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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白崇禧巧周旋
唐星

  (一)

  1947年,我在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回到湖南。19487月,程潜回湖南主持军政,我认为在湖南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当时湖南的人心,虽绝大多数已有反蒋迎共的倾向,但反动势力仍然较大,而且听说程潜准备带回湖南的一批黄埔生,多是蒋介石的亲信,我估计程潜还会演一出拥蒋反共的“压台戏”。不过,这是暂时的。

  程潜来到湖南以后,黄埔系势力可谓盛极一时。所有在湖南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部队以及各式各样比较重要的军警机关,几乎都为他们所掌握。在长沙当权而活动又最力的有黄杰、李默庵、刘嘉树、李树森、蒋伏生、刘进、王劲修、萧作霖、杨继荣等。黄杰除经常在长沙活动外,还设有一个编练区司令部于衡阳。李默庵除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又兼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驻在常德。这些黄埔学生当中,有拥蒋反共的,也有反战主和的。萧作霖本是复兴社的,却常有浓厚的左倾色彩,还有黄埔一期生黄雍,则是反蒋拥共最力的一个,我与他也取得过联系。我觉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大约在1948年的八九月间,白崇禧来信邀我去武汉。我到武汉后,白对我说:“我想请你用总参议的名义帮帮我的忙。暂留这里一个时候”。他问:“颂公(指程潜)在湖南搞得怎么样?”我说:“你还不明白吗?颂公一去湖南,就被那些‘天子门生’包围,有的要官,有的要钱,有的要兵,都拿着他这块家长招牌做幌子,发号施令,霸道横行,闹得湖南全省鸡飞狗叫,此外还有什么?”白笑一笑,又问:“你是他的老军师,为什么不找你帮忙,反要信赖这帮家伙呢?”我说:“他现在需要的不仅要帮他的忙,还希望能帮老蒋的忙,才算角色。所以他物色的即是老蒋的高足,也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白说:“湖南有三千多万人,何愁没有世界!若与广西联合起来就有四五千万,还可以算一个大国,为什么不能自力更生,还要依靠老蒋这个死老虎呢?”

  我和白的关系由来已久,在反蒋的战线上,共过患难。在抗日战争前,帮助解决过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重大矛盾,抗战时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也是白极力拉我去的。在经济困难时,他还周济过我。他和刘斐的关系很深,知道我和刘是老朋友,所以他对我深信不疑。

  (二)

  1948年冬,程潜调我回湖南,这正符合白崇禧的愿望,他极力怂恿并相约密切取得联系。我到长沙去见程潜,程表示非常欣慰,要我先和各方面碰碰头,了解情况,以便以绥署副主任的名义,帮他张罗一切。

  我首先找着程星龄,因为他是我的旧相识。程星龄首先介绍我和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见面,说邓与绥署刘嘉树等意见颇深,并希望我来为他们调处。邓介松我也认识,但没有来往过,见面时他给我介绍了一点情况,他感觉事情很不好办。程星龄对萧作霖和张严佛两人,作了一番特别的介绍,因为萧作霖曾是蒋介石的“复兴社”(即“蓝衣社”)的主要角色之一,而张严佛曾是特务头子戴笠的书记长。程星龄说,他们两人完全可靠,愿意跟程潜走一条路线,说程潜对他们也很信任。但我在当时总有点不放心。

  在回长沙后不久,驻长沙的宪兵十团团长姜和瀛(黄埔四期生)和俞济时的一个补充团团长刘鸣球(黄埔七期生),都因同我个人的历史关系,愿意跟着我们走。有了这些实力,不仅个人足以自卫,就是程潜和省府人员也安全多了。

