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六军团在黔东的木黄会师已经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过去，心潮澎湃，瞻望前途，无限光明。在二、六军团会师五十周年前夕，忆及两军会师后留下黔东特委和独立师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战斗历程，更加缅怀为争取革命斗争胜利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衷心敬仰在艰苦的岁月里支援我们的川黔边各族人民。谨以此文向烈士致以深切的悼念，向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红六军团西征入黔
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屡战不利，被迫长征。主力行动之前，派出红六军团先行突围。
红六军团作为长征的先遣队，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由遂川横石出发，踏上了新的征途。按照中央的意图，拟“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由于敌情不断变化，湘敌以重兵围追堵截，未能实现这一意图。后到阳明山打算建立根据地，也不可能。遂渡过湘江占领了广西西延（今资源），拟实施中央规定的第三步计划，向新化、溆浦前进。九月八日，于本田接到中央军委训令，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红六军团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训令要六军团最少在九月二十日以前保持这一区域，力求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旅以下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经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再转向湘西凤凰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络，协同三军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区发展苏维埃及辨击运动，并于凤凰、乾城、永绥地域，背靠贵州，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训令，具体地明确了向贵州发展的方向，六军团按中央的命令继续前进。这时，广西军阀派第二十四师从龙胜向城步方向急进，湘敌和桂敌另一部又分途尾追。在湘、桂两敌行将合击的情况下，我军放弃在城步、武岗、绥宁地域立足的计划，在占领通道县城后，决定抢在黔敌尚未部署就绪之前，由通道向贵州进军。
一九三四年，统治贵州的军阀为王家烈，王任二十五军（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黔军共三十三个团，由于军阀间的矛盾，各自拥兵独霸一方。黔军总指挥犹国材（兵力六个团）割据盘江八属；副军长侯之担（兵力八个团）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第三路司令蒋在珍（兵力四个团）割据正安、沿河各县。表面上他们虽属二十五军，但王家烈不能直接调动这些部队，王能调动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所辖李成章、犹禹九、杜肇华、周芳仁、杨昭焯五个旅，共十五个团。一九三四年五月，红三军进入黔东，除牵制了蒋在珍部外，还有柏辉章部四个团，李成章部两个团，共十个团的兵力。九月，红六军团向贵州进军时，贵州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侯之担部远在黔北，按兵不动；犹国材与王家烈为争夺贵州的统治权曾兵戎相见，此时，犹采取壁上静观的态度。由于六军团大军压境，王家烈不得不抽调周芳仁率部急赴湘黔边，以两个连驻守榕江，八个连驻守黎平一带防堵。可见湘黔边布防之薄弱。据锦屏地方机关的呈报：“共部巳由通道窜入界牌地方，……黎平驻军仍防守距平茶二十里之界牌以及潭溪一带，然兵力太单，省方援军久望不至，危险之极。”城内“各军官眷属纷纷迁避”。这时，所谓的“省方”军队（即王家烈部）六个团已为红三军牵制，王家烈与犹国材虽因红三军入黔而暂息干戈，但其矛盾依然存在，故王家烈其余的部队，重点放在西面，以防范犹国材。当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的“贵州全省剿匪后援会”唯恐红军“赤化川黔”，积极敦促王家烈“出兵截剿”，而王家烈则通电声称：“烈部多在西防，抽调需时，……至感棘手。”这表明，由于军阀的矛盾以及红三军的入黔，王家烈对于红六军团的压境，一时无力顾及。因此，六军团领导决定抢在黔敌尚未部署就绪之前入黔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红六军团尚在湖南城步地区活动时，湘、桂两省军阀为了各自的目的：广西方面，力求把红军送得更远一点，以免威胁桂境；湖南方面，则极力阻止六军团与红三军的会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于是各派代表先后往贵州与王家烈会晤，协商联合“会剿”方案，王家烈也想借助外省兵力，将红军消灭或逐出贵州。三省军阀的合谋计划达成后，湖南派出了七个团，由第十九师师长李觉指挥；广西派出了四个团，由第七军军长廖磊指挥。湘、桂两敌共投入十一个团进入贵州配合黔军“围剿”我六军团。
