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六十周年了，回忆当年我们为了创建共和国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湖南政府高层策反工作，经历了几多艰辛和危险，终于使湖南实现了和平解放。湖南实现和平解放对我国西南和西北几省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回忆当年，再看今天新中国的繁荣昌盛，许多感怀不禁油然而生。

　　我的中学和大学生活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受尽了日寇侵略的苦头，跑空袭逃战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1944年底，我快要从大学毕业时，目寇打通了粤汉铁路，进攻到贵州省的独山。我们的大学疏散到赣南，孤悬在祖国东南一隅，时时都有被袭击的危险。这时，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喊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悲壮口号。我热血澎湃，投笔从戎，来到福建西南部上杭青年军209师受训，准备以一腔热血报效国家，驱除日寇，收复失地。1945年秋，日寇投降，我也申请退役，在青年职业训练班任教。1946年春，我考取了国立政治大学经济专业的研究生。直至1947年春才来到南京学习。当时，我满怀着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以为努力学习现代的科学知识，可为建设富强的国家而效力。但是，当我进入政大时，目睹的却是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政治权谋，勾心斗角，与我满腔建设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使我非常失落，非常痛苦。

　　正是国民党的贪腐，激怒了大学生的爱国热情，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各大学联合举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游行。为此我热血奔腾参加到民主学生运动之中，为国家兴亡而四处奔走呼号。1947年秋经过组织的严格考验，我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从事学生运动，由于缺乏地下工作知识，过于暴露，被学校所注目，我被学校内部开除而出走上海，因程哲宣同志的关系，住在民革成员程一中先生家中；当时程的友人宋英仲将军也来到上海，宋是保定军校毕业与湖南省长程潜有同学之谊，程潜意欲宋代表湖南出任“湘粤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副司令。宋当时已经参加了民革组织，对此，不知是福是祸，便来上海向民革组织请示。当我向地下党组织汇报此事时，地下党经过研究认为让宋出任此职，对党的工作有利，并要我通过程一中先生介绍充任宋的秘书，从中进行策反工作。因此，我便于1948年春，与程哲宣同志来到湖南，原计划在湖南衡阳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策反和平起义的工作。

　　为了工作，我携带了上海民革领导人陈铭枢、谭平山和程一中的介绍信，抵衡阳二三天后，便经湘桂铁路赴永州冷水滩，找到了住在那里的席楚霖老伯，再由他派人带领我进入位于东安县芦洪市镇东山町村的树德山庄，会见了唐生智将军。唐招呼我用过晚饭后，便进行连续五个钟头的谈话。由于我是来自京沪，故先介绍了当前的解放战争形势和政局。唐后来表示，要革命者不要到香港去，表态很坚决，说明他不会离开湖南到香港去奢谈革命。直到是晚十二时多，我奔走了一天，实在很疲累了，才结束了谈话。至此我知道唐不同于京沪的民主人士，由于反动派的迫害，大多打算去香港。建国后，唐生智担任了湖南省副主席，从他的自述里我才知道，我是第一个远道而来看望他商谈革命的人，对他起了很大鼓舞作用。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人带了一匹马把我送回冷水滩乘火车。

　　我们在衡阳，住在程哲宣的好友邓定皎家里，等了近一个多月，地下组织仍未来联系我们。久住友人家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因此哲宣与郴州良田镇的南江中学教导主任唐友夔、邓超临联系，那里正需要教师，一再邀请我们去教书。为了生活和工作的名义，我们只好先赴郴州任教。同时，叮嘱邓定皎，若有人来找我们的时候要随时通知我们。这样，我们到良田南江中学教书有半年多时间，这期间我们也想在粤汉铁路通过五岭的高山处，建立根据地，以游击的方式切断粤汉铁路的交通，以策应解放大军南下。因此我们便在学校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工作，向他们讲述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向他们讲解历史统治者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误，以及封建社会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然而在此期间，衡阳地下组织一直没有与我们取得联系，而且宋英仲将军反复考量后又决定不出任湘粤赣剿总副司令之职。正在这时从上海回到长沙工作的周汝聪同志，突然来到良田，告知党中央的城市工作的战略转移，要我们立即赴长沙进行策反与和平起义的工作。于是我们便于1948年底来到长沙。在涵德子女职业学校求得教师一职。

