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了，六十年前的湖南和平起义，化干戈为玉帛，减少了成千上万人的伤亡和不可预计的财产历史文物的损失，历史就此揭开新的一页。也许没有很多人知道，在正式通电起义前数日，程潜来到邵阳，为和平起义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而当时的邵阳各界人士，如抗日爱国的少将魏镇、笔挟风雷的严怪愚、进步民主人士马子谷、老虎县长徐君虎等，在湖南的和平解放过程中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

　　1948年7月，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人民解放军正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刻，古城长沙充满了夏日的躁动。程潜在这个夏天回到湖南任省政府主席，为和平解放湖南运筹奔走。此时白崇禧妄想统率桂系精兵，阻挠解放军解放广西，准备在湖南负隅顽抗。程白关系微妙复杂，形势非常严峻。邵阳人魏镇正是国防部总长办公室的中将高参，考虑到邵阳地下党很活跃，而且人地两熟、办事方便，决定到邵阳任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这时他是程潜最坚定的追随者，但他又是白的旧部，私谊很深。他多次利用时机劝诫白崇禧“不要怀疑程潜！‘楚人多谣’，轻信谣言就要贻误国事，宜慎重考察。同时，湖南党团复杂，这些党棍政客表面忠诚以取宠，实则奸诈以误国，千万不要堕其术中。”白陷入深思。魏则进一步说：“健（白崇禧又名健生）公，民国十七年（1928年），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在武汉，所受的委屈还不大吗！‘两广事件’就更加使人痛心了！”白这时拍桌子大骂：“蒋介石阴险狠毒，德公上了大当！”“岂止德公上了大当，程潜也吃过老板的大亏！目前要一个自程合作，共保湖南。殷鉴不远，谨慎为高！”魏镇这么一说，白崇禧似有所悟，程潜的压力也就减轻了。

　　经过一番周旋，程潜丢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此时，黄埔军校第一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分子、曾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的名将戴文也回到了长沙。那时，邵阳的军政要人，如魏镇、宋江涛、戴岳、陈煦新等，来长沙时都要到戴文家交谈，为和平解放积极做着思想动员。后因邵阳地处湘中偏西南，享有“铁打的宝庆”之美誉，是兵家必争之地，而邵阳国民党军政界内部已开始剧烈分化。为了稳定邵阳局势，有利湖南和平解放，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派戴文回邵阳，经程潜出面，将原湘西师管区部队为基础编为湘西纵队，司令部设在邵阳，戴文任中将司令兼邵阳城防指挥官。戴文驻兵邵阳，在军政界人员中震动很大。白天，一些军政要员常来戴文家议事；晚上，程新宪等人常坐在他家收听北平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戴文将来邵阳协助工作的马魁等五名共产党员安排在司令部政工室工作，为合法身份进行各项革命活动。戴文的叔父戴岳，是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这年夏天他乡居办学，内心为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而激荡不已，掩护并帮助陈新宪做策反工作，对蔡锷旧部湘军将领的起义及游杂部队的投诚，起了一定作用。宝永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宋涛按照中共湖南省工会的授意做迎解工作，掩护地下党活动，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共产党员。

　　1949年6月，程潜签发了《起义备忘录》，起义的决心愈坚，步伐加快，白崇禧的高压也愈烈，程潜的处境也愈艰难。白打着如意算盘：要程潜和他的保安部队撤入广西境内。时任长沙绥署副主任的邵阳人唐星，经密友刘斐、程星龄推荐，游走于白崇禧、程潜之间，化险为夷，“是掩护湖南起义和程潜的人身安全的重要人物之一”。唐星来到白氏官邸，他不动声色地说：“共军指日南下，颂公老迈，后撤广西境内甚是安全，白公虑事很周到呀，不过……白公若把湖南这几万保安部队弄到广西去，一则造成后方交通拥护，二则增加广西给养负担，三则万一闹起事来，酿成大乱，后方不稳。此三者乃兵家大忌也。”在白崇禧的催问下，唐说出了自己的主张：“邵阳地处交通要冲，有公路通衡阳和川、黔，又尽在白公的控制之下如果把程潜和长沙绥署移往邵阳，谅他也跑不出你的手心。万一战况有变，还可令他退入川黔边界，与自公会合。这样，既可稳住湖南民众之心，又可制约程潜，此乃万全之策。”

