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于1946年6月率第七十一军退守吉林省四平市，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围攻，以少数兵力坚守四平40多天，巷战19个昼夜，被蒋介石擢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但事隔不久，便因陈诚诬告被撤职，调任总统府中将参军而闲居南京。
南京闲唇，思变图新。当时，我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血战四平，造成双方重大伤亡。蒋介石曾为我挂上“青天白日”勋章，给予重赏，但是，转眼之间，却因被诬告而撤职，这给我的打击是巨大的，并使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考虑今后的前途。我不能再当蒋介石的炮灰，要寻求自己的出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则已分崩离析，人民怨声载道，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我对共产党的政策很不了解，要投向共产党心中无底。我当时想：不能再替蒋介石拿枪上战场、继续作恶了。
在四平战役被俘的胞弟陈明信（曾任特务团团长），这时被解放军释放回到南京。他叙说了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及其他真实情况。他还说解放军首长教导我们：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应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等语。这些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我从东北回南京时，曾在上海国际饭店住过。因我一腔愤怒之情无处发泄，曾独饮闷酒，借以解愁。一天我狂饮白兰地酒，酒后在饭店高楼窗前徘徊，最后醉卧昏迷。我妻谢芳如请来了在上海的总统府中将参军唐生明（唐生智胞弟）来劝我。事后我对唐说：“全国各战场每况愈下，蒋介石在划一只破船，这只船非沉不可。”唐生明极力安慰我稳定情绪，等待时机，谋求新的出路。
我到南京后，一度被派往西北慰劳部队。我每到一个部队，便集合讲话一次。除了讲些代表中央慰劳的话外，我主要是讲我守四平市的经过和我个人的下场。这使胡宗南部队的将领多少都存有动摇的心理，并使之寒心。我亲身的遭遇，不仅与鼓舞西北部队的士气起相反的作用，而且使西北将领认识到：如再跟蒋介石卖命，我陈明仁的下场也就是他们的下场。
1948年7月间，我们湖南同乡在南京太平曲园聚会，欢送程潜回湘主政，不少人希望程回湘开辟新的局面。是年中秋节前，我约汤如炎、温汰沫、张严佛、陈粹劳、吴相和等在南京明孝陵四方城楼上，座谈国内政局、军事变化和各自的出路。大家一致认为：蒋家王朝已势穷力竭，众叛亲离。如我们不早为之计，结局是令人可怕的。大家主张我要争取重掌兵权，东山再起，有可以跟着大势变、向哪个方面靠的资本。
这时，刘峙、杜聿明三次面邀我到徐州任兵团司令，胡宗南欲要我去西北任职，白崇禧亦举我至武汉任警备司令。经我再三考虑以及唐生明等的建议，我于1948年10月就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旋又兼第二十九军军长。1949年1月，蒋介石决定恢复七十一军建制，与二十九军合编为第一兵团，我任兵团司令官。
我到武汉以后，一方面要应付中央下达的任务，警备武汉；一方面又想参加和平运动，希望能找到一条自救的出路。我因倾向和平的思想日渐滋长，故对武汉的警备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一次武汉特务佩戴警备司令部的臂章，未奉我令擅自拘捕了武汉大学学生数人。我获悉后立即嘱参谋长鲍志鸿不押警备司令部，并通知武大校长周鲠生将学生保释回校。我还与白崇禧联合致电蒋介石，主张实现全国和平，并建议白崇禧释放了大批关押很久政治犯。我拒受武汉防守司令的职务，积极设法把部队向湖南移动。
二
在武汉，我逐步认识到白崇禧的和平主张是假的。他是以“和平”为幌子，进行倒蒋活动，使桂系取蒋而代之。我为脱离白崇禧的掌握，决定另找出路。首先，我避免再与解放军作战，拖延修筑武汉的防御工事；其次托刘斐从中斡旋，将我的部队调回湖南靠近程潜。程是我的老师和同乡，但当时并不知他内心的政治主张。他一贯反蒋反桂，可能走向和平的道路。我握有一部分军队，这对程潜是有帮助的。
刘斐于1948年秋辞去国防部参谋长后，曾到长沙促程潜起义。白崇禧即电邀刘至武汉，想通过他使湖南与广西联成一气，以便进战退守。刘即趁机建议调我去湖南。经刘斐先后各方疏通，白崇禧下令我部移师湖南。为了不使蒋介石生疑，我派政工处长吴相和赴奉化溪口向蒋说明部队调动原委，并表示对蒋的“忠诚”。
1949年2月18日，我率第一兵团开赴湖南，兵团司令部驻长沙河西望城坡。我同时去晋见程潜，表示今后一定为家乡父老兄弟们尽力做点好事，减少痛苦。吴相和先到南京向国防部总参谋长顾祝同汇报，顾很生气，问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随后吴去溪口向蒋面陈，获蒋认可，并答应为部队补充装备。
我把部队移长沙后，一方面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并坚决执行白崇禧的指示；一方面密与程潜商定，尽力保护湖南和平运动的开展。我表面上将部队布防于岳阳、湘阴、长沙铁路沿线，暗中向程潜说：“虽然我对共产党没有深刻的认识，单独起义心中还是有畏惧的。但我认为只要能够救人民、救湖南，愿意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决心是下定了！”
