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止，我先在长抄修业小学教书，后在湖南通俗报馆编报。光阴易逝，岁月如流，到现在已整整四十年了！虽然时间相隔很久，人事变化更多，但那个时期长沙方面一些由五四运动推动起来的革命活动和斗争，以及领导这些革命活动和斗争的人物，却象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悬挂在眼前，镂印在心版，还可以用笔墨把它的轮廓、线条钩画出来。
在这里，有一点必须首先交代清楚：五四运动在长沙，从一开始就是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活动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在长沙也就无声无色了。因此，我在这篇文章里也就只想就毛泽东同志领导长沙方面整个五四运动的事实，写出我的回忆。
可惜我了解的事实不够，搜集的材料不多，更因认识水平和文字能力的限制，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没有系统的，不够生动的，或者全是一点一滴的。但也顾不得许多了，现在让我一段一段地写来。
开路先锋的新民学会
从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几个月新兵后回到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同志，由于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侮、侵略，军阀官僚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使国家接近灭亡的边缘，人民终年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早就有决心把自己的全副力量贡献给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半中，又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南北军阀和直皖军阀的混战，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借世界大战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亡国条约。他的心思是没有一刻宁静的。他常常深思熟虑，怎样挽救危难的中国，解放痛苦的人民。
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新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创刊，毛泽东同志即刻就成为最热爱它的读者之一。他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常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当时的《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生活，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他完全同意这些论点。中国需要改造，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各方面进行根本改造，这时，在他头脑里构成更明确的观念，更坚定的信仰。
在第一师范学校里，有他最敬爱的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诸先生；也有他最要好的朋友，如蔡和森、陈昌、张昆弟、何叔衡诸同志。他们常常交换改造中国的意见，也常常互相期许，互相勉励：要在天昏地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要从层层网罗的包围中展开长翅，要使自己成为当世的栋梁之材，要使中国的政治、文化的面貌根本改变。
他们知道：改造中国决不是一两年的时间，更不是一两人的力量所能办到。必须有很多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结成一个巨大集体，持久奋斗，才能发挥力量，有所作为。这样的人光靠在第一师范里面搜求是不够的，必须突破学校的圈子，到广大的青年中去物色。
一九一七年秋天，长沙城里大部分学校先后都接到一个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启事的大意是：二十八画生要求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做朋友，邀请能耐艰苦、有为祖国牺牲决心的志士和他通信联络。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几个字。有一些头脑顽固的校长，认为这个二十八画生一定是怪人，征友也一定不怀好意，就把启事没收，不让在校内张贴。湖南第一女子师范一个姓马的老校长，见启事写着“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就亲自找到一师附小，又亲自找到第一师范，从陈章甫同志和第一师范校长那里知道“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同志，而毛泽东同志在校是敦品力学的好学生，才消释了“二十八画生”是什么人的疑虑。原来毛泽东同志发出征友启事时，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有很多进步的青年和他做朋友。他期待了一些日子，还只收到三个人的来信。他先后约他们于星期天在定王台图书馆会晤。见面时，不说一句应酬话，就问：“你近来读些什么书？写了些什么文章？”谈得很亲切。等到后来日子久了，交谈的次数多了，毛泽东同志总是和他们讲些读书要有理想，不要追求个人名利，不要打做官发财的主意；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才值得学习一类的话。
这样通信交谈，所及的范围仍然不大，所联系的青年仍然不多，毛泽东同志感觉不满足。他就和几个朋友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团结进步青年的组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商讨，一个以改造中国为奋斗目标的新民学会就正式成立了。那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春光明媚，草木生香，一十三个经毛泽东同志联系邀约的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很兴奋地齐集在岳麓山下饮马塘上蔡和森同志的家里，开了一天会。会上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新民学会章程。规定：学会的宗旨是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会员必须是向上的（进步的）青年，必须是有为国家民旅做事业的远大志向的青年；新会员入会，要由会员介绍，评议会通过；会员必须严格遵守道德上，生活上的几条戒律，如不嫖、不赌、不娶妾、不贪污等。学会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是评议会。大家推选了五个评议会干事，毛泽东同志被推为评议会副总干事。最后讨论发展会员时，毛泽东同志说：“要人多力量才大；会员应该多发展。不过，会员的标准不能降低，一定要品德好、志向好、学问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我们才欢迎他入会。”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
从这时候起，第一师范的优秀学生，长沙中小学的优秀教师，都逐渐被吸收入会。接着周南女中，长郡中学、明德中学、湖南商专、法专和湘雅医学院等校的学生也有加入的。到五四运动的前夕，新民学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了七十多人。除一部分赴法勤工俭学外，多数留在长沙教书和读书。每隔一周或半月要开会一次。每次会议都有中心内容，或讨论某个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或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或报告各人的学习、工作计划与实践，以互相督促。会场中常洋溢着青年的沸腾热情，和表现摸索、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的勇气。五四运动时期，这几十个新民学会的会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长沙的各种革命活动中起着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所以新民学会的成立，实在是长沙方面的五四运动的开路先锋。
