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提出“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并开始着手创建，至一九三六年春完全退出根据地，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艰难过程。它的区域以湖南的大庸、永顺、龙山、桑植四县为中心，包括湖南的保靖、慈利、沅陵、桃源、常德、石门、临澧、澧县、津市，湖北的宣恩、来凤、咸丰、松滋、鹤峰、利川，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江口、石阡、思南等二十多县的部分地区（其中大部分为游击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根据地形成的经过
（一）红三军创建黔东苏区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最后一块红色区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丧失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简称红三军）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成员有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领导下转战鄂川边。十二月十九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县大村召开了会议，总结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失败的教训，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打算，改向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发展，并将“恢复湘鄂边”的口号改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在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下，红三军沿着新的奋斗目标——创造湘鄂川黔边区而积极行动。
但是，前进的道路是艰难而又曲折的。当红三军迈出了前进的第一步——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占领黔江之后，川敌旅长达凤岗率领徐耀光、黄子裳、徐阶平、何甫之等团及周化成保安团向我扑来，红三军不得不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退出黔江。红三军撤出黔江之后，打算在鄂川边进行游击，相机消灭小股敌人，但刚到利川的小河就受到了川军的压迫。为了摆脱鄂川两方敌人的“围剿”，红三军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退到了湘西北的龙山县。这时，因为湘西军阀陈渠珍正在参加黔战，所以红三军在龙山得到了半个月的休息时间。此后，红三军便在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五县之间游击，其中“有二个多月陷于无目的的流浪”。直到三月在慈利县江垭与湘敌作战之后，中央分局才决定重回酉阳、秀山，并试图创造鄂川边游击中心区域。四月十日，红军主力在鄂川边区与鄂川边游击大队会合。十四日，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举行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计划创造以小河、活龙坪一带为中心的游击区域，使湖北咸丰、利川、宣恩，四川黔江、右柱等地成为新的游击根据地，然后再向湘黔发展。关于红三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会议决定首先进攻彭水，然后向酉阳、黔江方面游击。五月八日，红三军出敌不意地攻占了彭水县城，歼灭川敌黄子裳团一个营。打下彭水之后，准备回头再打酉阳，但夏曦认为：“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得了”，遂命红军撤出彭水，西渡乌江，向黔东地区进发。在此之前的三月十七日，成立了由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四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六月十五日，红三军到达印江、沿河两县交界的沙子坡，与当地“神兵”取得了联系。“神兵”是黔东地区农民革命斗争的原始、落后而又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一种武装斗争组织形式。他们立“神坛”，练“神兵”，反抗官僚、地主的统治和剥削，反抗苛捐杂税。但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因而往往被地主豪绅等反动组织利用，在与当地驻军、团防作战中屡遭失败。六月十六日，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四人联名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分析了神兵屡遭失败的原因，阐述了党所领导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方法，指明了神兵要想争取胜和的几条办法，号召神兵派代表到红军中来接洽，与红军建立革命的联合。随后，红军收编了当地以冉少波为首的“神兵”队伍，组成特科大队，直属军部领导。不久又将其改编为红三军黔东纵队。六月十九日，红三军到达沿河县枫香溪（现属德江县）。贺龙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这天下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了会议（史称枫香溪会议）。会上，经过认真讨论，形成了几项决议：一，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三，调集一批干部把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建立起来；四，成立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传队，派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当晚，中央分局召开干部会议，由关向应同志进行了传达，并布置了贯彻中央分局会议精神的方法和步骤。
枫香溪会议后，由红三军七、九两师分赴德江、沿河、印江、松桃、酉阳等县，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小组等群众组织和乡区革命政权。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各地群众组织和革命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八十名委员、三十二名常务委员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并从常委中推选孙秀亮为主席，秦育青，陈正国为副主席。大会以后，黔东特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原有基础上又扩大了一倍。到一九三四年九月，苏区已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域及秀山的部分地区，纵横二百里，十万以上人口，建立了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在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六十三个乡进行了打土豪、分财物的活动，其中五十九个乡分配了土地，平均每人一亩以上。先后建立了沿河、黔东、印江、德江、川黔边等独立团及数支游击队，共五千多人。
黔东特区的建立，使过着流动游击生活的红三军有了立足之地，部队得到了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为红六军团的到来树立了目标，为两军会师提供了环境。贺龙同志后来回忆说：“黔东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的组织，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二）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