湖南的情况非常复杂，既要应付蒋介石，又要应付白崇禧，军、警、宪、特，盘根错节。因此，我还对程潜说：“今后我只同您保持联系。在某些公开场合，我只能站在‘反共’的立场上说话。这样既可不使蒋、白怀疑，又可有利于湖南大局。”程潜听后极为高兴。就这样，我与程潜共走湖南和平起义的道路，互相默契，为实现湖南和平起义奠定了基础。
我回到湖南不久，又兼任了省政府委员一职。我表面上受白崇禧的指挥，暗中协助程潜，尽可能设法使湖南的和平运动不受摧残；对于白崇禧的战争部署，尽可能设法拖延实施。例如白要修建长沙的防御工事，我对他说：“根据我自抗战以来的经验，各地历次所修的工事，都没有起过作用。事先修好的工事，往往不适应临战之需”。白信以为然。我对于长沙街道居民修建的一些应变工事，一律下令拆除。我与程星龄、唐星、温汰沫等秘密开会，建议程潜将长沙警备司令部改组，调警备司令刘进为第一兵团副司令，而以主和派萧作霖代之。萧按程潜的意图，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出了较大贡献。
1949年4月20日，北平和南京之间的和谈破裂。蒋介石、白崇禧等宣布继续对解放军作战。程潜事先和我秘密商量后，于22日下午在省政府召集军政方面的高级干部及部分民主人士开会。会上一部分人主张湖南单独谋和。我在会上说：“我们要服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既有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的领导下，作战到底，不能再有其他企图。”湖南的主和派原来以为我是实力派人物，希我能支持湖南单独谋和。大家见我这样一说，便大失所望，会议也不欢而散。我亦于当晚乘车回醴陵老家。
第二天，程潜派张严佛、李君九、温汰沫赶来醴陵见我，探寻究竟。我对他们说：“白崇禧的部队还在武汉，我们单独谋和的条件尚末成熟。时机未到，妄动必然失败。尤其是那天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白崇禧的亲信潘佑强、刘膺古、杨继荣、刘嘉树、李默庵等，根本不能讨论单独谋和的问题。当时我只能这样讲，否则丢了性命还不知是如何丢的哩！”随后我回到长沙，单独会见程潜，再次表示了我走和平起义道路的决心，并再次表示今后保持单独联系。
1949年4月下旬，长沙警备司令萧作霖等组织工人、学生等群众10万余人欲于“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显示湖南的和平力量，吓走桂系。我认为当时时机未成熟，会弄巧成拙，因而坚决反对。与此同时，恰逢白崇禧要撤萧作霖的职务。我为了掩护湖南和平力量，有利于今后见机行事，便继任长沙警备司令。为继续迷惑白崇禧，我仍伪装反共主战，并宣布取缔一切反战主和的活动，命令部队如群众游行即予镇压。另一方面，我暗中又通过李君九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希望采取措施作好群众的工作，取消“五一”节大游行，避免与部队发生冲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当时程潜在湖南主张和平，白崇禧大概是知道的。我的内心怎样，白当时并不清楚，他总以为我是可靠的。我根据白崇禧的指示，将程潜的十四军、一○二军共4个整师归第一兵团建制。接着进行整编，撤销一○二军和我的二十九军番号，保留十四军、七十一军，加上新归兵团建制的一百军，共三个军九个师，总兵力约10万余人。这样，白崇禧感到在长有我陈明仁的一个兵团，实行空室清野，在长沙固守，与共产党军队决战是有把握的。但他对程潜仍然留在长沙很不放心，于是我建议程潜离开长沙，由我代省政府主席。这一建议立即获得了白崇禧及有关方面的认可。
我率部起义的决心早已下定，但由于我在四平街曾与解放军鏖战，心中总有所顾虑。1949年6月，程星龄等从香港带回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信中引述了毛泽东主席对章讲过的话，大意是：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我在程潜处得知了毛主席的这番讲话，心情十分激动。毛主席高瞻远瞩，胸怀宽广，不仅使我肃然起敬，而且顾虑尽除，更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我暗中与程潜配合，加快了起义的步伐。
1949年7月20日，程潜宣布去邵阳视察，我代省政府主席。7月21日，程潜一行赴邵阳，白崇禧亲自饯行，白亦于当日下午离长飞衡阳。当时许多人不明内情，认为我是在“逼宫”。
程潜去邵阳的这天下午，我即召集省政府办公会议，商讨解决各厅处职工遣散费来源，确定省政府迁邵阳，设湘中行署于邵阳，湘南行署于零陵，湘西行署于芷江的各项具体措施，以及长沙是否作紧急疏散等问题。我在会上说：“目前时局极为严重，岳阳、平江、浏阳等地已被共军占领。大家无论如何都有一个感觉，长沙岌岌可危。今天我可以明白而负责地告诉各位，希安心工作，等到那一天不能安心工作的时候，我自然有个打算。我有把握，长沙当然没有问题。要是没有把握，本人自然会把各位送到安全区域。老实讲，如果我决心守长沙，我敢说长沙什么时候都没有危险。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光凭个人的意气，使长沙市50万人民遭受浩劫。如果拿个人的意气守长沙，长沙就会变成第二个四平市。但我不能使长沙变成一片焦土。我决心要打，一定在外围打，不会在长沙市区作战，总要使长沙市人民不能听到枪声。各位必须镇定，不要听信谣言，自乱步伐，并教育长沙市人民保持冷静，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样总算稳定了政局，稳定了民心，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行动开展工作。
