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耀邦同志光辉一生的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有120天是在中国科学院度过的。耀邦同志曾说过，他很怀念这一段时期。对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来说，这也是很令人怀念的时期，而且大家深深地怀念着耀邦同志。
1975年7月17日，中央领导同志同耀邦同志谈话，委托他到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时隔四天，7月22日耀邦同志就上任了，担任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到11月中旬，“四人帮”发动“批邓”，耀邦同志又一次被“打倒”，这期间只有120天。那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充满着惊涛骇浪，中国的经济已是奄奄一息。耀邦同志以他对党的事业的一片忠诚，把到科学院工作看成党“最后一次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岗位”。他倾注了全部身心，倾注了全部感情，“拼了点老命”，施展他的才能，把郁结在心里的对“四人帮”的怒火，化成掷向“四人帮”的一支支投枪，同他们进行了正面的交锋。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耀邦同志同李昌等同志一起，在科学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科研工作秩序，着手制定科学规划。耀邦同志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科学院各个单位、各种场合向各类人员
做了大大小小50多次讲话，宣传贯彻中央整顿科学院工作的精神和邓小平的指示。其间，他还亲自主持起草了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汇报提纲》。
120天，相比于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中国科学院以致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页。
耀邦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他不满足于一般的结论，而总有新意，有创新。在语言和文字的表达上，也反复琢磨，几乎是要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在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忆当年耀邦同志的言行举止，感到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包括他在《汇报提纲》中所提出的许多重要的观点，如有关政治和政治工作，有关“拿来主义”，以及提出新的长征等，仍然不失其新鲜感，仍然充满着活力和现实的意义。
在这120天里，使科学院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干部和科技人员舒了口气，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激发了斗志。虽然，直接见到耀邦同志的人还不很多，听到他讲话也只一两次，三四次。但是，他的耿直的骨气，他的无畏的精神，以及他的率直的性格、奔放的热情、明快而又诙谐的语言、敏锐而又睿智的才华所形成的魅力，塑造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感染着、鼓舞着、长久地影响着人们。正是这一种影响，使得“批邓”在科学院批不起来，在l976年“四五运动”中更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科学院已走在了拨乱反正的前列。
讨论式的调查研究
耀邦同志初到科学院时，当时的科学院可说是个烂摊子。原来有的106个研究所那时只剩下40多个。许多科学家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横遭迫害。科技人员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复辟的土壤”．大批领导干部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科研工作和各项组织管理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实验室工作，基础研究，专业科研队伍均遭否定。特别是领导班子基本上是被“造反派”掌握了。科学院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郭沫若已只是挂名的了，副组长中周荣鑫调到教育部去了，武衡身体有病，又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基本上无法工作，只剩下一位听人摆布的军代表。院机关各部门以及下属的研究所，许多也是被“造反派”掌权。有很多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科学家更处于无权的状态。业务工作、落实政策工作，以及后勤等方面问题成堆。但耀邦同志却指挥若定。他请李昌同志抓日常的全局工作，王光伟、刘华清同志抓业务工作，胡克实、王屏同志抓政治工作，而他自己则集中力量搞调查研究，准备《汇报提纲》。虽然工作紧张繁杂，但他却显得超脱。除了开核心小组会议之外，还召开多种座谈会，或是到所里去了解情况。他每周要去两个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科研工作怎么搞上去．你们很着急，我也很着急，坐办公室材料这么一大堆，看了着急，心里闷得慌，一下来，你们就提出许多问题，我就要回答，就拼命地想，拼命地抽烟”。对起草《汇报提纲》，他组织了一个小班子，只有郁文、吴明瑜、罗伟三人。每周他都要同这个班子座谈半天。这种座谈是无拘无束，无所不谈，但却又很明显地使人感到他事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次都有他的一些看法。因为座谈，别人可以很自然地对这些看法提出补充、修正，甚至提出反对的意见，形成一种自由讨论的浓重气氛。
从7月20日到8月18日提出《汇报提纲》第一稿，这中间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但从这个《汇报提纲》第一稿中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对科学院的主要情况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而且已经从这些情况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与观点。之所以能这样，同他的领导作风和
工作方法有很大关系。