　　在长沙市工委领导下，由刘晴波（中央大学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周汝聪（西南联大毕业，曾在青年远征军中任翻译）、曹国枢（原北京大学学生，当时任长沙市公立医院院长）和我四人共同组成了统战小组，经常在三公里曹国枢同志家中讨论湖南和平起义工作中的形势与任务。

　　1948年冬，东北的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解放大军正胜利南下，进迫北平、天津；淮海决战也在准备进行中，敌我形势，已由敌强我弱转化成敌弱我强。就两湖形势而言，白崇禧任华中剿总驻军武汉，他是顽固到底的反动头目。若解放大军进迫武汉，他必然要进入湖南，意图在岳阳长沙之间进行一次大战，以削弱我军力量后，再退回其老巢广西负隅顽抗。

　　湖南方面，各届人士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多有和平解放的愿望，但迫于反动派的淫威，不敢把愿望表现出来。同时，湖南当时还是小农经济，是派系分立的社会土壤。事实上，当政的程潜、陈明仁和在野的唐生智、原黄埔军校教育长的方鼎英、湘西王陈渠珍等等，以至市州以下的派系人物都各拥有一部分力量，不易结合成反抗白崇禧的共同力量，反而易被反动派各个击破。在这种形势下，把湖南人内部力量统一起来，以实现大多数人和平解放的愿望，便是当务之急。

　　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的任务，便是着力策动各界人士，响应和平起义，同时，也必须努力消除各个派系间的芥蒂，团结合作一致对待白崇禧桂系在湘发动战火的阴谋。

　　经组织讨论决定，我以民革成员的身份出现，分工负责国民党省政府省参议会和军队里中上层人士的统战策反工作。鉴于省会有一些国民党中上层人士见反动派大势已去，他们奔走于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参加了民革，民促或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后来三者合并成民革），但是他们还是各自为政，并没有形成组织的力量。因此地下党要我积极联系这批已参加民革同志，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民革长沙市工作委员会。这样，我便去上海，把程一中、许松国等接回长沙。也通过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等民革领导人的授意，在省会联络了省参议会的议长唐伯球，副议长席楚霖及秘书长曹伯闻，省政府秘书长刘公武，社会处长萧训，舆论导报社长周翊襄，双周评论社长李茂秋，社会人士戴朝震、朱汉英，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宋英仲、工商界人士黄定戎、唐贵桐、唐隆阶等十数人，商议成立了民革长沙市工委，并推举我为长沙市工委的秘书长，以便随时与他们个别联系，商讨工作；并由各方介绍慎重个别发展一些民革成员，共同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当时不少社会中上层人士对党的城市政策，缺乏了解，还有些人计划携带家室和财产逃去香港或国外。民革长沙市工委成员，在中共长沙市工委领导下，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明确提出对参加和平起义的人士，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并赠送《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二本书给民革党员阅读。号召大家坚守长沙，防御白崇禧退却时的战乱。妥善保存公共文件和财物，积极迎接和平起义。当时长沙市有一些工商业主，担心解放时社会秩序发生混乱，坏人可能乘机劫掠，在黄兴路一带，由商家出钱在街道上每百米左右的地方，搭建起木栏栅，晚上实行关闭，防备不测。对此举动，各人看法不同，易引起紊乱，我们宣传这是人民自己自救的行动，逐步统一社会的认识。

　　当时，中共中央已发布了战犯名单，其中湖南省主席程潜也名列其中。因而，有些人便以为跟随程潜便是死路一条，对于程潜能在湘起义没有信心，甚至以攻讦程潜以自保。如舆论导报社长周翊襄发表多篇文章称程潜为顽固“家长”，要跟他划清界限，声言欲拥戴唐生智出来收拾残局。这种声音代表了一部份不明真相人士的心态，容易引起社会的紊乱，不利于和平起义局势的形成。当时民革市工委对此表明支持程潜的态度。多次劝说周翊襄改进态度，逐步平息了这场社会风波。同时，对白崇禧指使长沙各报一律刊登，污蔑解放后武汉社会的文章《武汉归来》，市工委要求舆论导报和市工委成员梁仕杰主编的“国民日报”，对解决区进行正面的有说服力的报导，以正视听。

