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7、8月间，我们四十七军在解放湖北的沙市、宜昌之后，渡江南下，进入常德，慈利一带集结待命。9月下旬，全军奉命经营湘西。这是一项以剿匪为主，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光荣任务。
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曾经指出：“湘西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敌一二二军驻在大庸一线，严重威胁我军侧翼安全。只有打开湘西局面，创造一切条件，掩护交通沿线，才能使部队向大西南顺利进军。”遵照二野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于10月初在常德召开了团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组织、物资准备。随即全军紧随一十三兵团之后挺进湘西，军部驻沅陵，开始了为期1年零2个多月的剿匪斗争。
（一）
当时的湘西，辖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共有22个县，310多万人口。境内有武陵、雪峰两个山脉纵贯全境，高山起伏，森林密布，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历来枪多、匪多、鸦片多，特别是匪情严重。湘西的匪情，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匪史长远。据传湘西土匪有300多年的历史。自明朝以来，这里就是全国闻名的匪患地区。清朝统治者曾经血洗过芷江县的榆树湾（今属怀化市），放火烧了这里的全部房子，从别的地方移民来这里居住，但不到20年，土匪又活动起来了。1916年，蔡锷在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袁军10万大败。其中有不少散兵游勇流落湘西当了土匪，更增加了湘西的匪患。特别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对湘西土匪抚而不剿或先剿后抚，实行养匪害民政策，使湘西匪患更加蔓延扩大，造成湘西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匪患。由于匪情历史长、根基深，有很多是世代为匪的职业土匪。有的原来是穷光蛋，依靠为匪致富，逐步发展为租谷万担的大地主；有的本来是大恶霸地主，依靠拖枪为匪保护和扩大家产，成为豢养千百匪奴的大匪首；有的跻身仕途，依靠打家劫舍和拦路剪径扩充势力，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如横行在辰溪、麻阳一带的匪首张玉琳，后来居然成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的军长。晃县土匪姚大榜，十几岁就跟着叔伯四处抢劫，直至湘西解放初期还在为匪顽抗，有将近50年 二是分布广泛。据统计，解放前湘西的武装土匪有10余万，占人口总数的3.3％，而且分布面广，每县每区每乡都有。有的一县1股，有的一县几股，多的一县10多股，几十股。有的一股十几人，有的一股几十、几百人，多的一股上千人。在大匪首张平统治下的古丈县，他自己规定：1个甲要买10支步枪，1个保要买1挺轻机枪。并规定甲长就是“班长”，保长就是“排长”，乡长就是“连长”。大约一个乡有步枪百多支，轻机枪数挺至10来挺，张平则成了有民枪千多支、机枪数十挺的“匪师长”。龙山县的师兴周也是这样，强迫老百姓买枪为匪，扩充势力，登上了国民党“师长”的宝座。师兴周还摹仿山西省阎锡山的所谓“兵农”政策，要老百姓自备军服，参加短期训练，自带给养。还要各乡保甲保证兵员足额，一个不缺，缺了要由乡、保、甲长负责补上，以此逼使大量无辜的农民掉进持枪为匪的陷阱。永顺地方曾流行一句俗语：“永顺十八保，保保出强盗”。某些乡保长、地主、帮会头子，甚至有的小学校长都有几十条或上百条枪支。他们强迫老百姓为匪，谁不愿意就要遭杀身之祸，甚至株连全家。所以说，湘西土匪的广泛性，很大一部分是匪首和官府强逼的结果。
三是各霸一方。湘西土匪大都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霸一方，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其区域界限分明，有的以县为界，有的以区乡为界，甚至有的以保为界，称霸一方，自己封官加委，越界就打，互相残杀，矛盾甚烈。有的甚至有数代结下的杀父之仇或夺妻之恨，相互关系变化无常，今天联这股打那股，明天联那股打这股，为争夺地盘，长年累月战祸不停，残杀不止。如龙山县的师兴周和瞿波平之间，互相对立讨伐长达20多年。保靖县聂鹏升与黄宝辉兄弟、叔侄之间争夺县城，发生过“七进七出”之战。麻阳县境内，以龙飞天为首的上麻阳和被张玉琳占领下的下麻阳激烈争夺，1949年酿成有名的“麻阳事件”，好几百人为之丧生。怀化县的蒲和生和辰溪的张玉琳原本是“一家”，蒲是在走投无路时，被张收留后当上中队长的。1949年湘西“三五”事变中，蒲和生在辰溪兵工厂抢得了一大批枪支弹药，便当上了张玉琳匪部的旅长。但为扩充势力和争夺地盘，相互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愈演愈烈。蒲和生坐镇怀化泸阳，张玉琳几次想把他调开而不能得逞，只好采取“掺沙子”的办法，派其亲信前暂编8师师长胡震率部进驻泸阳，企图以武力钳制蒲和生部。1949年4月5日，蒲、胡两部由不和而酿成战祸，在泸阳街上激战了7天7夜，胡震部被打死120多人，打散280多人，只好带着残兵败将离开泸阳。这些由土匪矛盾激化而酿成的战祸，使当地民众苦不堪言。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想把湘西土匪收罗起来，统一编制，统一番号，封官加委，以期调解矛盾，消除分歧，共同为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但匪首们面和心不和，暗中争权夺利更加激烈。如古丈县的张平，在其老巢——李家洞被我解放军合围后，十分狼狈，到处窜来窜去，就是不敢离开古丈县这块地盘，不敢到邻近的大庸、永顺、泸溪、沅陵、保靖等县去。因为这些县的土匪势力中都有他的仇人，他要提防这些“难兄难弟”们乘机报复。