贵州人民在军阀的统治下，生活十分贫困，他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我们进到剑河的广大地区时，遭到湘、桂敌军的阻击，接着黔敌又包围过来，企图围歼我军，在人民的支持下，我们跳出了敌人的包围，继续前进，寻求与红三军会合。但红三军具体在那里还不知道，也没有一个地形目标可找，我们仍向西走。进到乌江南岸时，又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说“桂敌现已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领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我们随即调头向东北方向前进，拟越过石阡、镇远之线，向江口寻找红三军。进入石阡，前卫部队在甘溪与桂敌遭遇，战斗失利，六军团陷入了湘、桂、黔敌军二十四个团的追堵围剿之中，被敌截成了三段，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只有三千来人突出包围，部队损失很大，我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这时，黔东特区显示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二、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
黔东特区，是贺龙、夏曦、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一九三四年六月在贵州东北部创建的一块根据地。自从湘鄂西中央分局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的分局会议上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确立了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战略思想后，转战到贵州，建立了黔东苏区。它的面积包括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酉阳五个县毗连的地区，纵横两百余里，人口十万以上。红三军在黔东特区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政权、扩大武装等工作，成立了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接着，又建立了区、乡政权，有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和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在各级革命政权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六十七个乡的范围内，有六十三个乡进行了分田地；与此同时，广泛建立了各区、乡游击队，县成立独立团，建立了沿河、德江、川黔边、黔东、印江五个独立团（印江独立团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减员甚大，余部编入黔东独立团），收编了当地“神兵”组织黔东纵队，在这些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三军黔东独立师；另外，开始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发展党员等等。红三军在黔东特区短短的时间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黔东苏区的开辟，使部队得以休养生息。但是由于创建的时间仅五个月，加之十月九日，蒋介石电饬所有川黔湘鄂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迅速构筑碉堡，还不断受到敌人的攻击，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他们也很需要与六年团会合。