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云章1911年农历8月14日生于湖南益阳欧江岔乡，其父陈天倪系国学大师，历任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及中文系主任，先父幼承庭训，敏而好学，1930年考入湖南大学土木系，毕业后赴南京参与修建城防工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四川工路局工程师，修建川湘公路，后任重庆工业大学土木系主任，中央工业学校土木系主任等职，在渝期间，受湘籍爱国资本家范旭东，李烛尘“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乃返湘在沅陵筹办省立第九职业学校任校长，培养了一批战时急需人才，后又接办常德《新潮日报》任社长，聘用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办报，言论左倾，影响日增，抗战胜利后，先父认为国家的要务在于建设，乃辞去校长及社长职务，到长沙创办“中原建筑公司”。1946年国民党公然撕毁《双十协定》，重蹈人民于内战血海，先父之“实业救国”理想破灭，加之受章士钊先生民主进步思想及左恭等地下党朋友影响，愤然以呼吁和平为己任，逐步走向反独裁的进步道路，主要做了下述工作。

　　一、反独裁统治，呼吁和平

　　1946年先父当选为湖南省参议会参议员，后又当选为省工业会理事长和全国总工业会常务理事，并被公推为湖南省、长沙市工商六团体联谊会主席，六团体是：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先父利用上述合法身份，在各种场合反对独裁，呼吁和平，与国统区各地风起云涌的和平民主运动遥相呼应。

　　1947年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妄图为他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先父多次在省参议会上拍案而起，揭露“国大代表”的选举内幕，反对钦定包办的“国大”，当时国内外报纸竞相报道，“大炮参议”的头衔乃不胫而走。“国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先父又在参议会上提议致书“国大”，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与会议员公推先父草拟“致国大代表书”，书中痛陈国事，吁请“罢兵息民，以为和平张本”。

　　1948年国民党政府通令成立各级“戡乱”委员会，规定省参议员为当然委员，先父拒不接受这个头衔，并以个人名义发出电文，反对建立各级“戡乱”委员会，电文在报纸上刊登后，获得不少著名人士如章士钊等人的支持，影响甚大，先父还向回乡主政的程潜建议撤销“戡乱”委员会，程说必须与蒋保持一定的关系，没有采纳，但对其思想有所触动。

　　二、阻止湖南金银外运

　　1948年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预感到他在大陆可能气数已尽，开始经营台湾。1948年8月，由蒋经国负责，国民政府以搜括民间金银为目的发行金圆券。1948年10月，国民党密令湖南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白银运往上海，以便转运台湾。先父获知内情后，立即与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商议对策，在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支持下，先父奔走策动，率领省市工农商六团体50多位代表，猝不及防地进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封存了即将启运的黄金白银。当时清点金库，计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十万余两，银元约九十万枚等。1949年元旦午夜，先父突然得到内线消息，部分黄金，白银等已被偷运上海，剩余的也将于今晚起运，先父立即告知邓介松，并连夜赶赴金库清点，尚存黄金万余两，白银二十万余两，银元六十余万枚。邓即将金银当场扣留。并扣押了长沙分行经理。先父以省市工农商六团体名义致电财政部，声明如不将运走的金银退回，湖南将停止缴税。先父还向报界发表谈话，将事实真相披露于众，激起民众对蒋政权的一片抗议声，云南、四川、湖北等省相继响应，纷纷阻止金银外运，使国民党搜括大陆金银、外汇运往台湾的计划部分落空，为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保留了亟需的金融资本。

　　三、支持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程潜于1948年7月回湘主政，白崇禧1949年4月从武汉来长，急欲将湖南置于桂系的控制之下，成为广西的屏障，于是在5月白崇禧给程潜一个手条：“奉代总统电谕，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调中央代理考试院长，遗缺电陈明仁接充。”程不敢抗命，又不愿离湘，即分别找唐伯球议长和先父商量，先父与唐伯球商定，立即召开省参议会和省市工农商六团体会议，并请在湘耆宿仇鳌等，分别电请李宗仁收回成命，李宗仁迫于形势，终于收回了成命。

