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他于9月20日下午先后拜访了叶楚伧、陈立夫、贺耀祖和我。以后我又专程拜访了毛主席。我们互相叙旧，漫谈时局。在谈到未来全国将要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时，毛主席主张我参加竞选。毛主席说：“竞选副总统搞成了，好主持国共和谈；如果搞不成，你就只要个湖南”。我说：“我没有钱，搞人家不赢”。毛主席说：“你跟你的部下商量，找他们想办法嘛！”
毛主席一席话，对我以后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有着重大影响。1963年我为毛主席70大寿所写的组诗第四首后两句说：“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多年邀默契”，即指毛主席在重庆对我的谈话，要我到湖南搞和平运动。“中夜挹明光”，意思是我听了毛主席的一席话之后，好比是我从黑夜中获得了光明。
回湘主政密谋义举
1948年7月，我离开武汉行辕，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湖南、江西两省及湘、川、黔边区，并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当时蒋介石对我极不放心，加派他的亲信、湘籍黄埔学生回湘掌握军政大权，以架空我，如长沙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李默庵（驻常德），国防部第四编练区司令黄杰（驻衡阳），长沙绥署参谋长刘嘉树、高参杨继荣等。我这次回湘虽任要职，但无兵权，蒋介石对我的顾虑有所减轻。我亦曾赴南京获蒋批准在湘组建二个军五个师的兵力，兵源在湖南解决，经费与装备由南京政府拨给。
7月24日，我由南京回到长沙，在省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大会上，曾表示要与“共军”拼命，以此麻痹蒋介石。8月10日，我又在就职大会上，丢开省府秘书长邓介松原先拟定的讲稿，大谈“戡乱救国”的战略：“头一个月共军不会来，第二个月就不怕它来，第三个月以后只怕它不来。来一个杀一个，一起丢到河里。”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认为当时讲和平民主的时机不成熟，话是讲给蒋介石听的。但是，这些言论对湖南的民众和进步人士却泼了冷水。我回到湖南是要做和平工作的。由于当时我赤手空拳，如不标榜自己是反共拥蒋的话，就不能得到南京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更不能建立军队，控制政权，稳定时局，为真正实现湖南的民主与和平作准备。因此，我只好做这些表面文章。
为在湖南实现民主与和平，我先后安排了一批主张和平自救的人士参政：萧作霖先任湖南省保安司令，后又任长沙警备区司令；邓介松任省府秘书长；刘岳厚任长沙绥署秘书长；王恢先任建设厅长；李维诚任省银行经理；方叔章任省府顾问；程星龄任省府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1948年冬，经刘斐推荐又任唐星为长沙绥署副主任。这些人基于对形势的分析，力主我走和平自救之路，免除湖南三千万人民的痛苦。他们还采取了相应措施，防止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在长沙的亲信对我的危害。
我回湘后抓紧时间组建了第十四军和一0二军，军长分别为张际鹏和成刚。两个军下辖三一四师，师长陈达；三二三师，师长汤季楠；二三二师，师长康朴；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十师，师长张用斌，共计兵力约六至七万人。湖南省保安部队亦进行调整充实，改编为四个旅，后又改为第一、二、三、四师，师长依次为何元恺、周笃恭、张际泰、丁廉，共计兵力约四至五万人。这些部队的军、师、团长大多是我的学生、旧部或家乡人，士兵主要是湖南人。
改组省参议会，原议长赵恒惕不仅是个反共坚决分子，而且与我夙怨很深。我明白告诉他：“请你石要在背后捣鬼！”他便托病去上海，然后辞职了。1948年12月21日，省参议会改选唐伯球为议长，席楚霖为副议长。唐随我进行起义活动，许多方面均配合颇力。
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原主任委员张炯，控制一部分势力，接着蒋介石、白崇禧的意旨，积极反共，破坏湖南人民反内战、反征兵、反征粮的群众运动。我先派人将他身边的何汉文等争取过来，使其孤立，他亦辞职离开了长沙。我兼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
为统一协调湖南省党政军各方力量，有利于湖南和平自救的开展，通过与方叔章等人酝酿，1948年12月12日，我决定成立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萧作霖任主任，程星龄、张严佛、仇硕夫任副主任。办公室下设机要、军务、外事、党政、警卫、总务各组。机要组由我直接指导，张严佛兼组长。其他各组由主任或副主任分管。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好政府人员和军队官兵的情况，积极支持全省人民反内战、要和平的群众运动，防止特务对和平运动的破坏等项工作。这个组织直到1949年5月白崇禧来长沙后极力阻扰，才被迫停止活动。
