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和平自救  赴京沪反战

　　程潜主持湘政后，我进一步开展和平自救运动。1948年11月10日，我由东安县启程，经零陵于12日到达衡阳。我在衡阳《力报》上发表了反战主和的长文。

　　11月16日，我应湖南大学校长之邀，出席了该校教授座谈会。我主张教授们应勇敢地为国家、为人民说话。下午应邀至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讲演，题目是“我的读书、做人与做事”，阐述了最基本、最简单、最正确的人生观，并说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人民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当日下午4时，我应蒋介石之邀经上海赴南京。蒋介石派张治中专程至浙江衢州相迎，欲任我为衢州绥署主任。当张治中捅出这一意图时，我想我是进京来倡和的，不是来打仗的。询之张治中，也认为当前局势非和不可，不和不行。我便借口牙痛，住进了上海同济医院，迟迟不肯入京见蒋。

　　我在上海期间，通过我四弟唐生明的联系，会见了中共上海市工委负责人吴成方和地下民革领导人郭春涛，并进行了长谈。从此，我由反战主和走上决心起义的道路。接着，我全力策动一些有实力的人物起义，第一批对象有张镇、周伟龙、傅作义、龙云、陈明仁、李觉、刘兴、周斓、黄克虎等，开始一一做工作。

　　1948年11月24日，我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由上海到达南京，往进了宪兵司令张镇家里，张是湖南人，对我也较好。我说服他参与起义。后来张的决心有些动摇，便由广州去了台湾，听说后来被蒋毒死在台湾。张曾按我们事先商量的计划留下姜和瀛所部宪兵第十团，以后共同参加了起义。另外，张在粤汉路沿线也留了一些部队。

　　11月25日，湖南旅京同乡会为我举行欢迎茶会。蒋介石事先授意湖南籍的立法委员龚德柏在茶会上提出：“由唐生智建议总统借日本兵戡乱！”我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借外力能解决本国战争的事。”龚顿时狼狈不堪。茶会后我即带李觉、刘建绪二位湖南旧部去和蒋介石会面。彼此寒喧几句后，我对蒋说：“仗不能再打了！”接着我详细反映了湖南的民情，长谈两个多钟头。29日蒋约我晚餐，在座的有张群、何应钦、熊式辉等。熊提出请美国的麦克阿瑟命令青岛美军的海军司令白吉姆，将驻青岛的海军移到长江一带。我马上说：“那太不像话了！”接着，我明确反对依靠任何外国人打内战。蒋介石在摸清我的底细之后，衢州绥靖主任之说也随即束之高阁。

　　当时，龙云正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他已暗中与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相约，偷乘其飞机去香港，然后北上投共。如此绝密行动，连陈纳德也只知其去港，却向我和盘托出。我在他家对他说：“老蒋已经自顾不暇，你还没有设法走呀？”龙说：“是的，我正准备走”。我说：“你与东北的旧部有没有联系？”龙说有一些联系。我临别时对他说：“你好自为之。”

　　11月30日，我偕唐生明、周斓、李觉飞回上海。在上海我还会见了李宗仁。在座的有李的外交秘书甘介侯。甘对我说：“老蒋是干不下去的了。一般人都属意德公（李宗仁号德邻）。”我说：“蒋搞起了内战，老百姓希望民主、和平。他的军队又被解放军打垮了，蒋垮台是一定的，继起的人非谋和是没有办法的。”李说：“能战才能和，和时才能对等。”我说：“老蒋的嫡系部队那么多，但是他违反了民意，就没有办法。我看只有一心一意地谋和，才是正道。”李说：“不见得，美国有海军在青岛，必要时还可以增强。并且可开一部分到长江以内来。”我说：“它不敢吧”。李急忙说：“和是可以讲的，那就看他们的诚意如何”？我说：“只要我们诚意求和，是一定可以得到对方的同意的。”谈谈笑笑就罢了。

