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是如何平反刘少奇冤案的？（之五）

六十一人案件是“文革”中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冤案之一，被认为是刘少奇组织路线的一个典型样板，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是打倒刘少奇的有力“罪证”；而在胡耀邦的组织领导下，对六十一人案的平反，被认为是刘少奇案平反的先声。

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采纳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建议，以北方局的名义作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的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狱的决定。刘少奇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这批干部出狱后，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履行出狱手续这件事情，中央在延安时期早有定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批人尚有40人健在，其中有22人担任着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在“文革”极左路线的迫害下，他们经组织决定出狱，被说成“自首叛变”，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此事成为刘少奇“反党”的有力“罪证”和打倒刘少奇的有力“武器”。后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孔祥祯等老同志及其亲属子女，多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负责的中央组织部拒不理睬，一再强迫薄一波离开北京。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一封与“六十一人案”密切相关的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申诉人名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案”中的老同志王其梅的遗孀。胡耀邦立即召开部务会议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突破口。当天下午3时许，胡耀邦委派中组部王建梅、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位于右安门的王先梅家，传达邓、汪的指示和胡耀邦的意见。之后，王先梅和她子女的问题先后得到落实。

薄一波闻悉胡耀邦主政中组部后，写信要求见胡。胡耀邦非常忙碌，即派秘书代他专程去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望薄一波，倾听他的申诉。胡耀邦阅看了秘书的书面汇报后，批示要立即准备复查六十一人案。

但六十一人案的专案审查材料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中央组织部不掌握任何东西。经胡耀邦要求，华国锋、叶帅等中央领导同意，197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专案机构的案件及材料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审查中央和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问题，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特殊机构。曾先后关押和“监护”的干部达1124人。

6月9日，胡耀邦和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准备接收中央专案组档案材料。作为中央负责专案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说,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申诉等文书档案不能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子，可以交给组织部，敌我矛盾的案子不能交。汪东兴还说，“组织路线犯了错误，第一个是我负责，第二个是你胡耀邦负责！”胡耀邦说：各种案件的真正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都要看文书档案才能弄清楚。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是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作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30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帐？中央专案组的案子，几乎都是敌我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应当统统交。汪东兴说：“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专案组把着档案不交，认为专案组没有“四人帮”的干扰。这就意味着“六十一人”专案不能复查平反。专案组的人盛气凌人。他们用命令的口气对胡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案”翻案。胡耀邦针锋相对地说：有错必纠，全错全纠，不错不纠，部分错部分纠。（以上参见戴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

由于中央专案组控制、掌握的大量逼供信和诬陷捏造所得到的材料，一直不移交，使得胡耀邦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干审局天天接到受诬陷同志的申诉，却因没有原始材料，无法着手复查。胡耀邦知道多说无用，下决心抛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另起炉灶。他说：“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胡耀邦决定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并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负责。他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了减少阻力，不宜声张，必须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请大家鼓足干劲，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在中央召开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胡耀邦对参加调查的同志说，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什么原因搞起来的，必须查清楚。过去在搞“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被采用。中央专案组不给材料，我们找当事人调查！我们“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会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他说，如果我们不把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抓得紧紧的、搞得好好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他并请贾素萍等专门去看看薄一波。（以上参见戴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曾志《红墙外的胡耀邦》）

贾素萍等人及时去探望了无家可归、仍栖居在国务院二招的薄一波。薄一波听说胡耀邦又派人来探望他，十分感动。贾素萍表示请薄一波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决定时间谈申诉，薄一波当即表示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我们今天就谈行不行?”薄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

与此同时，胡耀邦在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反映“六十一人案”的许多当事人及其家属纷纷申诉要求复查此案的强烈愿望，提出中央组织部准备复查此案，叶剑英表示支持。6月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解决，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贾素萍等接受胡耀邦下达的复查任务后，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接着，他们在北京又先后找到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刘有光等人进行调查，还专门访问了曾担任草岚子监狱秘密党支部书记的孔祥祯，听取他讲述亲历的往事。

胡耀邦听取了调查访问的汇报，阅看了他们写的材料，并批示将有些材料报“送中央常委阅”。他指示调查访问要继续扩大，并要求注意进行研究，弄清每一个细节。8月初，贾素萍等四人访问了还在安徽的刘澜涛和安子文以及其他当事人及其家属。他们还研究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有关出狱经过的自述；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熟悉这段历史的李葆华、王鹤寿和王从吾，并请他们写了书面证明材料。此外，宋任穷、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写了证明材料。与此事并无半点瓜葛的于光远，顶着暑热找到曾彦修，两人写了证明材料并由于光远亲自送到胡耀邦家中，堪称侠义之举。9年之后，薄一波领导的中顾委针对于光远所谓的思想问题，狠狠地搞了于光远几场斗争会。至于薄一波主持中央生活会斗争胡耀邦，更是中国政坛的一段奇谈。

胡耀邦及时阅读这些材料，在第一时间听取调查走访回来的贾素萍等人汇报，认真研读每份调查材料。他在这些材料上批道：“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10月，胡耀邦正式提出：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为了写好调查报告，胡耀邦多次研究并参与起草工作。11月，尽管他忙于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仍然审阅修改调查报告的草稿。

经过几个月的认真复查后，11月20日，中组部正式向中央报送《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澄清了刘少奇在六十一人案上的疑问，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指出：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 ……“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证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的指示。”

12月16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以[1978]75号文件转发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并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六十一人案件，是在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由胡耀邦精心组织和领导中央组织部复查平反的一个大案。这一重大案件的复查平反，拉开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序幕，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向广度和深度的迅速展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成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先声。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4-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