为推动湖南人民的和平自救运动，造福湖南人民，我于1948年9月16日下令撤销“戡乱救国委员会”，随后又实行“二五”减租，严厉制裁土豪劣绅及在乡不法军人，并下令撤销各县自卫队。这些具体措施使湖南人民看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
为减少蒋介石、白崇禧对我的怀疑，我于1948年10月1日又公布了“戡乱救国”五项公约：以精诚团结捍卫国家，以公正廉明改良政治，以精忠勇敢整训军队，以勤俭朴实建立经济，以刚中乾健剿灭“共军”。
1948年12月，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已遭惨败，平津、淮海战役正节节败退，蒋介石的统治处于土崩瓦解的绝境。此时白崇禧为逼蒋下台，由李宗仁取而代之，便通电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湖北省参议会通电响应，并派李书城来长沙活动。我亦以省和平促进会名义，派黄士衡、王原一往武汉向白崇禧表示拥护，并由省参议会通电蒋介石呼吁和平。1949年元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但实权仍控制在蒋的手中。
此时的形势对湖南和平起义非常有利。蒋介石对湖南已无法直接控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搞的是假和平，真备战，但实力有限，还要同湖南搞联合，对我们尚不敢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后，于1949年1月23日，电令在金省停止征兵一个月，事后遭到黄杰、刘嘉树、杨继荣等人的反对。我答复过春节后再复征，实际上以后再没提起此事。原计划1949年要在湖南征兵25万人，明令停征后，湖南人民拍手称快。接着，我又将蒋介石的亲信，贪污巨额粮款的省田粮处长黄德安撤职，由蒋固继任，我还授意蒋对南京政府派给湖南的军粮任务，能拖就拖，多方搪塞，结果十分之八九的粮食没有上缴，相对地减轻了湖南人民的负担。以后，我还授意扣留中央银行在湖南银行存放的金银款项，抵制发行金圆券等。此外，我还责成萧作霖、邓介松等释放了王东原任期内关押的政治犯，据说有上百人。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但更多的是被诬陷的“嫌疑犯”。
由于我采取了上述措施，党政军大权基本掌握在反战主和派的手中，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人心较为安定，局势亦较稳定，湖南和平运动的局面基本形成。
我回湖南主政后，唐生智托席楚霖向我表示欢迎，并表示：为救湘难，愿与我成为一个人。随后他又写信给省府秘书长邓介松，力陈治湘三大方针：人民能安定生活；兵足用而质好不扰民；财政公开而行政尚简。1948年初冬，我派李觉、荆嗣佑去东安，请唐生智来长共商实现湖南局部和平大计。他表示尽快把湘桂边境一切地方武装力量联系好之后，即来省城面谈。1948年11月14日，唐生智来长，恰当时我已赴南京，未能面谈。他在长沙作短时停留后便经上海赴南京，促蒋介石弃战主和未果，同年底回到东安，继续从事和平起义活动。
省府顾问方叔章，与我私交很深。我回湘前，他力主我看清时局，回湘后应另有所谋。他任省府顾问后，家住岳麓山桃子湖，与老资格共产党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教授的李达有联系。中共的方针、政策有许多是通过方叔章来影响我的。一次方对我说：“如共军来了你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跑吧，去美国你没有钱，去香港你也住不了多久，到台湾蒋介石不会要你，怎么办呢？”我思虑良久说：“我总不能向共产党投降呀！”方说：“胜者为王败者寇。日本的天皇不是投降了吗？当然，你还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最后我说：“打不能，跑不行，只有和”。我遂决心在湖南起义。
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43名战犯中，我被列为第26名。我当时很震惊，揣测一是促我起义，一是李先念他们对我有误解。说我是战犯也不冤枉，是战犯我也敢起义。但当时心里还是不够踏实。
1949年1月19日，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毛主席“争取湖南和平起义”的指示，在方叔章家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决心争取实现湖南和平，影响并促使我起义。我当时是心领神会的，经我同意，方权章、程星龄等电我长子程博洪速回长沙。博洪回到我身边后，对我决心起义又是一个促进。究竟如何实现湖南起义，情况复杂，斗争激烈，我决心直接与毛泽东取得联系。与此同时，我指定程星龄代表我同中共湖南省工委保持联络，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先后采取了释放政治犯、停止征兵、减少征粮等措施，撤换了坚持反共的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的职务。
