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的一次谈话记录，说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前身——会师前后的一段历史。这支部队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军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革命的洪流，奔腾万里，冲破了旧社会的层层屏障，出现了新的天地。这段历史，现在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了。但当年那种波声涛影，好象都在眼前。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作一回顾，献给二方面军已故的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和当年为革命而捐躯的二、六军团的烈士们，并用以激励自己，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新的征途，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一、六军团北上，西征及与二军团会师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军委派蔡会文和我到了湘赣苏区的红八军工作。红八军是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红军离开湘赣边区后，由各县留下的地方武装，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发展起来的。红军第二次打长沙时，湘东南特委集中部分地方武装，成立了湘东独立师。后又将湘鄂赣边部分游击队编入，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不久，湘赣临时省委又将其改为独立第一师，同时把独立七团和湘南游击队组成独立第三师。一九三二年二月，湘赣省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将独立一、三两师编为红八军，以独立一师师长李天柱、政委王震同志兼代军长政委。红八军的领导机关是由独立一师兼任。蔡会文同志和我到湘赣苏区后，正式组成了红八军军部，辖三个师，原独立一师改为二十二师，新独立师改为二十三师，原独立三师改为二十四师。我为军长，蔡会文同志是军区总指挥兼八军政委，袁任远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六月间在永新，我们按军委命令，将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十七师，我为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李朴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王震同志为主任），下属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但这时，红六军团没有设立领导机关，也没有使用过红六军团的番号。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调动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对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进攻我中央苏区。我们湘赣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中，是中央根据地的侧翼，是辅助作战方向。十一月，位于东路的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楷等人的策动下，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秘密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这就打乱了蒋介石从四面围剿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迫使蒋介石由北线抽出七至十个师的兵力开往福建，企图压垮十九路军后，转面再进攻我中央苏区。
一九三四年一月，正当蒋介石主力围攻延平、古田十九路军的时候，中央军委电示湘赣省委及十七师，要十七师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会合正在湘鄂赣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行动。南浔路，位于蒋介石北路军侧后，是由南昌至九江的交通大动脉。十六、十七师北上破坏南浔路，目的在于钳制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以及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中央红军也是要配合十九路军，但由于“左”倾路线政策上的错误，实际上没有积极有力的行动），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利于中央红军的反“围剿”。
我十七师于一月二十六日开始北上。这天的拂晓，在分宜县以东的肖公渡，我们一举突破了敌人沿河设置的防线，涉渡了袁水。我军涉袁水的行动，使蒋介石大为震恐，急令朱耀华等部进行堵截。当我部进至宜丰、修水间的黄沙地区时，敌朱耀华也率其十八师及六十二师各一旅赶到了黄沙，拦阻我军。我当即发起攻击，经六小时激战，突破了敌人一八四旅阵地，敌仓惶溃退。这次战斗，敌五、六架飞机三次由南昌飞来临空助战，使我军战斗行动受到很大的阻碍，伤亡不小。当战斗正在紧张时，我巧妙地利用缴来的敌陆空联络信号，诱使敌机对开始溃退之敌狂轰滥炸，我全线乘胜攻击，敌全部溃退到潭山市。这一胜利，打出了威风，冲开了前进的道路。在黄沙战斗结束的当夜，我们与红十六师会合了。
我们乘胜继续向南浔路迂回前进。当蒋介石发觉我们的意图后，妄图利用我们远离根据地的机会，要把我们消灭在修水、富水之间。他急令三个三团和的独立旅沿瑞昌、岷山、德安、永修铁路线加强戒备，防我破路；令两个旅沿修水南岸布防，堵我南下，又令八个旅跟踪，寻我决战。我十七师在红十六师的掩护下，于十七日黄昏抵达中央军委指定的德安县的马回岭车站附近，准备破路。但发现敌速增调重兵，守备严密，我军地形不熟，加之雨夜泥泞昏暗，缺乏破路经验和工具，破路未果，随即撤至德安县的九渡源和上、下陶庄一带山区，准备寻机再去破路。这时，敌人八个旅的追兵都围了上来，我们与敌激战于陶庄，因敌众我寡，又和红十六师失去了联络，处境极为不利，就决定迅速摆脱敌人，于二十日乘雨夜从间道突围，秘密向南转移，第二天急行百里，在永修柘林市附近攻渡修水。国民党一个军官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伪十七师（指我们）仅有枪支千余枝，窜入袁、锦、修水等地区，任其纵横驰骋，到处骚扰，因军以五师兵力，分任堵击无效，结果使该匪毫无损失，安然南窜。不知任追击之部队，将何以卸其责？”过修水后，除朱耀华部外，敌又增加了六个团的追兵，想阻止我们返回湘赣根据地。二十六日我们转移到修水县的石溪，作了暂短的休整。三月一日，敌两路追兵已到，我们甩开敌人继续向西转移，于二日晚，在修水县的来苏，击破敌人的防堵，又于漫江击溃敌五十师一个旅的袭击，胜利地通过了武宁、修水、铜鼓封锁线，五日到达幽居革命根据地，找到了湘鄂赣省委。蒋介石鉴于消灭我军的计划一再落空，气急败坏地训斥敌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督剿”不力，敌师长朱耀华、彭位仁、岳森、郭汝栋等，一律降级记过。由此就可以看出十七师这次行动意义和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了。但是，最后因湘鄂赣边根据地分割二十多块，粮食极为困难，敌人太多，干部伤亡很大（我和李达同志也在这次挂了花），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决定回湘赣苏区。大家不顾疲劳，奋勇前进。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末，从宣凤、芦溪之间，强渡袁水，回到了湘赣苏区。这个回师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
我十七师在这次近两个月的行动中，敌人共动员四十六个正规军的团，还有许多地主武装，堵截追击包围我们。我们这个小游击兵团，击溃朱耀华、岳森、陶广等部六个团，破坏了敌人数百座碉堡，消灭了不少地主武装，捣毁国民党区公所、食盐公卖处等数十所；通过了二千五百里白区，五百里赤区，渡过了好些江河，越过了崇山峻岭，冲破了敌人五次大的包围，打退敌人五次大堵击。军行所至，宣传群众，打土豪，给群众分东西，给地方武装发枪，打仗时瓦解敌军，争取俘虏等等。十七师的声威，真有朱毛红军下井冈山的布告上讲的：“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那种气概。
对这次十七师北上行动怎么看？我认为，中央军委要十七师北上的决定是不实际的。这是因为，“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攻势转为守势，并由北路军调部分兵力去福建讲攻十九路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的，红军应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样就能够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并能援助福建政府，起一箭双雕的作用。如果这样，那么十七师的北上也就是对的了。而王明路线没有这样做，却把红军主力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地带，指令十七师在十九路军将要失败时北上，会合红十六师，出南浔路钳制敌人。十七师这样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使自已暴露于敌人重兵把守的地域，不仅不能完成破坏南浔路和威逼南昌的任务，反而因与十八师分兵，使根据地中心区受到损失，而且也使十七师本身受到削弱。但是，十七师北上的行动是积极的，起到了钳制、调动敌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同时锻炼了部队，为回师湘赣，保卫苏区树立了更大的信心。我们在与十倍以上之敌的作战中，采取了主动的运动战、游击战，灵活机动的打击敌人，并在敌人大包围中，善于摆脱优势的敌人。在连续行军作战中，广大指战员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怕牺牲，英勇善战，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十七师北上以后，敌人乘机进攻我湘赣苏区，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被敌占领了。我十七师回师湘赣苏区，同留在那里的十八师会合（实际上只有五十二及五十三两个团）。这时，敌人调集重兵，妄图乘我十七师长途行军的疲劳和严重减员，进行大举围攻。我们在任弼时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在地方武装和苏区人民的配合下，两个师协同作战，连续打了两个胜仗。一次是四月上旬，在永新附近的沙市，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敌第十五师王东原部一个旅，活捉了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及旅参谋长赵楚卿，这是河西（赣江以西）战场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另一次是四月中旬，在安福、莲花间之利田，打垮敌六十二师的王唷英的一个旅。这样，湘赣苏区的局势就开始稳定下来了。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干扰，搞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五、六两个月部队消耗很多，加之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又占领苏区中心的永新城、钱市街等地，分割苏区，我军的机动范围更狭小了。六月底七月初，主力不得不退出苏区的中心地区，撤到永新南面的遂、万、泰三县之交，也就是井冈山的东南面——牛田碧江洲一带。
