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上旬，正是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我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地——辰溪修溪口。我这次是专为追念一道剿匪牺牲的战友而来的，踏上这一块亲切的土地，当年的剿匪战场历历在目，而英烈们却长眠于九泉之下，我不由得心潮激荡，思绪绵绵。

　　　　记得1949年11月初，我南下到辰溪县政府秘书室不久，领导要我带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工作组（其中地方干部九人，部队干部三人），到修溪口一带开展征粮建政工作。12月初，修溪建立区人民政府（第二区），我被任命为该区区长。

　　　　修溪口座落在沅江右岸，是个仅有几百人口的小镇，离辰溪县城二十五华里。该镇西、南两面有沅江环流，东、北两面连接山丘。我们工作组进驻修溪区，开始只控制修溪镇附近的部分村落，而东北面和东南面的大山区，都被土匪盘踞着。当时，活动在这一带的是辰溪县有名的匪首柴宝臣部，号称九个团，二千多人，实际只有千来人，八百多支枪。在征粮建政过程中，我们经常受到土匪的骚扰和袭击，较大的几次是：11月29日，土匪出动二百多人，抢劫离修溪口仅五里的木洲。12月初，土匪又出动二百多人夜袭区政府，被我们打退。12月下旬，我武工队两个班配合区政府三名干部去修溪口一带征粮，被土匪伏击，牺牲战士两名。1950年3月5日，土匪全部出动，再次包围区政府和镇上所有机关，我们与土匪进行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3月4日，也就是土匪围攻区政府的前一天，我们根据县里的统一部署，参与围攻柴宝臣匪部的老巢思蒙山。一路由县里组织经大平直插思蒙，从东北面包围匪部；另一路由我们区里派出担架连两个排和武工队全部，由副区长兼武工队队长赵春华带队，从修溪出发直插思蒙，从西北面包围匪部。狡猾的敌人一看形势不对，丢下“老窝”逃跑了。但他们并未罢休，而是留下少量匪徒牵制我进剿部队，却把大股土匪转到修溪口附近，对我区政府进行包围，匪总指挥柴宝臣亲自下山指挥。

　　　　我们区政府设在龚家湾，离修溪口三里，这是高山之间的一块峡谷平地，有三十多户人家，这里大都是老式青砖砌成的“封火屋”，比较坚固，能守不易攻。区政府座落在靠北的唐家山脚下。

　　　　3月5日清晨，我送走下乡征粮的队伍后和区财粮干事胡自成研究工作，就听到大门外响起了枪声。我急忙从枕头下摸出手枪和手榴弹，胡自成冲到门口关大门。他一看有几个匪徒到了门口，关门已来不及，就急忙往回跑，刚跑四五步，就被敌人的子弹射中后脑倒下。这时，有两个匪徒正弓着腰往里冲，还有四五个匪徒端着枪向院内射击。我把压在手枪里面的一梭子弹射了出去，接着又甩了两枚手榴弹，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了。这时，财粮助理马志秋和武工队的李班长，分头沿院墙根冲到大门的两侧，很快用枪托将大门合拢，用丁字撑将大门顶上。这时，院里有了来往的自由，可以布置阵地进行联络。

　　　　我清点了一下人数。当天只有十名工作人员在家，牺牲了财粮干事胡自成，还有九人，其中炊事员刘运旺，患过小儿麻痹症，成了一个跛子；还有三人都在十五岁以下，又没有配带武器，不能参加战斗。区武工队留下三人，二人是病号。前去关门的李班长是病号，两眼肿得如红杏，只能看到一点微弱的光。这是个从东北来的老战士，共产党员。他自告奋勇守在大门一侧。武工队另一个病号小卿独自坚守院子的东侧门，直到左手负重伤还不肯休息。当时，土匪的人数相当于我们的几十倍到上百倍，而且武装也好，出动四十多挺轻重机枪和六百多支长短枪。我们只有五支长枪，一支短枪，三百多发子弹，三十二颗手榴弹。面对这种情况，我作了简单的战斗动员，要求同志们严守阵地，各自为战，分工包干，负责到底。

　　　　正布置停当，从对面芦坡山的敌人指挥所里，传来一阵紧促的鼓声，接着敌人的机枪就哒哒哒哒的猛射起来。这时，区政府门前的田坪里和街巷里，到处是黑压压的匪徒，端着枪向区政府冲来。“王大个子，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北方佬，投降吧，给你官当，给你找个好婆娘。”站在我身边的小马听到土匪的叫骂声，十分气愤，扯着我的衣角轻轻地说：“区长，打吧！”我制止了他。一会儿，匪徒门高喊着冲到区政府的院墙边了，我把手一挥，喊声“放”！顿时，几枚手榴弹飞出墙外，在密集的匪群中爆炸，接着又是一阵排枪，活着的匪徒抱头鼠窜，哭爹喊娘地滚回去了。这时，芦坡指挥所的“战鼓”还在一个劲地擂，机枪的扫射没有缓和。土匪小头目用枪赶着喽罗们又往前冲，口里不停地喊：“打下龚家湾，大家吃饱饭！”“再攻辰溪城，东西扛不赢！”