甘溪战斗失利后，由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突围出去的一部份队伍，在沿河蛟岩乡的水田坝与红三军的一部分队伍会合，贺龙等同志得知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后，带领部队南下策应，并分散部队辗转各地寻找我们。敌人的材料中记载：红三军的行动是为了“牵制湘、黔军一部分力量，故尔忽进忽退，时整时零，变化多端，令人莫测，以减少肖克西窜的阻力，一闻肖克窜入黔东，乃急犯印江之木黄，遥为后应。”红三军的南下，牵制了黔敌柏辉章、李成章两部七个团和湘军周燮卿部，从而减轻了对六军团的压力。十月二十四日，我们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了。黔东特区使六军团突围后得以收拢部队，有一个立足点，这在当时是十分困难的。两军处于困难环境下的会师，大家高兴极了。从此，两支红军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突击力量，成为中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黔东特区对于保持和壮大革命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六军团向湘鄂川黔前进的基地，为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地。
三、黔东特委和独立师的组建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两军负责同志进行了反复的研究，鉴于当时中央红军正与敌人苦战于湘粤桂边，蒋介石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四十万兵力，前堵后追。在这一严重形势下，两军负责同志认为，目前最紧追的任务，就是以积极的行动，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那么，如何行动，向哪里发展？曾考虑以梵净山为依托，发展根据地。但是黔东特区区域小又不巩固，且贵州山地悬崖绝壁多，人烟稀少，给养困难，不利于大兵团行动。于是，决定向湘西发展。但黔东这块根据地不能丢掉，打算留下一支武装坚持斗争并牵制敌人，与主力在湘西的发展相呼应。同时还考虑到，万一湘西发展不利，这还是必要的退路。据此，十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报告了敌我力量及地方条件等情况，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军团集中行动”，“两军团行动由二军团统一”，同时，加强黔东根据地党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原有根据地，主力伸出湘西。电报发出后，两军主力进到黔东特区东北端的南腰界。在这里，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七、九两师共编为三个团，红三军黔东独立师的沿河独立团编入红二军团。这样，红二军团总共就有四个团的建制。原第七师改为第四师，辖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辖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红六军团因减员，暂编为三个团，十七师辖第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十八师辖第五十三团。决定成立黔东特委，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留在根据地会同各区、乡游击队，由黔东特委统一领导坚持黔东斗争。新成立的独立师以未编入主力部队的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和川黔边独立团为主体，分别编入六军团留下的二百多名伤病员组成。其建制为一团（黔东独立团）团长秦真金；二团（德江独立团）团长潘××（名字忘了）；三团（川黔边独立团）团长马吉山。原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同志任独立师师长，我担任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这支武装成为坚持黔东特区斗争的主要力量。
