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我们红六军团在黔东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从此，两军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团结战斗，休戚与共，在挽救革命危局的斗争中，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黔东会师，是红二、六军团发展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二方面军的重要里程碑。
不久前，我回到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走访了当年红二、六军团战斗过的地方，不禁又想起那些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调集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在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思想指导和影响下，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挫折，长江南北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或者处于岌岌可危的情势之中。1932年10月，贺龙、夏曦等同志率领红二军团从洪湖根据地出发，沿着豫陕川边境，转战到湘鄂西部边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年半以后，又转移到黔东印江、沿河等地，建立根据地。1934年，中央红军和红六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中央和湘赣两个根据地不断被敌人分割和压缩，处境极为困难。为了打乱敌人的作战部署，牵制和吸引敌人兵力，我们红六军团奉命到湖南中部地区去建立新根据地，随后与湘西北（实际上在黔东）的红三军取得联系。
1934年8月7日，全军团近万人，在中央代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的率领下，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突围西征。由于不断遭到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始终不能站稳脚跟，也无法北上与红三军会合，只好沿着湘桂边境向贵州挺进。10月4日，到达贵州乌江东岸的瓮安县境。中央军委又命令我们回师东进印江，到黔东革命根据地与红三军会合。10月7日，在途径石阡甘溪时与桂军遭遇，仓促应战，我军未能突破敌人的防堵线，被迫转战于石阡、镇远一线以西，乌江以东的崇山峻岭之中，兜了一个几百里的大圈子。在这期间，部队丢掉了所有的辎重和马匹，并且三次被截断，陷入敌军二十四个团的包围圈里，处境十分危险。为了迅速突出重围，被截断的四支部队，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各自在人迹罕到的悬崖峭壁、溪涧峡谷中寻路前进。一天深夜，军团部和我们两个团由一个老猜人带路，从敌人想不到的地方——谷洞水沟中通过了封锁线。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除十八师师部和五十二团不幸再陷重围，全体壮烈牺牲外，其余三千三百多人陆续脱险，分三批先后到达黔东革命根据地。
红三军知道我们进入贵州以后，就千方百计地打听我们的下落。贺龙等同志不顾敌军的拦阻与袭击，派出部队分头寻找，并亲自率领部队南下接应。接应部队在出发的第二天，遇到了我们军团第一批突围的同志。贺龙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立即赶到根据地南部边沿地区，在印江、缠溪、木黄一带作接应的准备。10月24日，我们最后一批突围的部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率领下，终于到达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同志带领的部队胜利地会师了。
当天，两军转移到松桃石梁。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受到了热情而隆重的欢迎，不少同志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到处是一派团结友爱的动人情景。我们刚住下，红三军的同志和当地群众，就送来了粮食、猪肉、盐巴和铺草，帮助我们打草鞋，还抽出一部分马匹送给我们。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感到非常温暖，真象回到了自己的家。贺老总听了王震同志的汇报后，指示六军团抓紧三件事：第一是睡好觉和吃饱饭；第二是洗澡、理发和洗衣；第三是打草鞋，好好地恢复体力，整理组织，准备继续战斗。
10月26日，两军在川黔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大会。会上，任弼时同志首先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关向应分别任政委、副政委。当大会进行到贺龙同志讲话的时候，出现了高潮。贺龙同志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到了贺龙的后方，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这段意味深长而富有风趣的话，使会场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大大激发了与会同志创建新根据地的战斗热情。会后，两军指战员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积极迎接新的战斗。
早在我们二、六军团会师前夕，中央红军就开始突围长征。蒋介石先后调集了二十多个正规师，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困难。当时，唯一靠近中央红军、处于重要战略翼侧的红军主力，只有红二，六军团。因此，直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就落到了两军团的肩上。
黔东会师为两军团承担这一历史任务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会师后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从而解决了党的领导问题，使两军团捏成一个拳头。同时，由于撤换了长期掌握红三军大权，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夏曦同志所担负的主要领导职务，部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在贺、任、关首长的领导下，平反了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加紧了党团组织的恢复和政治机关的重建工作。这就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作了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两军团决定挺进湘西，发动攻势，建立新根据地。在这之前，中央军委几次来电，要两军团分开活动，红二军团留黔东，红六军团去湘西凤凰、乾城开辟根据地。经过反复研究，两军团领导认为：两军分开活动，势单力薄，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集中兵力统一行动，才有胜利的把握。两军团领导还认为：黔东地域狭小，人少粮缺，难以向外发展；湘西地广、人多，经济条件比较好，我们党和贺老总在那一条带的群众中有影响，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比较理想。同时，敌军主力正在云集湘南堵截中央红军，湘西守敌薄弱，只有十来个团的兵力，对我也很有利。于是，两军团领导向中央军委陈述了集中兵力发动湘西攻势的理由，建议改变原来的决定。
10月28日，两军团神速地北出四川酉阳、秀山，矛头指向龙山、来凤，接着突然转向东南，大踏步地穿越湘川黔边境，九天急行军近千里，迂回进入湘西。11月7日，袭占湖南永顺县城。