  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后,湖南就有人起而呼吁和平。到一月中旬,毛主席提出和谈八项条件,同月下旬蒋介石宣告退位以后,和平空气更浓厚起来了。加上程潜于二月以前,采纳了萧作霖和邓介松的建议,不顾黄杰、李默庵、蒋伏生等的反对,先后停止了征兵、征粮,博得了湖南人民的好感,从而因势利导,进行了广泛的和平运动。到二月下旬,李宗仁为了宣传他所谓和平解决国共争端的主张路过长沙时,湖南的和平运动已形成了高潮。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方面坚持毛主席在一月所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那些反动的死硬派又对和平运动持反对的态度,尤其是白崇禧,认为他们的理想中所谓的平等地位谈判已没有什么希望,就更进一步扩军备战,并想直接控制湖南,把和平运动压制下去。三月底的某一天,白崇禧突然偕同张轸随带卫士20余人,来到我的住所。白对我说:“我特来和你商量一件事情。现在的局势,你大概是很清楚的,一旦国共和谈不成,势必又要大打一场,到那时恐怕这里就会首当其冲。当主席的,说不定还要爬山越岭。颂公到了这么大的年纪,这种罪是受不了的。李代总统为了照顾元老,特请他去当考试院长,我想这对颂公是非常恰当的。”我说:“从颁公个人来说,这个考试院长的确是再好没有了。不过,依我的看法,现在为时还早了一点”。白问:“怎么说早了呢?”我说:“现在湖南的局面,非常复杂,随时都可以发生大混乱。特别是这些黄埔系的将领,各有各的野心,都以当家人自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约束他们,只有颂公这块家长牌子,还能勉强维持门面。若换一个人,湖南全省马上就会搞得四分五裂,不可收拾。而你远在武汉,也鞭长莫及,徒然给你增加一个沉重的负担。又若颂公在这里,我还可以给他帮两手,并且按照你的意图,起点桥梁作用。颂公一走,我就无所施其技了,只好仍然跟你回汉口去”。白沉思了半晌才说:“颂公暂时不离开也可以。但现在国共和谈希望甚微,这里还在搞什么和平运动,这完全是一种单相思,使自己上当。请你劝告颂公,要特别留心他的左右,不要被人家出卖了还不晓得呵。听说萧作霖和邓介松两人极靠不住,这些什么运动,也多是他们搞的,最好要颂公让他们走开。”我说:“对萧、邓两人,我还不深知,自当留心察看。若果仍然靠不住,光对付这两个人,还不成什么问题。只有这些掌有实权的黄埔学生,常常帮颂公的倒忙,我却没有多少好办法,因为颂公信任他们。回头去见颂公的时候,请健公和他说一说,要他多听我的,少听别人的,这样我才好把你的意图贯彻下去,以期做到湘、桂打成一片。”白表示同意,并邀我同去省府见程潜。他在程面前果然大吹特吹,劝他要完全相信我。

  (三)

  为了稳定湖南,我乃去见程潜,把当前形势给他作了一番大略的分析之后,就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一)、现在国共和谈,已没有成功的希望,一旦公开决裂,共军必然大举南下,而白崇禧想控制湖南之心,也必然更切。此时,你老对外虽然可暂时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对内就必须表示坚定的立场。否则这些愿意追随您的人,也随之徘徊歧路,无所适从,终至一哄而散,您又将何以自处?

  (二)、为了安定长沙,必须有相当的基本力量。曾听为章(即刘斐)说,陈子良(即陈明仁)可靠,跟您走没有问题。应速电白崇禧,把他及其所部都调来。如有困难,我可以向白崇禧去说明必须调他的理由。此外,长沙警备司令一职,关系重要,应另选一个可靠而又可以应变的人物。

  (三)、为预备万一起见,不能不预先安排一条安全的退路。从目前的形势看来,当然以从邵阳到芷江这条路最适宜。但须预先在邵阳设一指挥所,作全盘规划,把湖南所有各色各样的部队统一指挥起来,以免临时措手不及,产生混乱现象”。

  程潜采纳我的意见,当即决定设法调陈明仁来湘,由萧作霖兼任长沙警备区司令,邵阳指挥所完全由我负责。

  (四)

  1949420,国共和谈已正式破裂。当时,白崇禧有一个师在信阳和共军作战,只剩下七八百人要开到长沙来补充,引起了程潜及其左右人土的恐慌。李默庵、萧作霖等打算利用和平促进会,发动一个十万人的和平大示威运动来吓唬白崇禧。程潜的顾虑很多,于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召集我和李默庵、萧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唐伯球等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白崇禧的策略。所有到会的人都主张以武力拒白,其中尤以萧作霖、邓介松主张最力。程潜虽对白崇禧气愤不过,但自知力不能敌,想以一走了事。经大家一致劝阻,程星龄又说中共地下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配合行动,程始决定以武力与白崇禧周旋,并作了部署。我在夜深散会出来以后,又单独复返见程,向其陈说利害,并力言:“这些人都可作侥幸于万一的打算,而您则断然不能,所以决不能这样干,应赶快予以制止。”程听了这些话,果然认为很对,即问我:“应怎样办?”我说:“邓介松、程星龄、唐伯球均没有关系,一时不能有所作为。李默庵顾虑多,不敢孟浪行事,也可以缓一步再说明。只有萧作霖恐怕是一个大冒失鬼,如不马上制止,就会闯出祸来。”程听罢,就立即打电话找萧作霖。其时,萧正在积极部署,所派爆炸汨罗桥的部队只待拂晓就出发,再迟就来不及制止了。