我们与二军团会师时，因中央红军突围长征，湘、桂两省军阀急令入黔追击六军团的部队“刻日反省”以加强对付中央红军的力量。据敌方资料记载：“王主席家烈、廖军长磊、李代司令觉三军首领，会面于石阡，正商讨围剿大计，适因朱毛出窜，湘桂两军，奉命班师，所有追剿肖、贺之役，交由黔军王主席负责。”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阻止我军入川，派第五师的达凤岗旅和独立田忠毅（田冠五）旅驻守川黔边境；割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派周燮卿部向南腰界方向急进。当我们从木黄经松桃石梁到南腰界集结期间，川敌达凤岗旅已进至沿河晓井一带；湘敌周燮卿部也接近南腰界，并在距南腰界十余里的龙池（龙塘）与我军交战，将其击溃。黔敌王家烈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率特务团到达思南，任命参军长刘民杰为前敌总指挥，分兵两路：一路由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领第二团（戴玉堂）、第三团（周相魁），第十团（宋华轩）进至松桃红石板一线；另一路由前敌指挥王天锡率领第五团（李维亚）、第六团（刘鹤鸣）、第九团（罗习斌）进至印江天堂至松桃火烧桥一线，以第十三团（袁锦文）驻于印江刀坝，保持李、王交通。王家烈决定亲自督师将二、六军团“追出黔境百里以外，与川、湘友军围剿。”我军面临着敌人的重兵追击，因此，黔东独立师最紧迫的任务，是牵制住当前的敌人，掩护主力向湘西进军。
四、掩护主力东进，坚持黔东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进占酉阳，将敌人西调，创造东进的有利条件。主力撤离后，特委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川、湘、黔敌人进逼南腰界，黔东苏区已被敌人分割，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副主席秦育青同志领导下，带领各区、乡游击队尚在瓦厂坝、铅厂、自石溪、谯家一带中心活动区，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巩固根据地，决定独立师回到黔东特区中心区，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击敌人，把敌人牵制住，掩护主力的进军。二十九日，我们从南腰界出发，向西南方向前进，进入黔东特区中心区域。二、六军团主力北上时，黔敌李成章、王天锡两部继续跟追，当发现黔东根据地还有部队活动，王部追至酉阳、李部和田部追至百福寺后，又急速返回，与川、湘敌人对付我们。这样，三省军阀部署追剿我二、六军团的十多个团全扑向黔东特区。
敌人除正规部队以外，另一股反动势力是民团。还在红三军开辟黔东特区之前，湘、鄂、川、黔四省在重庆成立“剿共联防指挥部”，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为重点“剿共”“防共”区。各省建立团防机构。四川成立了民防总指挥部。酉、秀、黔、彭先后成立团务委员会，集中民间枪支。刘湘还“价拨”一万多支枪，仅酉阳一县，就有八千人枪。贵州则成立全省保卫团，各县、区成立团防指挥部。湘鄂两省亦建立了相应的民团组织。敌人施行所谓“军团合一”，即军队与民团的合一。因此，湘鄂川黔“剿共联防指挥部”由刘湖任总指挥，贵州的保卫团也由王家烈兼理。各地的民团头子大多数原为反动军队中的大小头目。如铜（仁）、松（桃）、江（口）、省（溪）民团指挥杨德村，曾担任黔军第一师的参谋长，思（南）、石（阡）、印（江）、沿（河）民团指挥周世勋，当过黔军的旅参谋长。许多则是土匪头子，出于反共的需要，反动政府公开委任为民防的头目。贵州岑巩县政府为扩充“围剿”黔东特区的力量，对在当地为匪的蒋云青、彭德胜二人，因“尚能与区团联络一气，协力堵截”红军，“为地方计权委”担任保卫团的队长。可见，所谓“军团合一”，实质上是兵匪合一。这些反动民团，是当地的地头蛇，情况熟悉，地形熟悉，他们是一股十分凶恶的敌人，后来我们吃了他们很大的亏。当二、六军团主力部队撤离后，趁黔东特区的空虚，许多民团又随着军阀部队气势汹汹的返回，分驻各地。因此，独立师回到黔东根据地中心区后，围攻我们的除三省的正规部队外，还有这伙反动民团。
当时，包围我们的敌军，北面，川敌达凤岗两个团于晓井一线，湘敌周燮卿部控制南腰界至晓井一带；西面，为黔敌第三师第四旅杨畅时控制从沿河至土地坳各要地；东面，李成章、王天锡两部六个团和原驻刀坝的第十三团共七个团；南面，为黔敌驻德江张家湾一带的土著军阀姜兴尧一个团。敌人四面围攻，紧缩包围，妄图压迫我们于狭小地域消灭之。从敌人的部署看，十月二十八日，川敌电令达凤岗旅“由平洞口推进，向甘龙口、南腰界攻击”，目的是企图截断我在南腰界的主力与黔东苏区中心区，与此同时，达旅另一部会同驻沿河的黔敌又向特区的淇滩、沙子场等地发起攻击。我主力撤离南腰界后，我们急速返回中心区即投入了游击队正与敌人的战斗。沿河县伪邮局长呈报军情中谈到了我与敌人的交战情况：“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沿河淇滩、沙子场、小河场一带，红军与川黔两军发生剧战，纵横百里，交通断绝。”我们打退了敌人北面和西面的进攻。十一月上旬，黔敌又从西北面发起进攻，仍据沿河县邮局长的两次续报：沿河驻军杨畅时部前往大坝、枫香溪、白石溪、谯家铺等地大肆清剿，但均“未奏肤功”。这些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敌军的败退。