黔东特区建立之后，迎来了红二、六军团的会师。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四年夏，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屡战失利。党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作出退出根据地的决定，实行大规模的转移。主力行动之前，派出了三支部队作为先遣队先行突围远征，红六军团就是其中的一支部队。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给湘赣省委发来电报，指示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三军切取联络，并确定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成立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八月七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多人，由江西省遂川县横石等地出发，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日到达湖南省桂东县寨前圩。第二天，全军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宣布军政委员会和军团部的组成名单。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下辖十七、十八两个师。当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行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穿行了二十多个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到达黔东。十月七日甘溪战役受挫，红六军团被敌人截为三段。李达带领的前卫部队四十九团和五十一团各一部，根据国民党报纸披露贺龙在沿河一带活动的消息，向沿河急进，于十五日在沿河县的水田坝与红三军第七师二十六团会合。李达很快见到了贺龙。贺龙得知六军团的处境后，立即率领主力部队南下接应，与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团（郭鹏率领）会合于江口县木根坡。部队继续南下，十月二十四日，贺龙、关向应等红三军的领导人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红六军团的领导人在印江县的木黄亲切会面，主力部队也在此会合。当晚，部队转移至松桃县的石梁。二十五日，部队离开石梁，于二十六日到达四川省酉陌县的南腰界。第二天，两军指战员集中于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庆祝大会。贺龙和任弼时先后在太会上讲了话。任弼时还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同时宣布，经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对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还宣布了军队整编情况，将原红三军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六军团的干部也作了一些调整。两个军团的行动，由任、贺、关统一指挥。
红二、六军的胜利会师，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战斗的整体，成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进一步创建和扩大湘鄂川黔苏区的强大战略突击力量。
两军的会师，是令人永志不忘的。王震同志曾于一九七八年为印江县修建会师纪念碑题了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萧克同志曾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在北京忆起往事时，写了一首《题木黄会师》的四言诗：
二、六军团，历经艰脸，
木黄会师，三军欢唱。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
沅澧波涌，狂熛燎原；
赤区重建，湘鄂川黔。
抚令追昔，怀梵净山。
（三）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获得十万坪大捷。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决定统一行动，并将敌我力量、地理条件、行动方针等向中央发了请示电报。可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央军委却数次电令二、六军团分开活动。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的电令中，中央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童属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指向敌人力量强大的湘西之乾城、凤凰进军——引者），勿再延误。”当时，中央红军已从江西出发长征，而蒋介石调集四十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我中央红军一举消灭。面对这种形势，红二、六军团领导同志认为：当前两军团的主要任务，是积极行动，争取发展新的根据地，更多的钳制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而两军单独行动，力量薄弱，不仅不能完成上述任务，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两军团领导同志联名，多次向中央军委电呈集中行动的理由。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经酉阳、来凤，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等地挺进，在敌人的侧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主力部队出发时，留下黔东特委和新编黔东独立师坚持黔东斗争。十一月七日，红二、六军团占领永顺县城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休整。
红二、六军团胜利进入湘西和集结永顺县城，使湘鄂两省敌军感到惊恐。鄂敌徐源泉急调两个师开赴津、澧，与常德警备区联络，企图堵截我军东进。湘敌何键则急令湘西军阀陈渠珍派兵堵剿。陈渠珍连忙纠集十个团约十万人的兵力，分四路纵队，即以龚仁杰为第一纵队司令，周燮卿（周矮子）为第二纵队司令，杨其昌为第三纵队司令，皮德培为第四纵队司令（皮杨为贵州杂牌军，被贵州军阀王家烈打败后逃往湘西陈渠珍处就食，各号称一个师），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依次向永顺扑来，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围歼红军于永顺地区。
两军团领导同志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形势和当前的情况，根据当面之敌只此一股和敌人兵力大于我军以及全歼敌人的要求，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纵敌骄横，在运动中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十一月十三日，我军主动放弃永顺城，并烧毁小西门的花桥，断敌追路，向北转移。果然，敌人误认为我军怯战，便大军压境，经永顺县城向北追击而来。我军即以一部兵力保持与敌人接触，且战且退，诱敌尾追。主力部队沿途勘察地形，选择战场。经过几次选择，最后决定在离永顺城北九十里的龙家寨十万坪地区设伏，诱敌聚歼。十六日黄昏，敌前军龚仁杰、周燮卿两旅已全部钻进了红军设置的伏击圈内。正当敌人准备宿营时，我军从正面和右侧面山上冲下来，发动猛烈攻击。经过两小对激战，歼敌周燮卿、龚仁杰两旅的大部，残敌沿来路逃窜。当晚我军乘胜追击，途中发现杨其昌师正在龙家寨北五里地左右的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我军又奋起攻击，一举歼灭杨其昌师大部，我军士气大振，再一股作气继续追击逃敌。十万坪战役共歼敌一千多人，俘虏敌旅参谋长以下两千多人，缴获长短枪二千二百余支，轻机枪十挺和子弹、马匹等大批军用物资。十一月十七日，红二、六军团重占永顺县城。接着，红二军团一部乘胜占领桑植县城。二十三日，红军主力从永顺、桑植分两路向大庸进军。二十四日，红军主力与预先秘密进入大庸县城的侦察人员里应外合，歼灭守敌朱际凯（又名朱华生，绰号朱疤子）保安团一个营，敌营长被活捉，敌团长朱际凯仓皇逃命，红军解放大庸县城。此时，红二、六军团已占领了永顺、桑植、大庸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