  解放军渡江以后,白崇禧的动向如何,是湖南最注意的问题。

  于是程潜复派我一人赴汉晤白。此次,白的态度没有以前那么客气,一见面就很愤慨地说:“程颂公在湖南是怎么搞的?共产党破坏和谈,快要打到这里来了,还让人在那里大唱和平,究竟是什么用意?要是这样,我看他恐怕有下不了台的日子。”我也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对白说:“和平调子原是李代总统就从两广、湖南一路唱起来的。他们跟着唱,就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反对,对李宗仁总统的拥护,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颂公特为了此事要我向你请示。请你考虑看怎样办好?”白说:“不过,现在共军已打过江来,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邓介松、萧作霖和程星龄三人无论如何都要走开,否则一定会出乱子的!”我说:“这几个人如果真有共产党嫌疑,那就不能再留在长沙,我回去建议颂公马上要他们走开。”

  我离武汉时,白崇禧告诉我,他正准备派两个师乘火车到江西布防,以免腹背受敌。我趁便就请他把陈明仁的全部军队调到长沙,指挥权不变,让陈替他安定后方。白说:“这马上就可以实行,我就要子良去好了。”

  次日,我回长沙向程潜作了汇报,程稍安心。过不到一两天,我照例去省府看看。只见程潜和李默庵、程星龄、张严佛,还有其他数人,正在开秘密会议。程潜见我就说:“你来得好,我们已经决定今晚过江到岳麓山,你也可以同我们去。”我问:“这是为什么?”程说:“听说白崇禧已经开了一个师,由武汉乘车来了。”我说:“原来为这呀!据我所知,开来的是两个师,并不止一个师,是用火车运到江西去布防的。”随又把前日在汉口时白崇禧对我说的话述了一遍。程潜和其他人听了似松了一口气。

  此次风波刚一平静不到两三天,又发生一次相类似的风波。那天晚上十时以后。我一到程潜的房间,只见他又同那一班人在开什么秘密会议。大家一见我,就像吓了一跳。半晌,程才要张严佛对我说:“唐先生,现在老蒋又派了好几百名特务来到长沙。是专门来对付颂公和你们这些人的。所以颂公和我们这些人,今晚必须离开这里。”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对程潜说:“因为你老坐镇在此,我们才好对白崇禧做文章。若你老一走,就没有文章可做了。以后请你老不要轻信这些无稽之谈。有问题,务必找我来研究一下。”程也表示同意。

  (五)

  当人民解放军快要直捣武汉时,白崇禧就将他的部队逐渐向湖南方面后撤。194956,白退驻长沙。他一到长沙就邀我同去省府看程潜。白的总部给了我一枚特别出入证,我完全可以自由出入。第二天,我去看他的动静时,白就表示,湖南省主席必须换人,仍要我劝程潜到广东去当考试院长。我晓得他既已来到湖南,必然想统治一切,有程潜在,他不能不顾金点面子,要想发号施令,就难免束手束脚,不能随心所欲,所以程潜已成了他的眼中钉。再要阻挠他换人,不但不可能,反会引起他的怀疑。因此我只好表示赞成他的主张,问他打算要谁来任主席?白说:“最好是你来干,比较人地相宜,可以驾轻就熟。”我说:“你知道我是妙手空空,又不会做官。我看为章(即刘斐)不但和你的关系,就是和广西军政界的关系都深,他又有大才,足以应付这个局面,不如找他来当这个主席。”

  我之所以推荐刘斐,本来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我料刘斐决不会到这里来当白的工具的。我把白的意图和我的对策,详细报告了程潜,请他安心之后,就找程星龄、刘岳厚去香港。我请他们把我的意图告知刘斐,并希望他们借故在香港多耽搁几天,不必急于回湘。

  大约过了两周左右,他二人才由香港回来。我把刘斐不愿来湘的意思,代向白崇禧回报后,白说:“为章既不肯来,必须另找一人才好。目前要找一个当家的人,非湘籍不行;没有实力更不行。而实力又都在黄埔学生手里,也没有办法,只好在他们当中物色一个。”我说:“据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陈明仁比较适宜。”白说:“陈明仁是可以的,不知颂公会不会愿意?”我说:“你要能给颂公找个替手,他是早巳求之不得的了。”

