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湘接受任务
我是陈明仁的旧部，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彼此关系甚为亲密，不仅是僚属，而且是挚友和同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抱着超然于国共两党斗争之外的幻想，跑到台湾从事教育工作。在那里结识了西南联大毕业的沈绍远等四位青年，他们都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对我谈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消息，使我很受启发，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一位贩报老人。老人把香港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送给我看。通过阅读、座谈，我初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在国共两党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从而否定了我的那种超然自在的幻想。
1949年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形势日趋紧张，台湾也是一片混乱，我很想离开台湾回湖南来。4月中旬，忽接温汰沫、李石静两次急电，促我回湘。我即轻装离台回湘，于4月20日到达长沙。我到长沙的当天，即去复兴银行第一兵团经理处找温汰沫。他为我介绍湖南情况，大意说：颂公（程潜）倾向和平，态度比较鲜明；关于起义的事，我们已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挂上了钩；陈明仁方面，经多次谈话，他也认为大势已去，无法挽救，但又口口声声喊要打到底，其真实态度如何，令人难捉摸，所以我们才请你回来，共同商讨，进一步做子良（即陈明仁）的工作。正谈话间，省工委的代表余志宏来了（估计是温汰沫约来的）。他接过话来，说明争取陈明仁起义对湖南和平解放的重要性，当即交给我一个任务：掌握陈的思想情况，适机对他进行工作。我表示愿意接受任务，但对能否完成任务缺乏信心，因为我没有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不知从何处着手。余说：“我们并不指望你们马到成功。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人的思想转变，很难一下子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必然有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只能慢慢来。关于从何处入手的问题”，他说：“可以根据陈的谈话中暴露无遗的思想，有针对性a地进行谈话”。在这次会见中，余还谈了一些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并送给我几本毛主席的书《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等。
与陈明仁初次谈话
我回到长沙的消息，立刻由温汰沫告诉了陈明仁。陈约定次日晚上与我见面谈话。这时我虽接受了地下党所交的任务，但信心仍然不足。4月21日晚上，我如约前往第一兵团驻城办事处晤陈。他把我引进楼上卧室，将门关上，吩咐卫兵不让任何人上楼。谈话开始，他首先问台湾的情况，我把南京的党政军机关和上海的工商企业撤迁台湾造成的混乱情况讲了一通。他说：“这样看来，台湾也不是安乐土了！我原先还打算把我家眷送到台湾去，请你给予照顾，现在只好作罢了。”陈谈出安置家眷问题，我想正好借这个题目，试探一下他的真实思想，便说：“家眷的安顿，是个问题，又不是问题。说是个问题，目为长江以南已无一块安全地方；说不是问题，我认为可以用‘定居长沙不动’六个字解决。”陈听了我的话，表现有点惊异，要我把刚才说的六个字加以解释，我决计不管效果如何，就此向他摊牌。我说，当前形势的发展，完全不利于战，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和平起义。我在台湾看到一份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有一则颁公答英国记者问的消息，说：“国共和谈破裂，湖南将不受南京的约束。”“颂公有胆有识，令人佩服。他和平主张，深得全省人民拥护。但是颂公的实力不足。争取和捍卫湖南和平的重担，还得由你来承担。全省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我看颂公调你回湖南来，用意也就在此。相信你会顺应大势和民心，和颂公站在一起，为实现湖南和平起义而努力。你如果让家眷定居长沙，对老百姓是一颗定心丸。所以我建议你赶快把家眷接来”。陈听了我这番话，说：“你讲的道理是对的，事实也是如此，即算在湖南打几个胜仗，也于大局无补。不过，此刻在部队中搞和平运动，似乎为时过早，到时机成熟时，一个命令就可以办到。”我说：“步骤、方法可以考虑，要紧的是你作为部队的最高长官，应该有个精神准备。”陈又说：“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和我谈过，我考虑不成熟，不便公开表态。你回来得正好，以后我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陈要我第二天搬到他对面的房间求住，说这样更方便些。
