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十一期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在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使用过的“实事求是”古语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和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客观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同年底，他为中央党校确定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实际上也是全党的“党训”。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

1977年3月，党中央于作出恢复中央党校的决定，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胡耀邦任主持实际工作的副校长。上任伊始，胡耀邦提出了中央党校办校目标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以后改成“坚强阵地”)，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他还特别提出复校开学后的中央党校，要把“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挂在礼堂。”后来根据实际情况，在大礼堂前广场南侧建了一座高大碑墙，碑墙上题有四个红色大字“实事求是”。现在各地的党校均建有类似的实事求是碑墙。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胡耀邦这一代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传承。胡耀邦本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堪称实事求是的模范。

平反冤假错案 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

1977年10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时就认为：“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要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同年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他的女儿满妹后来回忆，“为了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260页)

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的重头戏是平反冤假错案。党中央非常重视这项工作。邓小平于1977年7月刚刚恢复工作后就开始受理与冤假错案有关的申诉信，陈云也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华国锋在1977年下半年提出了要解决过去审查干部的遗留问题，包括为错划右派改正的问题。在此重要时刻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速度。

“解决右派问题是当时社会上呼声最高又最难办的另一大案件。”(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282页)当年反右派斗争时，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的负责人。他对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更知道很多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

1957年5月15日，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胡耀邦在开幕大会上发言，号召青年团们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同时指出，对那些“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发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议论，甚至作出一些错误的事情”的人，“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这些群众中虽然也有可能夹杂个别的坏分子，但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

在反右斗争开始不久后的1957年7月22日，他率中国青年代表团飞抵莫斯科访问并参加一系列国际青年活动。1957年9月6日从莫斯科返回路过新疆，参观考察了石河子、独山子与克拉玛依。当时的新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军民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开发建设新疆，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胡耀邦为新中国在不到8年的时间取得的累累硕果而兴奋不已。

在新疆期间，胡耀邦听到了一些意外的消息。他在电话中得知，团中央在反右中有一些同志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他感到事态严重且事情复杂，因为他对这些同志都比较了解。于是在回到北京后，马上为其中的一些认为不可能犯反党错误的同志四处奔波，取得了一些的效果。对于最后还是被划为右派的七十多位同志，当他们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参加劳动的时候，胡耀邦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最后说道：“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耀邦的殷切期望。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们回到团中央后，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

这段经历，对于二十年后他主持处理反右遗留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年大多数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

1978年春，按华国锋的意见，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等5个部就反右遗留问题先后在烟台和北京两次召开专门会议。在会议各方意见分歧很大的情况下，胡耀邦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将反右中搞错了的右派改正过来。为此，他安排中组部政研室以组织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报告，请中央就此问题作出决定。在报告中，胡耀邦特地指示把实事求是的关键性依据——1957年10月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一并附上。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55号文件的名义向全党转发了上述五个部门拟定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并在通知中特别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改正的标准，就是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

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扩大化的问题，对一些人的定性处理确实不适当，例如。把一些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给领导人提意见、向党交心和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好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提出，对真正搞错了的人要改正过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没有实现。党中央和华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今年发了一个十一号文件，最近又发了一个五十五号文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还有一条提到，凡是划错了的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是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中央的这两个重要文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这两个重要文件的贯彻执行，极大地调动了那些曾经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些人中，后来许多都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有的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胡耀邦在主政中央组织部期间负责和组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

实事求是地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少数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一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为此，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错误倾向。

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谈话。邓小平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

邓小平在3月30日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评了“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为刚刚开启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胡耀邦在会议的结束语中称赞邓小平的讲话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圆满。满妹在回忆父亲胡耀邦的这一段经历时指出：“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真理的号角吹得很响，为思想解放进一步打破了禁锢。”(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北京出版社 2005 第243页)

当时与会的一位同志回忆胡耀邦：“批评了‘民主个人主义倾向’，说他们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去讲民主自由，离开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去搞思想解放，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和帮助他们进步起来。”(见范恭俭等著《怀念耀邦》第四集之《以身作则 搞好党风》 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10月)

针对当时党内有人认为解放思想只是反“左”，甚至想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已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实事求是地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原则。1981年8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他说道：

