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湘西 站稳脚跟
一九三四年，王明“左”倾路线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十七师、十八师九千三百多人，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七月二十三日从江西永新牛田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转战千里，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途经湖南南部、广西北部，于十月二十五日进入贵州印江木黄地区，与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为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当时，我在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担任政治委员，团长是吴正卿。
我们和二军团会师，象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亲热。贺龙同志对六军团很关心，看到我们远道而来，一路转战辛苦，亲自到连队看望大家，为我们安排住房，并嘱咐我们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一是睡好觉，吃好饭；二是洗澡、理发，把衣服洗干净；三是打几双草鞋。同时，勉励我们好好恢复体力，抓紧整顿组织，准备继续战斗。他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那样细致地要求干部、战士每人多打几双草鞋，不但打得合脚而且要结实耐穿。他又动员二军团的同志给我们送粮、送油，为营以上干部配了马匹。这一切使我们如同到了家里一样，感到格外温暖。同样地，六军团的领导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对二军团也很关心，看到他们被王明路线整得很苦，干部损失很大，便从六军团各师抽调一批同志充实加强了二军团的干部队伍。两个军团的领导特别强调互相学习，团结友爱，组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共同完成战斗任务。十月二十六日，我们在黔川交界的南腰界举行了会师大会，组成了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的军团总指挥部和军政委员会，统一负责两个军团的军政行动和作战指挥。
二、六军团会师后，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尽快地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便钳制更多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建立根据地，原是贺龙同志的一贯主张，他曾多次说过：“野鸡要有个山头，白鹤要有个滩头，干革命没有歇脚的地方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没有立足点的苦头，从亲身经历的斗争中也认识到要坚持长期斗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有一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红二、六军团经过长期转战，部队很疲劳，消耗很大，急需休整和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根据地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记得在会师大会上，贺龙同志摸一摸他那浓黑的八字胡，幽默地对我们说：“你们到了贺龙的后方，想休息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可没想到贺龙的后方在脚跟子上，我们还得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贺龙同志分析了湘西北地区的敌情、地理、民情，提出了到湘西去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他列举了几个有利条件：一、湖南军阀何键集中全力在湘南阻击中央红军，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过去湘鄂西武装斗争时期，红军在那里活动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容易发动起来；三、红军向湘西进军，有武陵山脉作依托，进可以威胁沅陵、常德，以至长江的交通，退可以凭借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据险固守，生熄发展。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有利于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领导同志一致赞同贺龙同志的意见，并且补充了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贺龙同志在湘西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于是，部队不顾长途转战的疲劳，立即踏上了新的征途，向湘西的龙山、永顺、桑植、大庸地区挺进。六军团在前，二军团在后，于十一月初先后进入了湘西。
