各市委、地委、县委，这样就将批胡运动在陕西全省公开化了。
1965年4月，胡耀邦仍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西北局一面向中央提名，由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改为正式任命第一书记，并兼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一面又派出以书记处书记为首的一批干部，分赴胡耀邦去过的地县，收集整理胡耀邦的讲话，企图从中找出“破坏大好形势”的事例。这些人下乡后，一反过去“报喜不报忧”的惯用手段，专门收集和编造“报忧不报喜”的材料，将情况描绘成一团漆黑，而西北局也常常将这一类材料编入《西北情况简报》，印发中央和西北各省。
5月19日，胡耀邦出院，但此时他的病症并没有完全消除，医生告诫他要继续休养一个时期。此时的陕西省委正根据西北局指示，忙着准备召开省委工作会议。5月31日，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开幕，胡耀邦一改以往作报告时尽情发挥谈笑自若的状态，一开始就声明：由于身体不好，今天除了对报告的第三部分，即当前几项主要工作安排作一些解释之外，其他都是照本宣科。他在报告的结尾特别提到“要以两千万人民的利益为重，”作完报告后，胡耀邦刻意回避，之后的十几天内再没有进过会场，也不找人谈话，以便参会人员敞开议论。会上，大多数干部认为胡耀邦来陕西工作后成绩很大，面目一新，缺点和错误只是局部的，还有一部分干部公开发言表示胡耀邦有功无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谈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认为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是要看是否将工作搞上去，他说：“耀邦到陕西工作时间不长，就将工作搞上去，说几句过火的话又有什么了不起？过去省委的工作倒是很稳，但生产和工作上不去嘛！”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动摇，耀邦的《电话通讯》，省委书记处的书记都是赞成的，我们地委书记也赞成，难道这些人都动摇了？”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不在会上发言，而利用会下时间到家中探访胡耀邦，表示支持。
这次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并没有达到某些人预想的结果，此时，省委文教书记发表《我们必须分裂》的发言，指责胡耀邦的错误是“政治上的动摇”，是“对革命动摇”，抨击胡耀邦对抗西北局的批评，讽刺胡耀邦的检讨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在发言中号召与会干部“同胡耀邦必须分裂”。他的这篇发言实际并未经过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常委的集体讨论，是有违组织原则的，尤其是对省委第一书记的批评发言，过去基本上是不允许出现的。
胡耀邦在这次会议期间，一直默诵白居易的《咏李都尉古剑》名句：至宝有本性，精钢无与俦，宁为寸寸断，不做绕指柔。平时，他只念诵前四句，这位省委文教书记发言后，他气愤难抑，大声念诵这首诗的后两句：愿快直士心，当断佞臣头。胡耀邦背诵这首古诗，是希望那些执掌领导大权的人，能够像古剑一般刚正不阿尽职尽责，发挥自己的作用。
6月11日，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第116次常委会上发言，讲了包括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他在肯定已经作过的检讨的前提下，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三个暂停”等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他虽然对社教工作成绩肯定不够，但也没有夸大缺点；说明他不同意说光抓生产而忽略革命，也不同意说没有抓阶级斗争，贯彻“二十三条”就是在抓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号召干部领导生产，就是在“抓革命、促生产”；说明他不同意少征购，向中央要化肥就是“物质刺激”。他反驳了那些“上纲上线”的“批判”，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正面主张。最后，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似乎有那么一种观点，只要在工作中出了毛病，发生了某些片面性，就一定是总的指导思想上左了或者右了，就要上纲上线，这是一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表现。”“不能把局部的或者一时的容易纠正的片面性，同这种片面性滑下去以至于形成某种倾向的错误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都提到纲上来。”“乱贴左倾或右倾的标签是有害的。”
胡耀邦发言之后，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不做结论的会议纪要，省委六月工作会议于18日结束。
在省委六月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上将、张宗逊上将到西安出席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会议，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叶帅洗尘的餐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啊。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宴后叶剑英留下胡耀邦单独谈话，了解他在陕西的处境。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胡耀邦回答：“您如果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作过六次检讨，可还是过不了关。”叶帅问：“到底是什么问题？”胡耀邦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斗不过他们呐！”并给胡耀邦出主意“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
6月18日，胡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知道叶剑英要带走胡耀邦，不便阻拦，只得给胡耀邦回信，要他好好治病。胡耀邦黯然离开陕西，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人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受到长期的整肃、批斗和折磨。
至此，胡耀邦自1964年11月30日抵达西安就职，到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前后在陕西200天，其中工作100天，被批判和检讨100天，陕西的“百日维新”就这样过早结束，这不仅是胡耀邦个人的命途多舛，也是一出历史的悲剧。■
（作者为陕西省政协工作人员）
（责任编辑 冯立三）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6-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