　　白崇禧虽然认为唐星言之有理，但对程潜仍不放心，执意要程潜去广西，要唐星去邵阳指挥长沙绥署。唐星知白崇禧意，又进一步劝说：“白公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谢，但颂公若不去邵阳，我万难从命。没有这块牌子，我何能服众！”白崇禧深信唐星是忠实可靠的，犹豫了一会，说：“好吧！说按你说的办。”程星龄也说：“程潜率部向邵阳撤退，最后摆脱白崇禧的魔掌，确是唐星之力。”

　　进步民主人士马子谷，在长沙以湖南省特种矿物管理处专职委员的公开身分，联系并动员广大进步力量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解放的工作，在政治上通过程潜撤销了几个反动专员和县长，派出了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和能够跟随程潜的军政人员接任。在军事上除了做陈明仁将军的工作之外，马子谷还争取了姜和赢宪兵团、刘鸣球团和老上级李觉将军及其部属。

　　在军事上，各方面也在做有利于和平解放的准备。魏镇策动湘东师管处刘铭球团和保安一团孙坤部起义，将顽固反共的李精一、杨际云部编为湘西纵队，从邵阳移驻湘西，并派湘西师管区戴文部移驻邵阳，为邵阳起义创造条件。同时在征兵问题上采取“缓兵之计”，当时，白崇禧提出要在湖南扩充实力，征兵三万，魏镇也明知硬顶不行，于是寻找诸多借口，使征兵之事也就缓下来了。

　　徐君虎受湖南省主席程潜委派再次出任新宁县县长，此次出任县长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组织武装起义。他在这个小小的山城里，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小心而大胆地做着武装起义的准备。他一方面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寻找政治空隙谋生存；另一方面踏实地执行邵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开展起义准备工作。他依靠群众的支持、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起义准备工作。

　　新闻媒体是政治的喉舌，掌握着舆论导向。白崇禧以“多谋”著称，他明白要稳住人心，必须首先稳住新闻界，以实现他在湖南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军事目的。白托人约请当时任长沙《实践晚报》社长的邵阳知名记者严怪愚，要与他谈谈。严怪愚曾任《力报》总编，他抨击黑暗腐朽，文秉春秋，使奸佞震惊，百姓称快。周恩来曾对《力报》，特别是严怪愚所撰写的文章表示过极大的欣赏。严怪愚自然知道这个“小诸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在报上登载了“严怪愚回乡探亲”的消息，回邵阳找到了准备起义的宝永警备司令魏镇、副司令宋涛，当上了司令部与邵阳《劲报》（中共邵阳地下县委机关报）的联络员。

　　7月24日，程潜、唐星、谢慕庄、彭杰如来邵阳，魏镇指挥四、五、六、九团在潭宝路沿线布防，以策安全。他们镇定而果断地筹划有关起义的事宜后，留下参谋长谢慕庄协助魏镇压指挥起义，其余的均循原路返回长沙。在邵阳的日子里，程潜住在土匪头子、著名的反共死硬派陈光中家中以麻痹白崇禧，李觉将军因对陈光中有恩，诸事便宜，负责从中斡旋联络程潜与唐生智，并电召徐君虎赴邵密商起义事宜。是时，国民党桂系白崇禧部队仍有重兵驻衡、邵一线，徐君虎实感难以分身前往，便将重任委托给刘天民，刘天民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绕道赶赴邵阳与程潜会晤，聆听程有关和平解放新宁的各项具体指示。他返县后，即密报徐。

　　7月27日，新上任的湖南省主席黄杰侦悉邵阳可能发生兵变，电告魏镇布置机场防务，他要立即飞邵。魏镇压答复：“邵阳机场跑道已烂，不能降落。”

　　8月4日晚，魏镇准备起义，白崇禧电令驻邵阳的成刚等部三个军，“随时准备阻击戴文部队暴乱行动”。这时，李觉和魏镇指挥所部渡过资江，向新化和安化行进。获悉情报的戴文也决定立即行动。起义部队在灵官庙接到陈明仁将军的来电，撤离邵阳城，火速开赴长沙，不久起义部队与解放大军会师。

　　国民党桂系李宗仁部下中将参议，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唐希汴，此时身居长沙，他联络旧时共事的军政人员，声援程潜、陈明仁将军和平解放湖南。后加入民革。

　　在民间，同样有爱国进步人士在努力，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乡村工业示范总处顾问的李尔康，在邵阳解放前夕当局力邀其赴美或者劝去台湾，他均无动于衷，10月10日邵阳解放后，将所属各厂根据其授意保存好的档案、财产及机器设备完好无损地移交人民政府。

　　邵阳的各界爱国人士，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虽然邵阳地区是经过34天的衡宝战役后解放的，但解放前夕各方的努力对湖南地方当局选择和平起义道路，达成局部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