  我所掌握的姜和瀛、刘鸣球两团这时与地下党已有较密切的联系,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政治形势和准备起义,搞得很起劲。不料宪兵团有一个极反动的二营营副赵冠湘因犯了错误被撤职,跑到白崇禧的总部去告密,说该团所有官佐都加入了共产党,并列举该团官佐与中共地下党员在开会时各人的座位和所讲的话等等事实。自得报后大怒,随即下令把宪兵团的所有官佐都拘押在他的总部。团长姜和瀛因事到新化县去了,闻白崇禧曾令陈明仁在路上把他枪毙。

  这件极严重的事情,我只好去找陈明仁说:“这关系到我们的整个事业,好歹都在你身上,非由你来处理不可。”陈说:“人关在他那里,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可以去请白崇禧把此案交你办,因为这也是你份内的事情。”陈不做声,似巳心照。

  过了几天,我和陈明仁在唐生明家碰头,他很高兴地对我说:“你托我的那桩事情,已经解决了。白崇禧把案交下,我就亲自坐堂审讯。我故意提出一些不好答辩的问题,要那个告密的营副马上说出个所以然来。只要他有一点支吾不清,我就装腔作势,拍桌打椅,吓得他战战兢兢,连话也说不出来。我就当场要书记一条条地把它记下来。随即拿出面报白崇禧,说所控的完全是诬告,没有一条真的。白看了,马上就要我把那个营副枪决。”我问:“你枪决了没有?”陈说:“真的枪决他,就太冤枉他了。我暂且把他关起来,等白崇禧走了之后,再放他出去。”这次事件的处理,证实了陈明仁的态度也鲜明了。

  (六)

  白崇禧到长沙后,施加一些压力使程颂公的处境困难,颂公于是想去香港。恰好动身的时候,又碰着我去了。我见了就问他打算干什么,程只说他打算到香港去。当时我对程说:“您忽然又想去香港,对我不打紧,怎么对得起跟你走的军政人员,怎么对得起湖南三千万老百姓呢?现在没有别的大困难,就只是如何对付白崇禧的问题。我已经和您说过多次,只要不搞乱我的章法,我保证把他好好应付过去。若您这一走,就什么都完了。”程潜看我这样,也好像很难为情,只好不走罢了。

  过了两天,他又主动地对我说:“我在这里,感觉实在难熬,让我到香港去算了罢!”我说:“您到香港,又打算怎样呢?”程说:“现在还没有什么打算。”我说:“您决心要走,我也无法。不过您说没有打算,就怕不行。到了香港之后,如果又有人劝您到台湾去,您能不去吗?您在湖南这几个月的态度,台湾方面老早就洞悉无遗了。蒋介石对陈公侠尚且不容,还能容您吗?如果不到台湾去,只住在香港,那就更麻烦了。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香港活跃得很,能对付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吗?您在这里,充其量也不过有万分之一的危险而已,况且如果在这里遇险,还可流芳百世。”程听罢就下决心说:“好!我听你的话,决计不走了!要有危险,有困难,也随他去吧。”

  (七)

  到了7月,闻人民解放军将向湖南进军。要想和平解放长沙,就非把白崇禧及其部队好好地弄走不可,这是最后一个有关湖南起义成败的关键问题。我考虑了很久,认为除了向白崇禧现身说法外,别无他途。我到白的总部,先找夏威、廖磊等谈,借以探询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和今后的意见。他们把桂系所有能够作战的力量都告诉了我,认为前途无望,都抱悲观。我问他们:“既是这样,为什么还要主战?”他们说:“这完全是老总一个人的主张,我们不敢不服从命令。”我又问:“为什么不提出建议?”他们则说:“谁敢向他提建议?要么只有请你和他谈谈,或者还有效果。”我说:“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话也未必有效。不过此事关系太大,我也不能不尽点力去和他过细地讨论一番。”

  次日,我一早就去见白崇禧。从闲谈开始,渐入正题。白埋怨蒋介石和汤恩伯把最后一点本钱在上海输光,说完全违反了战略原则。白说:“我现在这点东西,成了共军唯一的目标,局势极严重。我正想和你研究一下,怎样应付才妥当?我只有这点东西,不能到处布防,只宜集中使用。我想把主力完全集中于长沙地区,和他们在这里决一雌雄。你看如何?”我说:“若这样部署,那就比汤恩伯在上海决战还不如。因为那里,他们有的是船,见势不佳,还可以从海上跑。长沙乃四面受敌之地,从来就有‘纸裱长沙’之称,敌人可以四面包围,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白说:“如果这里不宜决战,我就只摆一部分,把主力摆到别处也可以。”我说:“你的部队虽不少,但听说能同共军作战的,实际只有两个半军,要和共军决战,就不宜再分散了。你的大后方在广西,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衡阳以南,最好到湘桂交界地区,才可以和共军正式打一仗。长沙可交陈明仁负责,他也不会随便把它丢掉,还可以掩护你的部队集中部署。”白说:“你所说的都有道理,我完全同意。”

