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8年9月离开台湾前，曾收到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策反组余志宏委托李九思带给我的信，欲我速回长沙。我回长后，始知余曾与马子谷商谈过策动程潜起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与程潜有一定的私人关系，期望我回长沙能向程潜做些工作。我离台之前曾函托余志宏为我谋得在妙高峰中学教书一职。该校校长潘世模是我的老友。
早在1928年间，程潜在武汉曾被李宗仁扣押。蒋介石欲借程钳制桂系军阀，便于1948年7月命程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又因蒋并不信任程潜，故派了李默庵、黄杰、刘嘉树等一批亲信回湘掌握兵权以制约程潜。9月，我回长后虽拜访了程潜，但程深知蒋介石非常厌恶我，亦未敢用我。故我只能暂在妙高峰中学教课，无法接近程潜。这是余志宏、马子谷两人所始料不及的。
我在妙中教了个多月的课后，被吸收到省政府工作，但直到1948年12月底前，我仍无从接近程潜。当时影响程潜酝酿起义的主要是方叔章、邓介松、萧作霖等。其中尤以方的影响最大。方与程的私交很好，几乎无所不谈。方时任省政府顾问，并早已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后改名周里）取得了联系，程潜、邓介松、萧作霖等都不知道。12月间，邓介松、萧作霖向程潜建议，省政府增设物资调节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委员，意欲由我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
省政府物资调节委员会成立后，并没有开展什么业务活动。在此期间，由余志宏陪同，周礼（时化名唐先生）先后来看过我两次。当时我只知周是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并不知其真实姓名。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长沙市南门外小林子冲邬家庄我家里；第二次是在长沙市商会。周询问了我与程潜的关系和程潜的态度，并讲了起义的意义和有关政策。1949年1月间，方叔章出面在他家桃子湖请了一次客。这便是人们所说的“桃子湖会议”。这次会议对策动程潜起义有较大影响。我参与了这次会议。
1948年12月，我在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取得联系以后，程潜于12月31日晚同我正式商谈密谋起义的事宜。当时，白崇禧在武汉倡言和平，目的是逼蒋介石下台，以桂系取而代之，并派湖北省参议会的李书城来长沙，要求程潜附和桂系所倡导的和平运动。程潜首先将此事告诉了我，并表示国民党败局已定，想投向中共，问我能否与中共取得联系。我说：“可以取得联系。桂系倡言和平目的在倒蒋，蒋倒之后未必能与中共谋和。我知道白崇禧是极端反共的，很可能还有美国在幕后操纵。颂公最好趁此时机，他们搞假和平，我们搞真和平。今后蒋桂直接冲突，蒋已无力顾及湖南，颂公更好活动。我们今后主要是对付白崇禧。白现率部驻武汉，势必力争湖南。一旦桂系的假和平破产，必须退守长沙。因此，我们要有所准备以免措手不及。颂公左右大都是蒋的亲信，能团结一致反对桂系，但对起义必有分歧。目前的办法是一方面放手搞和平运动，一方面团结内部以对付白崇禧，宜少谈起义问题。”我还建议即派杨继荣（蒋介石亲信，长沙绥署高参）赴南京向蒋告密，以利团结对白，遮掩起义活动。当晚谈话时间很长，程潜很高兴。谈话结束时，我说：“颂公如果相信我，与中共方面联系的任务就全权交我办理，不要第三者参与。因此事既十分危险又需十分机密。”程满口答应了我的请求。第二天程即派杨继荣飞南京转交程至蒋介石的亲笔信。
程潜1928年间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曾围剿过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因而虽已决心起义，仍有所顾虑。我与方叔章商量，最好是将程的长子程博洪从上海催回长沙，让博洪解除其父的顾虑。因为程博洪一贯倾向中共，曾在上海创办进步刊物《时与文》，后遭蒋介石查封。不久，博洪回到长沙，果然彻底消除了他父亲的顾虑。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白崇禧为了阻止解放大军渡过长江，谋求与中共和平谈判。当时李、白对湖南的要求是：或和或战，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而程潜的态度是和谈成功，当然一致行动，否则湖南就谋求局部和平。我曾向程建议：第一，充分运用刘斐（醴陵人，曾任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与白崇禧的亲密关系，要求刘竭力协助程潜；第二，通过刘斐劝说白崇禧将陈明仁从武汉调至长沙；第三，推荐唐星（新化人，曾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代表程潜与白崇禧周旋。这三点都被程潜采纳。