四是官匪一体。湘西土匪的政治性和反动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大都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充当地主阶级的武装，为反动的统治者效劳。人们都说，解放前湘西官就是匪，匪就是官。有的今天是匪，明天是官，有的今天是官，明天是匪；有的在这里是匪，到那里为官，有的在这里是官，到那里为匪；有的明官暗匪；有的昼官夜匪。表面上看，湘西的官匪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实质上是互相利用，互相转化。尤其到了解放前夕，湘西基本上是“官匪一家”了。1949年湘西爆发的有名的“三二”事变，实质上是官匪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走向一体化的一场狗咬狗的斗争。“三二”事变的直接起因，是国民党十七绥靖区主任李默庵下令要求永顺县长杨禹九收缴枪支，因而触犯了湘西地方势力而引起的。永顺的警察局长曹振亚和驻大庸的省保安10团团长汪援华首先发难，大造舆论说李默庵要排除湘西地方势力，并组织了所谓“湘西人民反压迫行动委员会”，喊出了“湘西人民治理湘西”的口号，挂出了“湘黔川人民自卫军”的招牌，自称正副司令。3月2日，汪、曹率领5000余人攻陷沅陵县城，国民党军队2个营不战而溃，暴乱很快蔓延。3月5日，张玉琳攻陷辰溪，抢走辰溪兵工厂的步枪3万余支，机枪数百挺。紧接着麻阳龙飞天攻陷麻阳城，活捉县长杨熙政；泸溪徐汉章攻陷泸溪城；黔阳潘壮飞血洗黔阳城后，再攻打洪江、安江，然后再与汪援华、曹振亚联合起来称霸湘西。“三二”事变的波及面很大，除了辰、沅、泸、麻、怀、黔6个县城遭到大劫杀之外，保靖黄麟、黄凤宇、罗炳武，龙山的程子霞、田光梅（光），武冈的李精一，城步的尹立言等，都纷纷起来响应。湖南的八、九、十、四、六等行政区都处在动乱之中。他们还以周燮卿为首召集各路人马，在乾城马颈坳举行会议，企图进攻桃源、常德。湘西“三二”事变越闹越大，轰动全国。蒋介石命令程潜平息“湘西之乱”。程潜先是派保2旅旅长周笃恭率部进剿，指名要惩办制造“三二”事变的祸首汪援华和曹振亚。但周笃恭在古丈被汪援华联合地方势力打败，退驻沅陵。程潜不得不另派湘鄂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去沅陵谈判，于1949年4月上旬，采用封官加委的办法，收编了一批湘西土匪武装。包括辰溪“三五”事变祸首张玉琳为暂编第2军军长，下辖石玉湘、胡震、徐汉章3个暂编师；委“三二”事变的追随者武冈李精一为陆军102军军长，甚至把“三二”事变的制造者、血洗沅陵城的刽子手曹振亚、周海寰等土匪队伍，都收编为湖南省保安5旅，委任汪援华为保5旅旅长，曹振亚为副旅长，从而暂时平息了这场骚乱。宋希濂兵团在鄂西吃了败仗后，慌忙逃到湘西，按照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的旨意，加快了收编湘西土匪武装的步伐。先是收编田载龙、周燮卿、陈子贤、罗文杰、汪援华等5个暂编师，共3万多人；接着又于7月份在常德收编了瞿波平、师兴周、张平、杨光耀、瞿伯阶等5个暂编师。前后共收编10个暂编师，组成了3个暂编军，分别委陈子贤、张玉琳、田植为一、二、三暂编军的军长。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退守衡阳一带。他一方面加紧在衡宝一线布防，妄图负隅顽抗；一方面坐飞机飞往芷江，又一次策划收罗地主武装。他以召开“军政联席会议”的名义，网罗湘西著名的土匪头目杨永清、潘壮飞等400多人参加会议，并且砍香拜把，饮血为盟。然后加封戴季韬为湘西地区司令，靖县伪国大代表唐振之为“反共救国军司令”，杨永清为“芷江警备司令”，周燮卿为“三湘联防纵队司令”等。如果说以往国民党在湘西的官匪之间还挂有一层“遮羞布”的话，那么这时连“遮羞布”也不要了。老百姓对国民党的“官匪政治”讽之曰：“要当官，拖枪杆，越拖越大，军师旅团”。
五是手段残忍。湘西的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以武力、地租和大烟对人民进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政治上的血腥统治，弄得田园荒芜，水利失修，灾荒连年，民不聊生。许多人为了躲避土匪的劫掠，逃进深山老林，过着穴居野外的生活。据怀化县统计，解放前夕，该县有52名惯匪或匪霸，先后杀害群众312人，抓走人质24人，烧毁房屋80多栋。古丈县的土匪头子张平，是众所周知的杀人成性的魔鬼，那首流传很广的民谣：“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水见张平，浑浊不清；人见张平，九死一生”，就是对张平嗜杀生涯的真实写照。他要杀一个人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杀一人必抄斩全家，甚至株连九族。有一次，他在沅陵凉水井杀害了农民向开国一家7口，接着又将向开国的同族向登浩一家全部杀害。麻阳匪首丁龙胜也是如此，1942年带领1000多人打进牙溪村，将财物全部抢光，100多栋房子全烧光，100多男女老少全部杀害，甚至连70多岁的老人和二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有的全家被杀绝。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长期统治着湘西北8个县，刮尽了民脂民膏，许多人被逼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花垣县有个黄瓜寨，是个有100多户400多人的苗族村寨，经过陈渠珍手下土匪的多次洗劫，人亡房光，变成了一片焦土，仅剩下9个人逃出虎口，流落他乡。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惨死在湘西土匪手下的群众不知有多少。湘西人民一提起解放前土匪的罪恶行径，无不切齿痛恨。
1949年10月初，我们四十七军挺进湘西剿匪时，不少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能不能将土匪剿灭，持怀疑态度。有的人因为受着土匪的长期统治，看不到人民自己和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总觉得湘西土匪历史上从未消灭过，因而错误地认为：湘西土匪是无法消灭的，就是神仙来了也不行。有的还认为：湘西土匪能够消灭，但必须打‘持久战’，没有十年八年是办不到的。然而，我们在同湘西广大人民的普遍接触中，明显地感受到湘西人民迫切要求“剿灭土匪，根绝匪患”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四十七军全体指战员坚定地顺应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在湘西各级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与积极支援下，经过1年零2个多月的英勇奋斗和艰苦努力，就将湘西22县的土匪基本肃清了。共计歼灭土匪9.2081万名，缴获各种枪7.9831万支，各种火炮19门，取得了湘西剿匪的历史性胜利。
（二）
夺取湘西剿匪胜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
湘西是湘、鄂、川、黔4省的边陲之地，境内有湘川、湘黔公路通往四川、贵州，是二野大军入川作战、解放大西南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9年，蒋介石为了保住湘西，从而达到保住大西南的这个最后堡垒的目的，曾对湘西进行了重点布防。他一方面指令宋希濂的一二二军部署在大庸和溪口一线，扼守住进入湘西北的大门。另一方面密令白崇禧、宋希濂在湘西大肆收罗土匪武装，组成所谓“地下游击队”，建立所谓“千里人防长城”，妄图利用这些土匪势力和游杂武装，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阻止我军进入湘西和解放大西南。当时，湘西土匪势力的具体分布是：永顺地区约3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陈子贤暂一军所辖的暂编四、一十一、一十二师；田植暂三军所辖的暂编二、五、十师等，共96股。盘踞的地方为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古丈、保靖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沅陵地区约2万多人，集股活动的有张玉琳暂编二军所辖的暂编六、七、八、九师以及龙汉奎、徐亚南、聂焕章、周开宣等股匪，共42股。盘踞的地方除沅陵、溆浦、辰溪、泸溪、花垣5座县城外，广大的乡镇、农村以及麻阳、乾城、凤凰3座县城，均为土匪所控制。会同地区约3万余人，集股活动的有伪国大代表龙怀麟匪部和“国民党忠勇救国军”杨永清匪部等，共49股。除怀化、芷江、晃县、洪江、安江5座城镇为我们占领外，会同、靖县、绥宁、通道4县全部都被土匪盘踞着。此外，还有小股土匪2万多人在各地流窜。
