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中央和湘赣等苏区遭受了严重损失，红军被迫远征。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命令湘赣红军为先遣部队，进行西征，与贺龙同志的红三军联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指定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同志为主席，领导这次军事行动。八月七日，湘赣军区指挥机关率红十七、十八师共九千七百五十八人，由江西永新牛田、关背和遂川的横石，开始向湘南突围。八月十一日，我军冲破敌人长达二百多里的碉堡封锁线，到达了湖南桂东的沙田圩和寨前圩。十二日，部队在沙田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肖克同志为军团长，王震同志为政委。誓师大会后，部队继续前进。

　　　　十月中旬，我军在贵州石阡的甘溪，与广西之敌廖磊部激战一昼夜，一度被截为两路：一路由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于十五日在沿河县的沿厂坝与红三军、黔东独立师会合；另一路由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领，于二十三日到达印江县的木黄。这时，红三军就驻在附近不远，因为没有电台，同我们联系不上，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当晚，我们部队放了个军事哨在木黄东面的山丫口，红三军的侦察连还来摸我们的哨，一连摸了几次，都被我们打退。快天亮时，他们听老百姓说，昨天来的是一支打富济贫的军队，将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了穷人。接着他们便又来到我们哨前，直截了当地问：“你们是不是红六军团？”我们放军事哨的同志，还以为他们是敌人，很警惕地回答：“我们是红六军团，你们想怎么样？有本事就来！”他们听了，知道我们是自己人，便连忙解释说：“你们不要打枪，我们是红三军的侦察连。”于是，我们放军事哨的同志令他们先来一个人，经了解，确实是自己人，因此我们放军事哨的同志和红三军侦察连的同志都高兴得抱起来，象亲人见面一样，格外亲热。红三军侦察连的同志说：“我们军部离这里只有十五里。”他们立即派了两位同志回去向首长报告这一好消息。接着，我们团也将红三军侦察连的同志送到军团司令部，见了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第二天上午，贺龙等同志率领红三军来到木黄，与我们六军团会师了。

　　　　会师的当天，部队继续出发。两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四川酉阳的南腰界举行了誓师联欢大会，任弼时和贺龙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贺龙同志讲话中有一句说：“我们的根据地就在脚根底下。”我们听到这句话，心里头就有些惊，原以为同红三军会合后，能得到一个短时间的休整，却没想到湘鄂西苏区也丢掉了。这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两军开完联欢大会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根据中央指示，确立了以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在军事上成立总指挥部，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关向应同志任副政委。决定红二、六军团控制具有战略重要地位的湘鄂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借以钳制敌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由南腰界出发，在凉风垭、毛岗、鼓石等地击败了敌人两个旅后，经蚂蝗井进占四川酉阳县城，并继续向湘西挺进。十一月七日，攻克永顺县城，在这里得到了一周的休整，补充了人员、马匹，互相调整了装备，还从红六军团抽调部分干部到红二军团，从而逐渐恢复党团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两军亲密团结和统一行动，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

　　　　正在这时，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部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和贵州的皮德培、杨其昌两个师约十个团的兵力，向我进行围攻。我军于十一月十四日从永顺城撤至吊井岩一线，诱敌尾追，待机重创敌人。因此，我军一天只走几十里路，我走敌随，我驻敌宿，隔沟相峙。过了龙家寨，总指挥部决定选择十万坪这一有利地形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十一月十六日，肖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亲率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三个主力团为第一梯队，在十万坪的碑里坪与杉木村之间的山坡上埋伏。王震政委下令：他不开枪，任何人都不准先开枪，违者枪毙。尾随我军之敌周燮卿亲率一个团先钻进我们的口袋。待敌离我埋伏阵地二十米时，王政委才开第一枪。顿时，我军机枪、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一齐射向敌人，紧接着军团首长把手一挥，六军团就象潮水一般，冲向敌群，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作为二梯队的红二军团趁此胜利时机，如猛虎下山，紧跟着敌人穷追痛击，一直追到永顺城。这一仗，除周燮卿、龚仁杰、皮德培、杨其昌带领一些残兵败将逃走之外，活捉了龚仁杰的参谋长，歼敌三千余人，缴获枪枝二千余枝和大批弹药，补充和改善了我军装备。这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次大胜仗，是打开湘鄂川黔局面，建立革命根据地带关键性的一仗，其意义非常重大。随后我军乘胜攻克了桑植、大庸等县城镇，直逼沅陵。重新以原湘鄂西苏区之永顺、桑植、大庸、龙山、来凤、鹤峰、古丈、慈利等地为基础，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大庸县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同志任书记，并成立了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贺龙同志任主席。又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区，贺龙同志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政委，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均为省委委员。接着以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十六团分别于永顺、大庸、桑植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党团和建立群众组织，成立地方革命武装，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领导群众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十二月一日，湘鄂川黔省委颁发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令。不久，永顺、桑植、大庸、龙山、古丈、慈利等县区乡革命政权相继建立，群众发动起来，进行了土地革命运动。十二月十日，湘鄂川黔省委机关迁至永顺塔卧。在大庸的丁家溶和永顺的塔卧批判了夏曦同志的错误，并撤掉了他以前的重要职务。同时又奉命在塔卧建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贺龙同志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为委员。