这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希望断绝了。在这严重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井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同时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敌人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来电还阐述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补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创造新的苏区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一九三一年三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立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地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系。”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出了安排：“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在这个电报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按到中央军委电报以后，我们积极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同志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全体政工会议。他亲自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准条件。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作了慎密的研究，决定了突围方向和钳制方向，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妥善安排。西征部队积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
经过充分的准备，我军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全军九千多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十二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十七师北上的经验，结果，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十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雄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很难走。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就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可是中央不吸取经验教训。不久，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他们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被动的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期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运动战原则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这段往事更加发人深思。当着中央红军沿着我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前进时，国民党报纸说我们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就应该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到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破了产。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接受前人的教训，不接受自己的教训，只能沿着前车之覆而再覆。我党近六十年的历史中，无效类似事件是大可汲取的。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调刘建绪派两个师兵力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四个保安团防堵拦截我们。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八月十二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桂阳，于二十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了一天，二十三日，到达了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敌刘建绪发现我军抢渡湘江意图后，急忙调重兵堵防湘江，督令敌军尾击我军。与此同时，桂军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布防严密，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地区，打算暂时立足，酌情建立根据地。但到达阳明山方知那里的地形、民情等，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我们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进入白果市，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了出来。绕过敌十五师的侧翼部队，立即急转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附近。敌军继续追来，我军当即折而向西，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顺利的进行了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的战斗，破坏尾追我军之湘桂军三个师的截堵计划，进入了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又集结兵力妄图阻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敌八个多团，于九月四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地渡过了湘江，进占了西延县城。
九月八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钳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当时我们由车田出发西进，准备取城步、绥宁、武冈地区，但未成功，后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湘敌，不料在小水遭敌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绥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又迅速改变了计划，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灌水，西入贵州。我军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运用灵活战术，使敌人难于琢磨。反动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到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到我们纪律好，也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我们就跟他们讲一通大道理，他们才明白过来。贵州除了群众不了解我们和山路难走外，地形也不熟。那时我们只有中学生用的地图。我们打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的看清楚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略，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从湘西到贵州，作战也非常困难。这时笨重行李虽然丢得差不多了，但强敌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通道以西四十里之新厂，杀了个回马枪，把何键的补充第一纵队何平部两个团全部击溃，缴获甚多。从此，敌人就不敢轻易尾追我们了。我们继续向西，通过锦屏、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准备渡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江。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敌军共十八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黄平县城，继续向石阡前进。
