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看过《擒魔记》的读者，都知道姚大榜的身世，八十年代看过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的观众，则不一定都知道剧中人物田大榜的原型就是姚大榜。而姚大榜末日的真实情况，恐怕有更多的人不甚清楚。我们是姚大榜末日的目击者之一，现将三十多年前我们同姚大榜股匪进行斗争的情况，作个简单的回顾。
1949年11月7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姚大榜盘踞的地方——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
晃县地处湖南西部边陲，是通向大西南的咽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西、南、北三面都分别与贵州三柱、三穗、镇远、玉屏等县相邻。东与湖南芷江接壤，是一个以侗族为主的十三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0％。县城解放后，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随即派赵振英、杨建培、肖林、王力（女）、张苏等同志带领三十五名干部到晃县和驻军一道开辟新区工作。
土匪活动猖獗
晃县，同湘西其他各县一样，是一个匪患严重、匪史长远的重灾区。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贵州叛军石敬成率四百多人，由贵州镇远、三穗等地窜入晃县南部为匪，并在洞坪沙板溪安营扎寨，烧杀淫掳，无恶不作。后来，匪首唐大王、唐二王、唐三王等由抢得曹家溪厘金局的十几支起家发展到两千多名匪徒，一千多支枪。一九四三年，他们在柳寨一带杀害百姓六十八人，烧毁民房三二五栋。国民党反动政府“清剿”不成，只好“招安”，将他们收编为晃县警备队，并委以团长、旅长、师长等官职。三、四十年代，晃县最大的匪首是姚大榜。此人从清朝时代起，玩枪为匪近六十年。二十多岁时，他在湘黔大匪酋唐二王部任连长，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招安”后，先后委以营长、团长、“晃县铲共义勇队”队长、“芷晃剿共游击总队”副总队长等职，是湘西有名的老惯匪。他为人阴险毒辣，奸诈狡猾，横行乡里，罪大恶极，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此外，还有充当姚大榜匪部高参的国民党特务舒竞成和贵州省天柱县县长、土匪团长姚周南等，也在这一带活动。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妄图把湘西作为他们阻挠解放大军解放西南各省的重要屏障。而晃县便成为他们经营的重点。这段时间的晃县，官匪结合，匪患更加严重。1949年8月，白崇禧窜到芷江，召开湘西“军政联席会议”，纠集国民党在湘西的军政头目和一批匪首，妄图在湘西设一道“人防长城”，阻止解放军西进。芷江匪首杨永清和姚大榜都参加了会议。会后，杨永清则利用“楚汉宫”、“万寿帮”等封建帮会组织，网罗匪徒，扩充实力、杨永清为“楚汉宫”的寨主，姚大榜为“龙头大爷”，他们砍香拜把，饮血为盟，把活动在芷、晃及黔东南的各股土匪统一编为“湘黔边反共游击总队”。杨永清自封“司令”，并在各地扩大土匪武装，每个乡成立一个支队，由乡长任支队长，每个保成立一个中队，由保长任中队长，妄图进行垂死挣扎。到1950年8月，湘西和黔东南各地的股匪五千余人，纷纷向晃县的凉伞、三穗的雪洞一带流窜，并在凉伞拼凑匪县政府，由匪首杨德庄任县长，吴可观、吴子清任副县长。在凉伞、雪洞一带设立匪“兵工厂”、“被服厂”、“电台”等，直接与台湾蒋匪帮联系，自称是“小台湾”。他们在统治区内四处烧杀抢掳，派粮派款，强迫群众为匪，与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