耀邦同志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开各种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中，他是以一个平等态度，交谈式地相互沟通。而不是汇报工作式的，也不是一问一答式的，更不是由耀邦同志单方面地作指示、作报告。例如，当时许多单位有个领导班子的问题，有的班子工作不得力，有人提出要砸烂。耀邦同志说，听了这个同志的话我吓了一跳，大概这个同志很着急吧。于是，他提出可以有三个办法，一是打倒，二是调走，三是采取帮助的办法。即使调入来，也不会十全十美的，也需要帮助，而帮助人发掘优点，克服缺点和错误，是很高的学问。这样，耀邦同志既了解了实际情况，又做了思想工作。
在另一个单位，群众反映领导班子“懒”，耀邦同志问大家，他们单位的主要领导还能不能工作，大家认为还能工作，但当第一把手有困难，领导班子想搞好工作，但抓不到点子上。耀邦同志听了后就专门安排时间讨沦这个单位的班子问题。
由于“四人帮”多年的破坏，许多单位都出现了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问题。耀邦同志仔细了解后，形成一个明确的观点，即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的。 “不是生产院、教育院、更不是土豆院、白菜院。”这个方向任务应当是很清楚的，但这些年大家思想被搞乱了。在具体问题上，如有的所当时只搞器件的仿制，理论工作基本上没有。有的单位在争论要不要搞批量生产。他就同所里的同志反复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即研究所两个方向都要抓，新技术的研究要搞，理论研究也要搞；要一手抓原理的追求，一手抓反复的实验；研究所要搞些车间和小厂子，但不负责批量生产的任务，不要办成工厂。对老科学家要求他们既懂理论又懂应用是不可能的，造就需要各门科学的融合和各方面的合作的人才。那时开展基础研究有困难，包括有些研究人员怕政策反复，他就提出先抽少数人来搞。
耀邦同志在这些座谈中发表了有针对性的讲话，或是在座谈后在更大的范围内作报告．他的讲话从来不是念讲稿，甚至没有讲话提纲。这同当时盛行照本宣科，大量套话、空话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耳目一新。这些讲话好像是即兴发挥，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实际上却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使人听了后，不仅当时很振奋、很受教育，而且事后还回味无穷。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知道，他每次到一个单位去，事先要让人先了解一下情况，而且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正是下了这番功夫，所以每次的讲话才能不落俗套，打动人心。
正是他的这种具有特色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就更能了解人们的真实思想，掌握主要的问题。同时，他又通过这些调查和座谈，宣传了党的作风，宣传了邓小平同志整顿各方面工作的思想，并形成、完善以至充实他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
共产党人的骨气
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有个讲话。他说：“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历史的面目是怎么样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
正是具有这种骨气，他敢于在当时情况下怒斥“四人帮”，敢于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政策拨正过来。
他多次说：“中国人，四万万，有好人，有坏蛋。”提醒大家：现在就没有坏蛋了? 就没有阴谋家了? 他会赞成毛主席的话，他会赞成中央文件? 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敢于争论，怕什么!这个风格好，我赞成。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党固有的这一套，被林彪这一类骗子破坏了不少，歪曲了，损坏了!
这里所说的坏蛋、骗子和阴谋家，人们一听就明白指的就是“四人帮”这些人。
在具体的方针政策问题上，他更是义正词严地驳斥各种谬论。
当时在科学院，所长、研究室主任都被取消了，有的只是在会见外宾时才用一下“所长”的头衔。耀邦同志极力主张要设所长、室主任．他说，设所长就是修正主义，设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 要从工作利益出发，不要拿罪名吓人。最重要的是把科研搞上去，谁破坏这个。谁就是修正主义。
当时“四人帮”一伙还打着“开门办所”的牌子，否定实验室的工作。他们宣传科技人员组成服务队上街服务的经验，宣传让工农兵进研究所、实验室“掺砂子”才是“开门”。耀邦同志针锋相对地说，什么叫开门办所? 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研究所加速器开门? 还要保密呢! 连参观都不让。如果有的同志是为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面对生产，推广成果，这符合主席的精神。但是，弄个“开门办所”却是弄巧成拙，主席已经有了既定提法，为什么要搞个新的。什么开门办所，我不懂。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
当时盛行批判知识分子的“知识私有”，而这又成了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基础”，甚至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一条根据。耀邦同志听了后说：什么叫知识私有? 这个人叫知识私无。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用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为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服务。没有知识的，要好好学习。有些口号不知从哪里来的! 中央有文件吗? 老是跟风转，可上当了。这方面经验可多了，有些人就是不觉悟。
关于“三脱离”(指知识分子和科研工作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是作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主要内容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批判的。耀邦同志针对《中国科学》的编辑方针指出：什么叫“脱离工农兵”? 你们有《中国科学》(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期刊)，还有《科学实验》(是科普刊物)，总有个分工嘛! 如果按有些人的说法，即工农兵看不懂就是脱离工农兵，外文版是对外的，就是脱离中国人，也脱离我了，因为我看不懂。什么叫脱离工农兵，要讲准确些。没有工农兵的文章，也要分析．他又说： “不登政治性论文是错误”，这种说法不准确。政治论文太多了也不行，也要有分工嘛! 要结合自然科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首先是自然辩证法来阐述自然科学，不是简单地拿《红旗》的文章来转载，那还用《中国科学》干什么!