但是，我们在甘溪与桂敌遭遇战斗失利，我军被截为三段，陷入了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个团的包围之中，形势对我非常不利。为了摆脱这种严重被动局面，十七师的四十九、五十一两团之一部，由四十九团特派员谭善和、五十一团樊营长负责组织部队，在军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下继续前进，首先在黔东根据地之一沿河地区与红三军的一部会合了。而十七师的五十团与四十九团之一部和十八师、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竣，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五十二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同志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在一天的下午，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的路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当地老猎户引导，鱼贯向东，深夜从一条人迹罕到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通过，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二纵队陈铁侠部，北面的桂系军队都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我们。我军团教导队特务连利用夜暗坚决抵抗，直至午夜，部队全部通过，天亮出了夹沟，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从此，六军团战胜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黔东印江县之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了。
这次行动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四川和贵州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开了会师大会。两军团的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任弼时同志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这时，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举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同志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原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同志改为二军团副政委，原红三军的七师改为第四军，辖第十团和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辖第十六团和十八团。红六军团因减员，暂缩为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三个团。中央还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统一二、六两军团的指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以贺、任、关为首的核心领导已经形成。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二、战斗在湘鄂川黔边
会师后，我们立即对当时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境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团会师的时候，二军团有四千多人，六军团有三千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有万把人，其实只有八千子弟。虽然子弹不多，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二军团在同六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周小康、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政权和游击队、赤卫队，由于强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特别是肃反扩大化，不得不退出洪湖根据地。后来，在湘鄂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建立了地方武装。红军有了这块不算大的根据地，在战略上、精神上有依托，得以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四川、湖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二百里，人口只十万以上。人少粮缺，这对二、六军团会师之后作更大发展的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怎样找到更好的发展前程呢？我们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澧水流域上游，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过去是贺老总领导的部队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老总在这些地区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而且湘西的敌人力量薄弱，只有陈渠珍部三个旅和三个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被贵州军阀赶出来的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仇、廖怀均等部的四千多人，他们都是寄食于陈渠珍，总兵力不大，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练出好队伍。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惊动了湘西军阀陈渠珍，他害怕我军返回湘西，赶忙派出周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湘西。我先经湖北省西南角咸丰的百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进到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坝时，我军即由招头寨突然转头东进，甩开敌人，乘虚袭占了湘西的永顺县城。
在永顺，我们分析了敌我整个情况。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正被我中央红军吸引在湘南；湖北军阀徐源泉部队，大部分散在鄂西施南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州。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虽然数量多于我，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子弟，但均为严酷战争铸冶的觉悟战士，加之两军领导指挥统一，团结一致，同时还可得到群众支援，我们应该，面且也能够消灭这股敌人。只有消灭了这股敌人，才能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这就更坚定了我们歼灭陈渠珍的决心。
这时，陈渠珍的追击部队逼进。为迷敌诱敌，我们故意示弱，主动放弃永顺县城，向北撤退，果然敌误认为我军怯战，就经过永顺城向北追。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第一次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于吊井岩，后又在颗砂和塔卧等地设伏，都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最后，我们看准了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这个地区，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十五里，东西最宽处为四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可装入大量敌军。谷地两侧林丰树茂，山势较缓，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出击。于是，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贺、任、关率二军团部和四师部署在毛坝附近，把十七师（两个团）放在杉木村东山，把十八师（一个团）放在北山。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敌前军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我们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配系。只两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立即向前追击。追了十多里，发现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五里地左右的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我六军团五十一团和二军团第十八团，立即准备夜战。经简短的火线动员，第十八团从右侧攻击，五十一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就把敌人大部消灭。第二天追到永顺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枪二千支，打垮了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从战略上说，作战方向选的好，敌人主力都追中央红军去了，湘西空虚，敌人战斗力不强，弱的好吃。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我连日步步撤退，示之以弱，敌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地形选得好，我们攻击时机也抓得好。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攻击。两个军团团结一致，沉着勇猛，动作迅速。当夜攻击杨其昌的时候，十八团和五十一团并肩攻击，都打得好，发扬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也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是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开辟新苏区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龙家寨战后，我们留下一些部队，在那里做地方工作，开始建立省级机构，开展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进攻大庸，歼灭朱华生旅一部，并占领了大庸城。稍加休整，主力向南打沅陵，因敌凭坚固守，我转向东，在桃源、浯溪河一带给罗启疆的独立第三十四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占领桃源，迫近常德。