我团是六军团的前卫团，行军途中，我们亲眼看到湘西人民的生活很苦。官、匪、霸结为一体，四处横行，使这里的土家、苗、汉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很多农民无家可归，常年住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秋收不到两个月，大多数群众就断粮了，只好靠挖葛捣蕨糊口度日。进入冬季，许多群众没有棉衣，连一些十七、八岁的姑娘，身上也只裹着用包谷壳编织成的草衣。晚上睡觉没有棉被，就围在火塘边烤火取暖度夜。有首山歌唱道：“蓑衣当棉袄，蕨根当粮草，松膏当灯盏，赤脚当鞋跑。”这是湘西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听到这首凄苦的山歌，想到湘西人民的苦难，更加激发了我们为解放湘西人民而战的斗志。湘西人民受苦最多，受难最深，受压迫最重，要求翻身解放的愿望也最迫切。他们早就盼望红军到来。这一点，对于我们在这里站住脚跟是个很好的群众条件。
十一月七日，我团进抵永顺。敌人的保安团听说红军来了，便闻风而逃，我们趁势一举占领了县城，得到一批药品和物资。接着，二、六军团的主力沿猛峒河进入永顺县城。在这里休整了一个星期。
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使湘西军阀头子陈渠珍惊恐万状，立即纠集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和贵州的皮德培、杨其昌两个师共十几个团的兵力尾追我军，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一口将红军吃掉。我红二、六军团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能不能在湘西站住脚跟，打开局面，把根据地建立起来，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歼灭尾追的几股敌人。这时候，我们两个军团总共只有七千多人，敌人数倍于我，武器也比我们好，对比之下，明显的敌强我弱。但我军上下士气高昂，团结一心，一致表示坚决打好会师后的头一仗，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
总指挥部作出了决定，命令部队弃城北撤。刚刚住下来就要撤退，有些战士想不通。我们团领导是理解总指挥部的意图的，知道这是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便分头到各连和同志们谈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快统一了全团干部战士的思想。为了让敌人看出我们是“真撤退”，贺龙同志指示我团烧掉城边的小西门桥。事先我们召集桥头附近的老百姓开了个会，讲明烧桥的道理，发给他们八百块光洋，作为打完仗后再修桥梁的资金。十一月十三日，部队撤出县城，到永顺城北西的吊井岩埋伏下来。
敌人是狡猾的，第一天没有上钩。他们一进永顺城就按兵不动了。第二天，为了迷惑敌人，二军团经颗砂、新寨往西北撤退，六军团经颗砂、塔卧往西撤退。第三天上午，两军在龙家寨会合。龙家寨是个百多户人家的集镇，四面环山，在这里打伏击是个难得的好地形。开始把战场选在这里，部队在四面山上布置了埋伏。当天下午，军团首长仔细观察了地形，贺龙同志看到山下民房很多，眉头皱得紧紧的，他对其他领导同志说：“这里尽是老百姓的房屋，打起仗来会给群众造成很大损失，我们把敌人牵远些打吧。”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几位首长一致同意他的意见。于是，立即改变计划，留下侦察分队在龙家寨侦察敌情，部队则撤离到龙家寨四里外的十万坪。
十万坪是个宽三、四里，长十五里的山谷，两边山高林密，山谷里是一片水田，一条清溪从山谷中流过。总指挥部对打好这一仗作了周密的部署，根据两个军周不同的特点，恰当地使用了兵力：六军团擅长攻坚，敢于死打硬拼，就叫我们担任第一梯队，负责正面攻击；二军团能吃苦，善于走路，一天跑一百多里还可以抽空打两双草鞋，就叫他们担任预备队，追击敌人。这天的雾很大，灰蒙蒙的，十步开外就看不见东西。我们迅速地转移了阵地，神不知鬼不党地埋伏在山上的茶树林里；东边山上是红六军团的，西边山上是红二军团，总指挥部设在离战场不远的毛坝。就这样布下了一个口袋形战场，等候敌人来钻。这次敌人先头部队是周燮卿旅。周燮卿浑名叫周矮子，这家伙既骄横又狡猾，他带着部队追到我们前天埋伏过的吊井岩又停了下来。贺老总就利用周矮子骄傲的本性，留下一个营在梨子坳摆出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退的样子。这个营同敌人打了一阵，便假装抵挡不住，随同军队的勤杂人员，匆匆经过十万坪，一直往湖北方向撤去。这下子敌人可来劲了，以为我们是真的败退，周矮子求胜心切，立即命令部队分成两路急追过来。这天下午，我们在埋伏的地方看到敌人蚂蚁牵线般地涌进了十万坪，心里高兴极了。
为了打好这一仗，当地人民群众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他们一方面主动向我们报告敌情和当向导，向敌人封锁消息，监视土豪劣绅的活动；另一方面，故意给敌人提供假情况，让敌人变成瞎子和聋子。我们在山上埋伏了一天，当地的地主土豪全蒙在鼓里。敌人事先派出侦探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但群众都说：“红军往湖北方向走了。”敌人信以为真，便大胆地进入了十万坪。他们完全钻进了“口袋”，正准备宿营造饭，敌探向周矮子报告，说发现两面山头有红军埋伏，这时他们才感到势头不对，急忙去抢占太堡那个小山包，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埋伏在山上的两个团，一齐向敌人开火，各种武器一起射击，子弹象暴雨般地盖下来，整个十万坪成了一片火海，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冲锋号声、喊杀声震山荡谷。这时，敌指挥已被我军打乱，部队乱了套，全部被压缩在一片烂泥田里，许多敌人双脚踏进泥中拔不出来，根本无力抵抗。我团是这次战斗的主力团，王震同志亲临我团指挥。