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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下军事策反的回忆
余志宏

  

  19458月,我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46年冬,该所所长王亚南介绍我回湘到当时的省主庠王东原处工作。赴湘前,中共福建省工委城工部孟绣涛找我谈话,要我在湘开展党的工作。19471月回湘后,我通过中共醴陵县工委书记孟村德寻找到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的关系。同年5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亲到我家,同我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周礼要我尽一切努力取得王东原的信任,站稳脚跟,以便获得重要情报。

  不久,王东原临时调我到省参议会工作,接着又派我为省府秘书(代理)到他公馆里工作,有重要宾客来商谈问题时由我作谈话记录。在这段时间里,我了解到许多重要情况并及时向周礼作了汇报。这期间,我的住所实际上成为了地下联络站。如从广州来的地下党员黄道奇、张西文、吴均以及从岳阳来的熊邵安等,都是先到我家并由我帮助找到周礼的。1948年上半年,地下党员刘尚文在岳阳搞学运暴露了,跑到长沙找我而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486月至19495月,我家迁北门外文昌阁,并在后房设有密室供地下党员开会等之用。周礼每次到我家都在这间密室里。中共中央华南局先后派来的欧阳方、洪德铭等,都是在这间房子里与周礼商谈工作的。

  19487月,程潜接替王东原回湘主政,我便离省政府到湖南大学任教。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开展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程潜回湘后,曾明令实行“二五”减租,并提出了一些较进步的主张。我利用我伯父的一些旧关系,首先和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省政府顾问陈浴新等取得了联系。1945年我在福建时,曾与当时任福建省政府顾问等职的马子谷有联系。后来马亦回湘任教。我通过他的关系,又将与程潜有一定关系的程星龄从台湾电召回湘。我便通过马、程二人开展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

  程星龄回湘后于1948年底任省政府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一贯倾向进步,我在福建时他任省政府秘书长,亦早有联系。程在福建时就认识蒋昆,后蒋任长沙市长,我们便利用他善于投机和贪财等弱点,在他家多次召开策反工作碰头会,利用蒋昆为我们作掩护。

  为了做好程潜本人及其周围人员的工作,经我秘密串联,在湖南大学教授李达的帮助下,与程潜的“军师”方叔章取得联系。1949119目,方权章在岳麓山桃子湖他家里邀请了程潜的一些高级部属以及有关方面人士便宴,目的是座谈时局,策动起义。我亦被邀参加。便宴上湖南大学教授李达的讲话受到与会人员的重视。因为李达早年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大家都猜测他与共产党有联系。这次便宴有人又称“桃子湖会议”,产生了策动程潜等起义的良好效果。

  正当程潜及其周围的人士酝酿和平起义时,19481225,中共权威人士发表声明,要求惩办国民党战争罪犯共43名,其中程潜列第26名。因此,程的思想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予以审判,终日不安。他在复孙科的电文中说:“中共所谓战犯,如果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平将无从谈起。”当方叔章向他转达了李达的意见,劝说他起义时,他说:“投降我是不干的。”方向他分析了形势、讲解了共产党不咎既往的政策后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如果我们不主动起义,势必要被迫投降。在败局既定的情况下,日本天皇都要投降,你不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早日主动起义。”在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感召下,又看到邓介松、萧作霖等人都积极支持起义,程潜被说服了,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决心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密嘱亲信找共产党联系起义问题。

  这时,除程星龄代表程潜和我们联系外,程潜的高级部属如邓介松、萧作霖、方叔章等亦先后分途与我们联系。1949年元月,我介绍周礼到程星龄家,与程及马子谷见面;周礼提出了几条具体意见,希望程潜用事实来表明其起义的诚意:一、不得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捕杀进步群众;二、不得攻击革命游击武装;三、撤换几个县的县长。当程星龄转告程潜后,程潜答应履行这些要求,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湖南和平起义的措施。

  程潜接受程星龄的建议,起用一贯反蒋介石的唐星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以便日后在军事方面起控制作用。原省教育厅长王凤喈系“CC”分子,当时已逃香港。程潜改派与我地下党有联系的李祖荫继任。坚持反共的醴陵县县长雷孟然被撤换。蒋介石的亲信、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被调职,扫除了省会和平起义的一大障碍。此外,程潜还下令释放了政治犯,并资助中共湖南省工委活动经费银洋800元。