　　　　十二月十六日，我军经过慈利，在浯溪河消灭了刚从湖北调来防守的敌独立第三十四旅罗启疆大部，随即占领了桃源。第二天，前卫部队穷追猛进，一度攻入常德城内，由于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赶到，被迫退出城外，待后续部队赶到后，又包围了常德城。我军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七天，扩红数千，筹得大批物资。这一行动，震动了国民党反动集团，何键急令其在湖南截击我中央红军的十六、十九，六十二三个师兼程救援常德等地。敌二十六师亦由江西驰援常德。这样，我红二、六军团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远征。

　　　　敌人不甘失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调动了将近三十个师达二十多万人的兵力，向我湘鄂川黔根据地压来；敌张万信旅渡澧水向大庸边界进犯；郭汝栋师壬振东旅和李觉师陈子贤、陶柳两旅，由慈利、桃源边境向大席进犯；第一路司令陶广所部六十二师钟光仁旅，十六师章亮基所部何友松旅，由沅陵向大庸、永顺进犯；陈渠珍师顾家齐、周燮卿、廖怀忠、戴季韬各部向永顺进犯；张振汉率四十一、四十八师从湖北鹤峰、来凤向我军进犯；王东原（湘军）等部则驻守川东秀山一带。敌以大庸、桑植为重点对我军取包围形势，但章亮基部深入永顺的高粱坪时，我军迎头予以痛击，仅用四、五个小时，歼其戴鼎甲团和两个保安团，残敌经王村向古丈溃逃。三月间，我军一部主动撤出大庸城，向永顺等地转移。李觉、郭汝栋乘虚逼进大庸。三月二十一日，敌十九师、十五师从大庸城倾巢出动，妄图歼我于永顺、大庸交界之后坪。红六军团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定在后坪给予痛击，令十七师五十团（原五十三团）为先头部队，拂晓前占领后坪通往永顺之要道鸡公垭，由于该团耽误了时间，结果鸡公垭被敌人抢先占领。我军不惜牺牲，对鸡公垭山头反复冲锋三十多次，大战一整天。全体指战员顽强战斗，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第二天，红二军团从永顺王村一带赶来后坪，配合作战，又给了敌人沉重打击。李觉、郭汝栋见我援兵已到，只得带领残兵退出战斗。后坪之战，共歼敌约三千余人。我军伤亡也较大，约五、六百人。五十团政委贺志高、五十一团政委周志斌以及六军团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等同志，都不幸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敌人虽然屡遭失败，但仍不死心，再次集中强大兵力向我军围攻。四月九日，敌十六师占领永顺县城。十二日，湘鄂川黔省委领导机关退出塔卧，向北转移至龙山兴隆街。当日敌即占领塔卧，因而我根据地逐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必须转移到外线作战，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敌人当时的兵力部署是：东南面为陶广、李觉两纵队，是敌人的主力。这一带地势较平坦，靠近敌人的中心地区常德、桃源，不利我军活动；西北面是张振汉、陈耀汉两纵队，从北方调来的，地形不熟，不善于山区作战。因此，我军决定向桑植西北面突围，以求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敌人。但是驻桑植县城的陈耀汉抢先一步，派张万信旅占领了陈家河，企图阻止我军北进。于是，红二、六军团总部决定先消灭陈家河之敌。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打击陈家河之敌，激战一昼夜。第二天上午，六军团十七师的四十九团、五十一团等以及十八师上阵。敌人向我北山攻来，当敌人接近我部队时，罗章同志带领五十一团第三营象猛虎一样冲下山去，其他部队也随着一起冲向敌群，即将张万信旅全部歼灭，毙张于陈家河畔。陈家河战斗后，我军休整一天，打扫战场，清点战果。这时，二、有军团总部判断驻桑植城的敌人陈耀汉师，可能弃城向塔卧方向靠拢，乘胜追击陈耀汉是非常有利的。果然不出所料，陈耀汉见张万信部被歼，感到极大威胁，急忙率五十八师退出桑植，向塔卧的李觉、陶广所部靠拢，当晚宿营于桃子溪。我们指挥部立即命令红十七师五十团为先头部队。神速插向桃子溪，主力部队则走大路，从正面压去，包围敌人。我当时是六军团保卫局检查员，在十七师工作，故跟五十团前卫营行动。我军前卫营与敌打响后，迅速勇猛冲向敌炮兵阵地，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一下就缴获敌钢炮二门（有一门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各自逃命，溃不成军。除陈耀汉和他的特务连等一部分逃走之外，其余全部被我军歼灭，俘敌师参谋长周桂先以下官兵约二千人，缴获电台一架，各种武器二千余件。陈家河和桃子溪两次战斗，对于粉碎敌人“围剿”，恢复湘鄂川黔根据地和转入反攻具有重大意义。