“我的看法是一句话：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把这个主题、主旨抓住;抓住了，问题才能研究得透，解决得好。”

“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要坚持原则。而在现在，就首先要求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六中全会保持一致，尤其是要坚持中央多次重申、在六中全会又一次重申的四项基本原则。”

在谈到当时一个颇有争议的电影《苦恋》时，胡耀邦指出：“《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或者超过《苦恋》的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还有一些。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

在总结《苦恋》这件事的经验教训时，胡耀邦有些自责，他说：“本来这个问题好解决，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责任。如果当时我们建议文联开个会，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对《苦恋》作个公正的评价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没有走群众路线，如果走走群众路线就好了。现在我想还得这样做。然后按小平同志的主张，由《文艺报》写文章，文章只能写好，不能写坏，请我们的文艺评论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写文章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五篇文章只用了个把月。我们现在搞了半年了，连一个批评稿子都写不出，哪里有这么难啊?这篇批评文章搞好了，对全国人民是个教育，对反革命的气焰是个打击，对糊涂人是个帮助，对白桦同志本人也是个帮助。白桦同志接到很多信，他认为他有群众......。”

胡耀邦还语重心长地告诫道：“我们的党员作家、党员艺术家和党员思想理论工作者，时刻也不应当忘记自己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这个家、那个家。既然首先是党员，那就应当象小平同志谈话所说的，首先要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起码的纪律。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他还鼓舞与会者：“不要以为有那么一些人讲怪话，写反动标语，充其量无非是两三千张标语。十亿人口，一千张标语叫一百万分之一，算个啥?人心党心，百分之百是不可能的，但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八以上是在马列主义方面，在毛泽东思想方面，在党中央方面，而不是在那些错误的言论方面，更不在那些跳梁小丑方面。”

1984年1月17日，胡耀邦在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他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强调了三点：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发出的正式文件，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左”和“右”的问题;第二是在执行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方面，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三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记律问题上，特别是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斗争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软弱涣散的。在这三点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

1980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思想大解放，各种不同的思潮也纷纷登上舞台，其中不乏一些影响改革开放大局的错误思潮。特别是有人一听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扣上“左”的帽子。胡耀邦实事求是地对时局作出的判断，旗帜鲜明地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态度，对统一全党思想，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倡导下开展的全民性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再次强调“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思念依然无尽》第250-251页)。

实事求是地肯定知青的共产主义精神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青年团(包括少先队)的工作，可以说与青年团结下了不解之缘。江西共青城是我国唯一一座以共青团为名的城市。胡耀邦去世后就长眠在这个城市的东北角。

1954年，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经济刚刚恢复,国家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而且教育设施也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的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将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1955年4月，毛泽东又批转了共青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

团中央很快开始组织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胡耀邦在一次报告中列举了我国国土辽阔,但是可耕地面积有限,有一半还没有开垦的情况。他情绪激昂地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向困难进军。1955年8月,由北京青年杨华等5人发起组成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萝北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知青垦荒点。随后,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仅在1956年这一年,全国就有近20万名青年参加志愿垦荒。由城市下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更多。

1957年5月15日，胡耀邦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向延安的知识青年讲话的时候，曾经号召他们实行同工农相结合，号召他们既要学习革命理论，又要实行生产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我国现在这一代学生，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学校中的青年团员，应该带头开展适当的课余劳动，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并且在毕业以后如果没有升学，就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只要我国广大的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劳动，那么，就不仅可以使我国的生产战线获得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生力军，而且剥削阶级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观点，也将被我们彻底打破。”“在我国目前时期，特别需要组织大批青年投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为尽快地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水平而斗争。工业和农业是两个主要的生产部门，但是在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只能是少量的，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是大量的。”