为实现“捉尽匪首，收尽匪枪”的目的，我们在湘西剿匪的整个部署，大体为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入湘西初期，掩护交通沿线，支援大军过境（时间从1949年10月至12月）。
这一阶段，我们首先集中2个师加1个团，围歼宋希濂部署在大庸一带的一二二军。其具体部署是：一三九师负责正面进攻，由慈利沿澧水两岸前进，首先攻占溪口、渔浦一线，尔后向大庸推进；一四一师由石门向九溪、桑植方向推进，阻击鄂西宋希濂主力的增援，并阻截敌人北窜；一四○师四一八团，由沅陵直插大庸以西的熊壁岩、东门坪，截断敌人逃往川、黔的退路。整个战斗从10月14日下午开始，到10月16日晚上10点多钟全部结束。共毙、俘敌军长以下5000多人，其中俘虏敌军长张绍勋、敌二一七师师长谢淑周、敌三四五师师长黄鼎勋等。除副军长丁树中带领1000多人已前往四川接运新兵而侥幸漏网外，其余全部被歼。这一仗，我们消灭了敌人在湘西北的主力部队，打开了解放湘西北的大门，开通了解放大西南的道路。接着我们又乘胜前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先后争取了匪绥靖保安守备司令聂鹏升、暂编1军副军长汪援华等40多股土匪，共1.2万多人投降。
这一阶段，上级赋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交通，征粮支前，并配合二野主力消灭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部队。由于我军抽出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入川配合作战，留在湘西的只有军直和一四○师，部署在湘川、湘黔公路沿线，主要负责维护后方秩序及交通、桥梁安全。因此，湘西土匪乘机又猖狂起来。他们集零为整，由小到大，并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提出“反征粮，拒用人民币”等反动口号。有的还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筹建匪政权，派粮派款，打家劫舍，破坏交通，袭击城镇，伏击我人民解放军，杀害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湘西22个县除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外，有半数以上的县城一时又为土匪占据。我军直和一四○师虽然组织力量，有重点地向公路两侧进行了几次进剿，如11月9日，四一九团主力向杨永清匪部潜逃在米贝、天雷山地区的匪徒分路进剿；17日，四二○团的主力和四一八团的一部分，分别从怀化和辰溪同时出发，向张玉琳匪部的老巢茶田垅合击；11月底至12月初，军直分别组织力量，向沅陵的宋官荣匪部和古丈的张平匪部分别进剿等。但都因力量单薄，加上战术问题，没有取得大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奔袭围歼作战扑空而归，未能给土匪以有力地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没有打下去，湘西的混乱局面一时未得到彻底整治。
第二阶段：发动春季剿匪攻势（时间从1950年1月至3月）。
我军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配合二野解放重庆后，于1949年12月中旬开始由重庆陆续东返，1950年1月全部回到湘西。部队未及休整，就全力投入春季剿匪斗争。
这一阶段，我们首先向部队传达贯彻了湖南省党代会精神和湖南军区的剿匪计划。会议分析了湖南的形势，提出了1950年全省的工作任务。规定：“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为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并强调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说起。特别是湘西，剿匪更加紧迫和重要，必须动员全省人民协同部队迅速消灭土匪。”湖南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和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制定了剿匪计划。要求我们湘西剿匪部队集中使用兵力，第一步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消灭盘踞一地观望等待的股匪；然后再结合发动群众清剿小股土匪和散匪。并指示我说“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军事扑灭、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务求把土匪消灭干净。根据湖南军区的指示，我们四十七军（湘西军区）党委、湘西区党委和湘西行署的领导同志一道，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湘西地区的匪情，制订了剿匪作战计划。总的部署是：四十七军机关和军直驻沅陵；一三九师驻辰溪，负责沅陵专区剿匪；一四○师驻芷江，负责会同专区的剿匪；一四一师驻永顺，负责永顺专区的剿匪。
1950年1月下旬，湘西军区（四十七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了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剿匪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彻底地消灭湘西土匪，为人民解除痛苦，为我军争取新的荣誉，为建设新湘西而战！
这一阶段，我们针对湘西地区几股最猖狂、最反动的股匪，分别组织了6次重点合围。即：1月18日，一四一师二团对盘踞在龙山八面山一带的暂编1军陈子贤匪部进行合击；1月19日，一三九师四一五团2个营对辰溪长田湾暂编二军暂七师石玉湘股匪进行合围；1月下旬，一四○师组织11个营的兵力，对盘踞在芷江、怀化和黔阳北部地区的杨永清、姚大榜、彭玉清、方世雄等股匪分别进行合围；2月10日，沅陵军分区2个团和1个营同会同军分区的2个团和1个营在湘西军区的指挥下，共同对盘踞在麻阳一带的5000多名土匪进行围剿；3月3日，湘西军区直属队7个连，加上一四一师和一三九师各2个营，采取四面围攻、分进合击的战术，组织了对古丈张平股匪的围歼战；3月3日，四一五团2个营和四一六团1个营，在泸溪兴隆场分3路进击，对匪暂九师徐汉章股匪近2000余人进行合围。这6次大的重点合围，共歼灭和收降土匪1万多人，消灭了几股流动性最大、最反动、群众最痛恨的股匪，沉重地打击了土匪的气焰。先后解放了乾城、古丈、麻阳、凤凰、绥宁、会同、靖县、通道8座县城。但是，由于我们对情况摸得不是很透，又缺乏山地剿匪作战经验，因而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土匪的基础。其中很大一部分土匪在形式上被打散了，实则隐蔽了，有生力量尚未受到毁灭性地打击，因而还存在一定的潜在力量。