　　　　陈耀汉部覆灭后，我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及其他广大地区。五月六日，湘鄂川黔省委领导机关由龙山的兴隆街迁至茨岩塘。接着我军收复塔卧，歼敌钟光仁一八四旅三六八团及补充第五团。五月七日，在塔卧通往永顺道上之茶林坡，又歼敌六十二师一个整营。五月九日，军委分会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分析了两湖敌人的矛盾，决定改变主要作战方向，对湖北敌人采取攻势，对湖南敌人采取守势。因此，我军大踏步转向西北，以六军团一部包围湖北宣恩县城，创造围城打援的战机。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十一个团于十五日向宣恩增援。我军得悉，立即转头向张振汉部攻击，张振汉师部和三个团，被我军围困于湖北来凤县忠堡的一个山沟里。战至第二天上午，王震政委令钢炮营向敌轰击，第一炮就把张振汉的参谋长炸成两截，连轰几炮，炸得敌人手忙脚乱，十分惊慌。当时，我亲眼见到王震政委满面灰尘，他一面吃着锅巴，一面趁此有利时机，下令吹号发起总攻。我军从两面一齐夹击，势如破行，仅用三十分钾，就将张振汉的纵队指挥部及其三个团全部歼灭，并活捉了张振汉。

　　　　忠堡战斗胜利后，六月十八日，红二军团以一个师围困龙山之敌师兴吾、刘文华两个团（我军其余部队利用时间休整），以便造成大攻龙山县的局面，诱击更多的增援龙山之敌，消灭其有生力量，为在龙、来、宣、咸、利等地建立革命政权创造条件。二十三日，我军开始围攻龙山县城，同时在茨岩塘成立了龙山县苏维埃政府，在沙道沟成立了宣恩县苏维埃政府，在空壳树成立了慈桑县苏维埃政府。七月三日，我军主力一部在永顺小井击败增援龙山之敌陶广纵队，歼其一个师的大半。红六军团宣传部长李扑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七月十日，红二军团在象鼻岭击溃增援龙山之敌潘善斋独立三十四旅，歼敌五百余人。七月十五日，我军在胡家沟打垮了增援龙山之敌黄新纵队，给了敌人严重杀伤。七月二十七日，我军完成了围城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任务之后，撤出了龙山之围。但是陈渠珍部二十八日仍然赶来增援龙山之敌，因此，红六军团在招头寨与敌战一天，给了陈渠珍部周燮卿等旅严重打击。在这次战斗中，王震同志负了轻伤，红十七师师长苏杰同志和五十团政委方振生同志壮烈牺牲。

　　　　八月三日，新从北方调来投入湘鄂川黔战场的敌八十五师增援龙山。我军集结了二军团四师主力十二团，六师主力十八团、六军团主力十七师之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以及其他部队的优势兵力，突入敌人纵深，以有利地形和旺盛的士气，采取伏击手段，在板栗园与敌打响。只经几小时战斗，就将敌八十五师全部歼灭，击毙敌师长谢彬，并乘胜解放了宣恩。

　　　　八月八日，我军在芭蕉坨经过激战，打垮了陶广纵队十个团。至此，我红二、六军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结束了反攻阶段。

　　　　八月二十七日，我军开始由反攻转入进攻，主力乘胜东进。在津市、澧县地区，击溃了敌孙连仲部、庄文枢旅、王育英团，先后攻占了石门、澧县、临澧等县城以及当时号称“小天津”的津市，并在这一带地区赢得了时间，扩大了六千余新战士，筹得了大批物资。不久，敌二十六路军及樊松甫纵队向津市、澧县进犯，积极布置对我军更大规模的“围剿”。我军于九月上旬撤离津市、澧县、临澧，向大烟圹、王家厂等地转移。在大烟圹和王家厂附近与敌二十六路军和樊松甫纵队激战一天后，于十月二日，进入石门山区的磨岗隘、仙阳、皂角市等地进行休整，宣传组织群众，成立农民协会，打土豪劣绅，建立游击队，扩大红军。

　　　　十月八日，蒋介石在湖北宜昌设行辕，派陈诚为行辕主任，指挥何键、刘建绪、徐源泉、薛岳、陈继承、孙连仲等二十二个师和五个旅，共计一百个团以上的兵力，再加团防部队，约三十万人来对付我军。陈诚将其所指挥的部队分为“进剿军”和“堵剿军”两种。“进剿军”装备优良，战斗力较强，逐段筑碉前进；“堵剿军”实力较弱，依恃碉堡，积极活动，配合“进剿军”进攻。敌人采取碉堡战术，实行大规模的四面合围，竭力向我军逼进，缩小我军活动范围，企图将我军压缩于桑植、龙山等狡小地区，一举歼灭。不久，我军由东返回桑植一带集结，十一月四日，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重要会议，决定突围部署等问题。会后，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发来电示，令我军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远征，北上抗日。因此。我军在桑植一带积极进行突围远征的准备工作：从主力抽调部分部队为骨干，并将各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集结起来，组成了红二军团的第五师和六军团的第十六师。各师下辖三个团，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筹备各种物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安置伤病员，选择突围的有利方向。暂时留下红十八师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该师在贵州铜仁江口归回了建制）。十一月五日，我军主力由桑植刘家坪等地先后出发长征，北上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