就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红军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约百万群众开始发动起来了。打开这个局面，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我们把湘西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三十四旅打垮了，逼近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震动了统治阶级，鼓舞了革命群众。第二，部分的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迫使他们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对付我们，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湖南军阀何键怕我们打长沙，急令在湘南拦截红军的敌十九师、六十二师和十六师兼程北进。湖北军阀徐源泉，怕我们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也改变了蒋介石要他去四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行动，调了三个主力师分别部署在鄂西施南一带和湘西的津澧地区。蒋介石也速令在江西的二十六师增援常德，并以四个师的兵力转到湘黔边境。当时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转入贵州，国民党第六十二师、十六师追至通道西四十里之新厂，因我打到桃源，这两个师就改向北调，向我进攻，这对中央红军的行动是有力的策应。
二、六军团会师以后，为什么能够胜利？湘鄂川黔根据地为什么很快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两个军团会合后，全体指战员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领导下，决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我们虽然是两个根据地临时会合起来的军队，但都有一个建立根据地的强烈愿望。二军团离开了洪湖，离开了湘鄂西，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深感到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六军团离开了湘赣苏区，长途行军，既不能休整，也不能练兵，也有同样的感受。还应看到，六军团长途奔驰两个多月，进到地形、民情、风俗与江西不同的贵州、湘西，就对和这一带人民有联系的红二军团，带着依存心情；二军团过了两年的流动生活，对于带来了朱、毛红军光荣传统的六军团，思想上也有向往之情。所以会合之后就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任务——配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而战斗。八千子弟兵一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马到成功。
第二，正确地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和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我们根据红军传统的作战方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方向采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方向采取攻势。所以，两军会师后，战略上指向湘西。因为湘西只有陈渠珍的土著部队，是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我党在那里又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利于我们发展。在湘西攻势中，我们的作战方法也有很大改变。从六军团在湘赣苏区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在战略转移中有很大的削弱，使我体验到（虽然当时是不大自觉的），只能和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再不能采取退出湘赣苏区前两个月那样，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了。所以在战役战术部署上，采取诱敌人入彀，怠而歼之的方针。这种打法，过去是用于敌人进攻根据地条件下的。我们新到湘西，敌人很快就来进攻，我们还来不及把根据地党政机构和群众组织起来，采取诱敌入彀，怠而歼之的战法比较有利。这是属于诱敌深入范畴的，只是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罢了。但战役态势和中央苏区时期颇近似。龙家寨战斗胜利后，我军立即转入战略反攻，打下大庸，南逼沅陵，转而东进，战胜罗启疆，进占桃源，打常德，又占慈利，展开了在广大区域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略进攻。这个战例，使我们认识到。即便在白区，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只是条件不够，不大典型。例如在白区就不能象在根据地一样坚壁清野。而坚壁清野正是诱敌深入的重要内容。在江西反围剿时，曾把坚壁清野和诱敌深入平列提的。但白区诱敌深入成功的例证不多，必须审时度势，根据情况灵活运用。
第三，批判了夏曦同志的错误，加强了两军团的团结。夏曦同志执行了四中全会的“左”烦路线，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到两万人，但和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四千多人了，特别是执行了“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一些有长期斗争经验的军队领导干部，使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如原六军军长段德昌同志，就是这个路线的牺牲者。第六军是洪湖地方党在秋收起义后，以段德昌同志为首，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来的，这颗江汉洪流涌出的明珠，在一九三○年七月四日，贺龙同志带红四军，到洪湖与段德昌会合，双璧相映，分外光彩。
夏曦同志脱离群众，犯了许多错误，两军会合看，对他进行了批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同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其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可能从“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倾路线问题）。比如批评夏曦同志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样就没有说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戴上取消主义的帽子，也使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部撤掉，就更不恰当了。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革命者犯错误是难免的。对一个同志的功过，应当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地、公正地评价。夏曦也是一样，应当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中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在一九二○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同志是第一批团的参加者，随后和毛主席一起搞青年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一战线工作。他和毛主席、蔡和森、邓中夏、郭亮、李维汉等几个同志一起工作过。后来毛主席去广东，邓中夏到长辛店，夏曦在湖南活动。他是湖南党的领导者之一，与郭亮齐享盛名。十五、六年前，李维汉同志和我较客观地谈过他的情况。杨尚昆同志在七大大会讲过，夏曦同志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等作过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苏区，他执行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二、六军团会师后他受到批评，分配做地方工作，后来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做了很多工作。他平易近人，我和王震同志都承认他有水平，尊重他。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军退出毕节，在野马川、七星关地区，他去归附我军的绿林部队席大明部工作，该部背弃诺言，反水，夏曦同志过河时不幸溺水牺牲。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即便在这个时期，也要具体分析。如一九三四年六月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决定创建黔东苏区。在这时期，红三军重新建立了党团组织，恢复了政治机关，为建立黔东根据地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在中央对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批评之后，开始加以纠正。又与贺龙等同志决定处决大间谍熊贡卿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重大的、正确的转变。虽然这些都还谈不上是路线上的转变，但作为当时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有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三、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胜利进行反“围剿”
一九三五年初，敌人派兵六个纵队，向我们建立不到三个月的湘鄂川黔边游击根据地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了保障其追击我中央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灭于湘鄂西边境地区。敌人的战略，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反行革命的欺骗宣传，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我根据地与外地贸易，禁药、禁盐、禁布匹。