第三阶段，集中兵力重点进剿盘踞在中心区的土匪，暂时放弃边缘区（时间从1950年4月至9月底）。
1950年4月上旬，湖南军区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贯彻中南军区3月高于会议精神。中南军区高干会议指出：“在我力量不足，某些次要地区可暂时空白起来，将匪有意识、有步骤地往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压缩，尔后组织力量一举而消灭之”。这一重点进剿方针的确定，对湘西剿匪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我们根据这个精神，认真总结了春季剿匪攻势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在少数同志中存在的急于求成与和平麻痹思想，纠正了战术上单纯追求浩浩荡荡的正规战法的作法，采取“适当分散兵力，以营为单位，重点铺开，划分区域，实行对股匪或地区的包剿责任制……。”实施“针对土匪的特性，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合围、驻剿、清剿三者相结合的战术原则。”并确定集中兵力对中心区进行重点进剿，暂时放弃边缘区。除少数部队留在边缘防线外，大部分兵力集中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之中心地区。实行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由内向外的进剿路线，有阵地的巩固地向前发展。搞清一块或几块。再搞另一块或几块，分别对活动于中心区一带的各股土匪展开有计划有步骤的进剿。
这一阶段因为实行分片包剿，组织的战斗较多，集中的有以下几次：4月15日，永顺军分区以一四一师四二二团一营和四二三团二营，对潜藏在永顺松柏场五连洞（即5个并排的岩洞）的李兰初股匪进行围剿；4月下旬，一四一师四二一团2个营对永顺塘坊坪的曹振亚，曹子西2股进行追剿，连续追击10天10夜，奔袭700余里，歼匪100多人；5月上旬，四二一团一营和永顺军分区直属队共7个连，合击保靖野竹坪之徐亚南，贾风明等股匪，歼匪100多名，残匪逃入四川境内；4月上旬起，三一九师和湘西军区直属队共组织5个多团的兵力，分别在沅陵、辰溪、泸溪、溆浦、上麻阳等地，对匪暂二军张玉琳残部和其他股匪近8000，进行重点包干清剿；同时四一七团在芷江、麻阳边界打垮了周升宝、李摆子（李运忠）股匪1000余人，歼其一部，余匪逃至边缘区；四一五团配合会同、邵阳两个军分区的剿匪部队。先后对溆浦、怀化边界的段明堂等股匪展开围剿，歼匪200多人。到7月底止，整个湘西中心区经过重点进剿，共消灭土匪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5万多件，击毙大匪首、湖南中统特务头子陈通焕，生俘暂一军军长陈子贤、师长陈策勋、副师长杨西新、杨佐治等。至此，湘西中心区的股匪基本消灭，散匪一部分逃到边缘区，一部分就地隐蔽。
1950年8月初，为进一步巩固中心区的剿匪成果，我们又对中心区里面积较大的“夹生区”重点使用兵力。所谓“夹生区”，是指有些地方在我军事压力下，表面上已经没有股匪活动，但潜藏的土匪势力很大，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因此，这段时间对“夹生区”的用兵，大多采用“小分队”的形式，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铺开。时集时散，交替穿插使用，战术上极为灵活。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展开拉网搜剿，分散搜剿，反复搜剿，清洞搜山，实行普遍控制和打拉结合，因而取得好的效果。到10月上旬为止，前后2个多月时间，在“夹生区”又歼匪近万名。在发动群众剿匪的同时，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各项工作都有新的起色，从而使“夹生区”得到整顿提高。
第四阶段：组织边缘区剿匪会战，夺取湘西剿匪的最后胜利（时间从1950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
这是湘西剿匪的最后阶段，分南区和北区展开。南区以绥宁、靖县为重点，北区以龙山、桑植为重点。这是在湘、黔、桂和湘、鄂、川的边缘长达800余里的战线上进行的。
在我们清剿“夹生区”股匪的几个月时间里，一些潜逃和聚集在边缘区的残匪，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他们一面调整矛盾，统一组织，拼凑新的反抗力量；一面扩大队伍，派粮派款，妄图负隅顽抗。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这些残匪的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大肆叫嚣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提出“一胜湘西，二胜湖南，三胜全国”的反动口号。土匪势力由原来的1.8万人发展到3.1万人，其分布是：北区残匪9000多人，较大的股匪有瞿波平的“湘鄂川边反共救国军”5000余人，师兴周残匪500多人，徐亚南、石永安、杨佐芝、龙云飞、唐汉云、杨永清等股匪共3600多人；南区以杨彪为首成立了“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杨彪和龙怀麟分别任正副总指挥，下辖12个纵队及“会同游击队”，共1.3万多人。这是当时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个比较大的据点，敌人自称为“铁的根据地”。他们幻想凭借湘桂黔边缘区山高林密和民族隔阂等条件，与我们长期周旋。
为打好边缘区剿匪会战，我剿匪部队在战前作了充分准备。包括详细侦察匪情，训练足够的向导等。地方党政机关还培训了一批开辟新区工作的干部，其中有几百名少数民族干部。各部队在接到上级发布的剿匪命令后，还作了战前思想动员。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纷纷写决定书、请战书，表示了“土匪不消灭，誓不归营”的战斗决心。
1950年9月17日，湖南军区陈伯钧副司令员亲临湘西，传达了军区对边缘区剿匪战役的计划。确定以永顺分区的龙山和会同分区的雪峰山之绥（宁）靖（县）为重点，逐步向边缘区发展，并以四十七军为主，组成南北两区的“剿匪会战指挥部”。我任南区总指挥，副军长刘贤权任北区总指挥。整个战役会战分两步走：
第一步，南北两个区共集中10个团的兵力，采取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对反动性最强的龙山地区股匪和绥、靖地区股匪 在湘西北的龙山地区，我们集中了15个营，在四川、湖北边境友邻部队配合下，对土匪先实行严密包围，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圈，层层进剿。到11月10日左右，共消灭土匪4000余人。击毙“湘鄂川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臣，活捉匪副师长曹振亚、旅长陈植和大队长以上匪首115名，迫使蒋介石亲手委任的“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副总司令向阳、3支队司令上瞿南楷、副司令瞿奎如和匪“湘鄂川边军政委员会”主任师兴周等重要匪首向我军投降。