1949年初，醴陵人刘斐辞去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职务回到长沙。他积极赞成湖南和平起义。经他劝说白崇禧同意，陈明仁于1949年2月18日由武汉率部移师湖南。陈亦久有起义之心，故我们遂共谋湖南义举大业，并密定陈在公开场合仍以反共面貌唱花脸，暗中却密切配合，致力于湖南和平起义的各项工作。陈明仁假戏真做，终于使桂系为其所迷惑。
1949年2月底，我派席楚霖至东安请唐生智来长。3月中旬席回长说：唐暂不去南京参加何应钦的内阁，因联系湘东南地方武装共谋和平而不能赴长。4月15目，我派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携我亲笔信邀唐赴长未果。4月25日，陈云章等以省会各群众团体名义赴东安邀唐赴省。唐遂于28日抵长，我同陈明仁、唐星等到车站欢迎。随后我们在实现湖南局部和平的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同年3月初，我与陈明仁商定：主要是抓住军队，稳住阵脚，并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发展我们的力量。3月底，白崇禧偕第十三兵团司令张轸到长沙，逼我离开长沙去广州就任李宗仁政府的考试院长，由唐星从中斡旋才作罢。但是，白崇禧却逼我撤掉了省府秘书长邓介松，改由其亲信杨继荪继任。4月底，又逼我撤长沙警备司令萧作霖之职，改由陈明仁继任。邓、萧按我意先后离长，以防蒋介石、白崇禧暗害。
4月间，方叔章告诉我李达将赴北平会见毛泽东。我即邀李密谈，请其向毛主席汇报湖南准备和平起义的方案、步骤和存在的问题。5月14日李抵北平，18日在香山会见了毛主席。毛主席获悉湖南情况后非常高兴，随即派入送信给我。限于当时条件，毛主席的信我于7月中旬才收到，倍受鼓舞。
4月21日，因代总统李宗仁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形势有利于湖南和平起义。我通过程星龄与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反组负责人余志宏约见。余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意见要我写一份起义备忘录呈毛主席。我在备忘录中阐明了以下几点：“潜从事革命凡40余年，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去年返湘主政，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反战主和；决定根据贵党公布之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求湖南局部和平；具体事宜望双方指派代表成立军事小组，详细商谈，密切配合行动”。此备忘录即由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人送呈毛主席。
5月2日，湖南省参议会召开扩大会议。唐生智应邀到会致词，号召团结一致，共谋和平。湖南省参议会决定将4月成立的“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改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推唐生智为主任委员，仇鳌、陈渠珍为副主任委员。该委员会要求各市、县亦建立相应机构，主要任务是编组地方武装，开展自救自保活动。5月3日，我与陈明仁、唐生智等商定“安定湖南、团结挽救危局”的意见，并增加唐伯球、周震鳞、刘公武等知名人士参与湘省和平自救活动。5月4日，贺耀祖、宋希濂抵长，我与唐生智等与贺、宋就湖南和平自救问题作过磋商。
5月初开始，湖南省和平自救活动逐步开展。湖南在乡军官会和其他各人民团体，纷纷拥护团结自救的主张。唐生智还致电全省各地方武装力量的朋友、旧部，号召团结自救，避免互相冲突，听候省自救委员会的安排；他还致电各县、市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自救机构安定社会秩序，维持生产，厉行节约，切勿向贫苦老百姓摊派款物，共渡难关。这些措施对推动全省和平自救活动起到了一定作用。
5月6日，白崇禧及其20余万部队从武汉撤退至长沙等地后，全省的和平自救活动跌入了低潮。白对我和唐生智等进行压制。他公开说：“唐生智搞的自救运动，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张目，作共产党的应声虫”，并企图胁迫我和唐生智去广州，在这种形势下，唐生智被迫于5月底偕旧属经邵阳返东安，从事地方武装的策反工作。