晃县解放之初，我二野大军向西南挺进，四野四十七军一四○师四一六团进驻晃县剿匪。在我大军压境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有些股匪迫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难局面，纷纷向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如逃来晃县的黔阳潘壮飞和晃县的吴炳麟等，就曾率警察局、保安队投诚，交出长短枪一百二十多支，机枪六挺。但是，更多的股匪却龟缩各地伺机反扑。其中活动最猖獗、危害最大的是老惯匪姚大榜。他勾结芷江匪首杨永清，盘踞在晃县与玉屏、铜仁交界的六龙山一带。当我主力部队入川作战后，这些股匪满以为反扑的时机已到，更是气焰嚣张，频繁出击。1950年2月28日，县城关区区长李长海、二区区长刘允生、县民政科干事徐建行、县文化馆干部姚源岗、二区干部张学哲和唐荣栋、张荣生等七同志，在去二区新合乡木铎溪征粮时，被肖宗淮匪部包围后全部遇难。4月，县政府税务局副局长白新荣，稽查员夏瑾珊两同志赴芷江开会，回归途经筲箕湾时，遭土匪伏击遇难。8月23日，五区公安员王立桥赴长沙参加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晃芷公路途中遭土匪杀害。各区、乡农民协会建立以后，一些农协主席、农民代表和民兵、积极分子，也先后遭到土匪杀害。仅据1950年统计，全县被土匪杀害的国家干部十人，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三十六人，被土匪抢走赋谷三十九万多斤，烧毁民房三百二十多栋。他们还在城关区暗设特务据点，刺探我军政情报，散布谣言，扰乱人心。有的则伪装积极，打入我农会和民兵组织，策动不坚定的分子拖枪叛变。1950年3月6日，乘晃县城内兵力空虚之际，土匪纠集近七百人围攻县城。我四一九团副团长王满仓，当即亲自架起枪炮连的六○炮，袭击占据龙溪口各山头的土匪。经过我军民奋勇抗击，围城的土匪被击溃。由此可见，这段时间的土匪骚扰破坏，成为阻挠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的主要障碍。
全力围歼股匪
为了加强对剿匪的领导，经县委研究决定，成立晃县剿匪指挥部，先后由县委书记赵振英、杨建培任政治委员，四一九团三营营长李玉春任指挥长，县大队队长鲍海威、县公安局局长张苏任副指挥长，负责统一指挥全县的剿匪斗争，并对全县剿匪作了统一部署。一方面依靠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扩大地方武装县大队和各区区中队，发展各乡的民兵武装，彼此协同作战，在全县范围内对各地所有般匪展开全面进剿；另一方面，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实行政策攻心，分化瓦解匪众，孤立打击首恶。共印发剿匪宣传资料数千份，广泛宣传我党和政府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协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表明我军“不剿灭土匪不下山，不剿灭土匪不收兵”和“捉尽匪首、收尽匪枪、挖尽匪根、为民除害”的决心；指明“土匪只有改邪归正，悔过自新才是唯一出路”；并教育和动员土匪的亲属规劝为匪的亲人向人民政府悔过自首，弃暗投明。与此同时，我们组织县大队和各区中队等地方武装，挑选几百名基层干部民兵，配合解放军四一九团二营、三营等主力部队和团直一部分武装力量，先后进行了“中寨前哨战”、“舞水伏击战”和“边境围歼战”等几次大的围歼，打垮了姚大榜等股匪，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一、中寨前哨战。