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逢湖南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当年父亲先后以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总干事的身份，亲自参加了湖南和平谈判，回首往事写一点儿时的回忆。
从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年，我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小读高小，寒暑假时父母总是把我送到岳麓书院一位老先生那里读“四书五经”。一共有四位同学，也算是一个私塾吧。上课就在“忠孝廉节”石碑的大厅旁的厢房里，饮食居住就在湖南大学的学生食堂和宿舍，并请父亲老家的一位帮工的儿子照看一下，他叫杨继华，是湖大的学生，那几年我也常在家里见到他和他的同学，因而十分熟悉，我记得父母在与他谈话时，我必须带着弟妹离开。二○○六年我读到他写的自传《风雨人生》时才知道他是湖南大学“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与组织者，他也是面见当时的省长王东原、要求省政府准予游行并保障学生游行安全的三个代表中的负责人。在他自述中说到在我家与母亲见面时，有如下一段对话，我母亲说：“继华伢子，这次你好侥幸啊！（一九四七年”六•二事件“时，全国学联倡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韩中石与陆斗步（湖南中统搞行动的头子）来家里找你五叔（我父亲兄弟排行第五，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说把湖大的黎宣模、杨继华等排上了黑名单。黎宣模是第一名，你是第二名，把你五叔急坏了。你们的校长胡庶华先生也到我家找你五叔，说湖大的学生已被说服，就是你在辨论会上一炮就冲坏了（正方～救国不忘读书，复课不游行。反方～读书不忘救国，罢课游行反内战），你看危险不危险，都说你是异党，当然我们都不知道，今后你硬要特别注意，不要冒失。这次你五叔找各方面压着，虽不是为你一人，但他总念学生忧国忧民是好的，湖南决不能乱来”。这时同来的同学插嘴说：“（游行那天）你五叔坐着小火轮走裕湘纱厂（现今北大桥西南）绕过来对我们喊话，‘……全部接受同学们的意见……’，而同学们跳入河中对着小火轮游过来……。父亲急忙丢救生圈、救生圈不够了就丢木凳子，同学们过了河并安全地完成了游行”。多年以后我听母亲说，父亲曾一再交待：维持秩序的国民党军警一律不准带刺刀和子弹。杨继华在书中感慨道：“懂得了游行成功实是来之不易，特别是懂得了五叔一生倾向革命，主持正义一直到倡导湖南和平解放，起义有功而载入史册”。
在那解放前夕的两年里，我已感觉到家中有些神秘的气氛，一次大舅舅和他家人从河南外婆家来长沙住了些日子，父亲从外地回来，在吃饭时我听到舅舅讲什么共产党、解放区的一些事情，事后父母之问发生了一些争执，舅舅他们马上就离去了，家中的勤务人员也逐渐减少。后来听母亲说那时与解放区父亲的“同乡、同学”已有一些联系，家中明显地减少了一些人员的来往。到了一九四九年春，我能见到父亲的时间就更少，印象最深的事是一次在吃晚饭时，我大哥从学校回来对父亲说，他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要去台湾。话音刚落，父亲站起来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还重重地说了一句：你跟谁去当炮灰？！在建国前夕，大哥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不久就去了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曾两次负重伤但一痊愈就仍返回朝鲜前线，还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回国后进入了北京昌平化学兵（原子战）学院学习，而后在南京军事学院担任教官。在前些年去世时，他背脊骨浓肿，发现里面仍然还留有弹片。
接下来又有好久时间没见到父亲。有一天突然来了一车军警，大概有十多个人，要求母亲马上收行李带我们子女上车，说是飞机已停在机场（现烈士公园西边的省体委所在地）要强行把我们接去台湾，母亲死活不走还坐在了地上，大概纠缠了三个多小时才离开，而后每过一两天就有些伤兵打扮的人到家里来要钱要物，我母亲也常要我到外面“玩耍”，看看是否有人在家附近守候，后来我才知道是有专人察看我父亲是否回家。过了十多天后又来了一些军警，说是在衡阳有专机等候，仍然是强迫母亲带我们去台湾，母亲这次还哭闹了好一阵子。等军警一走，母亲要我马上帮她收拾衣物，当天夜里就带着弟妹们搬到了一所小学的教室里住下，我还带着几个弟妹到现在的烈士公园外浏阳河边，父亲的同乡家住了几天。在那些日子里，我时时都有些紧张感，好像随时都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后来才知道，那时父亲正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总干事的身份，在积极地从事着湖南和平运动。随后更为程潜将军所委派，以湖南军政当局和平谈判五人代表之一的身份，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参加了湖南和平谈判。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八月五日，父亲亲自去长沙东屯渡外，迎接人民解放军四野的先头部队进驻长沙，湖南终于和平解放了！
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不久，父亲又不见了。事后我才知道父亲是随着解放军，与时任国民党湘鄂川黔边绥靖公署主任、西南战区总司令宋希濂的哥哥宋仁楚一起去了湘西、四川，要去面见宋希濂做工作，希望他也能率部起义。父亲与宋仁楚从湘西回来后曾在我们家住了好几个月，宋伯伯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参与湖南和平起义前为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解放后我去武汉他家时知道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就是宋伯伯住在我们家时，听他与父亲谈及其弟宋希濂被俘一事时，才知道父亲与其一起去劝其弟起义一事的。
终其一生，父亲就是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不停息地、无怨无悔地辛劳地作出自己的贡献，期盼着国家民族的振兴。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的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心，父亲高风亮节的品德和修养始终潜移默化着我。回想自己虽也经历了一些磨难，也不气馁。“文革”前及文革结束时，因我工作、学习获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有关部门曾两次派遣我出国留学，却都因出身问题而中途被取消，但我都能遵从父亲的教导安然处之。在国家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担任了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职。而我亲身经历了“文革”对高校造成的严重伤害，也一心希望学校走入正轨，教学和科研能迅速地赶上当前的高科技时代。有一次曾在出现危险的建筑工地上劳累了一天一夜而吐血，还动了手术。有时面对工作的压力和困难，也会想念起父亲的期望，想起父亲毅然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十四年、又冒着生命危险为湖南和平起义奔走的经历、母亲无条件地支持父亲的事业和抚养我们子女的艰辛，心里始终充满着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也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在父亲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里，看到家中墙上父母亲的肖像，虽说自己也已七十多岁了，就好像自己还是一个孩子一样，向父母亲默默地诉说当今国家的兴盛与家中的琐事，父母的音容言语仍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舍的亲情将永远珍藏在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