接着姜兴尧部从西南面向枫香溪进攻，在我军的英勇反击下，敌狼狈四窜，我乘胜追击至德江袁场，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在根据地内的活动，配合了两军主力的进军，邮局长构另一次呈文也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共匪已窜酉、秀，沿河境内尚有已被赤化之游击队数百，盘踞谯家铺、枫香溪、岩门口等处，与军队作最后之挣拒。”这段期间，独立师和游击队，三面反击，消灭了部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中心区，黔东特区的革命政权巍然屹立。敌人采取轮番的战术，不让我有喘息之机。此时，东面的黔敌又开始进攻。黔东独立师组建时约五百多人，有重机机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三百余支（每枪子弹仅三至五发），加上各区、乡游击队一百多人，近七百人的武装力量与优势敌人苦战了十多天，虽给敌予部分杀伤，我亦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连续战斗，弹药已十分缺乏，加之敌人四面封锁，给养困难。黔敌又发起了新的进攻，如果再与敌人于当地周旋，将继续消耗自己的力量，并难摆脱敌人的包围。在此形势下，特委研究，决定独立师采取外线作战，向梵净山转移，依托梵净山与敌人展开游击战，各区、乡游击队留在本地坚持活动，独立师从外线将敌人引开，减轻对根据地的压力，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利坚持长期斗争。这一战略方针确定后，我们作了下面的部署：由王光泽同志赴瓦厂坝，集中各区、乡游击队，进行组编，委派张金殿、徐承鹏统一领导，在根据地内继续活动；另一方面，黔东独立师各部到印江沙子坡集中，准备转移。行动之前，布置两支后卫部队，以第一团担任左翼后卫，阻止黔敌姜兴尧和杨畅时部的追击，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秦育青率领的黔东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工作人员为右翼后卫，以防川湘敌人的追击，掩护主力撤离后随即向梵净山。对重伤病员，安置在根据地内。
十一月十日，我与王光泽师长率领黔东独立师两个团从沙子坡出发，十二日，左翼后卫完成任务后尾主力前进，十五日，右翼后卫撤离，开始了外线作战的阶段。
我们率领的两个团从沙子坡经红溪到天堂，当地土豪薛三、倪洪昌平日欺压百姓，我们打了这两家土豪，向群众分发了他们的浮财，并捉了薛、倪二人，继续向木黄急进。敌李成章恐我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有倒击印江县城或进入江口县之举，急令第二团戴玉堂移驻朗溪至合水一线，令第三团周相魁尾追驻永义至居龙一线与驻江口县境之柏辉章部遥相控制梵净山区。十一日，我们抵达木黄，在附近的燕子岩处决了薛、倪两名土豪。又经锅厂、芙蓉、平所进入了梵净山张家坝至护国寺一带。后卫第一团尾我们后亦顺利到达。
另一支后卫秦育青部，十五日从白石溪撤离拟到沙子坡随独立师之后向梵净山，途径枫香园（东风）遭敌人伏击，特区保卫队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奋力抗击，我牺牲了八位战士。由于敌人的阻拦，他们未能赶到沙子坡，遂取道茅草盖、花园，准备入川去湘西寻找军团主力。十七日，行至胡家坝遇地方民团拦截，损失不小，到下寨坝，又遭印江北二区民团大队长安永成部的袭击，我军且战且走，到达来安营塘房坳，为毛坝区伪区长陈文澜带领的民团夹击，我军牺牲二十多人，被俘二十四人中遭敌惨杀了二十一人。余部辗转经岩柯坝（呜呵）、化稿坪进入四川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继续受敌截击，苦战不克，除少数战士脱险外，几乎全部遇难。
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后，部署第一团驻守山脚的滥泥坳，第二团驻守苏家坡，第三团驻守大国子，师部设在护国寺。并派出警戒于钟灵寺、凤凰山、马槽河一带，以防敌人的偷袭。梵净山，是印江、江口、松桃三县的结合部，这里层峦迭嶂，古木参天，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打算以护国寺为中心的这一带作基地，开展游击战争，寻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立足后，积极备战，在各团驻地区域构筑了简易工事，砍伐树木拦截道路，开展筹粮。为解决弹药缺乏的困难，还搬来制作鞭炮的工具，自制了一些大炮仗，战斗时点燃爆响，以壮声威，迷惑敌人。与此同时，在苏家坡、大园子、团龙等地打了这些地方的土豪，一部分留作军用，一部分给当地穷人，深得人民的拥护。