中寨位于晃县的西南部，被姚大榜股匪的杨伯南、彭际佑、杨仲权等部盘踞着。我们组织远距离袭中寨，实际上是围歼姚大榜股匪的开始，是一次前哨战。12月6日，县委书记赵振英、指挥长李玉春和三营副营长王清元等，率领五个连队，分别从李树、禾滩、祥冲、碧朗等地出发，远距离奔袭中寨。7日拂晓，二营部队从芷江碧涌奔袭过来，先头占领了中寨后山高地，接着三营部队从计寨、降溪一带过来，形成对中寨的太包围圈。盘踞在中寨的杨伯南等股匪，全部处于包围圈中，眼看招架不住，放了几枪之后就立刻四散逃命，我军顺利地占领了中寨。县委和县政府随即派盂宪辉同志带领一批干部进驻中寨，建立六区人民政府，开展新区工作。12月8日，县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追击姚大榜股匪。一路由王清元带领三营九连、枪炮连一部和二营四连等，从中寨出发，穿过琴堂，进剿盘踞在新寨的姚大榜匪指挥部。另一路由李玉春带领三营九连、八连及旧德、新寨的民兵，从扶罗出发，包围龙寨的姚应金、吴子清、杨相珍等股匪。同时，我二野部队从贵州天柱县八阳直奔清铜坳，形成对姚匪的四面夹攻。激战四小时，姚大榜的三儿子、土匪营长姚应金被击毙，共打死土匪四十多人，俘匪团长杨相珍、姚大榜老婆和女婿等五十多人。缴获步枪二十多支、快慢机一支、子弹一千多发、银元数千块。只有姚大榜率残匪潜逃。接着，我军发扬勇猛顽强和连续作战的好作风，12月10日，奔袭偏洞沟姚源勋股匪；12日夜袭琴堂乡股匪，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二、舞水伏击战。这是全歼姚大榜匪部的决定性战斗。1950年12月25日，姚大榜率残部五百多人枪和吴可观、姚芳菲等股匪会合一起，从新寨过贡溪，窜到中寨，被四一九团三营九连、七连发现后紧追不放。同时，我二野部队又从贵州省天柱县压过来。姚匪见势不妙，急忙从中寨经禾滩窜到十家坪，策划于当晚半夜在蒋家溪、酒店塘一带偷渡舞水河，再逃往贵州六龙山老窝。他们一面派匪徒去搞船，一面派支队长吴国栋、胡光中先过河侦察情况。吴、胡二匪几天没吃饭，饥饿难耐，便背了一袋生红薯，偷渡舞水河后，摸到鲤鱼溪张华生家找饭吃。张华生急中生智，一面殷勤接待，给匪徒热饭吃，吓唬他们说：“这一带解放军经常来查夜。你们在这里很危险，我屋后有个红薯窑，你们躲到那里安全些。我把红薯蒸好给你们送来。”一面与邻居吴言清立即到我区政府报告。当时一区区长郑希桥获悉，马上派唐家溪的武装委员邓光阳，带领十多个民兵，将吴、胡二匪捉来。经审讯得知，姚匪准备偷渡的情况，立即打电话向我报告。我接到情报后，立即进行全面布置：先是命令邓光阳带领一区区中队和民兵从波洲上去，作好战斗准备，坚决进行堵击，绝不让姚匪偷渡。接着，与四一九团领导研究，组织两个班的兵力，带着冲锋枪沿公路下来，在舞水河岸过堵击姚匪。随后，又给城关区及二、三、五区打电话，要各区迅速组织中队和民兵，立即赶到姚匪准备渡河的两个地点埋伏好。当晚11点钟左右，姚大榜带着匪徒到达舞水岸边，自己先率领一部分土匪乘船过河。过时，我事先布置好的堵截队伍，立即从四面八方集中火力向船上猛击。船上的土匪乱成一团，由于船小匪多，颠簸摇晃，结果翻船了，土匪纷纷落水，后边的土匪见势不妙，转身往山上跑，四散躲藏逃命。匪首姚大榜被击中淹死在舞水河中。这个称霸一方、横行一世的老惯匪，在我军民的铁拳重击下，结束了可耻的一生。他那支苦心经营多年的土匪队伍也随即瓦解。
三、边境围歼战。这是进驻湘黔边境的部队和民兵共同组织的“雪（洞）凉（伞）合围”的一部分，是全歼杨永清匪部的最后一次大的合围。1950年8月，芷江大匪首杨永清，在我中心区遭到接连围剿、无处藏身的情况下，带着残部逃窜到湘黔边境的凉伞一带，随即把先后逃来凉伞的附近的贵州玉屏龙相池匪部、晃县的姚大榜匪部、岑巩的黄九仪匪部、镇远邹志权匪部、杨汉章匪部等十多股匪纠集起来，组成所谓“湘黔边反共游击总部”，推杨永清为总司令，姚大榜、杨德庄为副总司令，共网罗匪众五千余人，企图苟延残喘，负隅顽抗。1950年10月中旬，我边缘区剿匪会战开始。