1949年1至2月间，刘斐回到长沙。我把程潜起义的决心和今后对付白崇禧的困难等，全盘告诉了他。刘完全赞成程潜起义，并商定：即由刘出面与白崇禧洽商调陈明仁回长沙，并说明湖南的实权由蒋介石亲信李默庵等掌握，程潜形同傀儡。但是，程牌子老，还有其作用。湖南处在武汉与广西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应尽可能利用程潜，千万不能再像1928年那样使湘桂失和。刘斐还为我在白崇禧面前作了一些解释，说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手无寸铁，无足轻重，亦不为程潜所信任云云。这对程潜在湘谋和及我继续为程效力都至关重要。
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掌有实际的兵权。1949年初，湖南已公开附和桂系所倡导的和平运动。李默庵当时虽表示赞成和平，更赞成团结对付桂系白崇禧等，但经常显得有些顾虑重重。我知道他过去在“剿共”时，曾截获了新四军一批物资，其中包括不少金条；他还想在湖南建立一定实力的后盾，以便与中共和谈，因而在停止征兵方面与程潜等相左。我曾向程潜说李默庵靠不住，并建议将陈明仁从武汉调来长沙，暗中接替李默庵而掌兵权，走一着好棋。我向程潜陈述了以下几点：“据接近陈明仁的张严佛（曾任国民政府军统局西北区区长等职，中将军衔，后参与起义）说，陈明仁对蒋介石已心怀怨恨，与白崇禧素无渊源，与您既是同乡，又是您的学生，能赞襄同举义旗。”程潜深以为然。我又对程说：“如由您直接向白崇禧商调，一则会引起白的怀疑而遭拒绝；二则即使白同意恐也难起作用；最好是请刘斐站在桂系立场上建议白将其调湘。”程潜亦认为可行。
记得正是1948年旧历除夕的下午，我奉程潜之命至刘斐处，将上述意图告知。刘斐完全赞同，答应过了春节即去汉口。我说：“我们到处奔波的人，过什么春节，希望您今晚就动身。”刘亦满口应允，并于当晚赴汉口，后来刘在香港向我谈到了除夕之夜赴汉劝白调陈回湘的情况。大意是：颂公年迈昏聩，湖南实权操在蒋介石亲信李默庵等的手中，于桂系不利；陈明仁在四平街与共军打过硬仗，后被蒋所弃，又遭陈诚排挤，积怨甚深；湖南是武汉通向广西的战略要地，地理位置重要。有此三项，健公（白字健生）不如把陈明仁调湘，协助程潜巩固湖南。且陈明仁在武汉的表现证明是可靠的，这样还可以钳制程潜，使湘桂联合，以利后图。白崇禧深表赞同。1949年2月18日，陈明仁便率部回湘。
唐星、刘斐和我，私谊甚厚。唐星通过刘斐的关系，与白崇禧亦有一定交情。由他充当程潜与白崇禧之间的周旋人甚为合适。当我向程潜推荐唐出任长沙绥署副主任时，程因向来迷信星相之说，有人曾向程中伤唐星是个“倒霉”星，谁用他准就跟着“倒霉”。这种无稽之谈，导致程在用唐时颇为犹豫。经过我反复说明湘桂之间能起联系疏通作用的人，目前唐星是最适合的人选后，程始首肯。我与唐商定：唐表面上偏袒桂系，暗里襄助程潜。后来，唐星确实起到了他应起的作用，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出了贡献。我还将私交较深的李君九（陈明仁的亲信）从台湾电邀回长，并由他与温汰沫代表陈明仁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与我们一起共商起义事宜。
1949年5月初，省会各界民主人士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自救委员会。”唐生智、仇鳌等均领衔参与其事。我没有参加这一活动。1949年5月，白崇禧从武汉退到长沙前夕，迫于当时形势，唐生智潜回东安，仇鳌避居湘阴，邓介松、萧作霖暂住湘乡。和平运动表面上沉寂下来。唐伯球未走，仍周旋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并作过一些有利于程潜起义的工作。
程潜与唐生智、仇鳌原有宿怨。表面上他们彼此应酬，暗地里却各有打算。这时，我力劝程潜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同为和平起义而努力。我对程潜说：“长期以来，国民党对付共产党是屠杀、围剿。现在共产党已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却能捐弃前嫌，不咎既往，争取国民党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谈到宿怨，毋过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宿怨，不只是宿怨，而且是仇恨！可是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却弃宿怨而争取一切有识之士和平起义，何等海量！”程潜听后大为动容，并付诸行动。第二天，他就在唐生智、仇鳌未离长之前登门走访，倾心交谈。后来程对我说，他与唐、仇谈得很融洽。