5月间，我通过黄雍与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建立的地下电台取得联系。周一方面将湖南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一方面又将毛主席的指示电文告我，使我心中有数，与此同时，我派唐鸿烈去香港寻找中共关系。他与中共香港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乔冠华联系后，乔将我准备起义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于1949年6月2日、7月2日，两次电示香港有关人员：“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对反美、反蒋、反桂极为重要。如有可能，应与程、李建立电台联系”。我获悉后，顾虑进一步解除，起义步骤进一步加快。
6月，李觉从香港来电，催我派人赴香港与章士钊直接联系，随后李觉从香港回到长沙。我即派程星龄、刘岳厚赴港，一方面请刘斐回湘任省主席，以摆脱我在长受白崇禧逼迫的困境。程星龄等在香港会见了章士钊。章很关心湖南和平起义事宜，并亲笔写信由程星龄带交我。章在信中赞扬毛泽东是杰出的领袖，对我在湖南起义，期望甚殷。信中还提到陈明仁在四平街的问题，说毛主席不予追究，并用了划船作为比喻，我即转告了陈明仁。陈很激动，并决心同我合作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7月4日，黄雍将周竹安收到的毛主席来电告我：“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我与陈明仁阅电文后，即派刘纯正去汉口，又经程星龄与中共地下党余志宏商议派人同往。7月10日刘纯正一行三人启程。我嘱刘等促解放军将部队开进湖南，把担子交给他们。刘等几经周折于15日抵汉。第四野战军有关领导萧劲光、王首道、金明、袁任远等得悉湖南情况后，即挥师湖南。刘等亦随其抵湖南平江，于25日回到长沙。此时我已至邵阳。陈明仁据刘等的汇报，通过电话与我联系，商定派人即与四野首长联系。
刘纯正等启程赴汉后，我于7月11日收到毛主席写给我的亲笔信。信由李明灏带至汉口，然后由刘梦夕、陈大寰送到我的住所。信的大意是：托鹤鸣（即李达）转达之意和备忘录获悉。为了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湖南问题能和平解决是很好的，并将对大西南的解决产生影响。至于如何行动，请你自行相机处理。有关细节我们已告林彪将军，请就近密切联系。湖南问题，一切仰仗主持，请不必有任何顾虑。7月14日，我对刘梦夕、陈大衰说：“请转告四野首长，我已决心起义”。7月18日，黄雍又将周竹安收到的中共中央指示告我：我与陈明仁宣布起义后，起义部队可暂用“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番号，解放军将从正面占领岳阳、湘阴，侧面进驻平江、浏阳、醴陵，暂不占长沙，以利和平谈判。
在解放军按计划进入湖南之际，白崇禧决定退守衡阳，陈明仁留守长沙，逼我去湘西。我利用白的“调虎离山”之计，于7月21日携有关人员赴邵阳，并派李觉去东安请唐生智来邵阳商议起义大计。唐因组织湘桂边区的地方武装举义，不便赴邵。他告李觉转我：“极力赞成通电起义，如要在电文上签字，即由李觉代签”。
早在1949年6月，白崇禧就在一次省府扩大会议上说：“近来有少数负责人对共党作战决心不强，意志薄弱，甚至走向投降道路。因此，致使一些军政人员叛变投敌，或是言论行动为共党张目，摇尾乞怜，图谋局部和平。这是自取灭亡”。在这种形势下，我由唐星出面荐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白崇禧还逼我交出军队。他除吃掉了我三一四师外，并将我的其他部队整编。整编后的第一兵团辖第十四军，成刚任军长，下有第一师（师长张用斌），第六十二师（师长夏日长），第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辖第七十一军，军长彭锷，下有第八十七师（师长杨文榜），八十八师（师长刘勋浩），第二三二师（师长康朴）；辖第一百军，军长杜鼎，下有第十九师（师长卫轶青），第一九七师（师长曾京），第三0七师（师长张诚文）。我原属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被解职。这使我的处境更艰难，同时受到大批特务的监视，甚至我与陈明仁的接触都受到影响。白崇禧还下令镇压湖南人民群众的反战求和运动。6月中旬又派特务暗杀了克强学院学生会主席高继青。我极为愤慨，表示要缉拿凶手，并派我的警卫组人员朱明章前往吊唁慰问家属。
我在被逼赴邵阳前，白崇禧妄图在长沙搞空室清野，依靠陈明仁死守长沙，使之成为第二个四平街。7月14日，广州国民政府派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来长，欲我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我托故坚辞。白崇禧恼怒地说：“程颂公真是老糊涂了！不到广州当考试院长，即要呆在长沙挨枪炮”。我赴邵前，与陈明仁研究了起义的具体实施方案，一方面由其在长沙统一指挥党政军事宜，一方面全权处理与中共方面的联络。他表示一定尽力使湖南和平起义成功。
我在赴邵之后，时间虽只9天，但主要精力则在掌握部队方面。白崇禧虽然从组织上整编了我的部队，但我旧部与亲信，他难以从思想上将其整编过去。我在邵阳先后召见了汤季楠、夏日长以及湘省保安司令部一、二、三师何元恺、周笃恭、张际泰等师长，邵阳警备司令魏镇，省保安副司令彭杰如、李觉，长沙绥署副参谋长谢慕庄等，要求他们掌握好部队，控制好湘乡、湘潭至长沙一线。我还和邓介松、唐伯球、程星龄、刘伯谦等起草起义文稿。
