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总指挥部（应为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下同——编者）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任弼时同志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说明了红二方面军（应为红二、六军团，下同——编者）实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和任务。他指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永顺、大庸等地已被敌人占领，其他区域也被敌人分成若干小块，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由于敌众我寡，地理环境的不利因素，不能和敌人硬打硬拼，而要求实行战略转移，且用运动战来调动和消灭敌人，以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接着，贺老总也讲了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总指挥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而作出的关于战略转移的具体部署和计划。之后，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为了牵引敌人，掩护主力红军安全顺利地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会议还作出了一项决定：把六军团的十八师留在湘鄂边区来完成这一项艰巨的任务。并任命张振坤同志为十八师师长兼政委。总指挥部会议结束之后，六军团首长肖克、王震与师长张振坤，立即召开了十八师所属各团团长、政委、参谋长紧急会议，一块分析研究主力红军离撤后红十八师所面临的繁重任务，和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应当采取的一些相应的措施，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会议上，军团首长指示要尽快地将叛徒分子刘士杰捕捉归案，否则，将增加红十八师在行动中的困难。肖克军团长指出：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不要让敌人发觉我们的行动意图，部队一律改用代号，你们在这里最好不要超过四至六天。他还指出：在未来的行动中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连续行军作战连饭都吃不上，还有晚间野外宿营也有些问题，要我们在精神上作好准备，严防意外的事故发生。王政委对我们说：即使十八师被敌人打垮了，你们也应当想办法，就是化装成工人、农民也要来追找主力。王震同志的话虽然是笑着说的，但我们出席会议的十八师的同志都感到了一种关切、一种鼓励、一种力量。我们都决心与敌人周旋到底，接受党对我们战斗意志的严峻考验。当时留下来的十八师的建制只有五十二和五十三两个团。五十二团由原湘鄂边独立团，龙桑独立营以及县、区游击队合编而成。樊孝竹任团长，魏成德任参谋长，我担任政委。五十三团是从六军团十七师调换过来的，团长刘风，政委余立金，参谋长苏鳌。五十三团是十八师的主力团，战斗力强，具有战斗经验，兵员有一千二百多，武器装备较好，有两挺重机枪，每个连还配一挺轻机枪。我们团虽然有两千多人，但枪支很少，除鄂川边独立团，龙桑独立营全部有枪并共有三挺轻机枪外，其余各县、区游击队和各县、区干部枪支都很缺，只好使用梭标。而且县，区游击队根本没有打过仗，甚至没有用过枪，战斗经验很差，只有独立团和独立营与敌人打过一些仗。虽然如此，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的战士绝大多数来自桑植、龙山一带，出身工人、农民，阶级觉悟高，保卫家乡感情很浓，因此，作战很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执行纪律很好。为了完成党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战士们自动地提出了“四怕”和“四不怕”的口号。“四怕”就是怕居功骄傲，怕不求进步，怕违反纪律，怕脱离群众。“四不怕”是：不怕强大的敌人，不怕险恶环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战士们提出这些行动口号，经过团总支研究审查后，又报师政治部审查同意，再发到全团广为宣传。
除奸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红二方面军主力在任、贺、关、肖、王等同志率领下从桑植刘家坪、瑞塔辅等地分几路正式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北上。根据地人民扶老携幼，挥泪相送，一副难舍难分的景象。二方面军主力在任、贺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一路上击退了敌人的层层包围和堵截，巧妙地甩脱了敌人尾追不舍的重兵，迅速地退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离开湘鄂边区的第二天，师长张振坤从茨岩塘师部专程来到了桑植县城，召开了五十二团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研究了我团的行动和准备问题。即未离开桑植县还要做几件群众工作，要求立即做好这么几件事情：一、团总支组织部分政工干部到桑植城内以及附近的村庄向群众解释我主力转移的原因。二、向老百姓宣传，进行坚壁清野的工作，告诉老百姓要把家里所有的炊具和吃的东西如碗、筷、锅、灶、油、盐、柴、米等都一律埋藏起来。特别是城镇和交通便利的大村寨，都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样，万一敌人来了，也因为十室九空而不能站稳脚根。三、发动党员、团员、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晚上向敌人驻地摸哨，扰乱敌人，使之得不到安全的休息。当时张师长还反复地强调：这几件工作一定要做好，并责成我来负责完成这一任务。他说我做群众工作比较内行。我当时坚决地回答说：“保证完成任务。”我知道这是张师长对我的信任。