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了。由于采取 “渐进”式改革路线，中国的改革至今依然“在路上”。30年渐进式改革，在没有巨大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积聚了大量问题。而且，渐进式改革的路径总是 “先易后难”，所以现在面临的必然是最困难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至为艰巨，甚至举步维艰，几陷胶着。这些问题的久拖不决，又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更加尖锐，因此对“改革”的疑虑渐起，一些质疑亦日渐激烈。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原本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问题”，30年后竟成为一个重新提出的 “问题”，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

在此时刻，胡德平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从回顾、反思历史的角度，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不言而喻，对此问题的回答，也是对今后改革方向的回答。

“文革”浩劫客观成为“文革”结束后改革的“催发剂”，但对以计划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对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思考，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均已有人。陕西户县以杨伟名为首的三位农民在上世纪60年代初给毛泽东的信中就系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思想；1969年3月5日中共“九大”前夕，“文革”开始被打倒、此时刚被“解放”不久的胡耀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斯大林模式”的质疑，他写道：“斯大林的战前的第一次工业大跃进，似乎过多指靠了工业利润的积累，因而使农民负担过重。这至少是使苏联农业没有跃进的原因之一。”对这个模式，他明确表示怀疑：“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

“文革”结束，胡耀邦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重要成员、改革开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及胡耀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已多有论述，笔者兹不赘述。而他发起的关于 “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其重要意义却未引起相应的重视与评价。

生产总要有一定的目的，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众的消费需要。这本是经济学的常识，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的目的实际却变成“为生产而生产”。1979年9月中旬，胡耀邦指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要他们就此问题写理论文章。10月9日，他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说：“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10月20日，《人民日报》将理论动态组写的 《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这篇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文章还认为，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目前，农业技术基础薄弱，轻纺工业上不去，基本建设战线减不下来，消费品供不应求等等，都与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他还提出，之所以多年来一直提出、但一直未能解决的给经济带来损害的 “基本战线过长”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目的不明。文章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文章还进一步明确了应该以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绩。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一些部门的领导的不同看法，在行业报纸上对上述观点作出批评。对这种不同观点间的讨论，胡耀邦认为完全正常，并希望能通过讨论真正弄清“生产目的”。11月5日，他在“理论动态组”的会议上希望他们写文章，进一步从历史上说明 “为什么同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要衰退和灭亡的”。他还并明确说：“市场就是人们的需要。”当然，他还是强调要概念清晰，不然“过一两年后，人们会来算我们的账，说你们拿生活来压生产。我们是要发展轻工业，满足生产的需求。”（第262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关争论只能戛然而止。

不过，争论虽然停止，但胡耀邦的思考并未停止。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仍尽可能地强调消费的作用与意义。1982年5月19日，他专门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不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国家计委、经委、商业部、财政部负责人与经济学家。胡耀邦从当时啤酒非常紧缺这一具体问题，又切入“消费”。他说：“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第261页）更重要的是，他由消费问题深入到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讨。在这次讨论会上，他坦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来，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也还不能说真正走出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处在盲目状态中。我们能否经过五年、十年的时间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要靠我们的努力。”他认为，苏联和东欧模式的特点是“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

“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此话格外重要。从“消费”入手，必然会一步步深入到对旧经济模式的根本性颠覆的结论。抓住消费问题紧紧不放，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是当代经济学的重镇，他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括信息分散论、竞争理论和消费者主权论。其信息分散论指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经济生活中的信息是分散的，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消费者，政府不可能获得关于这些经济个体的足够信息，因此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是计划经济不能成功的根本之处。他的竞争理论是指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市场交换获取信息的必要条件，市场为竞争提供平台，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机制协调这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分散决策。而价格机制之所以能协调千千万万分散决策，归根结底在他提出的“消费者主权”概念。他的“消费者主权”与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生产者主权”概念针锋相对。他认为，市场上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中，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决定生产。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到市场上选购所需商品，就把消费者的意愿和偏好通过市场传达给了生产者，于是所有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意愿安排生产，提供消费者所需的商品。消费者手中的货币就是选票，适应消费者存，不适应消费者亡。而国家干预、调节总需求的主张则违背、限制了消费者主权，把国家的意志强加给市场，强加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必然导致价格扭曲、信息失灵，最终是资源配置失调。

胡耀邦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实干家”不是理论家、更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思考却突破教条而与现代经济学有不谋而合之处，确实难得。他对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思考，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地方片面地强调生产指标、规模和速度，单纯追求GDP、将经济增长片面等同于发展。这种过分追求GDP，为GDP而GDP的急功近利造成了不健康的增长方式。为追求GDP必然是重投资，忽视公众消费需求，不努力扩大内需，使经济发展缺乏内动力和后劲。一些地方甚至为GDP而强征土地、强制拆迁，人民没有与GDP增长相应的幸福感。片面追求GDP其实就是当年“为生产而生产”的翻版。现在片面追求GDP倾向当有多种原因，但与当年关于“生产目的讨论”的戛然而止或不无关系。

二

正如胡德平所说：“自1957年反右，直到批判四人帮”，任何政治运动，任何党内斗争，任何意识形态交锋，只要给对方戴上资产阶级路线、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这种思维惯性作用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四人帮”的批判也是批判他们是 “新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终极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

对此，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不表赞同。1977年3月，他告诉人们要揭露“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提醒人们 “封建主义在我们这里还很有市场呢！”同年5月，他对中央党校有关人员更明确地说：“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1957年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对“文革”和“四人帮”的根源，他说：“我看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和 "正在走的走资派"。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搞的是封建专制那一套，什么宫廷政变，什么吕后、武则天，什么法家。那还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无产阶级。”

不过，在中共党的正式会议上，第一个公开提出要批判封建主义的，还是叶剑英。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叶剑英以相当长的篇幅分析了“文革”的起源。他说：“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提出：“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李维汉，从1979年开始，多次结合自己五十多年党内生活的经历，郑重向领导人提出他对封建主义思想在共产党内遗毒的认识。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详细阐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观点，长达两个小时。他的开场是：“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现在虽然 "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我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不足，缺少了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封建遗毒这一面。”

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究竟主要反对、批判什么，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为此，1979年初召开了长达数十天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如胡德平所说：“理论务虚会在这种情况下想开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满意，殊非易事”，最后，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此，作为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并无异议，但内心不无担忧。他对人说：“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即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割断开来，或对立起来，弄成两张皮。”

事实证明他的担忧并非杞人之忧，胡德平感叹道：“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考虑和如何预防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在闭幕会上讲出来，也没有批准对这一问题予以阐述的同志在大会结束时做一个发言。这是他在组织会议工作时的不足，也反映了耀邦同志当时思想的某些局限性。”针对会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位理论工作者先后写过三篇理论文章，“完全是站在历史转折的角度，论述解放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却遭到党内有些人蛮横的打击和诬陷："这三篇文章，都是从反面提问题，不是积极宣传基本原则……”而且，胡耀邦也未能幸免。在1979年6月18日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和主张：“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胡德平感觉到，“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