　　在上海我还见到了章士钊，他是主张谋和的。我们还谈了许多如何团结谋和的办法。当时，章力主我出：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以协助程潜为未来的湖南政局多尽一些护持之力。我对章说：“东安籍省参议员席楚霖曾转过大部分省参议员意见，希望我出任议长，我已拒绝。这次经过长沙，席又以此相请，我仍未答应。到南京时，许多湘人怂恿我任该职，贺耀祖诸人更为热心。我对此并无兴趣，近来谣言很多，有说我会当几省联防总司令，有说我会当某省政府主席，有说我会当和谈代表等。其实我什么也不会当，仍回东安当中学校长。”章说：“不久的将来，你总会出山为国家，为湖南干一番事业的。”

　　我在上海还多次会见了吴成方等，向他通报了这次南京之行的“工作”情况。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一些朋友对我说：“我们对您是了解和信任的。您从北伐到现在，没有和我们打过仗，我们是清楚的，您是够朋友的。”他们希望我为打倒蒋介石、迎接全国解放作出贡献。我和四弟唐生明还向吴汇报了策动宪兵司令张镇、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的进展情况：张镇已亲笔写了一个字条给湖南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要其听从唐生明的指导，还准备再派几个宪兵团回湖南。周伟龙准备和黄克虎一起把所属八个交警大队陆续拉到湖南去，共促陈明仁一道起义。

　　我与四弟唐生明在上海先后呆了两个多月，进行着十分隐蔽的串连策动工作。1948年12月15日，我接到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通知，匆匆离开上海，乘飞机至衡阳再回到了东安县老家。吴成方一方面将我与唐生明京沪策反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一方面又亲到湖南，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沟通这一情况。

　　回东安策反  赴长沙促和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新年献词，宣告要渡江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我由沪回东安经衡阳时，暗中要国民党少将黄克虎辞谢提升其为国防部第四署副署长新职，先到衡阳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办事处主任，并协助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将八个交警队陆续调入湘境粤汉路沿线，以便起事。交警队的前身是国民党的特别行动队，全部美武装备，是蒋介石的一支王牌军。

　　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我认为除了策动张镇、周伟龙的部队外，还需策动更多的地方部队予以配合，并从理论上加强宣传。我乘路过衡阳之机，做了欧冠、曹茂琮、唐哲明、周霖焕、周武彝、冯天桂、魏镇凡、罗霖等人的工作，将他们列为第二批策反对象，并特意在欧冠家中留宿一晚，做他的工作。后来他也参与了起义。我回到东安后，仍暗中做有关和平起义的工作。

　　1949年3月，湘西汪援华、曹振亚制造劫掠沅陵之乱。这是我三个月前所说的将地方自卫武装纳入内战轨道所造成的恶果。当时省参议员陈云章建议程潜请我出山，和湘西陈渠珍谈判以收拾乱局。3月20日，程潜派席楚霖到东安请我出山。南京方面的何应钦亦有意要我参加他的组阁。我当然不会与何应钦合流。接着李觉来到东安。我对李说：“共产党只要你拥护，是不咎既往的。我们不要考虑个人安危。你我在湖南20多年，湖南的子弟为我们流了不少血，我们有义务实现真正和平，使乡土不再受战争灾难，借以表示一点对人民的心意。”

　　4月15日，程潜派蒋伏生来东安，请我协助省政，就商国是省政诸多问题。我未应邀，对派蒋伏生为其私人代表尤觉反感。4月21日，国共和谈破裂后，解放大军横渡长江，湖南主战派势力抬头。4月23日，白崇禧电邀黄杰、宋希濂、陈明仁到武汉开会。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战争风云再次笼罩湖南上空。为此，省参议员陈云章与省军管区参谋长蔡杞材等邀集同仁商议，经陈采夫报请中共湖南省工委同意，决定以51个人民团体和湖南省、长沙市工农商6团体名义，迎我赴长。他们的目的是：想由我组织一批社会进步力量，促使程、陈下定决心走和平解放道路，进一步开展和平自救运动。与此同时，程潜也托他们给我一封亲笔信，内有“所有湖南地方武力，统请吾兄负责整顿”等语。4月25日，陈云章、周翊襄到达东安。我对他们说：“如果为个人保驾，我是决不去的；为湖南三千万人民，我是可以去的。”