白崇禧离长飞衡时对我说：“程潜已去邵阳，你掌握了全省的党政军大权，要大搞空室清野，以保卫四平市的精神死守长沙，为党国尽忠。”去衡阳以后，他的部属亲信仍在长沙，他的一部分军队在长沙、宁乡、湘潭、衡山驻防，对我们的活动起着遏制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各项和平起义活动必须严谨，防止任何破绽，否则，就会影响起义大局。
我代省政府主席后，形势日趋紧张。白崇禧的空室清野政策，使当时长沙市民有准备迁移的，有正在迁移的。我为安定民心，立即向市民发表谈话，表示我不在长沙作战，决不使长沙闻到枪声，要求市民安定下来，不要惊惶，不要迁移。我的这篇讲话，除白崇禧未觉察到其弦外之音外，稍有政治敏感的人，便都能领会我的真意。这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先后拘捕的一些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都是经过华中长官公署判了死刑的，主战派要我立即执行，我以“待紧急时再处理”为词，一直拖到长沙和平解放而未加杀害。白崇禧令我破坏交通设施和江南的船只。我亦表面接受而暗中嘱部下予以保护，以致解放大军南下时，水陆交通基本畅通。
三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从东、西、北面进入湖南的醴陵、浏阳、平江、常德、石门、澧县、临澧、岳阳等县。大军压境，对湖南和平起义造成了很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程潜，望他审时度势，只要有利于湖南和平解放的事业，全权处置，共产党方面全然理解。李明灏将军亦以中共和谈代表身份给我写了信，望我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掌握好第一兵团部队，积极配合程潜主席实现湖南和平起义，造福桑梓。
我根据程潜的意图和临赴邵阳前的安排，积极而慎重地进行了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与中共湖南省工委秘密联系，对我掌握的军队作了部署；其次起草了起义的通电文稿。同年7月25日，程潜派往武汉与第四野战军联络的刘纯正回到长沙，向我报告了中共和谈代表金明等的意见：要我方速派和谈代表去平江联系。我立即电话向程潜汇报，并经同意，立即要随他同去邵阳的程星龄返长。随后，我又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商定派程星龄、李君九与欧阳方（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员）于7月27日赴平江，与解放军和谈代表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李明灏会面，转达程潜和我的意见。
为了进一步商量有关起义事宜，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李明灏与我方程星龄等三人于7月29日来长。恰在这天晚上，程潜亦由邵阳返长住水陆洲长沙音乐专科学校。我即偕李明灏前住程处商量起义的具体日程安排。为防止白崇禧的部属及亲信暗害，程潜决定离开音专至城内小林子冲其侄儿程炯家，审定起义的通电文稿和部署湖南起义后政权建设的有关工作。李明灏是我的老师和同乡。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政策和情况，使我倍受鼓舞，大受教益。
为了顺利实现湖南和平起义，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布防，我分别约见了各军、师长，要他们好好掌握部队，听从我的指挥，稳定军心。我还讲明湖南人民经过多年战争，受苦极深，仗是不能再打了，要为湖南人民着想，造福桑梓。但这些军、师长中，大都与我的渊源关系不深，归一兵团建制的时间不长。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否听我的命令，没有绝对的把握。十四军军长成刚同我谈话时，流露出对该军副军长兼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的不满。汤系程潜旧部，积极拥护起义，并绝对听从程潜和我的指挥。
7月30日，白崇禧从衡阳来电，说程潜已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其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其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我一方面应付白崇禧，说程潜还未回到长沙，当即派人查明其行踪；一方面立即向程潜汇报并研究对策。当时我们认为主要是掌握好部队，稳定社会治安，才有足够力量应付任何突发性事变。此时白崇禧为进一步拉拢我，又通过广州国民政府来电，任命我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宣布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成立湖南绥靖总司令部，任命我为总司令。