陈明仁的两面手法
4月22日夜晚，陈明仁参加了程潜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和谈破裂了，湖南怎么办？程潜指名要陈明仁首先发言表态。陈对程的突然提问，毫无思想准备，被迫简单讲了几句，他说：“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南京说打我就打，说和我就和。”这几句话，使程大失所望，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程潜派程星龄、张严佛来找我，说：“从昨晚他在会上的发言来看，大成问题。颂公把他看作湖南和平起义的一张王牌，现在这张王牌打不出去了，颂公为此非常焦急。”我说：“不会变得这样快吧，必有别的原因，待我找他问个明白，再告诉你们。”我立刻去找陈明仁，不料他清早就回醴陵去了。我和温汰沫、张严佛三人驱车赶到醴陵。陈一见我们，就很不高兴地说：“颂公真糊涂！昨晚开那个会，事先应该同我商量一下，使我有个思想准备。最恼火的是会议一开始，他就指名要我发言。在座的那么多人，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叫我如何表态？我只好说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那几句话，不料竟蚀怒了颂公。其实这几句话，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对于‘和’与‘打’的界限，我认为还是明确的。蒋介石是要打，但他已经下台，住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表面倡导和平，我说的是听命于南京，不是听命于溪口。我倾向哪一方面，自问并不含糊。请毅夫（张严佛）兄代我向颂公解释一下。”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陈由醴陵回长后，即委任我为第一兵团司令部高参。他还郑重地对我说：“今后我在某些场合，可能还要唱花脸，你听了不要怀疑；别人有议论，也不要为我辩解。”他的这几句话，加深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我将这个情况向余志宏汇报了，余认为仅给我一个高参的空衔不够，应争取一个实职，最好是当人事处长，那样将更有利于起义的工作。我作为自己的意见向陈提出这个要求，陈欣然同意，不久即任命我为高参兼第一处处长（主管人事）。从此我可以自由出入司令部，参加各种会议，取得收集各种情报资料的便利。
这时长沙学生、工人“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的群众运动，在省工委的领导下，正在蓬勃兴起。学联、工会等群众团体准备在“五•一”这一天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群众的行动，对和平起义固然有推动和支持的作用，但又难免不与军警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当时国民党特务大批潜入长沙，对革命群众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很可能发生乱捕乱杀的事，为和平起义增添许多麻烦。我和温汰沫对此甚感忧虑，拟向陈明仁建议，由他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并改组（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安排自己的人，以便控制局势，防止滥捕滥杀。我把这个意见向余志宏谈了，他表示完全赞同。又与有关人士商量，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然后向陈提出。陈开始不肯接受，经我与温力劝，说明不管他接不接受这个兼职，出了事故，他作为驻军长官，还是逃不脱责任的，倒不如自己马上掌握好，他才勉强接受。随即改组军法处，任梁凤为处长。
陈兼任警备司令后，仍采用两面手法，大喊大叫对群众运动将坚决镇压，显得杀气腾腾。警备司令部征得省政府同意，对群众团体提出的在“五•一”举行示威游行的申请，未予批准，只同意在指定场所集会，由军警负责保证安全。省工委也出面做工作，说服各群团体取消游行的计划。人们非常担心的“五一节”得以平平稳稳地度过。
成立三人小组
五月初，陈明仁去武汉参加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一个会议。这时程星龄拿了一份以程潜、陈明仁两人名义发的起义文稿来找我，要我代陈盖章。我以事关重大，我负不起责任，连稿子的内容都没有看一下，就干脆拒绝了，程当时颇为不快。联想到不久以前程潜召开那次会议事先没有同陈明仁商量，突然指名要陈发言，搞得非常尴尬，我认为连续发生这类的事，问题比较严重，长此下去，势必影响程、陈之间的合作。乃向余志宏反映，并和他研究解决办法。研究结果，决定成立一个包括三个方面代表、没有正式命名的三人小组——余志宏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程星龄代表程潜，我代表陈明仁；凡有关起义的比较重要的问题，都先由三人小组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再分别报经程、陈同意后执行。我把成立三人小组的理由和它的组成人员向陈作了汇报，他表示赞成。当我讲出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代表是余志宏时，陈说：“余志宏这个人，有人向我提到过他，他是醴陵东乡人，和我是小同乡，以后有机会，我想见见他。”我说：“我可以把你的意思转告。”