程星龄先期返长，奉命与李君九于7月27日赴平江。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员欧阳方亦同行。他们三人在平江会见了四野和谈代表金明、袁任远、李明灏，转达了我和陈明仁的意见。李明灏遂于7月29日与程星龄、李君九同到长沙。我亦于同日从邵阳返长。返长后，我先住水陆洲长沙音乐专科学校，当晚即与李明灏见面。为安全起见，我于第二天迁南门外胞侄程炯家，复又移扫把塘李觉胞姐家，与方叔章、邓介松、刘伯谦、程星龄等继续审定有关通电起义文稿。
7月30日，白崇禧电告陈明仁，说我已潜回长沙，图谋不轨，着即解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使我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陈明仁告我后，我感到局势严峻。接着，广州国民政府准我辞去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陈明仁接替。撤销长沙绥靖公署，成立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陈明仁兼总司令。陈初不愿就任，我劝他以大局为重，以起义需要而就任谋事，他始应之。8月1日上午，蒋介石派黄杰、邓文仪飞来长沙，并带来蒋的亲笔信，嘱陈大义灭亲，将我明正典刑。陈将信给我看后，我十分愤慨，随即与陈研究了起义前部队的布防问题。是日夜，我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揭露蒋介石和桂系的罪恶，呼吁西南、西北各省军政长官以及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等幡然悔悟，站到人民方面来。此电亦发给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通电起义建立新政
8月3日，我又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武汉林彪司令员、邓子恢政委等去电表示：“潜等即将宣布起义。为安定军心，拟暂设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国民党第一兵团暂改称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临时军政委员会不设机关，亦无职权可行使，仅湖南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由该委员会推定。潜与子良（即陈明仁）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上述权宜设置对安定湘境军政干部心情，并进图争西南各省举义，均有裨益，并盼复电”。当时下午8时，我要省府新闻处长刘伯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我8月1日呼吁和平的通电：“潜参加革命已历45年，深知革命目的在求人民解放。蒋介石当国20余年，弃孙总理遗教而大权独揽，专一己私利而贪黩成风。人民处于长期压迫之下，国家民族正处危亡之中。中共应民众之要求，起而力抗日寇，救亡图存。日寇投降之后，蒋犹不知自为检讨，复凭武力，并借外援，发起内战。彼数百万之师，一旦崩溃，苟非见弃于民，何致败亡如此之速。李德邻（即李宗仁）先生代总国政，起而倡导和平，终而拒绝签字，尚欲困守一隅，残民以逞。潜望当道仁贤，共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继续和谈。方今粤、桂、川、康、滇、黔、甘、宁、青、新各省人民，求安厌乱，务望一致奋呼，消此浩劫，慎勿再自绝于和亲康乐之途”。这一通电不仅在长沙引起震动，而且在国内亦产生影响。
8月4日，我与陈明仁领衔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和平起义。在通电上签字的有唐星等35人。与此同时，我还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告全体将士书》，号召拥护和平，参加解放大业。要求各安生业，各守岗位，切勿自相惊扰。全省军民一致反蒋驱桂，把湖南的和平运动引向西南、西北，以便缩短战争时间，迅速实现全国解放。
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等闻我与陈明仁起义后，恼羞成怒，连续派飞机至长沙、湘潭、邵阳等地狂轰滥炸，无数官兵深受其害，省府办公楼以及我和陈明仁的住所均遭轰炸，几乎丧生。8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我的党籍，广州政府宣布对我通缉查办。同日，我收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来电：“为对抗广州伪府，维持湖南秩序，稳定军心，便利谈判并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我与陈明仁接电后，深受鼓舞。