12月上旬，贵州镇远军分区和湖南会同军分区共同组织二十多个连队和地方武装、民兵共三千多人，对盘踞在贵州的雪洞、晃县凉伞一带的杨永清等股匪进行围剿。从12月7日开始，到1951年1月初结束，历时一个来月，共歼匪5878名，缴获长短枪1959支，子弹23011发，活捉匪总司令杨永清，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傅太和和“第二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杨德庄、“第八纵队”司令汪昌仁、副司令龙相池、“第十二纵队”副司令杨汉章等匪首一百多名，击毙姚大榜部匪首几十名。12月8日，杨永清匪部在凉伞尖峰坡被我军击溃以后，带着几个心腹逃向登丰乡的一个深山老林藏身。当时，没弄清杨匪逃窜的去向。后来，镇远军分区直属侦察连副连长龚谦让，带领便衣班俘虏了十几名曾跟随杨永清一道逃跑的匪徒，从中了解到杨永清的下落，立即派焦志林小组假扮成匪“十二纵队”司令邹志权的部下，到凳寨一带搜索。有一天，他们发现一妇人提着一篮热腾腾的红薯从村寨往山上走，便略施小计，骗取了妇人的信任，从言谈中得知这个妇人名叫姚桂桂，是杨永清的小老婆，去给躲在山里的杨匪送红薯吃。于是焦志林便佯称：“我们是十二纵队邹志权司令的人，他派我们给杨司令带来一封信”，并尾随她上山顺利地通过了土匪岗哨，钻进一片松林，来到一个草棚前，智擒了大匪首杨永清，当即由部队将杨匪押解回芷江。12月26日，在芷江县城召开了芷江、黔阳、晃县等六个县的六千多名人民代表参加的公审大会。当这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誓与人民为敌的土匪魔王被押上审判台时，全场群众无不充满愤怒和仇恨。被害家属和群众代表，痛哭流涕控诉这个匪首的滔天罪行。我会同军分区临时人民法庭接受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并报经上级政府批准，当场将杨匪处决。
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我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三次围歼股匪的大战斗，基本肃清晃县境内的股匪。
依靠群众清匪
成股的土匪被打垮，被解除武装，只是剿匪胜利的一个方面，并不等于晃县匪患的彻底根除。相反，被打散后四处逃窜的匪徒，有的还在顽抗，还在暗地里继续危害人民。特别是作为土匪“坐探”的匪霸，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因此，在围歼成股土匪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动群众，结合开展各项工作，深挖匪特，以逐步根绝土匪。
一是发动群众清剿散匪。成股的土匪被歼以后，立即化整为零，隐藏乡间，继续危害人民。对付这样的小股散匪，我们主要是发动群众，依靠广大民兵和地方武装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土匪活动到哪里，就消灭在哪里。如五区性德乡的民兵扛起土枪，有时配合部队进剿土匪，有时单独与土匪作战。1950年8月11日，中寨匪首杨序修率二百余土匪到性德乡抢劫，民兵立即与区武工队配合作战，打死匪首杨序修等八人，缴获武器和一本花名册。从7月到8月的一个多月时间，该乡民兵出动剿匪十多次，活捉中队长以上匪首十四名，匪探六名，打死匪分队长一名，匪徒八名，动员悔过自首的匪分队长二名，班长二名，匪兵三十多名，缴获土炮一门，土枪两支、手榴弹三枚、大刀两把，受到县人民政府的表扬。一区波洲乡四村的治安小组，一个月争取三十多名土匪投降后回家生产。1950年8月16日，三区天和乡十一村发现土匪二百多人，正在大地主江文杰家里杀猪宰羊吃中饭，我广大民兵和群众立即通报区中队和武工队，并主动配合部队全歼了这股散匪。许多事实证明，依靠群众清剿散匪，既能掌握准确情报，又能做到及时歼灭。