不久，余志宏告诉我，他可以和陈明仁见一次面。于是，约好时间，由我陪他到陈的家里。见面时，他们首先谈了一些家乡的风土人情，接着就转到政治上来了。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谈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湖南的方针政策，党对陈的殷切期望。陈表示赞成和平，愿意尽力而为。
三人小组成立后，正式开会的次数虽然不多，但因为各方面对合作关系都更加重视，联系也加强了，过去那种互不协调的事从此就再没有发生了。
继续消除顾虑
从我进入第一兵团到湖南和平起义这段时间，在陈明仁的僚属中，能经常和他接近，对他施加一些影响的，主要是温汰沫（经理处长）、陈庚（副参谋长）和我三人。我们三人同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导下，结合各自的业务，与陈讨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或者把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作为我们的意见向他提出，供他采择。根据陈的个性，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分别单独向他汇报请示、研究问题。谈话的地点通常都在他的家里，时间则在晚上七点以后。这样做效果较好。
在闲谈中，陈暴露了一些思想顾虑。顾虑之一是怕泄密；其次是怕共产党算旧账；再次是怕载“投降”的帽子和把他的部属当俘虏看待。有了这些顾虑，他的精神负担很重。思想斗争激烈。这些顾虑不消除，对起义的事业无疑是有妨碍的。我掌握了他的这些思想，及时向余志宏作了汇报。针对陈的几个思想顾虑，余一个一个地作了解释。经过他这番指点，我在对陈做工作时，就比较有把握了。
我遇有机会，就同陈谈话。不是一次把所有的问题都谈，而是分次谈的，每次谈个把问题，力求谈透一点，使他能够接受。谈到怕泄密的问题，我说：“提高警惕，防止泄密，当然是必要的。你运用‘兵不厌诈’的战术应付某些场面，并掩护自己也有可取的一面。但是搞政治有时还须旗帜鲜明，才能取信于人。在今天的形势下，李宗仁还敢再扣押颂公吗？陈诚还敢对你下撤职查办令吗？我看他们是不敢的。因此，为了怕泄密而过分谨慎，过多焦虑，是大可不必的；如果因此而对起义产生踌躇、动摇，那就更不好了。”陈听了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并说：“确实是防不胜防啊！”
关于怕算旧账的问题，我说：我本来也是这种顾虑，曾与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谈过。他们回答是：“这是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有几个没有旧账？我们党的政策是向前看，只要你把立脚点转过来，为人民做了好事，就不仅会将旧账一笔勾销，而且将根据立功的大小，给以相应的报偿。我认为共产党为了取信于人，说话是会算数的。老实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想依靠你捞一点本钱，作为过渡到新中国的桥梁哩”。
关于怕戴投降帽子和把起义的官兵作俘虏看待的问题，我着重说明起义与投降的区别：起义是自觉的主动的行动，投降则是战败被迫的结果，两个概念显然不同。现在你和颂公对解放军不是完全不能抵抗，而是不愿意打，主动争取和平，这就是起义，而不是投降，投降的帽子是戴不到我们头上来的。
起义终于实现
7月中旬，李明灏派陈大寰送毛主席的信给程潜，并捎给陈明仁一封信。此信对陈明仁进一步消除顾虑有较大作用。7月21日，程潜被白崇禧胁迫，离长赴邵。行前程写下手条给陈明仁，要他代拆代行（省政府主席）。紧接着，广州国民党就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当天，陈在答记者问时说：“请大家放心，我保证长沙市听不到枪声，甚至听不到炮声。”他这一炮，把人们心头上的阴霾都冲散了。
这时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春华山一带。程、陈两将军要起义的消息已经传开，第一兵团军师长中反对起义的顽固分子蠢蠢欲动，陈感到局势难以控制，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城；又听说李明灏随解放军到了平江，很想邀李先来长沙谈谈，乃派我为代表，和程星龄一道赴平江迎李。我们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欧阳方陪同下，27日由长沙动身，次日才到平江，当即受到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几位首长的接见，接见时李明灏也在座。我们说明来意，要求解放军8月1日进入长沙，并请李先期进城，金明等同意让李先到长沙和程、陈会晤；至于解放军进城，说尚须迟几天。我们陪同李于29日返长。李首先会见了陈明仁然后拜访了程潜。程是当天由邵阳秘密返回长沙的，匿居在水陆洲音乐专门学校。
8月1日，黄杰、邓文仪衔蒋介石之命飞来长沙，企图在最后一刻，阻止陈明仁起义。陈敷衍一番，未为所动。当时有人建议将黄、邓扣留，陈碍于同学关系，没有采纳，还是让他们走了。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5日晚上，解放军开进长沙市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