我军突然在湘西出现，使敌人大为震惊。盘踞湘西多年的军阀陈渠珍，急忙调动三个旅万余人北上，企图把我军赶出湘西。在敌人没有到来之前，我军在永顺县城休整了一周并筹集到了部分军用物资。13日，陈渠珍的部队逼近，我军故意示弱，主动退出永顺县城，向北转移。转移中，由于地形、时机不理想，三次放弃伏击机会，继续向北撤退，敌人因连日追击没有遇到坚决的抵抗，认为我军怯战，越发骄横嚣张起来。16日，我军终于将敌人引诱到永顺以北十万坪地区的龙家寨。这里是一片谷地，四面环山，两头窄，中间宽。山上树木茂密，山势比较平缓，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多路出击，是一个理想的伏击战场。我们两军团主力埋伏在东、西两侧山坡上，趁敌人立足未稳，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两个旅大部被歼。当天晚上，又在把总河击溃敌军男一个旅。我军乘胜追击，再次占领永顺。接着，又进占大庸、桑植，沿沅江东进，直取桃源，在浯溪河歼灭敌军三十四旅的两个团，包围常德，威逼长沙。这个锋芒指向湖南心脏的攻势，使蒋介石和两湖军阀坐卧不安。湖南军阀何键哀求蒋介石，让其从追堵中央红军的兵力中抽回三个师增援常德，湖北军阀徐源泉害怕我军入鄂，威胁长江交通，中止了正进入川，准备对中央红军作战的三个师又两个旅的行动。面临新的敌情，我军撤离桃源、常德，回师大庸。
军事上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也为创建根据地开辟了道路。我军占领永顺以后，就派出了工作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清剿土匪和地主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在这块多年为土匪军阀盘踞的“小王国”发动了几十万群众，相继建立了四个县，四十四个区的苏维埃政权、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成立了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的领导机关；建立了红军医院，小兵工厂；开办了红军学校。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两军团攻守进退有了可靠依托和回旋余地，有了一个休整部队，安置伤员、补充兵员和储备作战物资的后方基地。在师团以下干部一年替换好几次的情况下，红军学校为部队培养、轮调了大批干部，有效地提高了这些同志的指挥水平和业务能力。
初具规模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象一把利刃插在反动派的脊背上。1935年春，蒋介石和湘鄂军阀拼凑了五十个团十多万人的兵力，编为六个纵队，对新生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的作战计划分为两步，先四面包围根据地，构筑碉堡，联成环形封锁线；然后紧缩包围圈，迫我在塔卧，龙家寨狭小地区决战。这时，中央红军已经过了乌江，处境仍很困难。只有一万多人的红二，六军团，能否坚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粉碎敌人的“围剿”，是关系到两军团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能否继续分担中央红军军事压力的问题。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初期战斗失利，大庸、桑植相继丢失，斗争形势日益严重，两军团开始作北渡长江，到鄂西南漳、兴山、远安等地去建立根据地的准备，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这一行动方案。
在反“围剿”的准备阶段，遵义会议已经结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两次来电作了重要指示。2月1日的电报，除了指示两军团成立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等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外，着重指出：两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4月5日的电报又指出：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红二、六军团应继续留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只有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并且不转移就不能保存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但是，当时大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指示和刚刚传达的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看不到在原地区取胜的可能性。4月9日，永顺失守，敌军向根据地中心塔卧、龙家寨进逼。我军便撤出这些地区，向北转移，准备渡江去鄂西。
在转移途中，我军突然与湖北敌军遭遇，正在桑植的敌纵队司令陈耀汉，发现了我军的转移行动，立即派出五十八师的一七二旅，西出桑植县城六十公里，在陈家河拦阻。军分会决定乘其立足未稳，消灭这支孤军深入之敌，以扫除转移的障碍。贺龙同志说：“我们要走，也要打这一仗再走。”13日，两军团集中两倍于敌的兵力，发起总攻。王震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我们团作战。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该旅敌军全部被歼，敌军旅长李廷令被我击毙。陈耀汉闻讯率五十八师一七四旅前来增援，途中得悉一七二旅被歼，立即掉头南窜。军分会预料到了敌人的这一动向，当即决定由肖克同志率领三个团南下追击。15日下午，在桃子溪发现了逃窜的敌军，迅速发起进攻，又歼灭了敌军一个师部、一个团和一个山炮营。
从陈家河到桃子溪，我军三天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师，在敌人已经收缩得很小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大缺口。其余五路敌军纷纷后撤，由进攻转入防御，军分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放弃渡江计划，留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湖南敌军怕我们切断前线部队交通补给线，湖北敌军怕我们渡江入鄂，均节节后退，根据地大部分得以恢复，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遂告破产。
5月，敌人又发动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到八十个团。陈家河、桃子溪战斗的胜利，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中央军委指示和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理解，提高了打运动战、游击战的自觉性，还发现湖北敌军比湖南敌军好打。这时，中央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军分会据此修改了作战方案，实行对湘敌采取守势，对鄂敌采取攻势的方针，并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灵活采用外线作战手段，积极创造条件打运动战。6月12日，我军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威丰县忠堡歼灭敌军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3日，又在板栗园设伏，一举歼灭敌军八十五师，击毙师长谢彬。接二连三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命令湘鄂敌军转入防御。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又告破产。从8月下旬起。我军则由西而东，乘胜挺进到洞庭湖西北地区，先后攻占石门、澧县、津市、临澧等城，在根据地东部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在这里，我军吸收了六千多名青年入伍，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大量经费，并解决了全军的冬季服装。
9月，蒋介石又拼集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我们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且在宜昌设立行营，派陈诚坐镇指挥。尽管这时两军团已发展到两万一千多人，但是，由于我们已经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同时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对我不利，于是两军团从滟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突围，强渡避水、沅水，转战湘中、黔东，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