张严佛，曾是老资格的军统特务。我于1926年以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认识他的。1948年9月，我回到长沙后，1949年新年前后我们又重相见。当时，他已在省政府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任职。张是通过萧作霖的关系到联合办公室的。张对我表示，他决定脱离蒋帮，随同程潜投向中共。我与余志宏和马子谷商量过：张虽有起义的决心，但人心难测，必须慎重。我想到老同学李石静的姐姐是张的妻子，李石静已是中共预备党员，当时在醴陵湘东中学教书。于是我邀李石静来长沙，帮助联系张严佛。
1949年初至长沙解放前夕的这一时期内，我与张严佛接触较多。同年4月22日，陈明仁在程潜召开的军政高级干部及部分民主人士会议上，出乎意料地作了反对和平的讲话后去了醴陵。张严佛为此很着急，特来找我商谈：“我想赶去醴陵说服子良（陈明仁字）。”但陈明仁身边的李君九、温汰沫已向我透露：陈那天的讲话只是一种姿态，说给白崇禧听的。我当时不便明讲，故亦赞成他去醴陵。随后张严佛、李君九、温汰沫去了醴陵，与陈明仁一道返长后，陈单独会见了程潜，讲明了他当时讲那番话的原委。
张严佛参加起义活动，在策动驻湘军统特务骨干方面起了较大作用。如军统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任过短期长沙市市长的任建冰、省会警察局长李肖白等，在张的影响下都为湖南和平起义作了或多或少的有益工作。张引荐的李肖白因听了陈明仁的某次讲话（大意是：共产党公开活动，没有人管，我要杀人），被吓而逃往了香港。张还引荐军统特务刘人爵继李肖白任省会警察局长，一直参与起义活动，作了不少工作。长沙解放后的一个月，刘在浏正街寓所被军统组织派人暗杀。
1949年3月，中共和南京政府和谈之前，代总统李宗仁电邀程潜去南京会谈，我和唐星同往。这时章士钊也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章在与程潜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中，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误国祸国的罪行，并推崇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共的领导下兴旺发达。他力劝程潜投向中共，不能动摇，并说率部起义一定会受到中共的礼遇，不必顾虑。
章士钊是长沙人，他的这番谈话，言辞中肯，对于程潜决心起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南京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亦宴请了程潜，我和唐星均被邀参加。宴席间司徒雷登表面上是期望国共和谈成功，骨子里则是企图拉拢程潜与桂系合作，共同对付共产党。
1949年5月，白崇禧退守长沙前夕，萧作霖、邓介松等力主与白决裂，炸毁粤汉铁路由岳阳至长沙的桥梁，截断桂军退路而袭击之，省政府各机关暂迁宁乡一带。当时我反对这种作法，认为一是会使长沙人民乃至全省人民受害；二是桂系之军已成惊弓之鸟，武汉尚不能守，退至长沙衡阳更难以顽抗；三是桂系老巢广西空虚，必定迅速往湘桂边境逃窜；四是程、陈所属部队，对于起义的认识未必能完全统一，万一内部发生叛乱，外部又有桂军袭击，那将不可收拾。此时，程犹豫难决，要求征求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意见。我与余志宏商量，余赞成萧、邓意见，并说：“这是程颂公及时立功的良好时机和具体表现。”我虽与余意见相左，但还是将其意见转告了程潜。
程潜遂打算接受萧、邓意见，但仍未作最后决策。紧接着程又与陈明仁商议，陈坚决反对。李君九和温汰沫曾对我说：“子良认为萧作霖、邓介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这只是就萧、邓力主与桂系公开决裂以及截击桂军而言。后程潜又征得了唐星的意见之后，便决定放弃截击桂军的计划。
白崇禧率部退至长沙后，多方逼迫程潜，滥施淫威，一时长沙人心惶惶，一些和平民主人士纷纷离长。白以“太上皇”自居，迫使程潜撤销了一批主和人士的职务。例如省府秘书长由邓介松换成了杨绩荪；民政厅长由邓飞黄改任田良骥等。杨、田等均为白的亲信。杨绩荪实际负有监视程潜的任务，而田良骥是程晚辈，却敢在会上公开辱骂程昏庸老朽，似此等等，不一而足。程潜则寝食难安，如坐针毡。因此，程一度想辞职而赴香港，并要唐星起草辞职文稿。我即向程分析局势：目前白崇禧尚无必要对您下毒手，因实权在陈明仁手里，且白相信陈是坚决反共的；白即使要对您下手，也必定是先除掉我来威胁您，我尚且不怕，颂公怕什么；去香港是一条绝路；解放大军入湘迫在眉睫，困难的日子已经不多。程听后遂打消了原议，但恐惧心情并未根除。直到7月下旬白崇禧逃往衡阳，行前逼程潜往邵阳，这时程才脱离白的魔掌。