8月1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企图破坏湖南和平起义，特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由广州经衡阳来到长沙。当时长沙形势严峻，部分追随白崇禧的军官蠢蠢欲动。我在省政府大楼接见他们时，他们说是专程迎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的。我说程已去邵阳，现行踪不明。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游说我死守长沙，挟持程潜去广州，并携银洋20万元和重机枪50挺以及蒋介石给我的亲笔信，信中说：“吾弟为党国中坚，一生光荣史迹，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将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雪冰（即邓文仪）面告。”我阅后内心非常愤慨，但未做表露，只说长沙正严阵以待，前线已有接触。午饭后，我对黄邓二人说：“我们都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我作为黄埔军人，为党国效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若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不为也，”我与黄、邓谈至下午两点多钟，“责客”仍无告别之意。在我的暗示下，由第一兵团代参谋长黄克虎、副参谋长陈庚，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宋英仲、参谋处长罗文浪演唱谎报军情的“双簧”，面告我说：“共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市郊10余公里的黄花市以西，其游击队出没在市郊和飞机场附近，并有散兵游勇拥向机场。”我故意严肃地说：“飞机场不能乱，我这里的客人还未走，你们赶快派部队去恢复秩序。”黄、邓惊恐万状，遂登机赴衡。
我只送黄、邓至楼梯口止步，并立即按原定计划召开第一兵团、长沙警备司令部师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幕僚军事会议，决定将一百军的一九七师（师长曾京）布防黄花至永安一线（后移湘江西岸）；七十一军二三二师（师长康朴）由株洲移长沙城郊警戒；一百军三0七师（师长张诚文）驻守河西溁湾镇至成嘉湖；十四军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驻守邵阳城外；第一兵团新属其他部队移防湘江西岸，防止解放军进入长沙市区时与其发生冲突。湖南省保安司令部所辖何元恺、周笃恭、张际泰师驻湘乡、邵东、邵阳、新化一线、防止白崇禧所部反扑。长沙市区由长沙警备司令部警卫团、宪兵第十团、省会警察部队、湘东师管补充一团严加防范，以保证湖南起义的顺利实现。
8月1日夜，我与秘书陈藏仲向程潜汇报黄杰、邓文仪长沙之行的情况。当我将蒋的亲笔信给程看时，程潜不禁勃然大怒，愤然骂道：“这个大流氓！”然后，我们继续商议湖南起义的具体部署。
8月3日，程潜同我商定，并与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决定派罗文浪、郑克林（二三二师参谋主任）与欧阳方去长沙县春华山解放军第十二兵团住处，商谈解放军入城事宜，解放军首席代表金明对解放军和平接管长沙市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切军事要点由解放军接管；市区治安以及程、陈两将军的安全由解放军负责；程、陈两将军的内部警卫由其原有警卫人员担任；岳麓山由解放军加以控制。4日，罗、郑回长沙向我汇报，经与李明灏、刘梦夕（第四野战军代表）研究后，同意解放军所提条件，再派罗去向金明通报，并决定于8月5日解放军从东屯渡过浏阳河进驻长沙城。
8月3日下午，我约吴相和、温汰沫、汪士楷、张严佛、陈粹劳、陈藏仲到我家研究起义的通电文稿。这些电文稿有：告第一兵团全体官兵书，给台北草山蒋介石、广州行政院长阎锡山、国防部代部长顾祝同、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的决绝电文。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我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力求措词委婉。大家集思广益、字斟句酌至深夜然后发出。我还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加上了“蒋政权是非不辩，赏罚不明，佞嬖当权”等语。正值此时，白崇禧从衡阳三次打来电话，我即令将电话线割断，以免影响我们的工作。
这天晚上，李明灏来我家欲将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交解放军处理。我生气地说：“毛健钧的所作所为，都是我的命令，我应负责。如果今天清算他，岂不是明天就要清算我？明天一定要用飞机把他送走！”李深知我的性格，一再说明扣毛不是中共指示，只是唐生明要这样做的，这样才平息下来。我与李还是和谐团结，共同为湖南和平起义尽力。