　　4月27日，我偕陈云章、周翊襄及秘书唐春林、吉祖禧从东安出发，至祁阳县黎家坪邀刘兴上车，至祁阳县洪桥镇邀周斓上车。午餐时，周斓、周焕等向我汇报了策动和组织本县地方武装情况，并作了相应的安排。在赴衡阳的路上，我们决定一方面掌握张镇、周伟龙调来湘南的宪兵和交警部队；一方面向程潜保荐一批湘南县长；推荐刘兴出任衡阳或永宝警备司令，或由周斓出任衡阳警备司令，总之要将顽固主战派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取而代之。我同时派周斓先赴宁远会见欧冠，嘱欧冠要装出反我的姿态，力争取得白崇禧的信任。在衡阳我们又邀冯天柱一同赴省。 

　　4月28日，我们一行到达长沙，随即发表了书面谈话，大意是：我已注意到湖南三千万人民的愿望；在现阶段要在程颂公领导下真诚地团结起来，求得社会安定；大家各抒己见，获得湖南问题切实公道合理的解决。

　　在长沙我接连三日与程潜及各方面人士互访和磋商，对许多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5月2日，省参议会召开扩大会，出席者有仇鳌、周斓、彭国钧、刘兴、毛秉文、刘公武、唐伯球、周翊襄等120余人。会议最后通过了成立“湖南人民自救会”的议案，并推我为主任委员，仇鳌、陈渠珍为副主任委员，唐伯球、周震鳞、刘公武等为委员，我在会上致词，大意是：湖南在今日处境十分困难与危险，这是过去遭受剥削压迫统治的结果，目前只有团结自救才有办法。我到长沙后，与程主席及多数朋友接触过，各人见仁见智，看法虽不同，但爱湖南的心情都是一致的。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就是站在湖南人的立场，为湖南人服务，求得湖南人民的安定。在天亮的时候，再不能送掉很多人的性命了！

　　5月4日，贺耀祖、宋希濂抵长，同访程潜和我，对自救运动商谈甚久。为排除主战派混入自救会捣乱的企谋，决定自救会不搞常设机构，由我和仇鳌等6人加上刘兴、周斓、李觉等主持日常工作。5月6日，湖南在乡军官会发表宣言，拥护团结自救主张。同一天，白崇禧从武汉飞桂林，特意在长沙停留一天，想将我领导的和平自救运动纳入其“湘桂联防”的轨道。事先白电话嘱其所部兵团司令通知我去机场迎接，以便合影登报宣传。我早有预防，拒不出迎。事后白又两次上门访我，第一次我们什么也没谈，第二次我回避了。5月9日，我致电湘省各地方武装，强调应企求安定，团结自救。我还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把全省地方武装纳入中共领导之下，得到了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的支持。

　　5月11日，四弟唐生明由香港飞长沙，与周伟龙、黄克虎联系，未见交警部队及周伟龙来湘，我十分焦急。湘西及各地方武装的招抚工作，又被白崇禧、宋希濂抢先一步。陈渠珍又迟迟不来长沙，我亦无暇赴沅陵，只好坐失良机。5月15日，白崇禧放弃武汉飞长沙，再次要我到机场迎接，我又拒绝。这时，我领导的和平自救运动与白崇禧的湘桂联防已形成尖锐对立之势，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5月21日，我电告各县人民自救委员会，呼吁团结自救，站在人民立场，使自己所掌握的武力在安定地方、维持生产、增加生产等方面发挥作用，共渡难关。