在南部的绥、靖地区，行动前我在安江召开了作战会议。随后出动3个团，在友邻部队136师3个团的密切配合下，从10月19日开始，先后对盘踞绥宁的龙怀麟、周连生股匪，靖县的沈大海股匪，“游击第二指挥部”的易豪、段明堂等股匪进行围剿。到11月中旬为止，前后1个月时间里，消灭了包围圈内20人以上的股匪，歼捕匪纵队司令龙怀麟以下500我人，活捉了大特务头子、匪“华南反共救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蒋燮琴。至此，整个边缘区的土匪完全处于溃散潜逃和瓦解状态，会战第一步胜利结束。
第二步我军出动11个团（包括地方武装）。以7个团的兵力在已经解放的边缘区就地铺开清剿散匪；以4个团的兵力和地方武装，会合友邻部队围剿边界上的最后几股残匪。这次会剿是在几个地区同时进行的。在会同地区，围剿了会同县西南的张伦奇、傅太和股匪，消灭匪参谋长吴永义以下1000余人；在九龙山地区，歼灭杨彪匪部2500余人，俘虏大匪首吴君庭，仅剩杨彪一人男扮女装逃往广西三江；我会同军分区和贵州镇远军分区于11月20日组织“雪（洞）凉（伞）合围”，消灭了盘踞在晃县西南地区的杨永清、姚大榜股匪共2800多人，俘匪总司令杨永清、击毙副司令姚大榜。12月初，沅陵军分区组织16个连的兵力进入凤凰县境内，收编匪凤凰常备队600多人，击毙匪首龙云飞，残匪全部瓦解。同时，我们在通道还争取苗王（实际为侗王）粟昌福率领匪12纵队向我军投诚。12月3日，140师418团一部分开进通道县城。至此，会战第二步又歼匪8000多人。
这次历时两个半月的边缘区剿匪会战，共歼灭土匪2万余名，获得了湘西剿匪阳后一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至此，湘西全境的土匪武装已基本肃清，湘西22个县全部得到了解放。
（三）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1年多的时间内，把湘西近10万土匪基本肃清，最根本经验就是实行了“党、政、军、民总体战”。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依靠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配合和支持；依靠全军指战员“不消灭土匪决不收兵”的战斗决心；依靠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1）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政干部在剿匪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湘西剿匪，不仅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武装斗争，而且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彻底摧毁封建地主武装的流血的阶级斗争。因此，在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统一部署和统一指挥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军从接受任务进入湘西剿匪起，即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首要位置。1949年10月，大庸战役结束后，上级命令我军进驻沅陵，并成立湘西军区，明确指出：“湘西军区隶属一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领导”，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即四十七军的机构就是湘西军区机构，军党委即为湘西军区党委，军长兼军区司令员，军政委兼军区政委。下设3个军分区，沅陵军分区由一三九师兼，会同军分区由一四○师兼，永顺军分区由一四一师兼。1949年11月，经湖南省委报请中南局批准，成立中共湘西区委。区党委成员由周赤萍、曹里怀、晏福生、刘西元、杨秀昆、葛琛6人组成，军政委周赤萍兼任区党委第一书记。沅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分别成立中共地方工作委员会，其他工委成员也是由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共同组成，以统一党对党项工作的领导。区党委成立后，召开了地工委书记联席会议，于12月14日通过了《湘西土匪与剿匪方针的决定》。12月16日，四十七军党委作出《关于执行地方化的决议》。1950年1月1日，湘西行政公署成立，由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生任行署主任，王含馥为副主任。1950年3月，我军抽出3000多名指战员，支援地方工作，划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各县都建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县大队长、副政委、武装部长和驻军团、营主要领导为成员组成的清匪治安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县的剿匪斗争。1950年8月，12兵团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到湘西视察，对剿匪工作提出了3条验收标准：一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二是政权建立了没有；三是匪首抓光了没有。我们根据这3条验收标准，采取以县、区为单位，以各级清匪治安委员会为基础，实行分片包剿责任制。各县、区党委普遍加强了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并发动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积极配合当地驻军，共同完成分片剿匪的任务。如晃县的清匪治安指挥部建立后，县委书记赵振英兼指挥部政委，四一九团三营营长李玉春任指挥长，县大队长鲍海成和县公安局局长张苏任副指挥长，共同狠抓剿匪责任制的落实。1950年12月初到1951年1月初，在配合全军对边缘区的剿匪会战中，该县组织了对姚大榜股匪的合围战斗，赵振英、李玉春和治安指挥部的其他领导，分别带队进剿。通过“中寨前哨战”、“舞水伏击战”和“边境围歼战”，会歼姚大榜股匪2000余人，匪首姚太榜被伏击淹死在舞水河中，大匪首杨永清被活捉。仅1个多月时间，就基本肃清了全县的股匪。