耀邦同志还针对“四人帮”一伙对所谓“业务挂帅”“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在各所大声疾呼：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要使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敢于抓业务工作。刮八级台风不够，要刮十二级台风。
这些话是很多人憋在肚子里多年不敢说的，在公开场合听惯了的是套话、空话，现在听到耀邦同志的这些话，不但耳目一新，而且也更辨明了是非。更重要的是，从耀邦同志身上重新看到共产党人的骨气和勇气。
下决心“脱毛”
耀邦同志15岁就参加革命，没有机会受到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不仅提高文化，并有比较深厚的中文底子；学习马列主义，掌握了它的精神实质，而且善于结合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他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早在延安时，毛主席就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他虽然过去没有领导过科技工作，但对科学有着热爱和崇敬的情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在自学数、理、化，尤其是国外的科普读物。他认为建设需要自然科学，需要懂业务，而“我们这一些人缺的是这个”。他已预见到这种知识以后会大有用处。
到科学院工作后，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一个多月以前，中央突然下命令。要我到科学院来，这一下抓瞎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许多不懂，还要加上自然科学。我是个什么人? 小学毕业，初中学了半年，根本不对口，自然科学一点基础没有。联想起我们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他从小既搞革命理论，又搞自然科学。后来同杜林作斗争，他又继续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了八年。他在《反杜林论》序言中写道，八年来把不少精力放在自然科学上面，自然科学还有许多东西不懂。借用一个自然科学家李比希的话来说，正在脱毛的中间。什么叫“脱毛”，就是从无知到有一定的知识。这么一个伟大的革命导师、伟大的天才，他有这个基础，加上八年学习，他还正在“脱毛”，我同他比，这辈子脱不尽毛了。但我总要下一个决心。我这眼皮周围的毛拔掉几撮，嘴皮子周围拔掉几撮，对自然科学略微懂得一点点。总得要有点要求吧! 我也奉劝老同志们接受过去几十年的教训，抓紧学习，改进工作方法。
这段话有他的过谦之词，但他的决心却是实在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到科学院后更感到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而且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得知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作用的高度评价，他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对科技的作用深有感受。
因此，当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办公室调研组的同志们在收集国外出版的情报过程中，摘译了七则国外科技界动态的材料送给耀邦同志时，耀邦同志很高兴，他在信上批道：“这个材料对我们很有参考意
义，十分谢谢图书进口公司办公室调研组几名同志的革命热忱，并希望继续得到这些同志这方面的材料。”
当时，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为配合制定科技规划，搞个《科技赶超参考资料》，耀邦同志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仔细，把重点都专门划出来，在许多期资料上都作了批注。如关于天体演化的资料、关于非线性光学的资料，他都在上面批注“有新知识”。在关于“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议论”这期资料上批注：“很有知识，虽然时间已经两年，对我仍感新鲜。这两年情况如何，请跟踪查查。”在“合成昆虫激素”的一期上批注：“我们化学所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请梁秘书查后告我一下。”在“激光加速器”的一期上又批注：“这份资料对加速器有新知识，上次我去高能所时，他们没有向我谈起。”至于跟农业、能源等有关的资料，他尤为关心。如他看到有关日本海洋捕鱼技术的资料后，写了长长的一段话：“日本一千万吨捕鱼量等于每人平均有二百斤鱼。我国如每年能捕到一千万吨鱼，就等于养了一亿头猪，大约等于现在每年的收购量，那肉食问题就大大缓和了。但能捕到一千万吨鱼又谈何容易啊! 请再算算要投多少资，要多少人，要多少船，多少其他设备。即使办不成，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关于“太阳能利用”的资料上，他也写了长长的批语：“这个材料很有知识。半个月前看到我们几家下发了一个利用太阳能的通知，当然是件好事，但我担心仍不能推广，而且技术不易改进。我主张建议轻工部办一个工厂，先从小用具开始，投资少，容易办，然后从小到大，从简到繁，一边生产，一边搞科技，这样就一步一步可在这方面搞赶超了。请哪个有关同志再注意一下这件事。”
他到各个所里去做调查，也很认真地注意听有关科技方面的问题。他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座谈时听了介绍，马上就请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专门写一份“关于科学技术基本建设的设想”。贝时璋先生写成