面对敌人的围剿，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了积极地反“围剿”准备工作，制定了作战方案。这时，党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克服了当时党内极为严重的也是主要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湘鄂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以后，于二月一日给我二、六军团来电，要我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军委这个提法和过去提法不大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报问中央，中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我们就在部队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通过学习讨论，把运动战、游击战提高到战略思想上来认识，自觉地抛弃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军事原则，认识到敌人的“围剿”和我们的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斗争的规律，理解到遵义会议是对过去军事路线的否定（当时还没有“左”倾路线的提法）。还在两军会师之初，我们打仗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在有利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运动战、游击战，所以取得进军湘西的胜利。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就越来越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要采取积极防御。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在战略转移中，必须不放过有利时机坚决地消灭敌人，才能提高士气和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才能争取休息，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我们坚定地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我们继续取得胜利。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利用湖南的何键和湖北的何成濬、徐源泉两个派系步调不统一，指挥不统一的矛盾，首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向来的敌人。
三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我向前迎击，消灭了敌一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四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我们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那时我们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不再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了，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如果没有歼敌可能，就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一天多路，到了桑植县陈家河，发现离我们十五里的地方有敌五十八师陈耀汉部来堵截，大约有两三个团。第二天早上，我们向前占领了阵地，认为地形对我有利，恰巧敌人向我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进攻的敌人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去的时候，我们抓住时机，转为战术反击，打到敌人阵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一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进一步把情况摸清楚了。陈耀汉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可能会从塔卧向桃子溪方向来。于是，我们决定向桃子溪方向前进，打遭遇战。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个团先走，走了六十里，下午四点了，离桃子溪还有十里路时，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判定一定有部队过去。于是我们继续向桃子溪前进。路上遇见一个老乡，说桃子溪刚才到了敌人，后面还在继续来。这样，我们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计是五十八师的另一个旅加师部。因为他们刚到，马上打，就带着突然袭击性质。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叉路上，把两个团展开，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措手不及，一下就被冲垮了。敌人退到后山，我军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战斗才结束。给陈耀汉的师部和一个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兵力击破优势敌人（我们以三个不大充实的团，打敌两个正规团及师直属队）。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本造的），大家很高兴。由于敌五十八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从而为巩固根据地，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五月，敌人又增加了兵力，集中八十个团对我们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时，湖北徐源泉的四十三师、四十八师和谢彬的八十五师都来了。湖南方面，虽然不那么积极，但数量大，三个正规师（一师六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我们就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东南对湖南取守势，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五月起到八月初，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灭了四十八师一部分，俘虏该师师长张振汉；八月初又在板栗园战斗中，一举消灭了八十五师，击毙了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张振汉虽然是高级军官，但我们根据党的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对他宽待。不久，我们扩大了红军学校，请他当战术教员，还请了一些解放过来的有军事技术的军官、军士当教员。抽调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及优秀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八百，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人。张振汉就在高级班教课。打败仗的人怎么能教打胜仗的？要知道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科学，不管红军白军，有很大共性。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至于如何运用，则决定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还有打败仗的人，可以从反面来进行教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和蒋介石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阕混战中许多打败仗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则。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搞工业，而且还利用旧军官来建设军队，办军事学校。解放后，我们利用了一些旧军官到高级指挥和技术学校当教员，确实起了好的作用。林彪在一九五二年就曾在怀仁堂军委会议上攻击我军利用旧军官任教。一九六七年，大野心家江青也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笑话，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让这些人来当教员。林彪、江青的这些谰言，完全是形而上学，根本不懂得革命事业必须善于吸收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一切科学技术成果。我们不杀张振汉，还请他当教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长征时，我们带着他走，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决定放他回去，回去岳参加了抗战。他家住长沙，我军解放长沙时，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后还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
我们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后，在新建立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省委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地方武装及军从后方工作。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到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后方抓紧建党、建军、建政、青年、妇女及农村各种群众工作。加强对干部的训练，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得新的胜利，又得到大量的兵员，武器和物资的补充，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规定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但二、六军团由于受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的影响，六军团产生于湘赣苏区，是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时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所以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着。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中，更加发扬了。后来我们到华北，华东，还是这一套。