十万坪战役的胜利，是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改善了红军的装备，鼓舞了广大军民的胜利信心，而且为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十万坪战役后，红二、六军团领导同志进行了分工，任弼时、王震、张子意及夏曦留在后方工作。贺龙、关向应、萧克则率领红军主力乘胜挥师南下，继续发展湘西攻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贺龙、关向应、萧克同志的率领下，从大庸出发，七日进逼沅陵。由于敌军防守甚严，我军未能攻克，遂改变行动计划，顺沅江东下，乘虚向常德、桃源地区实施进攻。此时，湘敌回师不及，蒋介石遂命鄂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由湖北黄陂乘轮船赶到常桃一带防守。正当我军主力进入桃源县境时，鄂敌罗启疆旅的三个团也进入桃源布防。十二月十七日，我军主力突然出现在桃源城北的浯溪河守敌的面前，歼灭了驻守该地的七○一团大部，击溃了前来增援的七○○团两个营。我军乘胜追击，打垮了驻守河洑的七○二团。我军乘胜占领了桃源县城，并对常德进行了包围。常德是一个有近十万人口的城市，为湘西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及水陆交通枢纽。湖南军阀何键怕我军攻下常德，南渡沅水，进取益阳和安化，威逼长沙，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并向鄂敌徐源泉乞援。同时急令其远在湘南截击中央红军的李觉十九师、章亮基十六师、陶广六十二师兼程北进，回援常、桃，并令罗启疆旅残部及常德警备司令刘运乾固守待援。我军围攻常德两昼夜，曾一度打到大西门外。二十日，敌援兵接踵而至，于是我军主动撤围，退到桃源县境休整。根据中央军委十二月十九日的决定，二、六军团在常、桃一带活动了几天。当湘敌部队北援时，二十四日，我军撤离桃、常地区，向慈利挺进。二十六日占领慈利县城。三十日，敌分路向慈利县城进逼，我军退出慈利县城，于三十一日，西返大庸、永顺休整。至此，我军结束了湘西攻势。
（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十万坪战役后，任弼时、王震、张子意及夏曦留在后方工作，并抽调六军团的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和二军团的十六团以及随六军团来湘西的原湘赣六十多名党的工作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深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等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种地方组织。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根据中央书记处十一月十六日关于建立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的电示，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发出关于成立省委和省军区的第一号《通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任弼时，委员有贺龙、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张子意、刘仕杰（此人后来叛变，被抓获后处决）等及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湘鄂川黔省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任弼时。同时还成立了临时政权机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副主席夏曦、朱长清。省委、省军区、革命委员舍机关没在大庸县城。十二月十日，迁往永顺塔卧。十二月十六日，湘鄂川黔省委适时地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指出：“为着开展和掀起湘、鄂、川、黔苏维埃革命巨潮，使得这一地区的广大劳苦群众得到解放，为着我红二、六军团有着巩固的根据地来实行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省委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区创造巩固的新根据地。”决议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湘鄂川黔边区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性，着重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建党建政及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等根据地的各项任务。
经过省委及工作队的积极努力，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止，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建工作，已出现了新的局面。正如任弼时同志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自此，以大、永、龙、桑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形成了。
二、土地革命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一）开展土地革命。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前，同全国各地一样，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豪绅所占有。以根据地中心区域大庸、永顺、龙山、桑植等县为例，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和森林被占全部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豪绅霸占。地主豪绅以佃四主六、佃三主七甚至佃二主八、佃一主九的租率来残酷剥削贫苦农民，再加上烟税、人头税、花桥税等四十多种捐税的盘剥，使广大劳苦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九死一生的绝境。进行土地革命，砸碎封建土地制度，改变这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状况，是湘鄂川黔贫苦人民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
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认真总结了老苏区特别是湘赣苏区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条例分为五部分，共三十四条。其主要内容包括没收土地范围，分配土地的方法及其他注意事项。同年十二月十六日，省委又制定了分田工作大纲，对分田的意义、分配土地的办法和分田工作的领导方式，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规定。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省委又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对土地革命的政策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在省委的领导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小范围土改工作阶段与全面展开阶段。小范围土改工作，是根据地形成之初，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在基本苏区——大庸县城郊附近及永顺塔卧、刘家寨、龙家寨、颗砂等地进行的。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这些地区基本上解决了土地分配问题。在小范围的土改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之后，一九三五年一月，根据地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很快就在大庸，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的广大地区开展起来了。各县的土改分田步骤基本上都是按以下程序进行的：第一步，县里举办训练班，成立县、区、乡土地委员会；第二步，对土豪调查摸底，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第三步，焚烧地契，议田到人；第四步，插牌分田，发土地证。据永保、郭亮、龙山、桑植四县七区三十七乡三十七保统计，分田十九万多亩，十八万多人分得了土地，平均每人一亩多。龙山县的不少贫苦农民（如兴隆街张青云等）当年都收到了谷子。大庸县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六区七十一保，分配了土地十五万一千九百余亩，约占全县田亩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得田人数约九万五千余人。慈利、石门、保靖、来凤、宣恩等县部分地区，也都进行了打土豪、分财物的活动，摸清了地主的田土面积，作好了秋后分田的一切准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虽然存在某些缺点，但基本上符合党的“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