8月3日这一天，程潜分别致电北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武汉林彪司令员、邓子恢政委、表示湖南即将和平起义。为争取与安定军心，电文建议暂设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我所领导的第一兵团改称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这一建议事先程潜已与我商妥，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刺激，安定湘境军政干部心情，并影响西南各省，以期先后举义。因此，毛泽东主席等于8月5日回电表示赞同。
8月4日，程潜和我领衔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和平起义，接受中共八条，脱离广州国民政府，参加人民解放阵线。5日，我以湖南省政府主席名义，致电省内有关部队官兵、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各机关团体以及学校、报馆和全省群众，晓谕各守岗位，各安生业，切莫自相惊扰，深盼各方万众一心，群起响应和平起义大业，并为湖南建设事业尽力。与此同时，我还电谏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期望他们悬崖勒马，停止战争。
程潜和我通电起义后，得到长沙绥靖公署、湖南省政府、湖南绥靖总司令部、第一兵团大多数军政人员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各界上层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的积极赞同。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亦来电来信予以慰勉。我们的义举，使华南、西南、西北国民党军政人员极为震动，纷纷仿效，对全国的解放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广州国民政府的阎锡山、陈诚、白崇禧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却派飞机到长沙、湘潭、湘乡、邵阳等地狂轰滥炸，使无数军民深受其害，程潜和我的住宅亦遭轰炸，险些丧生。广州国民政府8月5日宣布对我撤职缉办，并任命黄杰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妄图垂死挣扎。
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5日，程潜和我与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金明、唐天际等商定，根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示，宣布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程潜任主任，我为委员；同时成立湖南临时省政府，我任主席。我所部第一兵团，改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我兼司令员。同时，我即向沅陵行署、各警备司令、各专员以及县、市长并省府各厅处、各委员发出急电，仰各照常供职，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
8月6日，我与程潜同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金明等商议，望从速成立省会军管会。关于省政府方面，我可以临时负责，将来仍望中共方面派人接替。
我所部国民党第一兵团系湖南和平起义前夕新近组建，其官兵与我无深远的历史关系，加之白崇禧在我宣布起义后，极力散布各种谣言，并用飞机散发传单：“有带一连官兵到衡阳报到者，见官加一级，赏银洋500元；带一营官兵到衡阳报到者，见官加一级，赏银洋1000元。第一兵团警卫营长能把陈明仁挟持或处死，可官晋三级，赏银洋10000元……”警卫营长李振邦拾到传单后，立即向我报告。我诙谐地说：“呵，你可以发大财、升大官啦！”李向我行了个军礼，报告说：“陈司令有何指示？”我说：“处此起义初期，各方情况复杂，千万谨慎！”
由于上述原因，第一兵团所属第十四军军长成刚，第七十一军军长彭锷，第一百军军长杜鼎，原第一兵团副司令熊新民、刘进等，先后率部分师、团叛逃到邵阳、湘乡、衡阳等地，与参加起义的第一兵团所辖六十三师和湖南省保安司令部第一、二、三师发生多次战斗，双方伤亡数百人。许多叛逃的低级军官和士兵，自动脱离叛军逃回长沙参加起义部队。同年10月，成刚部被我人民解放军在武冈县附近全部歼灭，熊新民与杜鼎所率叛军，亦被人民解放军广西龙洲附近被歼大部，并活捉了熊新民及七十一军副军长鲍志鸿等高级军官，湖南和平起义以后，我为了做好起义部队的工作，于1949年8月7日，发表了《告全体起义官兵书》，揭穿各种谣言，号召一致奋起奔向光明前途，造福桑梓，为推进全国解放大业而献身！切勿误入歧途，受骗上当。我同时与金明、唐天际等商定，将所有起义部队于8月11日开始，陆续从望城、宁乡、安化、湘潭、湘乡、邵阳、新化等地集中到长沙，并先后开赴浏阳县境内休整待命，随后进行整编。
部分起义官兵的叛逃，使我十分不安与悲愤。我曾写信给程颂公诉说衷情。他亲笔回信慰勉，劝我不必介怀。8月13日，林彪、罗荣桓，邓子恢亦来电称：“近闻部署中，有一二执迷不悟，从中策动哗变。此并无损于将军之功勋，更无从影响大局之胜利，徒陷彼等自身于绝路耳！切勿因此事焦急”云云。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更决心为全国的解放而贡献薄力。8月16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亦就程潜与我在8月4目的起义通电复电慰勉。这对全体起义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程潜和我于8月19日电复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要竭力以赴，作好各方面工作，为全国解放而奋斗！