他身先士卒，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部队一进入阵地，他就和我们营团干部一起选地形、挖工事、搞伪装，又到前沿各个连队检查战前准备工作。他勉励战士说：“同志们，这是二、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仗，不管敌人怎样嚣张，这一仗一定要打好，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显示出我们的威风来，显示出二、六军团的团结来。”他的话给了我们全团指战员很大的鼓舞。战斗打响后，趁敌人混乱时，王震同志从阵地上站起来，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要在这里创造根据地，必须坚决消灭这股敌人，大家跟我来，冲啊！”他一马当先冲向前去，接着，全团战士跟着他象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人。这时，二军团也冲过来了，两个军团的部队密切协同，把敌人分割成几块。战士们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把敌人打得丢枪弃马，溃不成军，纷纷往龙家寨方向逃窜。二军团乘胜向敌人发起了勇猛追击。当地群众看到敌人溃退了，便一呼百应，男女老少搬起门板、杀猪案板、桌椅板凳，堵塞了路口、街巷、桥头，断了敌人的退路，使敌人更加拥挤不堪，乱做一团。待我追击部队赶到，很多来不及逃脱的敌人都乖乖地当了俘虏。在这次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二连指导员刘理年是最突出的一个。他英勇顽强，冲锋在前，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当晚，我和团长吴正卿等同志带领部队到各个山头搜剿残敌，战士们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通宵不眠，一直搜剿到天亮才返回驻地。打扫战场时，三营副营长樊秀竹灵活机智，不怕苦，不怕死，对全营指战员鼓舞很大。
这一仗，绘了敌人沉重的打击。我军俘敌二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二千多件，还活捉了龚仁杰旅的参谋长。周矮子、皮德培、杨其昌三人各带几个随从，仓惶逃回了永顺县城。住在城里的群众后来告诉我们：周矮子跑得口干舌焦，一进城就端起碗喝水，他一听到二军团已追到城下，水还没喝完，就丢下碗没命地逃跑，十分狼狈。
红二、六军团首战告捷，红军军威大震，民心大快。这一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开了胜利的局面。
建设政权 巩固后方
十万坪战斗结束后，部队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第二天，晴空万里，太阳暖洋洋地照在杉木河上，盈盈闪光；巍峨的武陵山象水洗过一样，特别清新，满山遍地的野菊花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湘西的山山水水，显得格外绚丽多姿。我来到二营驻地，检查部队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战士们兴奋地谈论着昨天的战斗情景，纷纷赞扬贺老总指挥英明，仗打得漂亮；赞扬王震同志身先士卒，带头冲锋。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军团首长要我马上去一趟。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心里估算，一定有重要任务。
军团指挥部离我们驻地有好几里路，我三步并作两步，一口气跑到那里。看到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和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首长正在研究工作，商讨问题。贺老总见我进来，忙招呼我坐下，笑呵呵地对我说：“军团领导决定，要你带四十九团二营暂时留在龙家寨，一是负责打扫战场，处理俘虏，安排好伤病员的治疗；二是掩护二、六军团机关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在这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政权，清剿土匪，巩固根据地的后方。这个任务很重要，有了安定的后方，主力到前方打仗才无后顾之忧，部队需要的人员和物资才能得到补充，伤员的治疗问题也才好解决。”接着，任政委也亲切地作了许多指示，指出了工作中可能会碰到的困难，以及要注意的问题。其他几位首长都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努力完成任务，有困难依靠大家想办法克服。”我快步赶回二营，把首长的指示及时作了传达，并进行了具体部署。
二、六军团主力日夜兼程，向永顺王村方向追击溃逃的周燮卿、龚仁杰残部，并准备南渡酉水，进入乾城、凤凰地区，歼灭更多的敌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
我带二营留下后，立刻紧张、忙碌地开展各项工作：将缴获的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登记造册，送交军团部统一处理；按照俘虏政策，对收容的俘虏进行教育。愿意留下的，补充到各连队，愿意走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当时，伤员的治疗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医务人员少，药品缺乏，医疗条件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团后勤部门很快办起了红军医院，收治了一批伤员；同时，把另一部分伤员安置到老乡家里治疗。群众热爱红军，拥护红军，他们争着把伤员抬回到自己家里，当作亲人一样精心护理。他们翻山越岭采集草药，给伤员敷上；不少人自己吃红薯、包谷，把大米省下来给伤员熬粥喝，有的用积存的一点钱给伤员买红糖补养身体。龙家寨一百户人家，差不多每户都养了一两个伤员。我们给每家几块光洋作护理费，可是谁都不肯收。就这样，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援，使几百名伤员及时得到了治疗。