白崇禧退至长沙后，余志宏对我说，中共湖南省工委希望程潜写个“备忘录”送交中共中央，作为正式表态。我转告程后，程即嘱我起草。经程核定后，由我先送余志宏交中共湖南省工委有关领导审核。后省工委只增加了“完全接受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八条”一句。誊正后由程签名并托李君九等送陈明仁签名。陈因怕被泄漏而未签名。程潜便单独签名后送交中共湖南省工委。
同年6月间，程潜派我与刘岳厚飞抵香港。我们在港会见了刘斐，转达颂公欲邀刘回湘主政之意。刘斐说：“我与白崇禧私交很深，这是你们知道的。如果我回湘，或者与白对抗，或者欺骗他。我不能这样做。白崇禧不会危及颂公。我早已向其痛陈利害，千万不能这样做。陈明仁回湘后一直应付得很好，没有暴露其真实意图。这对颂公的安全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白相信陈明仁坚决反共，兵权在他手里，白是放心的。颂公是个光杆司令，白不会加害于他”（大意如此）。
在香港我们还会晤过章士钊。一见面他就问：“颂公没有动摇吧！”我说没有动摇。章连声说：“这就很好。”并要我转告颂公，慎重应付，力求安全。随后，我通过杨东莼会见了乔冠华，汇报了有关情况。乔表示将情况向中共中央反映。回长后，程潜得知上述情况后，甚为欣慰，且受压抑的心情也轻松了一些。但是，他仍感压力很大，安全无保。不久，他又派刘纯正赴汉催请解放军尽速入长。刘于7月初由长动身，中共湖南省工委曾派人同往。
1949年7月中旬，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已进军到平江，派至武汉的刘纯正亦已随解放军到了平江。此时，白崇禧已决定逃衡阳，逼程潜往邵阳，命陈明仁守长沙。白在亲眼看到程潜离开长沙后，他才逃衡。程在赴邵的头一天下了手令：“在我赴邵阳期间，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陈明仁代拆代行。”后程又电广州国民政府，请辞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荐陈明仁继任。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即复电准程辞职，并任命陈明仁继任省主席。程赴邵阳时要我同行，我考虑到如我随程一起从省政府动身，必然会与白崇禧碰面，万一白要我留下或随他去衡阳，那就糟了。为此，我与程约定在南门外等候。
我与程潜一行是7月21日赴邵阳。7月25日晚上，陈明仁从长沙打来电话，要我先回长沙，说有重要事相商。26日我从邵阳返长，径至织机街耕耘圃陈明仁家。刚坐下谈了几句话，电话铃响，白崇禧从衡电令陈明仁将我扣押，并得知我已潜回长沙。可见白崇禧一方面仍相信陈明仁，一方面其特务活动网撒得很密，消息十分灵通。我即对陈说：“怎么应付？是否假扣押一下。”陈说：“那我何必要你赶回长沙呢？颂公派去武汉联系解放军的刘纯正已从平江来到长沙，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已进入平江，要我们派遣代表团去平江商谈。我想请你和李君九即往平江，邀李明灏先来长沙。至于应付白崇禧，我令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君今日下午限你明日离长。你对毛说是颂公要你到省银行提款。实际上你与李君九明日清早即赴平江。今日下午，我将把靠得住的张诚文师调长沙市东屯渡一带换防，并要张亲自护送你们到东屯渡口。”
我回家后即至余志宏处，请其派人引导我们去平江。7月27日凌晨，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员欧阳方（其职务是以后才知）和我们一道赴平江。我们在黄花附近遇到了解放军便衣侦察员，由欧阳方接上头后，即引导我们到达春华山，住了一宿，翌晨，由解放军派汽车送我们至平江郊外某中学，会见了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李明灏等。他们以为我和李君九是以代表的身份去商谈的。我们说是受陈明仁的派遣请李明灏先生赴长的。因为程潜还在邵阳，来不及正式组成代表团。程、陈两人对起义没有任何条件，只是迫切地期望解放军尽快进入长沙，有些问题需要商谈的，可以待解放军进入长沙后再商谈。我与李君九、欧阳方偕李明灏回到长沙后，恰巧程潜从邵阳回到长沙，都是7月29日。我们陪同李明灏见过陈明仁后，即至水陆洲长沙音乐专科学校见程潜，详谈一切。