在地、县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政干部对剿匪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为我们取得剿匪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我军进入湘西剿匪的同时，中共湖南省委从北方南下的地方干部和学生干部中，抽调了近1000人随军进入湘西。他们一方面要完成征粮支前、建立政权等开辟新区的各项工作任务；另一方面又要和部队一道参加剿匪斗争。不少同志在剿匪和开辟新区工作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晃县、怀化、芷江、辰溪等4县初步统计，仅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征粮支前和筹建政权这一段，先后被土匪杀害或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地方党政干部就有100多名。1950年2月，晃县城关区区长李长海、二区区长刘允生等7名党政干部，去该县二区新合乡木铎镇征粮时，就被肖宗淮匪部围攻而全部遇难。1950年3月，芷江县三区区长杜春生，带领50多人前往该县木叶溪一带开辟工作时，遭到匪首张嗣基、张秀吉、肖德纯、杨海洲、李运忠等带领500多名匪徒包围，在突围中，牺牲的党政干部和部队战士共23人。在筹建农会、组织民兵和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霸斗争中，各级党政干部一方面对土匪的骚扰进行了直接有力的回击；另一方面通过做工作又对巩固剿匪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2）以军队为主力，充分发挥全军指战员的剿匪积极性。1950年1月，我军主力从四川凯旋，未及休整，即颁布了剿匪战役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国动员起来，彻底消灭土匪为保护湘西人民生命财产而战，和土匪展开不睡觉、不吃饭、爬山越岭的竞赛。这一号召，调动了全军指战员的积极性。通过春季剿匪攻势中组织的6次大的合围，打退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使当时湘西的动荡局面稍为得以稳定。4月，中南高干会议精神贯彻后，全军指战员进一步增强了夺取剿匪胜利的信心。大家一致表示：“与湘西土匪誓不两立”、“决不让一个土匪留在湘西祸害人民”。这个决心马上变成了剿匪的实际行动。从川湘鄂的八面山到湘桂黔的雪峰山长达近千里的深山密林里，展开了空前未有的激烈的剿匪斗争。沅陵军分区“钢八连”，追歼徐汉章股匪，从麻阳追到贵州，从贵州又追到四川。战士们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赶路，忍饥挨饿往返1500多里。这种“长追千里”的钢铁意志，终于给徐匪以致命的打击。永顺著名匪巢五连洞在2500米高的云岩山上，周围尽是悬崖陡壁，地形绝险。匪首李兰初钻到洞里自以为万无一失，可是我们永顺军分区四二三团二营和四二二团机炮连担任围剿任务的战士，把该洞包围了数昼夜。在阴雨的天气里，他们露宿风餐，靠挖野菜喝稀饭度日；大家棉衣淋湿了，冷得直打颤，却仍紧张地练习爆破、架梯子等动作。终于一举突破天险，直捣匪巢，活捉匪首李兰初。龙山匪巢牛栏洞，长约2公里，地形极其复杂，匪首田高年凭险顽抗，自吹为“小台湾”，但我爆破英雄丛世林，以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单身入洞，负伤多处还连续进行6次爆破，硬把土匪震死在洞里。军直属营在追剿杨奇武股匪时，连续三昼夜不眠不休，奔袭180里，在荒山密林的荆刺草丛中钻，抱着枪从斜坡往下滚，有时人顶人、人拉人地爬过悬崖绝壁。大家的口号是：“土匪钻山我们搜山，土匪进洞我们炸洞”，“土匪钻进石缝里，也要把他挖出来”，终于全歼了这股土匪。在追剿中，我军指战员目睹了人民在土匪蹂躏下十室十空的悲惨景象，为人民除害的决心更加坚定。四一九团三连在怀化驻剿时，听到谭家坪群众报告匪害，即不顾疲劳，星夜出发，每天只喝一些稀饭，连追5天4夜，爬山250多里，终将被抢回耕牛追回，如数交给群众。1950年2月，我军直山炮营从沅陵麻溪铺出发，向东追剿张宽候股匪，连续几天几夜，直追到安化边境，终于为群众夺回了被土匪抢劫的耕牛18头，救回了被土匪抢走的两名妇女。
1950年9月，我军先后召开了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士兵代表大会和剿匪功臣代表大会，进一步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剿匪决心。四一七团三营在麻用追剿老惯匪聂焕章时，白天组织群众和民兵有重点的拉网搜山，夜间有目标的围村，拂晓开始搜索。连续苦战1个月零5天，先逼使聂匪部79名匪徒来降，接着又迫使该匪部团长龙家藩、聂龙清等29名匪首来降，最后仅剩聂匪孤身一人，化装成小贩“舒老板”，潜逃贵州铜仁一带。部队立即组织“飞行队”，前往铜仁一带追捕。又经过几天几夜的跟踪搜索，终于将聂匪捉拿归案。会同军分区四一八团五连12天中出击62次，侦察队10天出击58次，为搜捕土匪立下战功。驻怀化部队为了捕捉惯匪头子彭玉清（外号灵鸡公），先后搜剿500多次，最后彭匪走投无路，只好交枪投降。类似的事例很多。在1年多的剿匪斗争中，全军涌现了174个模范连排班单位和3390位人民功臣，有近千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仅一四○师就牺牲了348人。
（3）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打拉结合，打得狠和拉得紧，是夺取湘西剿匪胜利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我们贯穿于剿匪全过程的重要策略原则。1949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一十三兵团进入湘西，先后解放了湘、川、黔公路两侧的沅陵、溆浦、辰溪、泸溪、麻阳、怀化、芷江、黔阳、洪江、会同、靖县等10余县城。随后我们47军长途奔袭围歼了国民党盘踞在大庸一带的一二二军。当大军压境、军威大振、湘西土匪极度恐慌动摇之际，我们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宣传和平缴枪，争取并瓦解了一部分土匪武装。1949年10月，我们争取了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起义。大庸战役后，我们又争取了匪暂一军副军长汪援华、永顺专员周海寰、永保总指挥聂鹏升、匪暂二军暂七师师长石玉湘（第一次）、保安第五师师长兼沅陵警备司令颜梧、副师长李鹏飞、三纵队司令兼芷江警备副司令潘壮飞、杨春圃等一批重要匪首投诚，加上其他大小股匪及游杂武装，共计来降者1.26万多人。1949年12月4日，中共湘西区党委召开地工委书记联席会议，在《湘西土匪与剿匪方针的决定》中指出：“先施行军事打击，发挥我们的军威，造成土匪的混乱。在这种军事压力之下，再进行政治的瓦解分化。军事与政治要结合得紧，要切合时机，军事上的打要结合政治上的拉。”根据这一决定，我们把对土匪的政治攻势，紧密结合部队的军事行动共同进行。把以政治争取土匪来降的任务，落实到每个班排连，落实到每次战斗或战役中。随后，通过对辰溪长田湾、龙山八面山、芷怀黔北部地区、麻阳地区、古丈李家洞和泸溪兴隆场等地几股较大土匪的合围进剿，不仅从军事上打击了敌人，而且从政治上瓦解了一批匪特武装，迫使匪暂八师师长胡震、副师长胡振华等率部投降。特别是前几次投降后又反叛的石玉湘，在我军事上狠打和政治上紧拉的情况下，走投无路，不得已又带领最后的300多人再次向我军投降。