同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和各社会团体、各民主党派，亦纷纷通电拥护我等起义，表示团结一致，共效新政。唐生智等104位知名人士于5日通电中，历数蒋介石的种种罪行以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的倒行逆施，认为我等起义乃顺天应人之举，利国利民之行。湘人自应精诚团结，为西南各省解放作后援，自救救人，愿共努力。
同日晚8时至10时，我们组织广大市民迎解放军一三八师入城。一时红旗飘扬，锣鼓声喧，爆竹齐鸣，人欢马叫，谱写了长沙历史的新篇章。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亦于当日成立，推定陈明仁任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8月6日，林彪、罗荣恒、邓子恢来电，除对我与陈明仁毅然率部举义予以鼓励外，并传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前述电文精神。同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由平江到达长沙。7日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湖南临时省政府联合宴请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
8月8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金明（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与湖南和谈代表团唐星（首席代表）、唐生明、彭杰如、王劲修、刘公武举行谈判。经协商拟成协议共9条。主要内容是：将起义的正规部队和湖南地方部队编成一个兵团，番号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集中到醴陵、浏阳一带整训，以后再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确认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由陈明仁兼，袁任远任副主席；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改称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我任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委员为陈明仁、金明、袁任远、唐天际、周里、仇鳌、唐星、李明灏。
和平起义后，百事待兴。我与陈明仁首先抓紧了稳定起义部队、整编教育等项工作。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和长沙绥署以及湖南保安司令部的大部分军队，均驻防于湘潭、湘乡、邵阳、衡阳一带。我们宣布起义后，他们对长沙的局势不甚了解。加上白崇禧到处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致使第一兵团所属第十四军、七十一军、一百军的部分官兵叛逃。为此，长沙各界迎解联合会筹备会、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和谈代表团以及陈明仁将军，分别于8月7日发表了告全体起义官兵书。我亦于8月10日发表了告全体起义官兵书，以稳定军心，指明前途，振奋革命精神。接着，各部队先后集中于醴陵、浏阳整训。
8月16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来给我与陈明仁以及全体起义将士的电文，肯定了我等起义的功劳与影响，慰勉起义官兵准备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部队正在整训之时获此电示，我等极受鼓舞，起义官兵更受教育。蒋介石、白崇禧等种种谣言亦不攻自破。
按照上述协议，1949年8月29日正式成立了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我仍担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并聘请邓介松、邓飞黄、程星龄、陈浴新、曹伯闻、萧作霖、方叔章、宋仁楚、苏本善9人为顾问。
自1949年8月29日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至1950年10月15日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历时一年有余。在此期间，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先后举行7次重要会议。研究部署全省工作，对全省的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支援解放军解放全省各县和进军华南、西南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我一同起义的部队，除陈明仁所属第一兵团三个军中的十三个团外，我所属的部队有：湖南省保安司令部直属水上警察总队、工兵大队、突击大队，所辖第一师三个团（师长何元恺），第二师三个团（师长周笃恭），第三师三个团（师长张际泰），第四师第十二团；湖南省暂编纵队司令部补充团、第六十二支队；第十六、九十四、九十六后方医院官兵等，此外还有宪兵第十团。在湖南实际参加起义的部队共约77000余人。