二是组织群众搜山抓匪。这是以人海战术的办法，捕捉那些以洞穴栖身的少量匪徒。“舞水伏击战”后，姚大榜的散匪逃往山里，我们立即布置各区组织群众搜山。其中二、三区组织四千余人，从酒店塘到江口四十多华里的山上搜索，五区组织二千多人，从新寨、扶罗、李树搜索；一区组织二千余人，从江口、柳寨至洞坪搜索。共计近万名群众，手持土枪、大刀、梭镖，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所有山谷、山洞、溪沟全部搜尽，连续搜了三天三夜，使土匪无处藏身，纷纷落网被擒。如禾滩乡民兵吴培珍等人，捉住匪首、匪副县长吴可观，县人民政府奖给他们一万斤稻谷，东村六个妇女活捉两名匪首，缴获短枪两支，儿童团长十二岁的看牛娃杨建国，智擒匪支队副队长、大恶霸地主杨长源，缴获步枪一支、短枪一支、子弹四十发，县人民政府奖给他一匹马，给他戴上大红花，骑马游街。通过搜山抓匪，战果辉煌，仅据一区统计，活捉土匪二千多名，缴获各种枪支一百余支、子弹几百发，还活提了伪乡、匪支队长吴国栋、匪大队长邓光泽等。
三是结合减租反霸，深挖匪根。散布在晃县广大城乡的恶霸分子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都跟土匪有着密切的联系。凡是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奸淫妇女，高利盘剥，霸占良田的恶霸分子，大都是以土匪武装为依托。有的勾结土匪，坐地分赃，为非作歹，有的自己充当匪首，直接掌握土匪武装；有的二者兼而有之。如三区大仁乡大恶霸地主杨树钦，本身系团总队长，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先后在岑朗坡、姜春界等地拦路抢劫，杀害客商二人，并取食其心肝。1948年他谋杀农民杨荣康，将其尸焚烧，并抄掳杨家全部财产和强奸妇女。1950年1月，他勾结匪特姚炳南，杀鸡吃血酒结盟。同年8月，又勾结大匪首姚大榜，在五区天堂坡打死我解放军和民兵两人。他血债累累，群众痛恨已极。还有五区旧德乡的姚周南、兴隆乡的大恶霸地主姚芳菲等，都是“匪霸合一”的人物。因此，我们在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霸的同时，结合清匪挖枪，取得了反霸、清匪双丰收。仅据全县中心区五十七个村统计，在减租反霸中，共清出潜逃的土匪三十五名，并挖出了大量的手枪、步枪、子弹、手榴弹、刺刀等武器。
四是结合土地改革，从经济上彻底铲除匪霸地主赖以生存的土地私有制。凡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多是依仗玩枪为匪发家的。如晃县有名的大匪霸地主姚大榜，其罪恶的发家史靠四条：一靠为匪到处抢劫；二是横行敲诈勒索；三靠霸占农民田地，重租剥削；四靠发放高利贷重利盘剥。有些大地主依靠土匪势力的支持，发财囤粮，又以囤积的粮食养匪，互为补充，互相利用。如三区天和乡大地主江文杰，勾结土匪横行乡里，对农民进行重租剥削和高利盘剥，几年内霸占农民大量田地，同时，他又用剥削来的钱粮买枪养匪。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注意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匪霸地主罪恶的发家史，并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土地还家”。这样，不仅有利于从经济上铲除土匪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且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对匪霸地主的憎恨，有利于进一步挖匪找匪，根绝匪患。
经过群众性的清匪剿匪，全县共歼灭土匪2800余名。至此，晃县百年的匪患得以基本肃清，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