后，耀邦同志又让发给更多的科学家，让他们提供修改补充意见，或另写一份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设想。许多科学家都认真地写了。这些材料成了后来制定规划的重要参考。
正是这样一种对科学知识的渴求，他更增强了发自内心地对科学家的崇敬和爱护，也更增强了他那种迫切把科研工作搞上去的热情和勇气。值得指出的是，耀邦同志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那段话，不仅限于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我们都知道，恩格斯在讲自己要完成“脱毛”过程的同时，尖锐地批评了杜林的“放肆的假科学”，而“这种假科学，现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而耀邦同志讲“脱毛”，同时又讲：我是不懂自然科学的，陈伯达装懂，我看他也比我强不了多少。他还说，还有一种人讲得多，吹得多，不好好钻研，还气势汹汹，自己的东西不总结、不好好学习，外国的东西不学习，这是最有问题的。耀邦同志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陈伯达自以为是大理论家，他竟然提出要科学院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姚文元否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说马克思主义才是基础理论，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江青也摆出一副架势，不懂装懂，大讲什么天文学。显然，耀邦同志是要大家从《反杜林论》中学会识别“四人帮”一伙的骗子面目。
拨乱反正的《汇报提纲》
经过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之后，尽快向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汇报，这是小平同志对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工作所要求完成的第一项任务。用耀邦同志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拼了点老命”来完成这个任务的。
《汇报提纲》的结构和主要思想，以及一些精辟的语言，都出自耀邦同志。
《汇报提纲》初稿8月17日出来后，印发给院内各单位征求意见，还送给胡乔木、于光远、张爱萍等同志征求意见。然后又反复作了修改。报送国务院会议审议的是第四稿。国务院会议讨论后，小平同志从当时形势考虑，要求把棱角去掉一些，但原则保留，并交给胡乔木同志修改。最后准备报送毛主席的是经胡乔木同志修改的第六稿。
胡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主要是大量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并把原来的标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改为“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他认为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耀邦同志认为还是原来的稿子较好，但他对乔木同志这个党内的大秀才十分尊重，所以还是按乔木同志的意见改了。后来被“四人帮”作为大毒草批判的不是准备报送毛主席的第六稿，而是在修改过程中的第三稿，这可能正是乔木同志想到的，因为第六稿中引了大量毛主席的话，“四人帮”要批判不无顾忌。
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共分四个部分：①肯定科技战线的成绩；②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③关于知识分子政策；④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整顿。它体现了整顿科学院的主要思想，从理论上、路线上、政策上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端正了过来。小平同志曾说过，拨乱反正实际上是从1975年就开始了。从科学院来说，正是如此。
提纲首先从农业、工业、医疗卫生、新兴科学技术和国防、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等方面概括了20多年来所获得的伟大的成就，肯定了“二十多年来，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成绩是主要的”。
这个问题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科技战线的估计：是黑线专政还是红线为主，是修正主义统治还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四人帮”全面否定十七年，为的是要把革命干部和科技人员统统打下去，而显出他们才是最最革命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始终是斗争的一个焦点。《汇报提纲》对这个问题当然无法回避，但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耀邦同志提出，这里可不用“十七年”，而用“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当然包括十七年，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遗憾的是，胡乔木修改时把这一要点给删去了。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就不得而知了。