因为他知道我过去曾担任过民运科的科长，有把握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这一次会议虽然开的时间不长，但却开得很好。张师长亲自布置，具体而细致。我们立即按他的指示分头行动。主力撤离湘鄂边区之后，红十八师所负担的任务确实是很艰巨的，尤其布防任务是这样。五十二团的驻地很分散：第一营由我带领，驻桑植城门外的一个村庄；二营樊孝竹团长带领驻洪家关；三营由魏成德参谋长带领，驻上河溪，相隔都比较远。五十三团驻茨岩塘，师部和师直机关也驻在茨岩塘，离我们的驻地也很远。尽管这样，我们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我们完成了军团首长临行前交给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把叛徒刘士杰捉拿归案了。刘原是湘赣省委副书记，他叛变革命并非偶然，是有准备有计划的。最早在他从江西出发，一直到与二军团会师之后，他在较长时间里，都害怕过艰苦的生活，在行军中常常表现动摇。当主力这次战略转移时，刘认为军心已经动摇，不愿意随军出发，不满情绪很大。在总指挥部的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这次战略转移，当时遭到了任、贺、关、肖、王等同志的批评，他就更加不满起来。第二天，他要求与张启龙同志一起去购买粮食，并找了一个机会偷偷地溜了，准备向湖北鹤峰方向去投敌。他的阴谋被张启龙同志发觉，张即回指挥部汇报。我团派出了一个侦察班，向鹤峰方向捉拿。若干天后，我们终于在田坝村附近的一条小河边将他捕获。因此，刘投敌未遂。抓住了这个危险的叛徒，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们行动上的许多麻烦。当时我们感到十分高必，立即电告师部。张师长指示，马上将人送去。于是当天夜里我们就派了一名指导员带一个班把变节分子刘士杰押送到茨岩塘师部处理。
转战湘鄂边境
押走叛徒刘士杰的第二天，我们接到张师长的紧急指示，要我们马上赶到茨岩塘集结待命。我于当天下午一时率领一营从桑植县城出发，二十四日早上五点钟的样子，路过洪家关，在洪家关碰上了孙连仲部的一个团。他们是袭驻洪家关的我团二营的，企图消灭二营，恰好二营由樊孝竹团长带领，已经于敌人到达的半小时前先行向师部出发了，敌人扑了个空，不料却和我一营遭遇上了。一场拼杀是不可避免的了。好在我们的战士是本地人，地形道路都很熟悉，枪一响，我们就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控制了制高点。战斗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左右，我考虑到敌人是一团的兵力，不能与之硬拼。再说，我们的任务是赶到师部集结，觉得决不能让敌人钳住，应当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迷惑敌人，摆脱敌人。于是我派出一个班，向我们的来路打枪，敌人果然上当了，以为后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急忙分兵前往应付。这样，敌人的兵力就分散了。我营乘机钻一个空子，避开正面的敌人，从一个山腰上插过去。甩开了敌人后，部队继续向茨岩塘前进，于二十四日下午六点钟顺利地到达了师部。这时，樊孝竹团长率领的二营也早已安全到达了。到师部以后，我将洪家关遭遇战的经过向师部作了汇报，在战斗中一营没有受损失，只有两个战士挂了花，已妥善安排在洪家关附近的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并给了这两个战士每人五十块光洋，也给了这家老百姓四十块硬洋作为护理费。这家群众很满意，要我们放心。张师长听后也觉得满意。我知道这是师首长对我的安慰和鼓励。在师部，张师长告诉我们，前两天，接到总指挥部的一份电报，我二、六军团主力已顺利到达大庸、辰溪、新化、锡矿山，崇化（疑为安化——编者）、石门一带，准备向宜都、长阳、宜昌方向前进。为了继续配合主力的行动，张振坤同志指示我们马上离开驻地，一方面继续牵制敌人，一方面准备完成任务后迅速突围。师长特别告诉我，师部机关及五十二团，五十三团的行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而且侦察员已经查明附近的敌人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十一月二十五日，部队分两路从茨岩塘出发，经上河溪、水田坝、五道水，插到湖北鹤峰的太平镇。原计划是从五峰县去的，但是部队一到苦竹坪，就遇上了徐源泉两个旅的兵力堵截。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我师则受了一些损失，驻五里坪的敌人又增援了一个师上来，我们又和该敌打了一仗。这次我方伤亡较大，情况较为严重。面对这种情况，张师长当机立断，立即改变计划，经江口退回到湖南桑植的官地坪，遇上了孙连仲的部队拦截，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一夜，我军伤亡极为严重，到晚上七点钟才结束战斗。一场激战刚刚结束，我们又得到侦察员和老百姓的报告，盘锯在鹤蜂、龙山、桑植的敌人，既有孙连仲、陶广、陈渠珍所属的国民党正规军，也有朱疤子、周矮子为首的地方势力派，还有从革命根据地逃跑出去后回家来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民团土匪，总共有四、五万人。显然，敌人有好几个师的兵力围剿我们，想把我红十八师整个地消灭在这个包围圈里。情况这样的复杂，局势这样的险恶，敌人又是这样的强大，十八师又是这样的孤军深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怎么办？十八师的全体指战员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从指挥者方面来说，如果稍有不慎，即将带来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张师长冷静地分析，敌人在战略上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在战术上企图各个击破，然后全面围击，妄图全歼我十八师。十八师当时虽有三千余人，但真正能够作战的只不过两千多人。枪支弹药很少，平均每支枪不到四十发子弹。衣食等物资又根本得不到补给，孤军作战。而敌人的兵员比我们多十倍以上，武器装备也相当优良，弹药充足，其他物资的补给也很充足。因此，双方各种因素的对比都很悬殊，敌方占着绝对的优势。