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
但是，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①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
……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十到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一九三五年）；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一九三○年②被何键杀害；萧子暲（肖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一年③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音），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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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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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的报纸《湘江评论》的主编，该报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协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组织。这个书社，特别是新民学会，强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撤换他，并且派代表团到北京和西南进行反张的宣传鼓动——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进行活动。张敬尧以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在这以后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在长沙成立了一个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纲领。
一九二○年④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
谭延闿被一个叫做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鼓吹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掌权，就立即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且一般地赞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无聊的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认为是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们。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还记得一九二○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在这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摘自《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第27—39页）
①新民学会。——斯诺注
②应为一九二八年——编者。
③原文误为一九二七年。
④原文误为一九一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