提纲的大部分篇幅，也可以说整个提纲的精华是在第二部分一一“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胡耀邦认为：力求弄通，这很重要，“四人帮”既然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我们就必须把毛主席的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讲清楚。不是照搬毛主席的话，而是要自己下工夫去力求弄通，要在《汇报提纲》上体现出自己的认识、体会。
这一部分讲了六个方面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理论与实际和基础与应用，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问题不可能讲得很透彻，但态度是鲜明的，针对性也是很强的。
这一部分，是提纲的最主要的内容，是对“四人帮”种种谬论的一次集中的批驳，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全面地、尖锐地对被颠倒的是非所作出的澄清。其中有一些基本观点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已明确了的，但这时因其鲜明的针对性，因经历了反面的教训而显得更为深刻。
耀邦同志在这六个方面的观点，有的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叙述。这里想着重就耀邦同志关于政治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实行拿来主义，以及提纲第三个部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做一些介绍。
关于政治与政治工作
耀邦同志有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要阐明什么是政治，以及把政治同政治工作区分开来。这固然有当时斗争策略上的考虑，但也是耀邦同志长期政治工作的体会。
从林彪开始，接过毛泽东同志政治挂帅的口号，把它推到荒谬的地步，什么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于是这就成了“四人帮”一伙随意整人的一根大棒。在科学院谁只要强调搞科研，都可以轻则被说成是不突出政治，重则说成业务挂帅。既然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也就无从谈起。“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本身不学无术，靠的就是他们所谓的“政治”来唬人、整人。十年当中，科学院的科研工作以及其他各项业务工作已被这种“政治”冲击得支离破碎。搞大批判是政治，清队是政治，下放工厂“战高温”是政治，扫地出门到农村安家落户是政治，甚至唱样板戏、跳忠字舞都是政治，唯独搞科研不是政治，反而是“错误”，广大群众对此是十分不满的。但政治挂帅是“最高指示”，因此很难扭转这个局面。
整顿的目的是通过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整顿，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但上面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心里仍然不踏实，仍然心有余悸。
耀邦同志以他长期政治工作的经验，一句话就解开了这个疙瘩。他说，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
那么，什么是“政治”? 耀邦同志说，当前这个时期，就是坚决贯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三项指示不能割裂开来。丢掉了“反修防修”，业务工作就会走到邪
路上去了；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科技都不能搞好；生产和科技搞不好。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得到巩固。那样，政治挂帅就失去了领导的对象，也就无所谓挂帅了。
他又说，政治统帅技术，指的是要鼓励和教育科技人员做到又红又专。要放胆地鼓励他们为革命树立雄心壮志，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要鼓励那些有发明创造的人员，激励斗志。他反复强调了“放胆”二字。他说，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搞上去不行，否则我们就是对人民犯罪。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管业务的副所长，要让他们向“家”发展，不要向官发展。搞业务之风要大吹，这是希望之风。
而政治工作，耀邦同志认为是为科研服务的。他说，遵照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科研工作，其他工作就要保证它。他严肃地指出，假如这个问题没有弄通，研究所的党员干部争谁重要，谁管谁，那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什么程度了!
他坚持要在《汇报提纲》中写上：凡是妨碍科研工作的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凡是破坏科研工作的，就是反动的政治工作。有的同志对这个提法有些顾虑，建议不写进去。耀邦同志还是要写，他用诙谐的话说：我就这么一点创造性，你们就让我把它留着吧!很遗憾，这段话最终没有能写进去，而是换了个较缓和的说法。
耀邦同志在一些会上讲话就更尖锐了。他说，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的、破坏科研的。行政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去帮助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研工作。总有一天，同志们要大吃一惊，这是破坏呀!