1950年3月，中南军区高干会议把“乘胜进剿，军政结合，发动群众”作为剿匪的基本方针提出来。湖南军区发布的《全面展开剿匪政治攻势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各地必须根据当前匪情，具体布置政治攻势，千万不可一般化”，“目前全省政攻重点应在湘西，湘西的政攻的有力开展，对今秋解决湘西股匪有重大作用。”我们根据这些指示，进一步强调政治攻势的重要性，指出：“剿匪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光靠打是解放不了什么问题的，必须贯彻打拉结合的原则，必须深入地发动群众，才能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这段时间作法上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发动群众人人做“紧拉”工作，造成强大的群众声势，使大多数土匪感到：老百姓都变成了“解放军”，实在没有办法活动了，只有投降一条路。
从开始单纯依靠领导做“紧拉”工作，发展到指战员在每次战斗中做“紧拉”工作，再发展到动员广大人民做“紧拉”工作，使我们的政治攻势一步深一步地向前推进。特别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配合部队共同开展对土匪的政治攻势，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形式。主要有：一是开展火线喊话，动摇土匪意志。如四二三团二营和四二二团机炮连攻打永顺五连洞时，先将一个洞爆破攻开后，活捉土匪20多名，再利用被俘土匪向二洞、三洞喊话，胁迫其投降，使匪首李兰初等交枪被俘。二是广泛张贴标语，大造剿匪声势。仅418团就发动群众书写标语口号1.28万条，土匪说：“看到解放军的标语口号后，心里就麻，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不投降不行啊！”三是多方面组织写信，说服土匪投降。如当时湖南省委和军区主要领导黄克诚就曾给匪首罗文杰写亲笔信，劝其立即交出武装，听候处理，收到好的效果。部队指战员一边剿匪，一边也写信劝降。如四一八团将匪首梁绍安包围，有一天他连续收到部队战士写的14封劝降信，第二天就缴械投降了。他说：“我再不投降，就是罪上加罪了。”比较普遍的是动员匪属写信，动员当地的开明人士写信，动员被俘降的土匪写信，都收到好的效果。四是成立规劝小组，开展规劝活动。造成“妻劝夫、母劝子、子劝父、亲劝亲、友劝友、匪劝匪、匪首劝匪首”的劝匪归降热潮，出现了“妻子上山喊回丈夫”、“母亲上山喊回儿子”“老兄上山劝回老弟”的生动事例。415团1营2连在搜捕匪首杨立篆时，动员杨的妻子劝夫下山，其妻带着部队印发的公告和标语，上山找到自己的丈夫，宣传党的政策，并向他讲述解放军帮助家里打柴、挑水、喂猪等事实，使杨深受感动，随即带了8个人、9支枪下山归降。五是控制旧职人员，令其立功赎罪。国民党的乡、保、甲长、参议员、干事、保代表等旧职人员，既是国民党的统治工具，又是土匪赖以存在活动的社会基础，他们大都有通匪、资匪的劣迹。把这些人加以控制利用，令其具结悔过，给以限期追回匪首、匪众的任务，有着积极的作用。六是设立“悔过登记处”，号召土匪自首。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由部队和地方政府选派。一般土匪登记悔过后，当场具保释放；对检举揭发有功者予以表扬奖励；对生活确有困难者酌情给予救济；对有顾虑暂时不愿登记者不迫迫太急，从而使登记自首的土匪日渐增多。黔阳县42个驻军点，都设有登记处。仅铁山、仙峰溪、大坪3个点上。自新登记的就有500多名土匪。怀化县5个月内有1800多名土匪登记自首。七是利用土匪相互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如四一六团针对泸溪县兴隆场上、下四保之间长期不和的情况，促双方匪霸互相检举揭发，对深挖匪徒和匪枪起到了重要作用。八是宽严结合，争取分化匪众。坚决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极大的震慑了土匪营垒，使分化瓦解匪众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靖县在公审枪决沈大海以下8名罪大恶极顽匪的同时，奖励了报告匪情、劝匪自首的10多名立功的土匪。大会后3天，仅该县甘堂坳地区就有110多名匪徒来降。四一九团在匪首彭玉清的巢穴桐树溪召开公判大会，处决了顽抗到底的匪霸彭林娃，释放了携带机枪向我军投降的铜和尚，并发给奖金若干，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匪徒说：“有彭林娃作样子，我们哪个还敢顽抗。”10多天中，又有100多名土匪自首，交出机枪3挺，长短枪80多支，子弹1000多发。
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在被歼的近10万武装土匪中，投降瓦解的有6万多名，占总数的60％以上。其中有1万多得原地方游杂武装和投降过来的土匪，经过集中教育和训练改造后，1951年2月随四十七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保家卫国作战中英勇杀敌，有的还立了战功。
（4）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剿匪积极性。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归宿。不仅地方各级党政干部要做，我们军更要做。记得我们初进湘西剿噩时，情况不熟，语言不通，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加上土匪欺骗、威胁、恫吓，群众不敢接近我们，工作上遇到不少困难。如四一五团2个营进剿辰溪长田湾石玉湘老巢时，四一八团2个营进剿辰溪茶田垅张玉琳老巢时，军直属7个连队和四二二团，四一六团各2个营合围古丈李家洞张平老巢时，都遇到土匪强迫老百姓搞“坚壁清野”的情况，不仅人员跑光，粮食藏尽，而且连煮饭的铁锅都带走了，妄想把我们饿死、困死。村里留下的一些老年人，既不敢反映情况，更不敢给我们带路。他们说：“得罪你们，你们最后杀我一个；你们走了，土匪知道了，就要杀我全家！”面对群众的误解和逃跑一空的局面，我们的指挥员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儿子”的根本宗旨，严格执行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响亮地提出“进门原封不动，出门寸草不拿”的口号，并把在外面乱跑的猪牛赶回圈里，亲手割草喂养。四一九团七连，被1000多个土匪包围了4天5夜，可炊事员们始终不忘把全村每家的猪喂好；谁家鸡婆下了蛋，战士们拾来保管好，待群众回家一一交还，群众大为感动。进驻麻阳高村剿匪的部队，因粮食特别困难，连喝了15天的稀饭。有时水烧开了，米还没有。周围穷苦人过意不去，送饭给部队吃，但我们的战士宁肯挨饿，谁也不吃，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老百姓被感动得落泪了，他们说：“真是自古没有见过这样的好队伍。”1950年夏天湘西大旱，部队的剿匪任务正进入紧张繁忙阶级，但全军指战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帮助群众抗旱保苗。如5大队迫击炮连3排在10多天中，就为驻地农民挖了两口井，筑了3道坝，挑了1万多担水，保住了100多亩禾苗。又据139师统计，1950年4至9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师指战员帮助群众开荒1956亩，插秧3313亩，割麦3413亩，铲地15740亩。