　　在长沙浏阳门外南元宫住有唐莽其人，他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抗战时期他身为中将师、军长，却有一些动摇行径。1949年春他去了香港利用关系参加了民草组织，返长沙便大肆鼓噪，自封为湖南民革的负责人，招兵买马，乘社会的浮动，欲调集其原部属起来取程潜而代之。甚至还封湖南大学留日教授孙××为建设厅长，这种行为只有搞乱社会，对和平起义有百害而无一利，此时组织正面表明态度并派我亲自见他，晓以政策与利害，对被蒙蔽的人士揭露真相，使唐莽的行为有所收敛不致有碍和平起义。

　　与此同时，衡阳有李况松在报端发表主张，欲倡“湘南自治”引起社会紊乱，不利于和平起义的进程，对此，我们都对此加于揭露，不能使其成为气候，这些都说明社会面临大变革过程中，人心浮动，不少沉渣泛起，扰乱社会，若不及时制止，必然要发生祸害。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逐步使各界人士，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从而有利于酝酿成立和平自救的组织，终于在1949年4—6月间，在地下党领导下，通过程潜的邀请，由唐生智主持，联合各界人士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自救委员会”。这样，使白崇禧等反动派知道湖南人民已非一盘散沙，大家团结一致，使白崇禧原来在岳阳长沙之间与解放军大战一仗的阴谋，不能得逞，保障了省会周围的城市和乡村顺利地和平起义。

　　以上是党领导下湖南和平起义中的大型交响曲。民革组织在这雄壮的交响曲中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另外也还有一些弦外的小曲。

　　当时程潜委任宋英仲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我们安排程一中先生住在宋英仲家，我们则在宋家附近居住，宋每天中午回家吃饭时，便将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告知程一中先生，并转来我处，每天下午省委联络人余志宏同志，便来我家收取情报。如白崇禧逃离时欲炸毁捞刀河铁路大桥。我们得到消息后，便由地下党组织铁路工人护路队保障了大桥的安全。

　　白崇禧不得不从长沙撤退时，指示炸毁储藏在开福寺一带的军火库，若此阴谋得逞，则不仅建造于汉唐的千年古寺将荡然无存，而且长沙北区的房舍建筑也将深受其害，幸守护开福寺的一营营长，看到大势已去，希望去旧图新，当时与营长隔壁而居的民革同志沈坚（后来在第一师范任教）得知此情，紧急向我汇报，并称营长想亲自与地下党同志见面获得保证，才敢决心起义。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向上级汇报，我便与沈坚去会见营长，表明自己的身份和诚意，并晓以大义，说明利害，宣传政策，力促其和平起义。后来营长妥善保存了军火库，虽在白崇禧大部队胁迫下，随部队南行，无机起义，但他在行军中尽量放慢脚步，让自己的队伍拖在后面，当大队伍过了株洲大桥时，他便毅然起义，投身于人民队伍。

　　1949年11月初，湖南省委统战部负责人欧阳方同志（后调中南局统战部）派我赴北京汇报湖南和平起义的统战工作情况。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与统战处处长谢华同志接待我，我将地下党在团结各界人士，终于在白崇禧入驻长沙以前，成立了“湖南人民和平自救委员会”的进程和其他各项工作作了汇报，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肯定。

　　六十多年匆匆过去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政通人和，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民族正进行着伟大的复兴。回首建国前，我们忘我地工作，不畏艰辛全心全意投身于新中国的建立而不懈努力；同时我也回忆起当年一起战斗情同手足的同志们。由于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岁月沧桑，而今他们中多数人已经长眠地下，不再能享受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时光。在庆祝祖国六十华诞之际，也无限怀念战友们共同战斗的友谊。历史的长河总是不断地奔腾前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都一样是这个伟大历史行程中的一个铺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