  194945月间,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欧阳方协助周礼领导我们的工作。欧根据省工委的指示,要我动员程潜、陈明仁写个《备忘录》,接受我党关于和平解放的八项条件,并将其呈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我请程星龄转达程潜后获其同意。当即由程星龄起草并经我审核、程潜修改后送程、陈签字。程潜签字后,陈明仁因考虑到泄密问题而未签字。我们也没有勉强。《备忘录》后由刘尚文、黄人凌、张有初三人用一特制的夹层篾蒌安全地送到了武汉的王首道手里,并由其立即转呈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后来,中共中央曾批评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危险事。 

  194934月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地下交通线,邀请李达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程潜曾托李向毛主席转达其起义的决心和存在的问题。随后毛主席又收到了程的《备忘录》,于是即电示第四野战军陈兵湘鄂边界,并由四野派出代表进入湖南,加速了湖南和平起义的进程。

  程潜担心程星龄联系的中共地下组织这条线担不起责任,又和人民解放军取不到联系,很不放心。因此,程潜提出要亲见中共湖南省工委的负责人。周礼听了我的汇报后,先是派欧阳方去,欧认为他去不合适,于是就改派我去会见程潜。周礼说:“我不能出面,你可作为中共湖南工委负责人的代表去见他,就说是共产党派你来的。”我由程星龄陪同见到了程潜。他见我是个青年知识分子模样,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他以为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不来见他,是怕他设圈套,故郑重地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不会害你们地下党的人。”这样,我只好再向周礼汇报。周说:“你去对他说清楚,你虽不是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但是其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对你讲,你可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达,不会泄密。”我再去见程潜时,把周礼的上述讲话告诉了他,他才相信了。

  这次见面,我除了讲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外,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保护国家财产,如工厂企业、水陆交通设施,保护机关档案;三、不得捕杀革命群众。程表示第一、二条完全可以做到,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是由蒋介石的特务掌握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努力去做。程潜亦向我讲了三务: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对特务虽不能指挥,但可以控制。他还表示:“只要不把我放在战犯之列,起义能够保全首级,就如愿以偿了。我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我就满足了。”我将此一一向中共湖南省工委汇了报。

  

  程潜虽已决定在湖南实现局部和平,但他没有掌握多少军队,既受蒋介石、白崇禧的压抑,又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而得不到共产党的重视,处境十分困难。当时任武汉警备司令的陈明仁却拥有部队。1949年春节时,程星龄找我商谈调陈明仁回湘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当时的湖南掌握兵权的李默庵靠不住;陈明仁与程潜的关系较深;陈明仁过去的反共历史,可使蒋介石、白崇禧不怀疑他;陈明仁四平街一仗有功而被撤职,心存怨恨;他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想找出路。有这些理由,经程星龄向程潜说明,我向周礼汇报后,便开始了调陈明仁回湘的各项工作。

  调陈明仁回湘如由程潜提出,则马上会引起蒋介石、白崇禧的怀疑。后由程星龄出面请刘斐向白崇禧陈述理由。刘是站在桂系立场劝白调陈回湘的,说这样有利于湘桂联成一片,并说李默庵是蒋介石的亲信,由他在湖南掌握兵权于桂系不利等等。这样使白崇禧认为言之有理而深信不疑。此外,唐星也凭着他与桂系的渊源从中做了不少工作。经多方面的努力,陈明仁于19492月率部回到了湖南。继后,陈明仁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这证明了我们原先的估计是正确的。当然,陈明仁虽然表示听从程潜的意愿行事,但他的顾虑是以前曾与共军血战过,怕难以得到共产党的谅解。因此,必须做好陈明仁的工作,使其打消顾虑。

  我根据做程潜策反工作的经验,认为必须首先做好陈明仁周围人士的工作。李君九是陈明仁的亲信,此时却在台湾。我和程星龄、李石静(中共地下预备党员)等商量,决定将李从台湾请回长沙。李初来时,陈明仁只给他任第一兵团高参的职务,没有实权。我们建议李直截了当地提出。李君九便对陈明仁说:“我要有点权才能为你出谋划策。”陈于是任命李为第一兵团第一处处长,掌管人事。这以后我通过李君九给陈明仁传达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宣传形势,谈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等等,逐步打消了陈明仁的顾虑。

  陈明仁的亲信还有温汰沫(第一兵团经理处长),陈庚(第一兵团副参谋长)等。连同李君九,他们三人后来都成了陈明仁同中共湖南省工委联系的代表,并在促成陈明仁起义做了大量工作。我常去织机街温家、浏正街菜根香陈庚家与他们联系,并通过他们了解第一兵团活动的一些情况。19494月底,我还开始组织程星龄、马子谷、唐星、李君九、陈庚等定期开碰头会,听取他们关于酝酿起义的情况和问题,传达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协调程、陈起义的行动。