江西共青城是和上海知青的贡献密不可分的。当年上海市长陈毅在上海市文化广场，召开了一万多人的动员大会，动员青年们到江西垦荒去，得到了许多青年人的响应。接着陈毅到北京找到胡耀邦，一起向中央汇报。在胡耀邦和陈毅的努力下，正在焦急等待的上海青年终于盼来中央批准的消息。经过反复筛选，在上万名志愿报名的上海青年中，最终选出了98名组成了第一个去江西的垦荒队。“1955年10月18日，98名热血青年告别大上海，志愿来到江西省德安县，在荒无人烟的鄱阳湖畔搭起茅棚，开始他们英勇壮丽的垦荒事业。”(《思念依然无尽》第475页)11月29日，胡耀邦看望了这些垦荒队员，并在垦荒队临时搭建的茅棚前，用竹枝夹着卫生棉球为他们题写社名“共青社”。这年年底，垦荒队收到了一封胡耀邦亲笔写的信。和这封信一起寄到共青社的，还有一个很长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文娱用品。胡耀邦在信中说，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文娱活动使用，买了书供你们学习，送一个闹钟，愿你们和时间赛跑。

在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上，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有人抓住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失误，提出非议。而胡耀邦坚持一贯的实事求是的立场，对广大知青为国分忧，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1984年12月12日，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第二次亲临共青城，看到初具规模的城市，高兴地题赠“共青城”这个新名字。

当年的垦荒队员于维忠一直珍藏着29年前胡耀邦在笔记本上给他的题词：“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胡耀邦看了他当年的题词，又看看生气勃勃的“共青城”，“感概万千地对当年的垦荒队员说：‘今天是12月12日，历史上有过西安事变，张学良是有志者事不成。如今不同了，你们是有志者事竟成。’”(《思念依然无尽》 第477页)

1985年10月15日，在“共青城”垦荒30周年纪念日前夕，胡耀邦给共青人写去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信中写道：“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开辟。让我们继往开来，再展宏图，一往无前地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英勇奋斗!”

胡耀邦对老垦荒队员们所做的贡献实事求是的肯定和鼓励，使一代共青人深受感舞。老垦荒队成员之一的陈家楼曾被错划为右派，停发工资，开除党籍，但他始终没有动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曾有记者采访他，问他是否后悔，他坚决地摇了摇头：“没有当年艰苦卓绝的垦荒，就不会诞生现代化的共青城。”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

胡耀邦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他的这种崇敬，在他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和邓小平一样，胡耀邦坚决顶住了1980年前后出现那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1981年1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为我们的党、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功绩。这是历史的事实，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毛泽东晚年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只有说清楚这两个方面，才是公公道道的，才是实事求是的。”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还强调了毛泽东思想首先是毛泽东同志贡献的。因而，他特别注重宣传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有一次他在谈到他自己1980年2月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稿时，又提到了毛泽东著作，他说：“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据他的女儿满妹回忆，胡耀邦曾通读过十五遍《毛泽东选集》。

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胡耀邦在他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期间，也正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毛泽东领导的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使这个长期积贫积弱国家能够站稳脚跟，党中央主持制定了一些建设计划。但是有些人对这些计划不大理解，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论。而有的争论一激化就成了争辩。1953年9月，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就当时的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争辩起来。这件事在改革开放之初被人重新提起。在当时形势下，很快引起了热议。一时间，诸如“犯颜直谏”“廷争面折”“为农夫代言”“不为强暴所屈”等等字眼见诸报刊杂志，莫衷一是。当有位海外媒体人向胡耀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胡耀邦毫不迟疑地答道：“可能我们的毛主席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国家事情这么复杂，你(指梁漱溟)却那么样的瞎放炮，不大好吧!”“谈起豁达大度，我们的毛主席是第一位的”。胡耀邦同时也认为：“后来就把他(指梁漱溟)给批了一下。”“现在看是批过头了。”顺便提一下，实际上，在争辩发生后不久的9月20日，梁漱溟就认同了他儿子梁培宽的意见：毛泽东“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

在胡耀邦去世前三个月，他到湖南、广西两地休息。1989年1月4日上午10点，时任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的朱东阳前往九所宾馆六号楼去看望了胡耀邦。胡耀邦和他亲切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在谈到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时，胡耀邦说：“毛主席在‘文革’中确实有错误，但是他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是不可磨灭的。我一生对毛主席最崇敬，感情最深。小时候，我就趴在浏阳文家市的墙头听毛主席讲过‘共产党的小石子也能砸烂国民党的大水缸’的革命道理。以后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毛主席一直对我很关心。”

胡耀邦这段肺腑之言，可以说是他对毛泽东最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正是来自于他多年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熏陶。

来源：胡耀邦纪念网
时间：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