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情况，我们与敌人硬打硬拼是不行的，若不很好地研究，认真地对付，我军就有被打垮的危险。于是，张师长和两个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以及作战科长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当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兼用夜间行动的办法，将部队转移方向改从龙家寨返回茨岩塘，甩开敌人。从龙家寨返回菠岩塘，我们走的是一条很难走的路。部队从官地坪出发，一天一夜都在深山老林里行军。我们四十多岁的张师长，身先士卒，和大家一起步行，给了广大指战员很大的鼓舞。快到菠岩塘的时候，菠岩塘的守敌发现我军要从山下河边经过，便扑了过来，又和我军接上了火。打了不久，附近召市、茅坪一带阻击我军的敌人又来了几个团进行增援。这一仗打得很残酷，我方损失很大。五十三团团长刘风同志不幸负了重伤，生命垂危。我们本想用担架把他抬走，因情况不许可，便将他安置在老百姓家里，留下一个警卫员护理他。这是通过地下党来安置处理的。由于我军伤亡不少，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只剩下一千多人了，所以，干脆把两个团合并在一起，当天晚上转移到百福司。在百福司又得到了群众的报告讲：前面又来了一股敌人阻击我们。张师长只得率领部队经百福司连夜翻过一座大山到忠堡，插到晓关。刚刚到晓关，遇上了敌人，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我军的损失就更大了，指战员伤亡了三百多人，樊团长也牺牲了。
突围
在这些日子里，由于连续不断地打仗，我军的兵员不断地减少，而敌人方面却不断地增加，企图置我十八师于死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二、六军团已经顺利地突破了封锁，到了目的地。这样，总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为了摆脱敌人，我们从晓关转到利川县，向四川的黔江方面突围，追赶主力。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就采取了夜间行军的办法。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到处是冰天雪地，北风刺骨。战士们衣服穿得单薄，冻得直发抖。但是我们的战士有强烈的阶级仇恨，有较高的阶级觉悟，有“四不怕”的口号鼓舞着，因此，大家心里热呼呼的。战士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怕险恶环境，鼓起勇气，和以往一样，一点钟能走十几里路，饱经风霜的熬煎之后，我们终于在一天一夜里，到了黔江边界。起初，黔江守敌没有发觉，我们就在敌人的火力封锁线下偷渡了一条小河。到天快亮的时候，敌人哨兵才发现了情况，用猛烈的火力向我们扫射，情况十分危险。张振坤同志身先士卒，不顾一切，跳到刺骨的河水里，带领部队冲上河的对岸，又翻过了一座高山，避免了与敌人拼消耗的危险。我们穿过了黔江县境，又经过酉阳县的南腰界。之后，再没有遇到什么敌人。这就基本上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摆脱了敌人精心布置的围剿、阻截。于是，我红十八师得以朝红二方面军主力的方向大踏步地挺进。经过沿河、印江两县，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到达贵州的江口县，与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归还六军团建制。这时，我红十八师只剩下六百余人了。
从主力撤离根据地到红十八师与主力会合，一共经历了四十九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敌人凭着占绝对优势的兵员和武器装备及其他条件，对我红十八师进行了疯狂的“围剿”。我红十八师与敌人进行了大大小小二十多次战斗，对我方来说，这些战斗，都是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不仅是冬天，战士们衣着单薄，又饿着肚子，而且吃了上顿又不知什么时候吃下顿，常常吃南瓜充饥。我们的战士就风趣地说：“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天天打土豪，夜夜盖稻草。”就是说，为了打倒地主，资本家，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甘愿吃大苦、耐大劳。是这样坚定的信念鼓舞了我们克服困难，终于完成了牵制敌人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从敌人的重围中勇敢地冲了出来。
我们与主力会师以后，总部召开了二、六军团师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欢迎红十八师完成任务胜利回归。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首长都在会上讲了话。任、贺等同志还在会上指出：红十八师全体指战员在湘鄂边牵引敌人的艰难斗争中英勇善战，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总指挥部交给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红二、六军团顺利地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十八师是很有功绩的，全体指战员都应该受到表扬。他们还希望红十八师全体同志再接再厉，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为革命、为红军作出更大的贡献。任、贺讲了话之后，十八师师长兼政委张振坤同志代表红十八师全体指战员致了谢词。会议最后在嘹亮而又雄壮的军歌声中结束。后来我们团和我们师随二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到达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就象涓涓的溪流，穿过了峡谷深涧，终于汇入了浩瀚的大海，永远不会分离，也永远不会干涸！
（原载1984年第2期《湘西党史通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