担水112万余担，挑粪4.78万多担，砍柴60.5万余公斤，劈柴15.5万余公斤，割草3.45万余公斤，扫地108万余次。部队每到一地就积极帮助群众劳作，和群众打成一片，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我军指战员不仅以良好的纪律和模范的行动影响教育群众，而且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以扎实深入的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不管是抽出来专门协助地方工作的工作组或“武工队”，或者是以剿匪为主的“小分队”，都能做到边剿边工作，以剿匪带动其他工作，以其他工作促进剿匪。特别是1950年6月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部队进一步工作队化”的决议贯彻后，群众工作有了更深入的发展。7月至9月的3个月时间里，单是部队组织的地方工作队，就已在湘西开展了2321个保的工作，组织了758个农会，发展农会会员3.65万多名，还组织了150个妇女会、3979个儿童团。在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反霸方面，共减租谷24万多石，清理积谷1.6万多石，清出黑田8893亩。除湘西南部的绥宁、靖县、通道3县外，19个县都已开始建立地方武装，由军队调出干部446名，战士4184名（包括改编的湘西纵队、泸溪自卫队等），到各县大队、区中队担任骨干。到1950年9月底止，全湘西已建立19个县大队、83个区中队，共6614人。整个湘西剿匪期间，我们协助地方共组建地方武装1.5万多名，发展民兵10多万名。同时，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我们根据上级有关正确对等少数民族的精神，认真研究制定了少数民族地区剿匪和开展其他工作的具体政策与办法，包括1950年7月5日湘西区党委提出切合苗民区实际情况的工作指导方针以及湖南省委7月11日批发的《湘西区委对苗民工作方针的指示》。这对进一步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剿匪及各项工作，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发动群众，群众起来积极支援剿匪。首先是民兵和地方武装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剿匪斗争中，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政治觉悟、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斗争艺术。他们不仅配合部队剿匪作战，侦察匪情，传递情报，带路剿匪，组织群众搜山，起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作用，而且进行了许多次单独的对匪作战和长途追击、捕捉散匪的斗争。如黔阳驻剿部队，将基干民兵编成3个武装工作组。配合部队作战，打了不少胜仗。仅据1950年5月至8月统计，该县民兵武装工作组先后跑了1000多公里山路，与匪首周凯宣、舒代斌、彭玉清等匪部作战10多次，其中5月27日一天就作战3次，击毙击伤土匪46名，俘匪11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34支、子弹1000多发。永顺县七区杉山村民兵队长王康臣，有一天发现10多个土匪在该村抢劫墟场，他一面带领20多名民兵将墟场包围，一面派民兵刘英祥火速去毛坝乡给部队报信。部队及时赶到杉木村，全歼了这股土匪，夺回了全部被抢的东西，救回了两名妇女。晃县五区旧德乡4个保的民兵，自制了土炮174支，梭镖200余支。1950年7月14日，他们发现30多个土匪在该乡五保活动，立即集合100多民兵，带上土炮、梭镖等，对土匪进行包围歼击。战斗半个小时后，土匪仓皇逃走，民兵和自卫队一直追了7.5公里，终于在该区中和乡二保的龙潭地段，捉住了匪排长杨有富等5人，缴获土匪炮1门、梭镖3支。追回了被抢去的3头耕牛和被子、衣物等。7月19日，土匪王维国等16人流窜到桑植县四区新街乡的深山密林，被二保的民兵自卫队发现。民兵小队长陈堂福，立即集合30多名队员紧迫猛打，打死土匪3名，伤1名。驻军闻讯赶到后，又活捉土匪3名。匪徒哀叹说：“想不到土解放（指民兵）也这么厉害，我们实在无法藏身了！”此外，民兵们自动组织“飞行组”，长追千里捕捉散匪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据统计，在湘西剿匪斗争中，民兵先后参战的达10万多人，配合部队作战962次，单独作战450次，击毙土匪1.8544万名，其中土压头目524名；俘虏土匪1.307万名，其中土匪头目435名；瓦解匪众3.8227万名，缴获各种枪械4.3777万支，枪弹92万多发，手榴弹553枚。1951年2月，湘西军区授予15个兵民剿匪先进集体和38名民兵以“剿匪英雄模范”的光荣称号。在湘西剿匪斗争中，还有一股不可低估的群众力量，就是湘西广大贫苦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积极作用。当他们思想觉悟提高以后，积极为部队宣传政策，站岗放哨，侦察匪情，传递信息，捕捉活匪。如麻阳县农村有个陈老婆婆，家里很穷，常靠扯野菜充饥，连盐都没有吃。我四一七团五连炊事员杜喜山发现后，就把自己1万元（旧币）的津贴费送给她，并亲自跑到江口赶场，为她买回1公斤盐及其他食物。老婆婆感动地说：“解放军真比我儿子还亲呢！”以后她积极向驻军报告匪情，帮助驻军起出10多支步枪和1挺机枪。辰溪县保和乡有位受人敬重的王老太太，不顾年事已高，不辞山高路远，往返于辰溪、沅陵两县的山区之间，积极宣传我党我军的剿匪方针政策，甚至冒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先后规劝100多名土匪下山投降。古丈县大匪首张平，是由张高升老人报告并带路而将其击毙的；匪暂一军军长陈子贤是由一个老板娘报信而被俘的；匪师长陈策勋是经桑植县群众刘芳财父子的报信，并同部队一道搜山而被活捉的。同样，儿童团英勇捕匪的事迹也被广泛传颂着。晃县有个儿童团长，是个只有12岁的放牛娃，名叫杨建国，他智擒匪支队副队长、大恶霸地主杨长源，缴获步枪1支，短枪1支，子弹40发。县人民政府奖给他一匹马，给他戴上大红花骑马游街。永顺县14岁的少年马绍银，单家独户住在离村1.5公里的山湾里。父母都先后去世了，只剩下孤身一人。有一天3名土匪闯进他的家里，威逼着要他煮饭吃。他机智地对付了土匪的纠缠，乘空隙跑去村里叫来10多名民兵，将3个土匪全部捉住。
湘西剿匪已经过去38年了。回顾这一段历史，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借此机会，谨向为湘西剿匪英勇献身的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悼念；向英勇善战的全军指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大力支援剿匪的湘西各级党政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问候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