处理完这几件事后，我们就配合军团机关留下的同志组织了工作队，分赴各地从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的工作。
这一带受党领导的湘鄂西武装斗争的影响比较深，群众基础比较好。工作队下去之后，以讲演、出布告、开座谈会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分给贫苦农民，并镇压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支持和发动农民起来同地主恶霸作斗争，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在龙家寨成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第一个基层政府——龙寨乡革命委员会，选举龙兴贵为乡主席，田玉祥为乡党支部书记。
随后，工作队又由点到面，成立了永保、郭亮两个县和各区、乡革命委员会，以及赤卫队、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少先队等组织。有政权就有力量。广大农民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各村的贫苦农民高举红旗，扛着梭镖，涌进地主家里宰杀肥猪，开仓分粮，烧毁田契，分田分地。……武陵山区的土寨苗乡，一时呈现出一片莲蓬勃勃的革命景象。
十一月下旬，二、六军团主力南渡酉水未成，便毅然挥师东南，占领了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沅陵、桃源、慈利、石门、大庸等县城，并威胁常德和长沙，为建立大片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大庸成立了湘鄂川黔边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任弼时同志任省委书记，贺龙同志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十二月十日，省委领导机关迁到塔卧以后，正式作出了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决议，提出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壮大红军主力，组织地方武装，肃清地主、土匪武装，以及建党建政等项任务，使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时，我们团已完成了在龙家寨的工作任务。军团党委调我们到塔卧、石堤溪，负责筹措部队过冬的棉衣，清剿土匪，以及保卫省委首脑机关的安全等。由于红军主力到根据地边缘作战去了，根据地武装力量比较少，潜藏的地主、土匪武装便乘机大肆活动，仅在塔卧一带流窜的土匪就有四、五股。这些匪徒啸聚山林，昼伏夜出，袭击基层政权，杀害区乡干部，威胁恫吓群众，制造白色恐怖，马光、王茂庆、鲁吉生等几个游击队长都被杀害，匪首顾定山还窜犯过永顺县城，对我安定民心、巩固根据地的革命秩序危害很大。其中，盘踞在自水洞的王金礼、张奎全两股人枪比较多，活动尤为猖獗。我们部队外出活动，经常遭到他们袭扰，军团首长命令我们首先消灭这两股土匪。
白水洞在塔卧东南面，历来是土匪盘踞的地方。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率领二营五连，由当地一个叫向大的农民作向导，前往白水洞清剿土匪。我们来到这里，看到周围的山势很险要，白水洞两岸，高山对峙，云雾缭绕，河东岸有座山峰，高耸入云，下临深潭，悬崖千仞，有如刀削。在悬崖陡壁的腰部，有两小岩洞，从山顶下到洞口有四、五十丈，从地面上到洞口也有一、二十丈，上下左右无路可通，猿猴也难以攀援。向大指着那两个岩洞对我说：这就是白水洞。上下两个洞相通，上洞住着王金礼，下洞住着张奎全。王金礼当过国民党的团长，家有四、五千担谷的土地，是新寨最大的地主。张奎全是塔卧国民党的区长，无恶不作的劣绅。他们害怕红军来了之后，群众找他们算账，老早就带着家属和一百多个匪徒逃到这里，集草屯粮，构筑工事，妄图与人民为敌到底。最近，塔卧的大地主雷成武和白水河两岸的大土豪李、傅、向三家，也躲藏在洞里。他们和王、张结成一伙，借助土匪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向大还告诉我们，他在傅家做长工时，曾被强迫到洞里修过工事，他说：“洞里有几条坑道，可容纳四、五百人，贮有几岩缸水，备足了可供百多人吃几个月的食物。洞口有几丈见方的平台，装了一部绞车，供土匪上下和运送物资；平台的四周砌了道石砦，架了机枪；上面盖了间茅屋，住着硝兵。”我和五连的干部听了向大的介绍，详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觉得山势这样陡峭，自己没有炮，强攻是要吃亏的。于是决定先把白水洞上面的山头和周围的制高点控制起来，不让土匪跑掉，然后想办法攻打。
我们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战士们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有的同志说：“洞里虽然贮存了几岩缸水，但里面人多，用水量大，只要断了水源，白水洞就不攻自破了。”我和连领导采取了这个意见，制定了一个火攻白水洞的方案。