　　程潜曾多次对先父说：“我是第三次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在抗日战争时期损失太大，长沙经过了“四战一火”，我不能使湖南在这次内战中再受损失”。但程潜没有军队，军队在陈明仁手上，程潜要起义，非依靠陈明仁不可，先父过去与陈明仁有过接触，觉得他乡土观念较重，认为可利用这一点做工作，1949年5月的一天，陈明仁邀先父到其家中，谈话中先父觉察到陈明仁最大的顾虑是在道义上难以割断与国民党的关系，于是以留北平不归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长张治中、邵力子等与陈明仁相比，陈明仁一跃而起说：“你说得有道理，黄埔毕业后，这是我第一次回湖南工作，我不能把长沙当四平街”。以上接触和谈话先父都向中共湖南省工委作了汇报。

　　四、筹划益阳地区的迎解工作

　　益阳地区的迎解工作是先父活动的一个重点，他支持中共湖南省工委授意由陈采夫组织成立的“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吸收了一批思想较进步的国民党军官参加，作为起义的骨干，他介绍颜建加入，“民促会”的成立会即在其私人寓所召开，后陈采夫去常德任专员，颜建被任命为益阳县长，而益阳专员兼保安司今潘佑强极端顽固，湘鄂赣边区绥靖司令部又驻益阳，故益阳反动势力甚为嚣张，加之土匪蜂起，颜建势单力孤，无法控制混乱局面，于是先父经中共湖南省工委同意，成立了益阳南岸七乡联防办事处，以协助稳定局势。到了1949年7月，潘佑强进行反扑，拘捕进步人士二三十人，情况甚是紧急，先父请中共湖南省工委向程潜推荐省保安副司令蔡杞材出任益阳地区保安司令，蔡于7月19日赴任，潘佑强逃之夭夭，益阳地区在蔡杞材的领导下，顺利回到了人民手中。

　　五、经济上支持中共湖南地下组织

　　先父1947年后即与领导湖南和平运动的中共湖南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中共的领导，其私人寓所成为中共省工委策反组织联络点。在地下组织经费有困难时，先父努力为之筹措，共筹措了近4万银元，这些钱对中共湖南地下组织来说，用“雪中送炭”来形容并不为过。

　　先父因其公开的，有时甚至是张扬的反独裁、促和平的言行，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当时有两股势力欲将其暗杀，一是白崇禧，白崇禧强迫省市工农商团体为其筹缴“戡乱”费50万银元，并逼令商户向西南撤迁。六团休派出代表见白，拒迁西南，并力陈市场困苦情况，白最后还是勒索食盐24000石和银元26万元。六团体随后发表宣言，由《中央日报》全文刊载，痛斥白迫害工商界的罪行，白崇禧看到宣言后，以先父为罪魁祸首，命其监察处长范瑚和蒋伏生等密谋暗杀，此事被中共湖南省工委获悉，要先父暂避，后先父在陈明仁等的保护下，得以免遭白崇禧的毒手。

　　另一股势力是国民党军统，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由军统保密局毛人凤拟就，国民党批准的84人暗杀名单中，先父排名第59位，暗杀行动由军统湖南站执行。1949年6月的一天，军统派出特务包围了先父的私人寓所，适逢权势人物蔡杞材、刘公武先生等在其寓所商讨和平计划，出面斥退特务，才得以幸免，先父随即逃往家乡益阳，并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暗杀阴谋，后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的南下攻势，暗杀阴谋才未能得逞。

　　    解放后先父历任水利部参事、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父一生不论遭受何种待遇，如他“自述”诗中所说：“往事万端宁可说，冰心一片任沉浮”，始终情绪乐观，对祖国、对人民满怀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