　　5月23日，白崇禧对唐伯球等人说；“唐孟潇搞的自救运动，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张目，作共产党的应声虫。”唐伯球心知不妙，并获悉我和周斓等均已列入白要逮捕的名单，连夜告我速离长沙。与此同时，又得知周伟龙已在南京被捕，情况危急！当天，我一方面通知周斓潜回家乡祁阳，联合同志，准备迎接解放；一方面由姜和瀛派田诚率宪兵一班护送我回东安。临行前，我嘱唐生明：“周伟龙事败，要多加注意安全，黄克虎不宜逗留衡阳，可设法迅来长沙，担任新的职务。”我又向陈明仁建议，任黄克虎为第一兵团代参谋长。后黄为促进陈明仁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即由李觉开车，连夜出城前往邵阳。

　　我到邵阳后，又积极宣传湖南人民应团结自救，并由邵阳县参议会、永宝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知，邀集地方士绅及群众团体、工商界数百人开会。我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历数蒋介石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种种罪恶，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武汉大学回邵阳的李剑农教授、县参议会议长赵恒和蔡锷旧部雷飙等10余人发了言。他们讲话时都很激昂慷慨，反对战争，拥护和平。

　　我到邵阳的第三天，中共地下党员刘寿祺也来到邵阳。他在李剑农家秘密地会见了我。他说：“目前时局极度紧张，白崇禧已是日暮途穷，不可能在长沙呆多久。邵阳情况很复杂，孟公在此不可久留，最好立即回东安，迅速组织武装力量，以便届时截击白崇禧部队。”5月29日，我命李觉开车送刘回长沙，并于同日和刘兴离开邵阳，回到东安。6月10日，白崇禧胁迫程潜下令取缔各自救分会。

　　东安再策反  长沙拥起义

　　我回到东安后，一方面组织由我捐资创办的耀祥中学学生暑假学习班，学习宣传革命思想；一方面按照中共地下党员刘寿祺的意见，积极组织各地方武装力量起义，配合解放军阻击白崇禧的部队。6月1日，刘兴在邵阳五峰铺成立了邵阳、东安、祁阳等五县联防指挥部。不久，我又要刘兴以永宝警备司令名义，设立东安、新宁两县边区联防指挥部。此外，我还多方联系中共地下武装或与中共有联系的地下武装，协调行动，并为之解囊资助。在此不一一赘述。

　　白崇禧对我在东安的活动极为注意。1949年7月初，曾茂琮奉白之命来到东安。曹系我旧部，后反蒋投桂，1942年升为师长。1949年初回新田家乡赋闲，同年4月又被白崇禧启用为湘桂边区绥靖司令、新七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永州专员。我对曹茂琮说：“白崇禧真是想入非非。现在解放大军已经压境，你问问他究竟有好大的力量，能否够上一个回合？不能的话，又将如何？往西退么，那是张群、黄杰的势力范围；往南退么，八桂子弟一入家乡，各自回家，不战自溃；东撤台湾么，就得仰老蒋的鼻息，看陈诚的脸色，寄人篱下，恐怕不是好过的吧！”曹被我说动心了，立志为起义采取一些行动。当时东安县长胡祥受白崇禧指使，要收缴地方民枪以及我的警卫枪支，曹即予以制止。

　　我对曹茂琮说：“目前我们的力量与白崇禧相较相差甚大，所以不宜早动。只等解放军进入祁阳境界，你就可以打起旗号响应，叫白首尾无法相应。万一他们部队过多，一时不可对抗，可以在大山里多转几转，使白坐卧不安。我在零陵东安一带发动所有力量，与你并肩打白。目前急务，就是把部队迅速编组好，同时要注意隐蔽。”

　　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又派刘寿祺、湖南大学学生张华廉（中共地下党员）来东安，望我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崇禧部窜回广西，以使解放军到湘南时，将白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我谈到东安临近各县已组织了一些武装，目前正在东安、邵阳、武冈一带活动，与湘中二支队莫新春部有联系。我自己有点枪，可组织一支武装，我能指挥的还有一个保安团。刘寿祺在我处停留两天后回长沙，张华廉留我处协助吴立民一道工作。