从我们进山后两三天，敌人不断进犯，十五日，在苏家坡和关口岭，十六日在交流塘，二十一日在滥泥坳等地，与小股黔军和民团作战，均被我击退。二十三日，敌周相魁团在印江民团东防大队张汉如部的配合下，集中了近两千人的兵力进攻我驻滥泥坳的第一团，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后撤上山，以一个连于途中的帝田庙迟滞敌人。敌军占领滥泥坳后兵分三路，左路进攻苏家坡，右路进攻大园子，中路继续追击我军。我在帝田庙胆击敌人的一个连，受到从苏家坡、大园子两翼敌军的包围，未能撤上山，除十几人突出下落不明外，其余伤亡或被俘。三路敌军追到护国寺，我与敌展开了战斗。鉴于此处较为开阔，不利歼敌，我们且战且退，至钟灵寺，预先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痛击敌人，敌狼狈后退。后又组织几次反扑，激战了一天，均未能攻上。歼灭了敌军百余人，我军伤亡二十多人，通讯班战士牺牲了五人。这时我们的弹药已所剩无几，粮食也吃完。同时，黔敌柏辉章部一路从江口德旺推进到梵净山脚的坝梅寺一带，另一路从松桃向寨英急进，江口县的民团已上山配合“清剿”我军，对我形成了包围之势。在此紧急情况下，特委研究认为，我们返回黔东根据地已坚持了二十七天的斗争，牵制了敌人，估计军团主力早已进入湘西，完成了掩护任务。根据目前的形势，必须抢在敌合围尚未就绪之前，撤出战斗，到湘西寻找主力部队。
在我们转移到梵净山的同时，留在根据地中心区活动的游击队也受到敌人的攻击。他们转入深山密林中进行游击活动，不断袭击敌人，与我们在梵净山的斗争相呼应。从敌方十一月十九日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敌人害怕我二、六军团返回，不得不加强边地驻军的防守，而我们在黔东的活动，敌又忙于东防西堵。这份报告写道：“近因残匪（指我二、六军团——引者注。）离黔东未远，尚在湖南龙山里耶，军队恐匪窜回，悉驻边地防堵，军方内顾不遑，而沿河境内游击队数百仍得啸聚山林……”。敌人采取分割包围的办法，“清剿”游击队。由于敌我力量的过于悬殊，留在中心区的各区、乡游击队没有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他们艰苦斗争，一直坚持到十一月下旬，根据地才为敌人占领。
根据地沦陷，使我们更加难以在梵净山立足。按照特委的决定，十一月二十四日，黔东独立师撤出战斗连夜转移，越过梵净山顶峰，经风香坪、鱼坳、马槽河、瓦溪、快场、凯岩、凯文、落满到寨英。在这里捉住了柏辉章派到此地催办军粮的两名副官，了解到敌情，得知孟溪敌人防御薄弱，我们在普觉宿营，封锁消息，二十六日凌晨，出敌不意，袭击了盂溪区公所，缴获了十四支步枪，二百多发子弹，还缴获了一面国民党旗帜。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打着这面旗帜，伪装敌人，大摇大摆地前进，驻大路的民团，以为“省军”到来，不及提防，我乘势一举打垮了此地民团，活捉了厘金局一名卡员，当时准备放了，由于此人平时作恶多端，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杀掉，为平民愤，处决了卡员。接着，我们进入了四川秀山县境的兰桥，军锋直指梅邑（梅江）。驻守梅邑的民团杨志鹏中队和镇公所乡丁企图拦截，我军迅速占领附近的飞山庙制高点，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一触即溃，仓惶向秀山方向逃去。在进攻中，我带领通讯班冲入梅邑（梅江）镇，被埋伏于街边的乡丁放枪打穿右踝骨，枪弹在肉中爆炸，骨头碎裂，不能行走。战士们气愤已极，冲进镇里的一家商号，杀了反动盐商吴二毛，将许多盐巴分给了老乡，击毙了乡丁一人。
王光泽同志率部折向西南又进入贵州松桃的净魄北上，经瓦厂、五里牌、九龙向迓驾前进。抵张坝堰时，伪区长姚雨珍和当地民团龙海清尾追而来，企图截击我后卫部队。我因弹药缺乏，并争取尽快到湘西，未予还击，但匪部啣尾不放。至新压，龙海清又会同另一民团杨永成部袭击，我后卫五名战士牺牲。时已天黑，到迓驾附近的石号坡，民团麻秀臣部拦截，与后面尾追的民团夹击我军。独立师不得不进行还击，与敌展开激战，我牺牲战士二十多人，战斗持续几小时，未能甩开敌人。第三团团长马吉山率领一个排，奋力苦战，掩护部队撤出战斗。此时，弹药已消耗殆尽，马青山同志英勇牺牲。由于夜黑阴雨，坡陡路滑，地情不明，我军除伤亡外，失散和被俘者亦有之。鉴于敌情和任务，王光泽同志流着眼泪，叫干部和战士将我抬出战场，率部继续前进。我在车田村老乡李木富家。为避免敌人的搜索，李木富将我藏在半月形小山洞内，送给我一些草药医治枪伤，藏了二十多天，左脚冻伤和感染，失去三个足趾。当地几家老乡都很穷，无法供养，我只好离开这里。临行前，一位木匠苏士华做了两根“下”字形拐杖相送。我拄着拐杖，拖着伤脚，沿途乞讨回茶陵，在家养伤，以后到了延安。主力复进入四川秀山县境。
我长途跋涉，连续苦战的独立师，在进驾战斗一天粒米未进，他们以野菜充饥，艰难行军，经化溪等地，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川河盖，行进至大板场时，被酉阳龙潭的田忠毅旅和龙山里耶的周燮卿旅支撑下的民团文代章、刘九河的截击。我已弹尽粮绝的疲惫之师，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战斗失败。为了尽可能保存力量，王光泽师长决定化整为零，向湖南永顺方向分路突围去寻找主力，仅数十人找到主力部队。王光泽与部份战士突围的一路，在上川路上被涌洞的民团发现，不幸被俘。