四、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我们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共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十一月十九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十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六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八十个团；这一次是一百三十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如汤恩伯统率的八十七师、七十八师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三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
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锻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步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搞的，解放后他任过军委卫生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六七年不幸病故。
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10％，而占有土地却在70——80％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漠、周朝武等。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游民呢？主要是满清晚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量地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份，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就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当时任大庸分区政洽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一千三百人，来了四百多，还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份。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就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五、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了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而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就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酉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合，全军为之庆幸。
我军在江口、石阡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扎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一千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古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十三师追来，占了大定。我十七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回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七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激战，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
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七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遂于二月下旬，我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十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们就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九十个团，只剩下五十多个团了，我则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贺、任、关为首的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这些精神，我们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澄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有七天就来了一千人。新化东六十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王震同志带十六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二军团占领溆浦、辰溪、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十天，参军的约二千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前堵后追，不断空袭，我们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阡以西地区，突破敌二十三师守备的四十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后，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见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敌人报刊说我们到处流窜，裹胁流亡。前一句从表面现象看，似乎象那个样子，但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们是有政治目的，并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队。后一句话更荒谬了。我们为工农和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人民自觉的参军，既不用裹，更不用胁。
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阡休整时，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由弼时同志作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报告，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路上我们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六军团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有成效。在毕节，还注意团结开明绅士，如毕节旧知识分子和高级开明士绅周素园，是满清末年的秀才，到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致府当过秘书长。我们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我们到后，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我们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到毕节前，原来想在黔西、大定站住脚，到毕节后，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造成夹击之势，迫我北走四川。这种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我们在乌蒙山向宣威进军时，也曾用六军团首长名义，把这个意思给龙云、孙渡写过信，并提出同他们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加深对蒋介石中央军入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宣威和盘县。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我认为，当时张国焘之所以要二方面军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及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一方面军（含红十五军团及陕甘地区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的发展，对全国尤其西北有重大影响。第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军长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结果。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斗争原则，启发一些受张蒙蔽的干部的觉悟，但又不同张国焘决裂，以免张国焘狗急跳墙，避免事态更复杂化，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日益觉悟，西康中部人少粮缺，不能容纳大兵团长期留住，迫使张国焘不能不作考虑。