  19494月下旬,长沙市的学生、工人,准备于“五一”劳动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取和平的集会游行。我们了解到白崇禧对此早有所闻;派了几百名特务准备大肆镇压。我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在碰头会上提出:要求陈明仁保证游行的安全,并建议陈自兼长沙警备司令,切实控制他的军法处,防止特务破坏。陈在李君九向他传达后说:“我愿意照办,但特务太多,怕控制不住,请中共地下组织说服群众不要游行。这样便可以保证集会的安全。”于是我们说服长沙市学联和工会负责人只集会不游行。

  我面见陈明仁时,已经是长沙快和平解放的时候了。我先通过李君九、温汰沫、陈庚向陈转达了共产党的意见。陈明仁也是有些不放心,怕李君九等联系的我担不起责任。我将此情况向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员欧阳方汇报后,欧还是要我去见陈。见陈后,他从醴陵家乡的风土人情谈到决心随程潜起义。我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对他的起义决心表示欢迎,并向他宣传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立功者还要受奖。我还说明我们共产党不算老账看行动,起义本身就是立功,我们将向上级报功,一直向上报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我们绝对保密,不会暴露。这些谈话对坚定陈的起义决心起了很大作用。

  

  我在湖南和平起义前的一段时间里,主要精力放在策反程潜、陈明仁等国民党上层军政要员上。我当时是中共湖南省工委军事策反组组长,和我一道工作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涂西畴、刘寿祺等。我们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由涂西畴等直接联系,通过进步人士唐星、陈采夫等,还策反了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湘东师管区补充团团长刘鸣球等;通过马子谷策反了驻湘西的一个师长;通过宋涛策反了湖南军管区副司令魂镇等。

  19496月,我接手策反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张严佛的工作。张于194811月回湘后,倾向进步,愿随程潜走和平自救之路。对张的策反工作开始是由程星龄、李石静去做的。随后程星龄要求我派人和张联系。我向中共湖南省工委汇报后,决定派涂西畴化名“陈力”与其联系。因涂另有任务,我遂与张严佛进行联系。张严佛被策反过来以后起了较大的作用:控制全省特务,始终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损伤;牵制了中统特务在湘的活动;解放前夕,张严佛提供了一份在湘军统特务名单,一份关于军统组织机构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都交给了省公安厅副厅长夏印。这对于解放前夕中共长沙地下组织免遭破坏,全国解放后肃清潜伏的特务,都起了重要作用;据夏印说,长沙的军统特务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了。

  我和刘寿祺等还在长沙市北门外租赁民范女校地址,办了一所补习学校。表面上是补习文化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为一些暂时没有公开职业的中共地下党员提供食宿。初期由我负责主持,后由刘梦华负责。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欧阳方、胡兆瑞、王蔚深、郑小叶、陈执中、袁家式等以及一些来省向周礼汇报工作的中共县工委书记,都在这里食宿过。为解决经费问题,我变卖了伯父的房产,除一部分捐作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活动经费外,一部分便用于开办补习学校。我们还成立了中共补习学校支部,成员有胡兆瑞、刘梦华、刘向学、涂西畴等,我任支部书记。1948年冬我应萧敏颂、张梓敬、刘禄铨之邀,共同发起组织民主同盟湖南支部,由刘禄铨去香港与民盟总部接洽。后周礼指示我不必参加该支部的活动,我便退出了。

  我在湖南的这一段时间,党内外的接触面都很广。在策反工作中,我与党外进步人士马子谷、程星龄接触较多,交往较深。他们都为湖南的和平起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因为接触面广,所以危险性也较大。尤其是19495月白崇禧退守长沙期间,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亦险遭不测。中共湖南省工委曾考虑过我的安全问题,要我暂时离开长沙。我考虑到当时策反工作正在关键时刻,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始终坚持在长沙从事策反工作,对于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从未推诿、畏缩过。1948年冬,我策反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时,一度险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某日,我从刘岳厚家里出来,不到一刻钟的时间,特务便闯进刘家搜捕我。我并未被特务们所吓倒,过了两天,我仍照样去刘家。我妻子李文锦关切地对我说:“刘家你不能再去了,若是落到特务的手里,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我说不要紧,小心一点就是了。这正是策反刘岳厚的一个好机会。我至刘家说:“特务如此猖狂,胆敢到你家来抓人,这把你摆在什么地位?”刘亦十分震怒,更坚定了起义的决心。我还常对妻子说:“万一我落到敌人的手里,你第一是要沉着勇敢,不要怕;第二是要善于应付敌人,装作一个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

  湖南和平起义的胜利实现,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作为承担具体工作的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在极其复杂危险的环境里战斗,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深感无限欣慰。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