王光泽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党的好儿子。他是湖南衡山县吴集乡人，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靠帮工的微薄工钱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经常是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不满四岁的弟弟病饥而死，刚生下的妹妹无法养活忍痛送给他人。光泽幼年时帮地主看牛，少年投靠舅父学木工手艺，出师后在攸县做木工活，帮助家庭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人吃人的社会深恶痛绝。一九二二年，他到茶陵县周围乡镇做木工活时，受到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投身于革命。一九三○年在茶陵腰陂镇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苏维埃政权，被选为腰陂乡苏维埃政府工会主席、赤卫队长，一九三一年腰陂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区警卫连，光泽同志先后担任副连长、连长。次年，调任茶陵县警卫营长。警卫营扩充为独立团，王光泽任团长。不久，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为五十三团，他继任团长。一九三四年，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光泽同志率部随军出发，与军团长长途转战进入贵州。在与敌人作战中，他指挥沉着，不畏艰险，身先士卒，深受战士们爱戴。被俘后，送到酉阳龙潭田忠毅旅部关押。敌人捉到了红军师长，欣喜若狂，一方面邀功请赏，另一方面软硬兼施，妄图逼供诱降。王光泽同志忠贞不屈，每次审讯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宣传革命的道理，表现了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敌人的一切企图未能得逞。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川军总司令刘湘向田忠毅传蒋介石命令：“就地枪决”。临难时，光泽同志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一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强敌进行了一月的艰苦斗争。这段期间，我二、六军团主力取得了龙家寨战斗的胜利，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扩大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回顾坚持黔东斗争的这段历史，虽然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而未能继续坚持住根据地斗争的原因：敌人在“围剿”红三军和追击六军团的过程中，各路敌军已调往黔东，云集于该地区，形成了包围；第二，黔东独立师刚组建即与各区、乡游击队连续投入战斗，毫无喘息之机，敌人四面封锁并轮番进攻，使我粮食极度困难和消耗我军战斗力；第三，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川、湘军阀配合下决心不让我在黔东立足，避免贵州“沦为江西第二”，投入了大量兵力，并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民团和土匪的勾结，使本来还属于统治薄弱的黔、湘、川边，形成了强大的反动力量；第四，黔东独立师的力量较小，采取外线作战后，未能引开大量敌人，敌得以紧缩包围，攻占黔东苏区；第五，黔东特区窄小。正如贺老总在南腰界会师大会上向六军团战友们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来这里是找后方的，后方是有啊！可没想到就在脚板上，在草鞋底下。”总之，处在革命低潮，红军长征生死存亡的时刻，留下少数武装和伤病员建立根据地，实践证明大都是不成功的。
这里应当提到的，由深受压迫的农民为主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官府的“神兵”，倾向革命，红三军入黔时，他们成为可靠的同盟军，积极支援，开创了黔东特区；当其加入革命队伍，接受改编成红军和游击队后，始终坚持斗争；在坚持黔东根据地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尽管敌情如此严重，他们坚定地团结在特委周围，与黔东独立师一道，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与几十倍于我的敌人追堵围剿斗争达一月之久，付出了重大牺牲，我们将永远记下他们的历史功绩！