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与中共湖南省委共同研究，报经上级批准，还先后成立了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湖南军区等机构，开展了各项接管事宜，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进行剿匪和开辟新区，收编国民党地方武装、支援前线等项工作。这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建设新湖南以及加速解放西南、西北各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奉召晋京共商国事
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我于1949年8月31日偕李明灏、程星龄、方叔章、朱明章、杨敏先等离长经平江、通城，于9月2日抵汉口，受到了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邓子恢等的热情欢迎。在汉期间，我书面回答了新闻界的提问，指出湖南和平起义的因素是：湖南人民强烈的厌战情绪；解放军的进军顺利和神速；我回湘主政后反战主和、反蒋反桂的指导思想；中共方面的领导与合作。我还回答了此次晋京的任务和今后的奋斗目标等问题。
9月4日，我们离汉于7日晚10时抵北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聂荣臻、王维舟、罗瑞卿、黄克诚等百余人，到车站欢迎我们。对此，我一时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我由李明灏将军陪同，乘车随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到中南海毛主席住所。毛主席举行晚宴为我洗尘，随后下榻北京饭店。翌日，我仍由李陪同拜访了毛主席，共叙建国大计，9月10日，陈明仁将军及其一行抵北平。
9月12日，朱德总司令设宴欢迎我和陈明仁将军。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李明灏等将军作陪。朱总司令举杯说：“敬程老将军一杯酒”。我深表感激地说：“谢谢朱总司令的深情厚意！”席间，大家都为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从此将兴旺发达而感到无比高兴。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主席莅临北京饭店看我。随同前来的有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将军。我们重叙往事，谈起义的曲折过程以及湖南的情况，谈国家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今后的经济建设等等。中午，我们在该饭店共进午餐。随后，毛主席邀请我和刘伯承、陈毅、粟裕、罗瑞卿、张元济、陈明仁、李明灏、李明扬等共游天坛。我和陈明仁的随行人员亦被邀同游。
9月21日，我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还特意宴请了出席会议的起义将领，我和陈明仁将军等26人出席。席间，毛主席几次举杯为起义将领祝酒，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这次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我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0月1日下午3时，我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26日，我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项活动、完成了共商国是的任务之后，启程返湘。当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为我送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作陪。我和随行人员程星龄、方叔章、晏勋甫、萧作霖、杨敏先、朱明章等参加。席上有一份四川泡菜，周恩来特意介绍是朱总司令亲手做的，大家争先品尝。宴后，毛主席、朱总司令送我至门外，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等亲送至车站。11月2日我回到长沙。从此，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为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湖南而奋斗，并在中南地区的各项工作中出谋献策，以尽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