耀邦同志一再教育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要尊重业务干部。他说，假如我到所里，我就首先找一个很懂业务的人当所长，对他说，所长同
志，我听你的。因为我不懂。要老老实实。党委书记要把科研搞上去就得这样。
对院里的政工干部，他又指出：政工干部的责任在什么地方? 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特别是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对红专关系作了明确的阐述，而且小平同志自愿为科研当好后勤部长，这个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可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而且不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左”的做法，其根源也在于此。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科研工作时起时落，政策上摇摆不定，一时鼓励向科学进军，一时又批判“白专道路”，要“拔白旗”。以至在1964年制定的“科研工作十四条”中不仅把红专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而且把保证科研人员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也作为党的重要政策提了出来。
今天，我们学习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政治方向，不能动摇。同时，又必须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在科研单位就是要以科研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保证这样的中心任务的完成。因此，耀邦同志关于政治和政治工作的深刻见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倡“拿来主义”
在“四人帮”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科技路线”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内容就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科研工作中必要的查阅国外文献的工作，被说成是“跟在洋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是“从洋人字缝里找题目”。与苏联合作进行的黑龙江流域科学考察，甚至被戴上了卖国主义的帽子。全国各部门和各省市的科技情报机构80％被砍掉拆散。作为国家科技信息中心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十年积累起来的宝贵文献资料被封存，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外有关单位建立起来的文献交换关系被中断，原来出版的213种科技情报刊物，除剩下20多种外，其余全部停刊。科技人员学外文成了偷偷摸摸的事，而且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热力学第二定律、分子生物学理论等都被说成是唯心主义的，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而被置于批判之列。尤其荒唐的是，当时江青等人还掀起了批判“蜗牛事件”和“风庆轮事件”的恶浪。
于是国际科技交流中断了，科技文献很少有人看了，青年人不学外文了，不仅当时科研工作很难进行，而且贻害无穷，影响深远。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请外国科学家来作学术报告，许多人都听不懂，只好请老科学家当翻译和解释；而有些科学家也感叹，中断了十年之后，对有些新的科学内容也不太理解了。
耀邦同志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要学鲁迅所说的那样，实行“拿来主义”，而且把它写进《汇报提纲》。
鲁迅的拿来主义，主要是针对文艺而言的。“文化大革命”前也有人引过，但也有不少人认为鲁迅所说的偏激了一些。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在这里多引用了鲁迅的一些话。鲁迅说：“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但我们没有根据‘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一。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鲁迅以一个穷青年得了所大宅子作比喻，该怎么办呢? 鲁迅说：“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混蛋。……欣欣然的踅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鲁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且介亭杂文》)
我们之所以花了那么多篇幅引用了鲁迅的这么多话，一方面是从中可以看到，鲁迅的讽刺具有那么强的生命力，经过了四十年，还好像是对“四人帮”的鞭挞；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耀邦同志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倡“拿来主义”的内涵，而且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耀邦同志的无畏精神。
其实，道理都是简单明白的，只不过是“四人帮”故意把是非搅混了。耀邦同志是快人快语，就是以事实来说明道理。耀邦同志说，要说是洋人的东西、外国的东西不能学，那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国引进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是洋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行的“拿来主义”。《汇报提纲》中也专门有一段话：“要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统统拿来，为我所用。”“这样做，决不是爬行，而正是加快步伐；决不是‘崇洋’，而正是满怀信心地要同一切洋人试比高。”
耀邦同志到各个所去，都要问国外的研究工作情况。如问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的同志：“世界上遗传方面有哪几个国家搞得比较好?”问心理研究所的同志：“资本主义国家心理学情况怎样? 外国心理学杂志订了没有? 还是要订杂志。”在电子学研究所，他又问：“你们所能不能看到国外关于电子学最新理论? 图书资料搞不搞得到，你们看不看，学不学? 这几年盲目讲自力更生，有不少东西人家已经有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从头搞!这些刊物有，为什么不采购来?”在半导体研究所，耀邦同志又让他们要看外国的资料，要经常看，对国际上的新技术、新理论，要组织人跟踪……
耀邦同志还特别提出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以争取时间，争取速度。他要求青年科技人员要下工夫搞通一两门外文。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提纲中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部分，首先肯定了科技人员“总的来说，他们在基本政治立场上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是极少数，有一部分科技人员思想感情基本上工农化了”。提纲分别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科技人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包括近万名我们选派出国留过学的科技人员)，受审查而未作结论的，从工农中培养提拔起来的专业科技人员，一一进行了分析，提出他们的进步以及他们对提高我国科技水平所起的作用，而缺点主要是“有些人学术观点比较陈旧”，或“由于多种原因，工作不大胆，畏首畏尾”，“有不少人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等等”。“他们思想毛病的要害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这段话以现在的眼光看是很平常的，但在当时，胡耀邦却是字斟句酌，可以说每句话都有所指而写。因为“四人帮”把十几年来勤勤恳恳按党的路线方针行事，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都诬为执行一条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被理所当然地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科技人员，只要努力
钻研业务的，都成了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科技人员中的党员，则被说成是“戴红帽子的最危险”。总之，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知识分子就成了“臭老九”。毛泽东曾说过：“老九不能走。”意思是还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竟连这个话也收入“供批判”的言论之中。
在当时形势下，提纲没有直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进行分析，但从上面引的一段话，很明显把“四人帮”迫害广大知识分子所制造的各种政治罪名都一笔勾销了。
而且提纲中对不论哪一类型的科技人员，都要求大胆使用，积极培养，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也有例外，这就是对“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极少数人，“他们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搞邪门歪道，在思想政治上并未人党，却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在业务上自以为是，指手划脚；在组织上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动辄以我划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这当然是指的那些“四人帮”的帮派势力。胡耀邦在讲话中，更严厉地指出，这种人女11不改变，就会成为法西斯。把这一段话同前面对各类科技人员的分析作一对比，爱憎是多么分明啊!