一天傍晚，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我们找来一包棉絮，包上辣椒，浇上煤油，用绳子捆好，点着火，设法丢到洞口的茅屋上，茅屋立刻着火，火乘风势，又烧着了旁边几堆木柴，一会儿功夫，烟和辣椒昧熏得众匪徒眼泪鼻涕直流，乱喊乱叫。王金礼、张奎全慌忙跑到洞口，只见大火熊熊，枪声大作，以为红军攻上来了，马上命令匪徒还击，一面舀水灭火。结果火是扑灭了，但贮存的水也用完了。没过两天，土匪个个干得喉咙冒烟，嘴唇也裂开了口。许多被胁迫进洞的土匪和一些土匪家属，眼看实在熬不下去，思想动摇了。我们趁这机会，加强政治攻势，在山下阵地里组织大家轮流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命令他们投降。但是几个匪首很顽固，还不断向我们打枪，挑衅性地扔下大米和腊肉说：“红军哥，我们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上来吧，我们把枪支给你们。”战士们看到这些情景，肺都气炸了。向大同志主动提出，他熟悉地形，请求带几个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下洞消灭土匪。我们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组成一个突击组，和向大一起在火力掩护下，用棕绳从山顶吊下去，快接近洞口时，突击组接连摔出几颗手榴弹，消灭了洞口的土匪，迅速控制了两个洞口。战士们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众匪徒早就感到穷途末路，无法活下去了，哪里还敢抵抗，便一个个缴了枪。几个匪首看到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武器。这次战斗，一共毙俘二百多名土匪，缴获四挺机枪、一百多条步枪和许多光洋。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武装建立起来了，县成立了独立团，区、乡成立了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对地主土匪武装进行清剿。在剿匪战斗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密切结合起来，迫使几十股土匪向我们缴械投降。到十二月底，各地共收缴长短枪二千二百余支，基本上平息了匪患，巩固了后方。广大翻身农民在“保卫分田粮的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的号召下，踊跃参军支前；妇女们也给红军运粮草，抬担架，做军鞋，送亲人当红军。苗族妇女石玉珍，不但自己报名当了女兵，而且动员了五十多名青年参军。板铺村的全永山，带领三个儿子一起参了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二、六军团扩大了四千多名新战士。根据地内还办起了兵工厂和各种手工业加工厂。各族人民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了前方作战。
粉碎“围剿” 胜利长征
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蒋介石害怕我军夺取长沙，遂于一九三五年元月，调集了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共十多万兵力，分六路纵队，采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的战术，开始对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扬言要把我二、六军团“压缩在庸、沅、桑、永地区，聚而歼之”。形势是险恶的，我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一次新的严峻的考验。在这严重关头，传来了遵义会议胜利闭幕的消息。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及时来电作了明确指示，为我们反“围剿”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我们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听到这个喜讯，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大增强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中央指出：要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不统一以及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并指示成立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等同志为委员的军委分会，讨论战略原则问题和部队的行动方针。从此，我根据地军民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军委分会的领导下，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我率二营奉命调到大庸天门山四斗坪，一方面阻击敌人，一方面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大红军。不久，我们即以四十九团二营为基础，组建了五十三团，并把两个县独立团扩编为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在永顺成立了十八师，我调到十八师任政治委员，张振坤任师长，马赤任师参谋长，李信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师经过短时间的整训，于三月十四日参加高粱坪战斗，在马桂山、胡芦坪击溃敌人两个保安团，并给予前来增援的敌陶广纵队两个团以沉重打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接着，我们又北上大庸，三月二十一日在鸡公垭击溃了敌李觉纵队三个团，为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