（二）党组织的建设。
为了贯彻落实《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中关于建党工作的精神，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右，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专门颁发了《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决议对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党的组织形式、党内思想斗争、新党员的教育工作以及学习领导方法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省委派出的工作队在帮助各地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帮助建立乡、区、县的党政机关和其他各种组织。在建立党组织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首先发展党员，建立乡党支部，再建立区委，最后建立县委的步骤进行的。实际上少数地区的建党工作，在省委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开展起来了。例如永顺县，红军工作队深入到每乡之后，首先在群众骨干中发展党员，然后建立各乡的党支部。湘鄂川黔省第一个党支部就是永顺县龙家寨乡党支部。龙家寨是土家族苗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苦大仇深，阶级基础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万坪大捷之后，在红军的帮助下，很快发展了党员，并且迅速建立了党的支部。铁匠出身的田玉祥同志（土家族）担任了党支部书记。龙家寨党支部成立后，周围一些乡，如杉木、新寨、碑立等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龙家寨区委，由萧恢先担任区委书记（此人后来贪污公款，生活腐化，被革命政权处决）。龙家寨区委建立之后，全县其他的区，如塔卧、颗砂等也相继建立了区委。在此基础上，工作队的部分同志在游击队的护送下，进入永顺县城，立即成立了永顺县委，刘亚球担任县委书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省委调整行政区域，把永顺县划为永保（包括保靖县的普戎、洛梯两乡地域）、郭亮两县，分别成立两县县委。永保县县委书记先后由刘亚球、李国华、严汉万担任，下辖九个区委。郭亮县党政机关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由沙坝刘家寨迁到龙家寨之前，县委书记李金山，一九三五年三月之后，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刘俊秀，下辖三个区委。与此同时，还成立了桑植、大庸、龙山、龙桑等县县委。桑植县委书记先后由方汉英、李国彬同志担任，下辖六个区委。大庸中心县委书记刘亚球。龙山县委书记先后由郭成书、杨学吉、方汉英担任，下辖八个区委。龙桑县委书记方汉英。一九三五年春，还成立了永（顺）、沅（陵）中心县委，以后又成立了慈桑县委。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由刘俊秀先后担任。一九三五年夏秋之际，成立了宣恩县委，县委书记李国彬。此外，在川鄂边区，一九三四年四月在咸丰还成立了中共鄂川边工作委员会，随鄂川边独立团行动。书记先后由冯义发、花顺涛担任。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编入主力红军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前，还成立了湘鄂川黔特区委员会，特委书记由红十八师师长张振坤兼任，与红十八师一起留守根据地，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转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各级党组织成立之后，继续发展党员，仅三个月的时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三月），桑植就由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五、六十名党员发展到五、六百名，永顺也由几十名发展到三百多名，大庸县发展了一百多人，郭亮县也发展了六十多人。
为了培养党的地方干部，省委在塔卧办了一所党校，省委委员张子意兼任校长，王恩茂任教务处处长。先后有数百名党员到党校学习。他们毕业后，都分配到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队工作。
在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的同时，为了迅速推动党的工作，省委适时地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和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成立之后不久，便在大庸县城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永顺塔卧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郭亮、永保、龙山等县的积极分子，党校已毕业而等待分配的学生，省级活动分子以及省委全体委员。在这次会议上，省委书记任弼时代表省委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任弼时分析了湘西革命运动的新形势和敌人新的进攻的威胁，指出了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回顾了两军会师以来两个多月中党的工作情况，提出了目前党的紧急战斗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以争取决战胜利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去动员、组织、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在满足群众要求的基础上发扬群众积极性，造成群众一切为着战争的热潮。”任弼时还就如何加强觉的领导，如何改善领导方式。怎样处理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边区、战区党的活动问题进行了阐述。省委还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底在大庸县丁家溶召开了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在慈利磨市召开了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这两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省委书记任弼时都作了重要报告。
在党的各项工作开展的同时，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系统而深入地批评了夏曦所犯的错误。