耀邦同志正是基于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这种基本认识，因而在粉碎“四人帮”后，当他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根据小平同志有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明确提出对长期以来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调整。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汇报提纲》的确是科技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个《汇报提纲》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就受到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被认为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文稿不胫而走，传到不少科研单位，受到普遍欢迎，认为提纲不仅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正确的东西，而且有新的提法。当然，也有少数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人则认为起草提纲的人好像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用的是旧语言。但那时尚未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当时也不敢正面反对，而是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小平同志对这个《汇报提纲》提出的观点是肯定的，国务院会议上也通过了这个提纲。而且小平同志特别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对整个科学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邓小平后来还曾对提纲有个评价，他说：“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解决问题就不够。”确实是这样，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彻底地拨乱反正。同时，因为毛泽东对《汇报提纲》没有表示态度，而不久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提纲中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和做法，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实施。但是它却是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推翻“四人帮”作了一种准备。
进行新的长征
耀邦同志在科学院所作的讲话中。最鼓舞人心的，最感人的，最使人受教育的，是他在1975年10月24日全院青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次大会是由院团委组织的。耀邦同志曾先后有20年领导青年工作，对青年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说：20年中有一条是可以自慰的，就是看到一些朝气勃勃前进的青年，优秀的青年，革命的青年，我对那样的青年是热爱的，我是推荐的，我尊重他们。在这一点上我是无愧的。他还多次讲：我对比我更年轻的同志，寄予那说不完的，不晓得多崇高的希望。因此，在这次大会前，耀邦同志专门同团委的同志一起研究，而且帮助他们起草了一个中国科学院全体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决心书。
耀邦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他说：这个新的长征是什么呢? 这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在本世纪末实行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的伟大的长征，伟大的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他还说：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我们子孙后代要骂我们的!
在这次会议上，耀邦同志向青年同志提出了四条要求：大学革命理论，大树革命雄心，大讲革命纪律，大长革命精神。他说，在到2000年前的20多年里，年轻同志怎么办，怎么前进? 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陷到修正主义里去；二是马马虎虎地混他半辈子，从现在混起，再混25年，也是“老革命”了；三是为社会主义，为党的事业，为四个现代化立下丰功伟绩。耀邦同志认为第三种人一定不是少数。
使许多人激动得流泪的，是耀邦同志最后一段深情的话。他说：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25年后的今天，到2000年10月24日，再开这么一个大会……我想那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四化贡献力量的人。如果我能挣扎到那天，有可能也向他们说几句祝贺的话。同志们不要鼓掌，那个东西大体上没有希望了，正因为我自己没有希望，所以我今天就满怀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首先献给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奋斗的年轻人，我把我的话奉送给你们!
耀邦同志的这次讲话体现了他一贯的思想，即他认为青年人，对知识分子，重要的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人的思想，来感染他
们，熏陶他们，鼓励他们。要善于提出任务来求得团结。要以革命的豪情壮志来压倒鸡毛蒜皮的纠纷，压倒歪风邪气。要天天讲豪情壮志，不要天天闹鸡毛蒜皮的纠纷。
正是耀邦同志的这种精神，这种思想工作和方法，使科学院许多青年人更加振作起来，在1976年发生的伟大的“四五运动”中，不畏强暴地走在运动的前列；使一些曾受“四人帮”蒙骗和影响的青年人幡然悔悟；使科学院的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出现了可喜的景象。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5-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