四月上旬，军委分会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对反“围剿”的指示，传达军委要二、六军团“尽力在原地争取胜利”的电令，总结一个多月来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决定二、六军团的主力向湖北鹤峰、五峰一带转移，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役、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在敌人进行合击时，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方针。贺老总在这次会议上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具体分析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说明湖北鹤峰、五峰一带过去是红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比较好，部队转移到那里作战的理由。贺老总精辟的见解，透彻的分析，把大家的心说得亮堂堂的。他说：“当前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在根据地内与敌决战，将全力转移到外线去，向敌人侧翼和后方突击，在运动中选择有利的时机和创造有利的条件，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最薄弱的环节，各个击破敌人。”贺老总满怀信心地指出：敌人虽然多，装备好，但派系多，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我们虽然人少，装备差，但通过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宣传和贯彻，部队上下团结，士气高昂，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完全有条件粉碎敌人的“围剿”。他还风趣地说：“陶广、李觉、张振汉、陈耀汉这些乌龟王八蛋都来了，要抄我们的家。我们这次是搬家，打烂一些坛坛罐罐不要紧，打烂了要他们赔。”听了贺老总的讲话，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统一了思想，激励了斗志。同志们都这样想，半年多来的亲身经历充分说明，贺老总是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有军委分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四月十二日，二、六军团主力和省委机关撤出塔卧，向湖北鹤峰、五峰一带转移。当天下午，我们到了桑植西南的陈家河。陈家河东西两面都是大山，中间是条平川，是我军转移的必经之路。不料敌北路纵队陈耀汉的五十八师一七二旅抢先到达这里，截断了我军北进的道路。军团首长分析了当面敌人的情况，认为一七二旅孤军深入，两翼暴露，陈耀汉驻守桑植城，离这里六十多里，沿途山高路睑，不易增援。而且这个旅多是北方兵，行装笨重，不善于山地作战；我军兵力集中，超过敌人数倍，完全有把握消灭这股敌人。接着，军团首长亲自到各师动员，布置战斗，传达贺老总的指示：要求大家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打好这一仗，为主力转移开辟一条通路。部队趁天黑占领了陈家河东、西两侧的山头，控制了渡口。第二天发起攻击，我们师从侧翼出击敌人，首先占领了敌人铜关槽一线的阵地，歼敌一个团，然后由东往西打，把敌人压缩在狭长的山沟里。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到黄昏时，全歼敌一七二旅，击毙敌旅长李延龄。
一七二旅被歼后，陈耀汉的北路纵队只剩下一个旅驻在桑植城，东南的李觉、陶广二路纵队龟缩在八十多里外的塔卧，不敢轻易出来；西面的张振汉纵队离这里更远，还在湖北来凤一带。这个情况，对我军歼灭孤立的陈耀汉纵队非常有利。军委分会审时度势，及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进击桑植，消灭进犯的北路之敌。十五日下午，我们直插永顺县桃子溪，正好碰上了陈耀汉。原来陈耀汉听说一七二旅被歼，深恐全部被我吃掉，带着五十八师直属队和一七四旅慌忙南逃，向李觉、陶广靠拢，也于这天下午到达这里，正在埋锅造饭，准备宿营。军团首长说：“敌人既然送上门来了，我们也不走了，就在这里消灭他们。”军团首长要我们师插到桃子溪的后山，堵住口子，不让敌人跑掉，主力部队走大路正面袭击。这时天已大黑，滂沱大雨下个不停，本来很难走的田埂路，此刻被雨冲洗得象浇了一层油，滑得实在厉害，一不留神就会摔倒。但情况紧急，战士们全然不顾这些，跌倒了爬起来，没有一个掉队的。我们以每小时十里的速度，一股劲地往前进。到了预定位置时，正面突击的部队已经打响了，战士们猛然向敌人发起冲锋，村里的敌人猝不及防，顷刻陷入一片混乱；战士们乘势冲进村子，把敌人分割开来，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予以歼灭。我们师夺取了敌人的炮兵阵地，缴获了两门钢炮。战斗发展得很顺利，几个小时就歼灭敌人一个师部、一个旅和两个团，活捉敌五十八师参谋长周桂先。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俘敌三百多人，只剩陈耀汉带着二十多士兵跑掉了。