第四，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地区积极活动的形势及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迫使张国焘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但这一切，对张国焘来说，都是客观影响，后来并没有使张国焘回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与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这层峦叠幛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双重领导，即中央军委和省委）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当着中央红军在一九三五年要过大渡河的时候，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地区的会战，电令所属，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红军进入彝汉杂处、山川阻隔和地形险峻的绝地，粮食困难，必蹈石达开之覆辙，要他的部属不失时机，建立“殊勋”云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御用的一些历史家们，也学着蒋介石的滥调，大放厥词。然而，红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宣告了他们唯心史观的破产。所以，在二、六军团快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们噤若寒蝉，再不敢作愚蠢的预言了。只有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没精打彩的盘旋，作一番“黔驴技穷”的表演而已。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四月三十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六月三十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六月二十二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七月二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颜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这个指示。当着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这时张国焘也装出一副伪善面孔，然而他在两军会师前后，却施展了两面派的政客手腕。当二、六军团进至南北盘江的时候，虽然总司令部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要二、六军团西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但他们二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朱德及刘伯承同志，是为了引二方面军来，推动张国焘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合，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是妄图拉拢、控制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他在两军会师后，派人来我军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但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逆谋未逞。这时（在甘孜）朱德同志建议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张国焘却改换手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同志马上看出张国焘企图从组织上以少教压倒多数来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表示不同意，并与贺龙、关向应同志向他提出：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这时期由于朱德同志一年来在四方面军的艰苦工作，对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方面军又热烈拥护他，他的发言权也大了，就推动了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一致北上。
讲到这里，说一下我在会师之初的一个插曲。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书此以志不忘。
长征途中，我们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无数艰险，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在草地行军，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是自然条件的障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雪山草地。我们绝大多数是湘、赣、江、汉平原和贵州人，一下进入青藏高原，海拔在三千至五、六千米，即便在一般盆地也不容易适应。我们去甘孜路上，都要翻雪山，左路二军团要翻两个海拔四千米和两个五千米的雪山。六军团也要翻瓮水、那坡两座大雪山，还要通过四个小雪山。大雪山上，终年积雪，气候严寒，瞬息万变。有时天晴气朗，有时漫天飞雪。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如不奋勇前进，停止休息，就有死亡的危险。从甘孜往北，向哈达铺前进，沿途大部分是广漠的草地。这里同样地势很高，空气稀薄，正值夏秋之交，几乎每天下雨，草深地湿。我们雨具不足，帐蓬不够，露营不得安息。除了同天斗，同地斗，有时还要同动物斗。我们露营，通常把马栓在帐棚外。一次，有个单位天亮后发现少了一匹马，大家都奇怪，哪里去了？就派人去找，快到中午，在离露营地四、五里的山梁上，看到几十个猴子，有些拉马缰绳，有些骑在马上，我们打了几枪，猴子跑了，才牵回马来。这在草地行军虽然是稀有的例子，可见与自然界斗争的严重性。第二个大问题，是粮食缺乏。在到甘孜之前，虽然感到粮食有困难，但西康南面人口不少，我们执行民族政策，得到藏民的帮助，比较好的解决了。但从甘孜向北以后，草地人烟稀少，即便有些村落甚至村落较密的居民区，但农业不发达，群众主要以畜牧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赶走。四方面军大队前面走，对后面虽然有些照顾，也是杯水车薪。部队因粮少疲劳，体力下降，由这一段到那一段（多为二、三百里至四、五百里），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行军计划。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动员全体同志节约粮食，规定每人的最低量，然而有时也难乎为继，就吃野菜野果，煮牛皮，牛羊骨汤喝。部队体力不断削弱，生病掉队增多，有些同志有时失脚一倒或坐下，就不能再起来。他们为了觉的抗日救国路线，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在祖国大地上光荣地为国捐躯了。
除了前述两大困难外，还要同反动土司的骑兵作斗争。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除了同自然界作斗争外，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在草地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骑兵部队。二方面军马少，也不懂骑术。侦察警戒，总得要求有一定的速度，所以也在军部、师部组织了少量的骑兵侦察员，通信员。对同反动骑兵作斗争问题，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我们到甘孜总司令部，朱德同志在一个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同志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他以自己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向我们第一次直接传授。在湘赣苏区及湘鄂川黔，许多同志就读过他翻译的《游击队怎样动作》和他撰写的《步兵连怎样冲锋》、《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等著作。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我们也没有吃亏。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全国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驻陕甘的国民党东北军及西北军，由于中央政策的正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进行工作，影响更大，实际上他们近于停战状态。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则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位子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第三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一、二、四方面军。在这样重要的战略关头，中央军委于九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但张国焘继续执行逃跑主义路线，按兵不动。结果，毛炳文部没有消灭，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调到了西北地区。这时，中央军委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九月十八日，又提出了集中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匪帮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省南部积极活动，钳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和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队的行动。