这时，邓介松、萧作霖等都已回到长沙。他们与唐星、马子谷、唐伯球、唐生明、刘公武等在城里共同筹备迎接解放军事宜。当时程潜已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长沙绥靖公署亦早已瓦解，故已无职衔来拍发起义通电。我向程建议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以程潜为主任委员，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星为委员，以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名义拍发起义通电。程潜同意这个建议，并于8月3日将此设想报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武汉林彪司令员、邓子恢政委。8月5日，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电，不仅同意上述设想，而且认为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应行使必要之职权，不应为空洞名义。8月29日，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指示以及第四野战军与湖南双方和谈代表谈判协议，正式成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我被聘为顾问。
8月8日，程、陈两将军派出代表团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举行谈判。程潜当时曾要我任首席代表（代表团全称是“长沙和平会议湖南代表团”），我婉言辞谢，并荐唐星为首席代表。
8月中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电邀程潜、后又电邀陈明仁等为特邀代表。我在全国政协首届会议开幕前夕，经程潜、陈明仁推荐补仇鳌的缺而为特邀代表，因仇鳌一直滞留家乡而未赴北平。同月31日，我随程潜北上参加全国政协首届会议。9月19日下午，毛主席邀程潜、陈明仁等游览天坛，我亦随同。
全国首届政协会议召开前夕，程潜由李明灏陪同去中南海拜访毛主席后，回北京饭店对我说：“毛主席约你谈话，就会有车来接。”我随即被召到毛主席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会见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动。我一进门，毛主席同我亲切握手后说：“你今日就在这里吃中饭。”随后，毛主席谈到有关程潜的政治地位安排问题。毛主席说：“想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第四野战军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拟以林彪当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毛主席如此谦逊，使我大吃一惊。我当即答道：“程潜主席这次来北平，承蒙毛主席这么优待，其感激之情非言语所能形容。至于他的工作安排，毛主席怎么安排，他一定会欣然从命。这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毛主席说：“不，还是请你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此后，我还单独晋见过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这次能够起义，我看他没有钱是个重要条件。”“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有人问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老部下，都得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5万斤（币制改革后，折成为人民币5000元），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是老年人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毛主席的这些讲话，不是一次讲的，具体时间已记不清。这些讲话我都及时向程潜作了汇报。
程潜的起义，方叔章、邓介松、萧作霖等作了大量的工作。我是在程潜作了起义的决策之后，才参与其密谋起义活动的。我只是在对付白崇禧的胁迫、排挤方面，协助程潜出了一些点子，并代表程潜与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余志宏等进行沟通与联系。湖南和平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顺乎历史潮流、合乎人民心愿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我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