湖南和平起义时，实际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党第一兵团所属第十四军六十三师两个团（师长汤季楠）；第七十一军二三二师三个团（师长康朴）；第一百军一九七师两个团（师长曾京）；三○七师三个团（师长张诚文）；十九师一个团（团长李宗青，师长叛逃）；军部人力运送团；程潜所属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湖南省保安部队一、二、三师。此外还有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等，总共起义官兵约77000余人。
起义部队于1949年8月中旬全部开赴浏阳，首次整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我任司令员，李觉、王劲修、傅正模、唐生明、魏镇任副司令员。李觉兼参谋长，黄克虎、文蔚雄任副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一军军长王劲修，副军长文于一、张诚文，康朴，参谋长陈庚，下辖第一、二、三师，师长依次为曾京、康朴、张诚文；第二军军长傅正模，副军长汤季楠、贺光谦、戴文，参谋长贺光谦，下辖第四、五、六师，师长依次为汤季楠、姜和瀛、戴文；第三军军长彭杰如，副军长张际泰、蔡杞材、程邦昌，参谋长廖炳凡，下辖第七、八、九师，师长依次为何元恺、周笃恭、张际泰。
1949年11底，起义部队第二次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我仍为司令员，李觉、王劲修、傅正模、唐生明、魏镇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为政治委员，方正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虎、文蔚雄为副参谋长。兵团辖两个军；第五十二军军长王劲修，副军长贺光谦、张诚文、康朴、戴文、副政治委同杨树根，参谋长陈庚，下辖第二一四、二一五、二一六师，师长依次为曾京、张镜白（副师长）、余九成；第五十三军军长彭杰如，副军长汤季楠、张际泰、程邦昌、蔡杞材，副政治委员王振乾，参谋长程炯、杨文模，下辖第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师，师长依次为姜和瀛、何元恺、周笃恭。编余人员一部分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一部分送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习。
1949年8月19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主任萧劲光，副主任王首道、陈明仁，黄克诚、萧劲光等14人委员。我积极地配合萧劲光主任做好组织人民武装力量、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建立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市军管会成立后，先后制定颁布了《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银元及一切辅币买卖流通》、《对接管单位员工薪资借支暂行办法》、《长沙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为新政权的建立，社会、金融秩序的稳定等均起了积极作用。
8月30日，湖南军区奉令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我与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黄克诚为政委，金明、唐天际为副政委。接着，长沙、常德、益阳、衡阳、邵阳、零陵、郴县等其他军分区和湘西军区亦相继成立。湖南军区于9月4日颁布了《整理湖南全境武装办法》、《对军区所属全军进入湖南初期工作指示》等项文件。我亦全力配合萧劲光司令员、黄克诚政委做好镇守湖南、消灭反动武装、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等项工作。
四
1949年9月3日，我应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之邀，偕陈粹劳、陈藏仲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途经武汉时受到林彪、邓子恢等热烈欢迎。9月10日抵北平时，北平市市长聂荣臻，公安部长罗瑞卿等到车站欢迎。12日，朱德总司令设宴欢迎程潜将军和我。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李明灏等将军出席作陪。9月19日，毛泽东主席邀程潜游览天坛，邀我和李明灏、张元济、李明扬等作伴，刘伯承、陈毅、粟裕等陪同前往。在祈年殿前，毛主席特把我叫在一起，并排拍了双人半身照片。毛主席说：“外间谣言很多，你回去后，可将这照片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毛主席还问我：“要洗印多少？”我说洗十张打够了。毛主席摇头说：“不够，至少洗印五十打吧！”我遵嘱在回湘后分寄同学好友，收到很好效果。