　　7月26日，李觉奉程潜之命从邵阳到东安，邀我一同赴长沙通电起义。我指着各地武装力量联络代表周思明、刘嘉等人说：“我走后，他们就会群龙无首呀！关于通电起义，我完全赞成，由你代表我全权处理，务必向程说明不能去长沙的苦衷。”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37名将领在长沙通电起义。我与104位各界知名人士发表声明，支持湖南和平起义，周斓、刘兴、唐生明、冯天柱、陈云章、周翊襄等均列名其中。

　　8月9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到东安，劝我去广州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长。我断然拒绝，并对李品仙说：“老蒋都垮台了，你跟着李宗仁、白崇禧有什么搞头？不要执迷不悟跟他们跑了！”临走时我将一套缀有青天白日勋章的一级上将军服送李，暗示这样的官再也不当了。8月17日，白崇禧又派一二六军军长张泽湘来东安见我，我避不与见。张对我的代表刘兴说：“现在这里要坚壁清野，如果孟公硬是不见，他的安全我们就无法保障了！”我不久对家人说：“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我们也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随即我便乘黑夜离家出走。9月4日凌晨一时左右，白崇禧部一二六军三○五师及一七四师便对我进行围剿搜捕，并布下便衣密探，召开唐氏家族会议，扬言知情不报者九族皆诛等等。其时我一直隐蔽在我三妹唐湘家，在她家的劈柴堆中架一行军床，傍晚才出来一次。一天傍晚，我身穿白布便服，腰系布巾，不戴眼镜，在东安县柳坝河边遇见了抓我的便衣。他们问：“你认识唐生智吗？”我说：“认识，他平日总是戴眼镜，柱一条手杖。他的官很大，我们老百姓见一次也不容易呢！”就这样把便衣骗过了。

　　白崇禧所部虽未能抓到我，却将我的得力助手刘兴及其全家和我的妻儿抓到了桂林，还有我的师友顾伯叙和其家人也抓走了。为逼顾讲出我的下落，他们对其严刑拷打，致使顾双脚残跛。以后，刘兴押桂林，我的妻儿与顾伯叙一家分两批送到了香港。这中间李品仙与龙炎武作了不少保护他们的工作。

　　东安县解放后，我将自居房屋和创办的耀祥中学以及农场，全部交给了县人民政府，1949年12月14日，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代表张立武和李觉到东安迎接我来长沙。省党政军负责人金明、袁任远、唐星、程星龄等到车站迎接，气氛十分热烈，使我非常感动。20日，省党政军机关又联合召开欢迎大会，程潜、王首道、李明灏到会欢迎，我表示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完成目前湖南征粮与剿匪的工作，为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尽自己力量做事，服务人民。

　　1950年3月6日，我曾致函毛泽东主席，说我在1926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联合阵线之下，参加了北伐革命；1927年国共分裂，南京独裁政府统治，我同中共失掉联系，后流亡日本；1929年我回国起兵反蒋失败；1931年“9•18”事变，为挽救民族、国家的危难，我积极主张抗日；1948年秋我去宁沪，有机会与中共朋友取得联系后，积极为湖南的和平事业尽力。20多年了，我没有看见你，我想你指定时间，来京拜会你，是否可以，请你给我一个回信。1950年3月20日，毛泽东主席回电：“湘省政府转唐孟潇先生，3月6日的大函收悉，同意先生来京一叙，何时启程，盼先电告。”

　　4月29日，我偕吴立民入京，受到林伯渠、聂荣臻等领导的迎接，住北京饭店。当晚，周恩来总理来会见我，共叙过去年代的情况，谈及当前，周总理望我为新中国建设出力，我表示尽力而为。

　　5月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我，有陈叔通作陪。毛主席对陈叔通说：“孟潇先生在大革命时代出过力，帮助蒋介石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蒋介石就把他踢开了。”我说：“蒋介石把你们共产党也一样一脚踢开了。”我们谈论许多往事，最后毛主席说：“我们要过几个关，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现在你和你的家属部下，战争关过来了，其余两关就好过了，又好过又不好过，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希望孟潇先生为国效力。”我说：“我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是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