夏曦是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川黔根据地形成之后又担任了省委委员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他犯严重错误虽然是在湘鄂西时期，但到了湘鄂川黔时期仍然有极坏的影响。他忠实地执行了以王明为首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左”倾错误路线，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其主要表现是：在军事上，只准进攻，不准体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在根据地内，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脱离了群众；在党政军内，把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不步优秀干部，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后来，竟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地步。这样在红三军（红二军团前身）内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对于夏曦的错误，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三军在进入贵州省德江县的枫香溪时，贺龙和关向应就批评过，夏曦也有所认识。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后，又开会批评了夏曦的错误。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攻占永顺县城后，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判。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成立之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在大庸县丁家溶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系统地批判夏曦所犯的错误。任弼时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较全面地揭发了夏曦所犯错误表现，分析了其错误产生的原因和危害，号召全体党员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党内思想斗争。
夏曦对待组织上的批评教育，态度是诚恳的，在工作中也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后来省委根据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的电示，仍然保留了他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副主席的职务，还让他担任军委分会委员及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在批评夏曦错误过程中，自然也存在一些“左”的倾向。例如，夏曦是执行王明为首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而犯错误的，在批评他时，却说成夏曦不执行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而且还给他鼓上“取消主义”的帽子；在组织处理上，开始时撤掉了他所有的职务，后来才得到纠正，等等。
尽管如此，批评夏曦的错误，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它起到了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团结的作用。从此，红二军团的面貌焕然一新。
（三）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了搞好乡、区、县的政权建设，在湘鄂川黔省委的领导下，以省革委会的名义翻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作为政权建设的指南。
省委派出的红军工作队，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的规定，在乡、区，县建党的同时，迅速建立乡、区、县各级革命政权。革命政权建立的步骤一般也是从乡开始，再到区到县，与建党步骤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因为政权有“临时”和“正式”之分，所以革命政权在乡、区、县又分做两步进行：第一步，从发动群众，分发地主粮食财产的斗争中建立乡、区、县的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第二步，城乡革命委员会，在分田斗争深入，查明阶级成分时，进行群众民主选举运动，建立正式革命政权——苏维埃政府。
在乡、区普遍建立革命政权的基础上，县一级的革命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三西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春，先后建立了永保、郭亮、桑植、大庸等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五年夏秋之际还在茨岩塘成立了龙山县革命委员会（在这之前，一九三四年八月——一九三五年三月曾在农车成立了龙山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在两河口成立了宣恩县苏维埃政府，在空壳树成立了慈桑联县革命委员会。据不完全统计，湘鄂川黔时期，建立了七个县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五十一个区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二百三十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其中：
永顺县革命委员会，开始设在石堤溪，后迁至灵溪镇，由李家洲、田玉祥（土家族）先后担任主席，下设塔卧，城市、猛岗、石堤、盐井、颗砂、万民、勺哈、对山、大坝等九个区苏维埃政府，辖三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郭亮县苏维埃政府开始设在刘家寨，后迁龙家寨，主席彭兴富（土家族），副主席刘家全（土家族），下设龙家寨、毛坝、官坝三个区苏维埃政府，辖九个乡苏维埃政府。桑植县苏维埃政府设于澧沅镇，先后由肖斌、陈少卿、段新斋担任主席，陈富元、王得庆、滕整诉担任副主席，下设城市、上河溪、双溪桥、朱家台、罗家坪、新街、洪家关、陈家河、利福塔、瑞塔铺、岩垭、张家坡、两河口、何家坪、廖家村、梅市十六个区苏维埃政府，辖五十一个乡苏维埃政府。大庸县革命委员会设在永定镇，开始由海亮生担任主席，樊长松代理主席，不久海亮生调走，由樊长松担任主席，颜正发、肖友明担任副主席，下设东北市、西市、南市、河市、半市、教市、天崇、阳湖坪、郑家坪、李家岗、兴隆、大坪以及溪口（属慈利县）十三个区苏维埃政府，辖六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其中溪口区四个乡）。龙山县革命委员会，由米远模（此人后来叛变，被红军镇压）担任主席，蒙利钊担任副主席，下设兴隆、石牌、茨岩、水田、农车、红岩、召市、茅坪八个区苏维埃政府，辖五十二个乡苏维埃政府。慈桑联县革命委员会，先后由彭辉金、李志福担任主席，钟芳清担任副主席。宣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朋成，下设沙道沟、高罗两个区苏维埃政府，辖十多个乡苏维埃政府。一九三四年底，在鄂川边独立团的帮助下，鄂川边区也建立了三个乡苏维埃政府。据一九五二年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的老根据地情况调查，湘鄂川黔省所辖各县的乡、区两级，绝大多数都由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过渡到了正式政权——苏维埃政府，而一级革命政权则大部分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过渡。
乡、区、县各级革命政权建立以后，各种群众组织如共产青年团、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互济会、儿童团等，也都相继建立起来。这些群众组织是协助政权工作的一种辅助力量，是政权机关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根据地建设和反“围剿”斗争中，他们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建设。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时间不长而战争频繁，物产丰富而人民贫困。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人民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以此来达到他们摧毁根据地的目的。鉴于这种情况，湘鄂川黔省委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特殊的财政经济政策。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省委明确提出：“新的苏维埃区域革命战争经费的负担，应完全加在剥削者——地主富农资本家身上，这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一九三五年二月，湘鄂川黔军委分会成立后，曾就苏维埃经济政策颁发了一道布告。布告中对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土地房屋，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及生活待遇，商人的营业，对取消国民党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取消高利贷借约，无代价地退回典当税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财政经济政策的原则，省委在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中，提出了筹足革命战争经费、收集粮食、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的具体办法。各县贯彻落实省委的指示，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如郭亮县龙家寨区就破获了一起大贪污案，并处决了贪污分子、原区委书记萧恢先。大庸县从工商户中就筹得战费三万五千多元（银元）。到一九三五年底，仅二军团就有战费二十一万五千二百多元（银元）。与此同时，省委、省革委会还解决了商品的正常流通，稳定物价等几个具体问题。