静、会战役计划下发后，我二方面军对于三个方面军战略行动的统一，感到极大的欢欣，随即投入战役准备。当时，二方面军领导人还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三方面军即决定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当时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同志不巧这时生病，为了不间断指挥力量，朱德同志派我接替他）。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北渡黄河，准备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这时，朱德同志从后方赶到漳县之三十里铺，在西北局会议上，坚持北上，但并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仍继续西撤，进至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部队回头。但因队伍拉来拉去，耽搁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均靠拢起来。鉴于敌情严重，二方面军单独留在甘南有被敌隔断，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经请示中央同意，于十月四日向北转移。这样，全军人员以极大的勇毅，艰苦奋战，终于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兰大道，继一、四方面军于十月八日在会宁会师之后，于十月二十二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也胜利地会师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任务。这就是中目历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基干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千百万人民创造的历史，红军创造的历史。
回顾二方面军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段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是逐渐脱离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经历了创造和坚持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继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也完成了自己的长征，并积极进行抗日准备，实行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斗争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我们应当重视这段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
第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两军会合时，我们从实际斗争中，受到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所以，对过去那套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已无兴趣了。那种打法，是近乎古代兵对兵，将对将，“下战书”和先报姓名的愚蠢打法。孙子在两千年前就反对过所谓的“毋要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会师的时候，由于以前吃了大亏（丢了苏区及搬家），当时还不懂得从理论上来批判它，但却知道那种打法和做法是不行了。所以，决心大踏步的前进——去湘西，找弱敌打，好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由于行动合乎实际，合乎我军的传统战法，也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并在两、三个月内，奠定了建立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这个大转变有伟大意义。遵义会议不久，中央军委于二月一日及时的指示湘鄂川黔省委、军委分会，认为反“围剿”的总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从此，我们开始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战略方针的转变，改变了“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那种呆滞的战法。在强大敌人进攻根据地的时候，我们有时以外线作战为主要手段，集中兵力，突出敌后；诱敌出堡，聚而歼之；或围城打援，预时遭遇，择险伏击，大量歼灭敌人；在战略转移中，有时曲线行军，声东击西，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有时以急速的行动，猛烈的动作，震撼敌人战略的要害，使敌摸不着头脑，造成其仓惶的调动，使我摆脱强大敌人。因此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内的陈家河、桃子溪战斗中取得了一举歼敌一个师的大胜利，而后取得了忠堡、板栗园大捷，终于粉碎了敌人以堡垒主义为主的大规模的进攻。在长征开始时，张国焘曾以总部的名义发来电报，要我们与有堡垒地带的一百三十个团的强大敌人周旋，这种方针必然导致红军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坚持了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决定北上完全是正确的，但张国焘拒不执行。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师时，他还企图控制二方面军，与党中央对抗。这时，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持了正确路线，从而推动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作指导（遵义会议就起到了这个作用）。正确路线一旦产生，必须自觉地、不失时机地实施战略转变，才能使革命沿着正确轨道走向胜利。
第二，加强革命团结。二、六军团会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师。会师后之所以能战胜艰难险阻，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其重要条件是坚强的团结、密切的合作。从黔东会师起，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三同志为首的两军领导同志，就把团结看做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如一双碧玉，合而闪烁。这种团结，首先是建立在两军团领导同志对形势任务认识一致基础上的。当时，我们面临着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重大任务，大家一致认识到，只有同心同德，亲密合作才利于完成这一重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革命目标，把两军团指战员紧紧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领导的团结，进一步促进了部队的团结。互相交流干部、交流武器弹药、交流革命斗争经验，使两个地区成长的部队，很快形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团。因此，从会师到长征胜利，都没发生重大原则分歧。即便在张国焘继续搞阴谋的日子里，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依然进行了有力的抵制，维护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红军内部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是二、六军团在长期艰苦斗争的实践中的体会。
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二、六军团从会师以后，在任弼时同志为首的省委及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领导下，强调党的领导和建设，重视政治工作。两个军团一会师，就展开了反对夏曦同志的肃反扩大化和一度削弱党领导和解散政治机关的错误。在二军团内进一步恢复和健全了党、团组织，健全了政治机关，调配了政治干部。为了加强二军团政治工作，六军团的政治部、保卫局都归属于二军团，另外还调出一大批政工干部，如袁任远、张平化、余秋里等同志到二军团做政治工作。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两军团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同时，还经常进行党的方法、路线、形势、任务教育和党的统一战线（主要在长征中）教育，在两军团上下之间不断进行团结教育，保证了官兵一致，亲密团结。战斗中、行军中还进行了改造俘虏、教育新兵、实施不间断的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等工作，战斗愈激烈，环境愈艰苦，政治工作就愈深入、活跃，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愈坚强有力，因而，长征途中，强大的敌人没有搞垮我们，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没有压倒我们，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没有分裂我们，主要原因就是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了政治工作的群众性、战斗性、及时性的强大威力。
第四，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在红军创建的初期，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就领导我们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划清了旧式军队和人民军队的政治界限。从二、六军团会师到长征胜利，我们始终保持了这一光荣传统，不论战斗多紧张，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的斗争中，我们利用军事占领展开的大好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群众武装，并依托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休整和壮大自己的队伍。长征中，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并播下了革命火种。在频繁的战斗中，人民群众想尽一切办法积极配合部队作战，特别要提到的是青壮年的踊跃参军，使我军在战斗频繁和紧张行军中减员很大的情况下，获得不断地补充。总之，没有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援，要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是不可能的。
红二、六军团取得的这些成绩和经验，给我二方面军后来改编成一二○师，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进行伟大的民族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武器，并载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辉史册。今天，在新的长征中，也应认真研究和借鉴这些有益的历史经验，以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