　　　　土匪这次向区政府发起多次冲锋，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除主力围攻区政府外，另有四路分别围攻我东头山坳上的军事哨所、担架连等处。

　　　　我们驻修溪附近的党政军机关，分别被土匪包围在几个孤立的点上，没有电话联系，情报不通，只好凭耳朵辨方位。听到激烈的枪声，知道各个机关还在顽强地战斗，从而在精神上获得支持。这时，坚守我东头山坳军事哨所的六位同志，虽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还是凭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多次打退了土匪的猖狂进攻。在这里的一位富有作战经验的班长，人高个大，端着机枪猛扫，使土匪根本无法前进。狡猾的敌人看到硬攻不行，便改变战术，从山坳上面的树丛里摸下，猛攻哨所的背后，使我腹背受敌，班长中弹牺牲，副班长端起冲锋枪英勇反抗，副班长负了重伤，一名新战士又端起机枪扫射。不幸机枪出了故障，敌人冲上来了，哨所落入土匪之手。

　　　　哨所一失守，土匪集中攻打区政府。我们处境更加困难了。这时，土匪有的正面冲上来了，有的抱着稻草和蓑衣烧门，有的登梯子上房顶，情势十分危急。我端着枪将房顶的两名土匪打翻，紧接着布置炊事员挑水泼门，终于把敌人的“四面出击”顶回去了。最忙的是腿脚不便的刘运旺同志。他一跛一瘸地从前门跑到后门，又从东侧门跑到西侧门，不停地运送弹药，一颗子弹把他的棉裤打穿，他顺势往前翻个跟斗，爬起来又执行任务去了。

　　　　到下午三点半钟，区政府仍在我们手里，土匪反倒有点急了。土匪团长刘保成为了争功请赏，也为了给匪徒们打气，便亲自带队冲锋。他左手举着小指挥旗，右手提着快慢机，率领一群匪徒，急匆匆冲来。我端着三八式步枪，瞄准射击，子弹从他的咽喉打进，从后脑门穿出，他一声不吭倒了。后面跟着的那群匪徒慌了手脚，把那满是血污的躯体抢走。这以后，区政府门前虽然还有时断时续的嚎叫，但他们再也不敢组织进攻了。

　　　　下午四点多钟。围攻的土匪还没有散。电话线被割断了，往外早已失掉联系。出征思蒙山区的部队什么时候回来？县里会不会派兵援救？我们都没有把握。万一拖到天黑，目标不易发现，阵地就更难守。我们不得不采取三项应急措施：第一，要继续节约弹药，提高命中率和杀伤率，使剩下的十几发子弹和几枚手榴弹发挥最大威力；第二，请区政府秘书贾传钦把文件、印信、资料等清理一下，万不得已时一齐烧毁，以免落入土匪之手；第三、留下两枚手榴弹，万一敌人冲进来，就和他们同归于尽。布置完毕，同志们又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一会儿，听到了炮声，我们的援兵到了。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芦坡山上的土匪总指挥所偃旗息鼓，匪头目们都溜散了，满地都是土匪丢下的子弹壳、鸡蛋壳、抽鸦片烟的纸灯罩和一滩一滩的污臭血迹。我把区政府的大门打开，第一个跑进来的是带队的思蒙剿匪的赵春华同志。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可见到你们了。你们人少，枪弹也少，我以为回来只有开追悼会了，现在竟能胜利相见，难得啊！”

　　　　原来，我参与围剿思蒙山区柴宝臣部的两路部队，在黑庵会合以后，由于山路不太熟，被少量的土匪牵制着，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半天。当发现土匪大部已转移时，立即决定分三路追击。赵春华带领的区武工队，加上县里的炮兵排，追到区政府背后的唐家山，遇到土匪机枪的截击，于是把炮兵排调往前面开路。一阵阵“轰轰”的炮声，是对土匪的猛烈打击，又向坚守区政府的战友们送来了援军的信息。我们坚守区政府的全体同志，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用鲜血迎来了胜利。

　　　　这一仗，土匪被打死七十多人，其中包括一名团长和二名营长。匪总指挥柴宝臣在潜逃后被捉拿归案。我们牺牲了三位同志，其中一名区干部，二名班长，另有四人受伤。到此，修溪区的股匪基本被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