为了解决军用物资的部分需要，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塔卧办起了一座只有五十多人的湘鄂川黔边临时修械厂。一九三五年春，红军从慈利缴获了一批兵工生产物资之后，兵工厂便迁到了郭亮县龙家寨十万坪东边山脚下的躲狮坪（现叫多士坪），兵工厂扩大到三百三十多人。工厂分红炉、翻砂、炸弹、修理、木工等车间，每天能生产出一批刺刀、子弹、炸弹、手榴弹，还能修理和组装一些枪支。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红军撤离永顺，兵工厂便随红军迁到了桑植县的方家坪和龙山县茨岩塘的甘露坪，继续维持生产，直到我军全部转移为止。在办兵工厂的同时，还在龙家寨办起了被服厂，解决了红军缺衣少被的部分困难。
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根据地的群众文化工作，发展较快。省委虽然当时没有来得及办报刊杂志，但是在二、六军团各连队的列宁室中都办有墙报。为了配合革命战争，根据地组织文化宣传，如唱歌、跳舞、演戏等等。当时流行的歌曲很多，主要有《当兵就要当红军》、《送郎当红军》、《一张桌子四四方》、《打土豪分田地》、《门口挂盏灯》、《国际歌》、《少共之歌》、《红军纪律歌》等。一些传统小调如《苏武牧羊》、《绣荷包》、《花灯》等都填上了新词。根据地中还出现了大量的新诗和民歌，如《苏维埃政府好作风》、《红军永远是真心》、《穷人日夜盼红军》、《拿起梭标跟贺龙》等。十万坪战斗和围攻龙山战斗结束后，民间艺人又编唱了鼓词《大战十万坪》、三棒鼓词《围龙山》，新的民间传说如《接龙桥》、《脚印》、《真假游击队》等也在根据地内广为流传。
根据地内还出现了“工农向前进”的漫画。龙山县新城一带还出现了不少组字画。在南腰界，曾出现过“蒋介石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组字画。这些组字画，是漫画的一种形式，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
根据地内出现的这些新文艺，内容健康纯朴，鼓舞人民的斗志；形式生动活泼，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风格清新自然，展示了根据地人民翻身作主人的光荣感和自豪感。
教育事业也随着发展起来。在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县革命委员会帮助农民办起了自己的学校——列宁小学和红军小学。学校的教师，主要由县革命委员会的教育部派遣，同时也留用原来较进步的教员。学校废除了国民党的教材，由教师自己编写、刻印新教材。新教材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艰苦创业的经验，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以及当地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学校招收的学生绝大部分是贫雇农的子弟，以少年儿童为主，也招一部分青年。学生实行免费教育。学校废除了打骂教学制度，建立了一套革命的教育秩序。据永保、郭亮、桑植、龙山四县的调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就办了列宁小学和红军小学十三所，有教师十九人，学生三百八十多人。其中贫雇农子弟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子弟和工商子弟各占百分之十五。一九三五年七月，桑植县红军小学就有四十多个学生参加了工作。
卫生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军在郭亮县龙家寨办了一所医院。医院设管理处和医疗室两个部门。包括领导、医生、护士和洗衣队工人，共三百多名工作人员，而伤病员最多时达四千多人。为了有效地治疗，医院将伤员分为三个连，即轻伤连、重伤连和病号连。当时药品奇缺，医疗器械更是寥寥无几。最好的药是盐水、红汞、碘酒，连绷带也十分有限。每个伤员只有两条绷带，写上名字，用了就洗，洗了再用。生活也相当艰苦，重伤病号每天五分钱菜金，轻伤病号每天三分钱菜金。医务工作人员的两分钱菜金只能喝点酸菜汤，工作极为艰苦。他们既当医生又当护士，既看外科又看内科，一人顶几人用，上班就是十几个钟头。除了劳累的医院工作之外，他们还要上山采草药，下乡访良医，并负责站岗放哨，保护医院，有时还要打退小股敌人的袭击。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由于敌人分六路纵队“围剿”根据地，并已向塔卧、龙家寨逼进，医院不得不分迁到龙山的茨岩塘和桑植的上河溪、杜家山等地。同年秋季，我红军大举东进，在津市缴获敌军两百多担药品之后，医疗条件才稍有好转。
（五）革命武装建设。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对革命武装建设极为重视。在《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里，省委就对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二军团的积极分予代表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革命武装建设的重要性，并对部队建设提出了五项具体任务。
根据省委的布置，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迅速开展起来了。
在主力红军的建设上，首先是建立健全政治工作系统。这个问题在省委成立之前就已由红二、六军团领导着手解决。省委成立之后，又继续进行了这一工作。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止，二军团“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去年十一月以前（指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以前——引者）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人，现在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增加了两三倍党团员。现在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支部组织。”并且“开始恢复系统的政治工作，在二、六军团会合时，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其次，是组织建设。省委成立之前，部队进行了整编，省委成立之后，又根据中央和军委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的指示，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的湘鄂川黔军委分会。根据省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扩红计划和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的扩红指示，各县、区、乡的党政机关、群众组织以及各支红军部队，都积极地开展扩红工作。
一九三五年的一月到十月，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扩红数目是：郭亮县四千余人，永保县六千余人（以上两县参加红军的妇女共有一百余人），大庸县两千多人，桑植县三千多人，龙山、来凤、宣恩、咸丰县共三千人，慈利江垭一千余人，津市、临澧、澧县、石门、松慈共七千人。到一九三五年底，红二军团由原来会师时的四千一百多人，发展到九千二百多人，并且新成立了第五师（辖三个团）；六军团也由会师时的三千三百余人，发展到一万一千多人，新成立了第十六师（辖三个团）。在半年多的反“围剿”斗争中，二、六军团经历了大小战斗三十余次，部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由原来会师时的七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两万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坚强主力军。