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敌人的包围圈被我们打破了。我军乘势转入反攻，四月十六日收复了桑植县城，并东出津市，进逼慈利。当时，湘、鄂、川、黔的军阀互分畛域，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为了保存实力，看到北路纵队被我歼灭，便纷纷后撤，于是，我军又恢复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大片根据地。军委分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分析了两湖军阀的矛盾，认为湘军已收缩阵地，加强固守，兵力比较集中，和红军作战的经验较多，战斗力较强；鄂军比较分散，兵力薄弱，多为北方部队，不善于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弱，决定改变主要的作战方向，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六月上旬，我们大踏步转向西北，经永顺、龙山进入湖北来凤、宣恩，寻求新的作战机会。由于根据地遭到敌人破坏，又值青黄不接之时，粮食极度缺乏，一路上，我们只好买青苗，捋稻穗，解决给养问题。部队差不多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又吃不饱饭，环境相当艰苦，但战士们的情绪高昂，没有叫一声苦的。六月九日，二、六军团以部分兵力包围宣恩，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机。六月十二日，敌西路纵队司令张振汉带领四十一师增援宣恩，我军设伏于咸丰忠堡，将敌团团围住，激战三天三夜，歼灭该师三个团，生俘张振汉。随后，我师返回龙山马蹄寨休整。军团主力以少数兵力包围龙山师兴吾、刘文华两个团的敌人，围困了一个月之久，使敌人“粮尽弹缺，搜索菜根树皮以维军食”，诱使各路敌人纷纷来解龙山之围，再一次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机。七月二十八日，我奉命从龙山洗洛出发，到招头寨配合十七师，堵截增援龙山的敌李觉十九师。这天太阳火辣辣的，战士们翻山密岭，涉涧过溪，衣服全被汗水湿透。到了伏击地域，各团立即抢占了几个山头。战斗打响后，敌人开始气势汹汹，企图与我决一雌雄，但一连几次冲锋都被我打垮。在击退敌人最后一次冲锋时，我们乘势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被打死的敌人象就砍倒的杉木一样直往下滚。李觉见势不妙，忙会其残部撤退，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共歼敌千余名。八月三日，在板栗园以伏击手段，歼灭了增援龙山的敌八十五师，击毙敌师长谢彬，并解放了宣恩县城。八月八日，在芭蕉坨打垮敌陶广纵队十个团。几个月来，我二、六军团密切协同，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避强击弱，导机歼敌，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动自如，连战皆捷，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八月下旬，我军主力再次挥戈东指，攻占了石门、澧县、临澧、津市等城镇和大片地区。通过这次反“围剿”战役，使根据地军民得到了更大的锻炼，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么两句话：“下雨有贺龙，天晴有肖克。”说是活（贺）龙喜欢水，下雨保打胜仗；硝（肖）克喜欢太阳，天晴也打胜仗。总的意思就是，不管天晴落雨，红军天天都打胜仗。还有一首民谣唱道：“红军红军，天降神兵，来无声响，去无踪影，个个都是飞毛腿，翻山越岭风赶云。”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崇敬和爱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和蔑视。
在将近一年的对间里，我二、六军团粉碎了敌人一百多个团的“围剿”，毙伤敌人一万多名，俘获敌人纵队司令以下官兵八千余人，钳制敌人三十多万，减轻了中央主力红军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中央主力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我二、六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为了求得更有利的发展，决定突围长征。军委分会于十一月四日在桑植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和部署长征的有关问题。会后，各单位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资上积极地进行了准备，精减了冗员，整编了部队，组建了五师和十六师，充实了红军主力。这时，我被调到十六师担任政治委员，周球保任师长，刘子奇任师参谋长，李铨任师政治部主任。十一月十九日，军委分会决定留下十八师牵制敌人，主力部队从桑植瑞塔铺出发，突破澧水、沅水两道敌人封锁线，转战于湘中地区。我师经新化县城到锡矿山休整了一个星期，派四十七团进驻蓝田，扩大红军数百名，筹集了一万多块光洋和大批布匹，为部队添制了军服，然后经黔阳、新晃进入贵州，在江口和突围出来的十八师胜利会合，踏上了北上抗日的万里征途。我党我军的许多优秀儿女，如四师政委余导群、六师政委方理明、十七师师长苏杰、十八师参谋长马赤等同志，为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英勇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光荣牺牲了，永远值得怀念。今天，我们要继承先烈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严守纪律，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