9月21日，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决定首都为北京。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宴请了起义的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李书城、李明灏、程星龄和我等26人。
我在9月25日大会上作了发言，大意是：拥护大会提出的人民政协组织法和共同纲领；对残余的反动派，罪魁祸首必须严惩外，一部分人因中了反动宣传的毒素或是被挟持，没有适当的机会自拔，我们应引导其向人民靠拢，走向光明；介绍了我起义的经过及思想转变的过程；表示了虚心学习、改造自己，服务人民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我在北京期间，两次谒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帝对我说：“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就是好的。你今后怎样打算？”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力。”毛主席说：“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决定把你的第一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仍由你当司令员。当然，今后困难可能还会很多，你要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谆谆嘱咐，使我终身难忘。我当时对随我至北京的陈粹劳、陈藏仲说：“毛主席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感到无限温暖，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
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西南、西北前方战斗捷报频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我遵照毛主席的嘱咐，离开北京去济南作被俘的蒋军官兵的工作。离京前毛主席对我说：“反动派造谣说，杜聿明、王耀武已经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共产党是严格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从不杀也从不虐待战俘。杜、王他们正在济南改造，生活得很好。你去亲眼看一下，并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故旧，策动他们及早觉醒，莫再顽固到底。”
10月11日，我同李明灏、刘逊夫、陈粹劳、陈藏仲等抵济南。次日上午，我们在山东省交际处客厅会见了王耀武、杜聿明。他们被俘后都在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王耀武衣履整洁，对客人侃侃而谈地说：“我正在努力学习，对过去受蒋介石的骗而犯的罪恶有了初步的认识，决心要以今天的王耀武控诉昨天的蒋介石，好好改造自己。咱们过去那一套也确实不行……”杜聿明则垂头不语，似乎百感交集，我首先问他家里情况如何？他说：“家人住在上海，听说还好，没有联系。”我安慰他一番，答应有机会到上海时一定去他家看看，要他好好悔悟，争取宽大处理，谈毕，还拍了合影，并与杜、王同席午宴。然后我们一起驱车到济南城外白滩头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参加欢迎大会。教导团共500多人，分4个队，都是淮海战役中的战俘，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牟中珩、郭一予等高级将领在内。在欢迎大会上谈了我起义的经过和思想转变过程，以及见到毛主席所得到的收获，希望大学好好改造。
从济南回到长沙后，我遵照毛主席的嘱咐，向有关亲友写信并寄去了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促其及早觉悟，回归人民。10月21日，我在湖南临时省政府各厅处职员大回会上，传达了全国一届政协会议的精神和自己的感受，并全力投入百废待兴的各项工作之中，除旧布新，服务人民。
1950年4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湖南临时省政府同时宣告结束，我回部队工作。早在1949年11月1日，我所部7万余人已整编为两个军六个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我任司令员。1950年2月初，我率兵团司令部从浏阳移驻醴陵，所辖五十二军移驻攸县，五十三军移驻安仁整训。同年12月中旬，我奉令率部进驻广西桂南，担负小瑶山及其周围同正、隆安、百色等地的剿匪任务。经过5个月的战斗，共歼灭土匪三万多人，匪首林秀山（白崇禧一二六军军长）、甘竟生（桂东军政区少将副司令）、韩蒙轩（反共救国军司令）、杨创奇（白崇禧四十八军长）等和其他重要骨干全部被歼。
我率部完成剿匪任务之后，二十一兵团改组为水利工程部队司令部，投入荆江分洪工程。1950年10月，由四十八军的一四四师，四十九军的一四五师，二十一兵团的二一五师合编成五十五军，我任军长，率部开赴广东湛江市，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