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省委也非常重视。当游击队普遍建立起来之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省委和省军区政治部适时地发布了《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对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各县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陆续派遣优秀党员给游击大队配齐了政委，给各乡游击队配齐了指导员，并在区乡游击队中普遍建立了党支部，清洗了坏人，整顿了队伍，使游击队增强了组织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
据永保、郭亮、大庸、桑植、保靖、慈利、石门、沅陵及宣恩等县的不完全统计，有游击大队（或支队）三十六个，游击队（或中队、分队）二百三十多个，共计一万八千六百多人。其中，永保县九个游击大队，下辖二十二个游击队，约六百人。郭亮县三个游击大队，下辖九个游击队，约三百人。大庸县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吉宇，政委由大庸县委书记穰明德兼，一千六百多人；各区乡共成立了二十九支游击队，一千二百余人。桑植县两个游击大队，另有三十多个游击队，约两千人。龙山县八个游击大队，下辖二十多个游击队，约六百人。保靖县普戎、洛梯两个游击队，下设六个中队，五百余人。慈利县溪口、江垭、三官寺、赵家岗、国太桥、三合口等十四个区乡共建立游击大队七个，游击队二十一个，共三千五百多人。沅陵县有天院子、中村、南溪坪等五个游击队。石门县大兴、维新、磨市、白云、南岳、杨柳、和平、雁池、罗平、苏市、文化，所市等二十五个区乡游击队八十余支，约八千人。宣恩县高罗、磨子沟两个游击队也有一百多人。
在各乡、区游击队建立的基础上，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春，先后成立了大庸县独立团、慈利县独立团、永保县独立团、郭亮县独立营、桑植县独立营、龙山县独立营、永沅联县独立营。并先后成立了第一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第一军分区设在大庸县永定镇，攻委先后由袁任远、刘亚球担任，司令员乐尚连（此人后来叛变），下辖大庸、慈利两县的独立团和游击队。第二军分区设在永顺县灵溪镇，司令员先后由马赤、刘子奇担任，下辖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的独立团、营及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四月以后，各独立营先后扩大为独立团，以后均陆续编为红军建制。一九三五年六月，还成立了龙桑独立团，团长高立国，有六百多人枪，桑植团，团长刘风，政委先后由方英汉、刘礼连担任，全团三个营九个连，共一千五百余人。一直在鄂川边境活动的鄂川边独立团，几经挫折之后又发展起来，团长刘汉卿、政委花顺涛，下设四个大队，约五百人。在鄂川边独立团帮助下，咸丰境内的黑洞、活龙坪、巴西溪、大村、小村、李子溪、白果坝等地，分别建立了游击大队。一九三五年八月，独立团到慈利县国太桥、枫香坪等地活动两个多月，组建了三支游击队，计三百余人。龙桑独立团、桑植团和鄂川边独立团，均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编入红军建制。党领导的这些独立团、营、游击队，在发展游击战争，清剿地主、土匪武装以及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在发展地方武装的过程中，省委留在后方的个别领导人却存在着“左”的倾向。例如，大庸当时有土著武装两千多人，其中有一千六、七百人掌握在哥老会头头手中。红军来大庸前，他们写信与红军联系过。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红军解放大庸后，便派李吉宇去召集收编这些土著武装。李吉宇是大庸县人，参加红军前，也是哥老会成员，并且是其中最有威望的。当时湘鄂川黔省军区任命李吉宇为游击支队司令员，第一军分区政委袁任远兼任支队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十二月中旬，已收拢四百多人。省委留在后方的个别领导急于改编这支四百多人的队伍，而袁任远同志却希望把另外一千二、三百人收拢后再改编，结果被省委个别领导人说成是与土匪和平共处而撤职，另派刘亚球担任大庸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一军分区政委。后来他们四周架起机枪，并杀了几个头头，搞强行改编，使其余土著武装产生疑惧，不敢前来参加红军，在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之后，当省委书记任弼时了解情况后，对袁任远进行了安慰，并任命袁任远为省委秘书长。这虽然使袁任远同志的撤职处分得到纠正，但对土著武装改编上所造成的损失却无法弥补了。
三、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红二、六军团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一）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省委及军委分会领导根据地军民反对敌人的“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由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国民党时时刻刻都在梦想摧毁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湘鄂两省敌军达成协同作战的协议，决定分六路纵队（纵队司令分别为徐源泉、张振汉、陈耀汉、郭汝栋、李觉、陶广，共八十一个团），“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同时配备八个师的兵力为外层封锁线，妄图将我红二、六军团一举消灭在永、大、龙、桑的狭小区域内。
敌六路纵队从东南西北四方合围，于二月开始行动。二月十一日，中央和军委给二、六军团领导发来了重要指示电，分析了革命战争的形势及光明前途，规定了活动地区，指明了克敌制胜的原则和方针，并指示成立军委分会。由于二、六军团领导同志对这一指示电的精神没有完全理解，思想上仍有若干保守成份的束缚，因此，经慈利溪口，永顺王村、高梁坪几次战斗之后，我军处处被动，而敌人的包围圈却越来越小。三月中旬，敌李觉部占领了大庸县城，并继续向石堤溪推进，郭汝栋纵队经大庸西进，欲从温塘等地渡澧水进击根据地首府塔卧；陈耀汉纵队则开始进犯桑植一带；陶广纵队亦北犯永顺地区；张振汉部也到达龙山的茨岩塘，向东窥伺塔卧；徐源泉纵队也由鄂西向龙山茨岩塘前进。情况十分危急。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省委和军委分会向广大干部战士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并制定了首先突破中间李觉部于后坪、大庸一线，然后转击两翼，各个击破敌人的计划。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是打好后坪这一仗。
后坪位于大庸之西。其附近的鸡公垭，一侧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为澧水。鸡公垭一条沿山麓的狭长隘路，地势险要，为大庸通往石堤溪，永顺的咽喉，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月二十日，红二、六军团设伏于要隘两侧，待敌就范。但当天下雨，敌人没有行动，我设伏部队误认为敌军已察觉我军企图，加之天寒和疲劳，部队撤离潜伏阵地，并后退十里休息，计划第二天再返回伏击阵地。第二天，李觉部果然向鸡公垭搜索前进。而我担任占领要隘高地任务的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团，因延误行动时间，致使敌人先我占领高地，竟日反复攻击均未得手。两翼攻击部队虽然打得很英勇，一度突至河岸，把一部分敌人压下河去，但终因敌军制高点激烈火力的反冲击而使我受阻。这一仗打了一天，虽毙伤敌军近千人，但我指战员也伤亡五百多人，最后被迫撤出了战斗。