  大约在7月中旬,我到白的总部去探听动静。白一见我就说:“你来得很好,我们昨夜已作出决定,打算把总部移驻衡阳。请你向颂公报告一下,准备早点离开此地。”我知道他对湖南的部队特别是程潜老不放心,总想不让他们脱离他的掌握。在此以前,程潜最担心的也是他这一手。今天白下的这一着棋,早在我预料之中,我当即对白说:“陈明仁兵少,没有余力去照顾湘中和湘西这些广大地区。湖南地方保安部队及其他正规军,约在十万以上。这些部队,若拿来维护地方秩序,暂时还可起到作用。若一调动,地方就会大乱起来,连陈明仁也必然站不住脚。至于说要把这十来万七七八八的队伍,都调到广西去的话,不仅广西那个穷苦地方负担不起,只怕连你这些作战部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也会搞得混乱不堪。到了和共军决战时,更不知会出些什么大乱子。这是兵家之忌。”白说:“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不过颂公和这些部队,也不能让他们当俘虏,总得想个妥当的办法才好。”我说:“办法是有的,湘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芷江又有公路直通贵州、云南和四川。到了湖南、广西都顶不住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贵阳去会师,四川、云南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这岂不是一举而数得吗?”白听了就说:“你这个计划好极了,就请你按照这个计划去到湘西负全面的指挥责任,我们马上同到颂公那里建议去吧!”我说:“要我去负责可以,不过,现在驻邵阳的刘膺古和驻芷江的刘嘉树都是跟老蒋走的,又极反对我,不先把他们撤掉,事情就不好顺利进行。男一问题就是颂公不能离开。因为若没有他这块招牌做幌子,单凭我的赤手空拳,是掌握不了的。只要他还挂着绥靖主任的名义,我就可以用副主任兼指挥所的名义去指挥一切。”白认为都可以照办,并要我同程潜准备到芷江去。我又主张:“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到邵阳,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第二步才到芷江去。先请派一名要员去接任邵阳警备司令,然后由我去部署一切,再接颂公去。”白说:“这也可以,你看邵阳警备司令派谁去好?”我因早已把我的腹案和魏镇商妥,就向白推荐魏镇。白以魏在广西任事多年,又是邵阳人,也适合他的旨意,于是就邀我一同到省府,将此计划告诉程潜。程当然表示赞同,立即下令撤去刘膺古、刘嘉树的本兼各职,任命我去设指挥所,负指挥各部的总责,又任命魏镇为邵阳警备司令,并即日前往视事。此时,程潜喜不自胜,等于松了一根紧紧套在脖子上的索子。

  诸事已安排就绪,白又找我和魏镇到他的总部去说:“现在我们是风雨同舟,不团结不行;要团结又非有组织不可。蒋介石把国民党搞臭了,我们特来另组织一个新国民党,仍奉行三民主义,只换一个名称(名称已忘)。”白随即命人拿“党章”来交给我和魏镇各一份,我们当然只好表示同意参加,于是就在白亲自监视下举行了宣誓仪式。

  在白崇禧催促之下,魏镇先行几天,我大约于71718日随带一连宪兵到邵阳。过两三天,程潜也带着警卫大队来到邵阳。

  (八)

  当时,驻在邵阳的以军长成刚为首的反动势力颇大,而程潜的自卫力量过弱。正在准备调集比较可靠部队的时候,陈明仁连电催我即返长沙,理由是解放军快到,非我接头不可。我只好请示程潜秘密赶返长沙。我刚进省政府的办公楼,还来不及同陈明仁讲话,白崇禧突然又从衡阳找我接电话。他问:“你怎么又跑到长沙来了?”我说:“颂公急急忙忙离开长沙,诸事都没有交代好,陈明仁对一切都很生疏,所以要我来帮几天忙,大约三两天就可回邵阳去。”趁他还没有继续讲话的时候,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84,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通电全国,对国民党军政界震动很大。我参加通电起义签名,开始了新生。湖南和平起义以后,我被程、陈两将军指派为与中共和谈的首席代表,共商湖南旧政权的接管与新政权的建立,以及所有起义部队的整训,社会新秩序的建立等事宜。我在湖南和平起义过程中,作了一些工作,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省人民的尊重,十分宽慰。我将在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中,努力工作,尽力服务。

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