五、英雄的战士 坚强的人民
在坚持黔东的革命斗争中，我们英雄的战士和广大的人民，为保卫根据地、配合军团主力行动，与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许多战士和人民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歌。
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后，敌人进攻根据地中心区，淇滩大队第一分队长黄海仁，率领游击队在淇滩一带阻击敌军。当敌人向瓦厂坝方向发起进攻时，设在瓦厂坝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处于危急之中。他们知道，穷人的政权来之不易，绝不能让敌人进入特区的心脏。他率部急速回援，奋不顾身，与敌战斗，光荣牺牲；杨家湾游击大队副队长何帮中，在打退敌人的进攻后，顽强追击敌军，英勇牺牲；黔东独立师的战士们在梵净山与敌人的战斗中，弹药缺乏，他们就用滚木、擂石抗击敌人，坚守阵地，敌方资料中有一段记载我军战士的话：“……遇有死守阵地之匪兵，虽极少数，抵死顽抗，非有上官命令，决不撤退，匪对于邪说（指红军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引者注），麻醉甚深，故拥护匪首，甘心效死。”敌人虽从反动立场描述我军，但也真实地道出了我红色战士们的素质和勇敢顽强。在迓驾战斗时，一位战士被俘，被敌捆在树上，他痛骂敌人，惨遭杀害；马吉山团长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高呼：“同志们，要和敌人战斗到底”，“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许多这样的英勇战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艰苦斗争的环境里，人民群众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他们为部队侦察敌情，传递消息，为我们煮饭，打草鞋。我们为解决弹药困难，自己生产火药，群众积极协助。一位农民简才英（女）在帮助我们制作时，不幸失火烧死。部队撤离黔东特区时，许多全家随军行动，女游击队员张国云一家母女三人随秦育青同志的队伍行走，帮助部队，后来被敌打散后，流落他乡。……黔东人民在为保卫苏区坚持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根据地被敌人占领后，各地土豪劣绅，杀气腾腾地组织了“清乡队”，许多乡苏维埃主席和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被杀害。枫香溪的游击队员王帮俊被捕后，敌人穿上他的锁骨。他怒斥敌人，被割掉舌头而惨死；印江红木树的自卫队员何代杨，被“清乡队”匪徒惨无人道地敲开头盖“点天灯”；南克寨乡苏维埃主席黄前兆，被敌人用椎子活活刺死；在川河盖被打散回家乡的独立师战士谭绍成，也惨遭各种毒刑（后来机智逃出虎口，幸免一死）。
面对敌人的疯狂报复，红军战士和人民威武不屈，一位红军伤员在被敌人杀害前，高声朗颂：
打铁不怕火烫脚，革命不怕砍脑壳；
只要千人得解放，为了革命死也乐；
多么英勇的革命气概！表现了我军战士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
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农会主席孔朝廷，被土豪、“清乡”队长黄仁佑抓去，多次受到严刑拷打，伤势过重，不久死去。临终前，他给儿子孔永安写下这样一份遗嘱：“民国甲戍年，水田坝火烧宅孔朝廷任农会主席。红军去后，孔朝廷被黄仁佑吊（抓去），考（拷）问朝廷：红军有多少人？孔朝廷说：人多我数不清楚。又问：枪有多少？孔朝廷说：枪有的是。黄仁佑说：将孔朝廷捆去吊打！孔朝廷死都不招认。孔朝廷身体受伤，已不得好了。孔永安，你今后要好好读书，我红军队武（伍）很多，等到我红军回来，你一定要替要我伸冤报酬（仇）。孔永安，你要与土毫（豪）彻底斗争下台（到底）”。
从这份语言质朴的《遗嘱》中，我们看到这位普通的农民，在残暴的敌人面前是何等的坚强！敌人追问根据地里的情况，他“死都不招认”；对红军，他是多么的热爱，坚信革命会胜利，红军要回来的；对敌斗争，他的立场又是何等的坚定，教育后代，要继续与土豪斗争到底。这是反映千千万万坚强的黔东苏区人民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
解放后，松桃迓驾人民出钱、出料、出工，修建了一个大的红军墓；酉阳龙潭人民坚持保存王光泽师长遗骨于当地，还修建了烈士陵园；秀山川河盖人民要求政府修建战斗纪念碑；印江苏家坡人民，两次迁移红军尸骨中，将烈士三块现大洋，两发子弹埋入坟墓等等，都反映了黔东人民对红军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
英雄的战士，坚强的人民，他们的不朽业绩，将永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