由于后坪战斗失利，使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完全陷入了消极防御的被动局面。四月初，各路敌军已逼进湘鄂川黔省委所在地——永顺塔卧，情况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四月十二日，省委在其北渡长江另辟新区的计划征得党中央同意后，便率二、六军团有秩序地撤离塔卧，拟经龙家寨、万民岗、陈家河、仓关峪等地，然后转东，北渡长江，去湖北的南漳、兴山、远安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四月十三日，正当我军进至桑植陈家河时，发现鄂敌陈耀汉五十八师之一七二旅孤军深入至陈家河，离其师部及一七四旅的驻地均相距数十里。于是二、六军团领导决定打了这一仗再走。深夜，我军兵分三路，完成对敌包围。第二天（十四日）经过一天的激战，歼灭一七二旅大部，击毙其旅长李延龄。陈耀汉闻讯如惊弓之鸟，连夜率部逃跑。十五日，我军猛烈追击，直逼永顺桃子溪。此时陈耀汉率部正赶到桃子溪宿营，我正面部队分成两路冲向桃子溪前面的杨家台、李家台，然后围迁桃子溪的敌军。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一仗除陈耀汉和他的特务连的一部分经葫芦口跑掉外，我军将敌人一个师部，一个旅部、一个山炮营和三四七团全部消灭，并活捉敌师参谋长周桂先，还缴获两门山炮（其中一门现展出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我军在三天之内连续获得陈家河、桃子溪两大战斗的胜利，这就给敌人的“围剿”战略部署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改变了我军的被动局面，是我军由被动的防御到主动的进攻的转折点。从此，省委和军委分会正式放弃北渡长江、另辟新区的计划，决定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对湘敌采取守势，对鄂敌采取攻势，用运动战的方式克敌制胜，发展已经开始胜利的反攻形势。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我红六军团包围宣恩县城，红二军团隐蔽在宣恩城南二十里处，随时准备迎击增援的敌人。宣恩城的守敌，只有四十八师和保安旅各一个团。鄂敌司令徐源泉远居恩施，害怕宣恩失守，危及恩施，进而威胁长江交通，急忙命令驻防来凤的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部驰援。我军截获这一情报后，决定在忠堡设伏，歼灭前来增援之敌。忠堡是咸丰县城以东三十多里处的一个集镇，有百来户人家，与宣恩、来凤邻近。它的周围都是竹林茂密的山岭。六月十二日，敌军向忠堡开进。我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一部以急行军完成了对忠堡之敌的包围。经过十三、十四两天的激战，我军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歼敌四十一师师部，一二一旅和特务营，并给其他六个团以沉重打击。
一九三五年七月，蒋介石为了加强鄂军对我军的“围剿”，从江西调来八十五师归徐源泉指挥。徐源泉命令八十五师由小关（宣恩县）开到李家河驻防。我军了解到这一行动计划之后，决定深入鄂西敌人的战役纵深，利用敌八十五师的弱点，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八月二日，八十五师开始行动。八月三日，八十五师沿着上洞坪，拟经板栗园前往李家河。同日十一时，我红二军团赶到了八十五师必经的板栗园东侧之利福田谷地。这个谷地长约十五里，宽不足一里，两侧都是高山密林，南侧岩石裸露，陡峭难攀，很象一个巨大的瓶子，极其有利于我军埋伏。十二时左右，敌军进入我军的埋伏地带。战斗打响了，敌八十五师师长谢彬也钻进了瓶口。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晚上才告结束。这次战斗，我歼敌一个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大部，敌师长谢彬被我军击毙；缴获敌军六百多箱弹药，六万多块银元及无数枪支。至此，我红二、六军团在省委和军委分会的领导下，粉碎了湘鄂两省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省委决定，利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的空隙，二、六军团再次大举东进，出击长江以南、洞庭湖以西广大地区。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到八月底止，除红十八师和红军学校留守根据地外，我红二、六军团主力兵分三路，红十七师迅速占领石门、临澧县城，红四师占领津市，红六师占领澧县，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域，将敌人新的“围剿”战线从慈利江垭附近向东推后了两百多里。这次东进，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征集了大批物资，补充了大量兵员，使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九月上旬，我军主动撤离澧县、津市、临澧，回师石门新安一线休整。九月中旬，先后进行整训，作好再次反“围剿”的准备。
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的斗争，在半年多时间内，进行了大小战斗三十余次，缴获敌人轻重机枪一百五十余挺，无线电台五全架，山炮两门，子弹一百二十多万发，生俘敌纵队司令以下军官两百多名，士兵一万人以上。
（二）红二、六军团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我红二、六军团的节节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利用湘鄂两省敌军“围剿”红军的计划已经失败。蒋介石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以更加狠毒的手段布置新的“围剿”。一九三五年九月，他一方面命令失败了的湘鄂敌军（其主力约八十七个团）在原有地区立即防御，待机而动；另一方面，因为我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已经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所以蒋介石将原追剿我中央红军的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以及樊松甫、汤恩伯两纵队调到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企图将我军压缩和聚歼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蒋介石下令成立宜昌行辕，派陈诚任行辕参谋长，代行蒋介石职权，以便统一“围剿”军队的指挥，宜昌行辕所辖兵力，达二十二个师又五个旅，一百三十个团，二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三十万众。
当时，我红二、六军团主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兵力也只有两万多人。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退出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转移至敌人力量薄弱的湘黔边，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省委和军委分会命令分散在各地的红军、地方武装及地方机关干部到桑植集中整训、整编，作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了红军突围的誓师大会。除留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斗争，钳制敌人之外，主力部队于当晚就开始了突围行动。关于行动路线，原拟向西南方向突围，直入贵州，因敌人防守严密，故改向敌人意想不到的东南方向突围，冲破澧水、沅水封锁线，直插湘中，然后向西，进入贵州，转战石、镇、黄地区。经过一个多月转战，我二、六军团主力于一九三六年一月顺利地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并进行了短期休整。留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湘鄂川黔特委和红十八师，经过浴血奋战，完成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后，辗转经过鄂西、川东、黔东等地，突破重围，负出了巨大的牺牲，于一月九日到达贵州江口与六军团主力会合，归还六军团建制，也于一月中旬到达石、镇、黄地区。一月下旬，二、六军团主力继续西进。途中，接到红军总部两次电报，要求二、六军团到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活动，或者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二月初，我军迅速占领了黔、大、毕，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从此，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