影响巨大的留法勘工俭学运动
新民学会成立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同志和学会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就全力领导了湖南方面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由吴玉章同志和蔡元培等人所倡导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已经在全国许多省区掀起了一个浪潮。湖南方面首先迎接这个浪潮的是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刚从第一师范毕业。他和许多新民学会会员都亲自看到军阀混战，全中国的天空被层层的乌烟瘴气所笼罩，湖南人民也正被吴佩孚，张敬尧的“北军”屠杀劫掠，越觉得中国和湖南都需要改造，青年学生必须加紧学习和锻炼，来担当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责任。他认为如果让一些青年学生到法国工厂去做工，几年后，学好了法文，积累了工资，再投入那里的专门学校学习，这样，不但使一些穷苦青年有远适异国，学习新学术、新思想的机会，而且他们通过体力劳动的锻炼，常和穷苦的工人在一起生活，必然会熟悉工人，了解工人，和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劳苦大众的问题，担当起改造国家社会的艰巨工作。这是青年学生的好出路，也是培养和提高新民学会会员的好途径。他首先向新民学会会员、第一师范和长郡中学的同学宣传发动，一部分贫苦学生群起响应，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期达到勤工俭学的目的。几天之闻，决定参加的就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同志等三十多人。
这时留法勤工俭学还在倡议阶段，没有负责主持的机关，经济上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为了帮助湖南几十个青年解决赴法旅费、出国护照、学习法文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提议蔡和森同志去北京联系，他自己留在长沙继续做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领二十五名准备赴法的学生去北京。这时湖南青年到达北京准备赴法的已有四五十人了。由于出国的准备没有做好，一时还不能赴法，一部分人情绪不安，有的口出怨言。毛泽东同志劝大家耐心等待，并反复说明必须作好准备，不可在没有准备以前就盲目行动。他又和蔡和森同志与有关方面接洽，使大家都能入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并分头筹备旅费，办理出国手续。
他和同来北京的一些学生都很穷，每个月六七块钱的伙食费都很难维持，杨昌济先生介绍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个小职员，每月工资只有八元，仅够个人吃饭。他和罗学瓒、陈绍休等七人同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的一间小房子里。他不以穷苦为意，每天除积极工作和活动外，还要参加一些学术组织的讲演会和到北京大学旁听一部分课程。
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这时候的生活这样说道：“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算是一种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间小房子里住下七个人，晚上我们七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谁要翻身的时候，常常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旁的人。”
到一九一九年初，毛泽东同志由北京到上海，送走了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学生，他所领导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才告一段落。
这一运动的收获，不仅在于使湖南几十个青年得到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也不仅在于使这群勤工俭学的学生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中坚分子，而最主要的却在它在湖南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上和革命斗争的开展上有着巨大深刻的影响：（一）打破了湖南知识分子蹈常守故，安于习俗的思想，掀起了向西洋学习新思想、新科学的高潮。象年将半百，教书几十年的徐特立同志，也受了这次运动的影响，而接着赴法去做老留学生，就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二）毛泽东同志由于亲自到了北京，和北京各大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联系，对于北京青年学生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能够互通声息。这样，就为他于五四运动时期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一九一九年的春末夏初，中国人民的心是特别不平静的。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中正在讨论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问题。全国人民一致注视了这个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并提出取消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号召反对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北京、上海和各地的报刊舆论，普遍传播爱国人民的这种呼声。
湖南人民的心情和全国人民一样，激昂、慷慨，主张奋斗到底。但在北洋军阀张敬尧暗无天日的统治下面，爱国运动被禁止，一切外地爱国活动的消息也多被扣留，广大爱国青年学生感到十分愤慨。我们一群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心情一样，每天想从报纸上得到自己所盼望的好消息；教员休息室里，坐满了等待报纸的人；报纸一到，大家抢着先看。但不幸的是：每天都使人失望。因为每天的报纸报道：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二十一条，取消无望。我们的心上好象压着一块大石头，感到异常沉重。每当学生要求我们报告时事时，就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鼓励他们发扬爱国精神，争取最后胜利。
记得是五月九日的上午第二堂课后，我从课堂出来走到办公室，刚进门，就听见有入在高声念今天报纸上的专电和快信：
“四日下午一时，北京学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学界的大示威。高举写了‘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卖国四大金刚应处死刑’的白色旗帜……游行示威的学生，行至赵家楼曹汝霖宅，打破窗户，将卖国贼旗子掷入屋中。曹宅忽然火起。”
“章宗祥时在曾宅，学生见之，愤而殴击，章负伤甚重。”
“曹汝霖狼狈逃避六国饭店，因北京人心激昂，又走奉天，藏入日租界。”
“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殴伤甚重，性命已在呼吸。”
“北京学生，现被捕去三十余人。大学校长蔡元培愿独身抵罪。”
听完这段消息，大家感到痛快，也感到愤怒。痛快的是打了卖国贼，愤怒的是北京政府逮捕了学生，外交上没有取得胜利。
这消息即时传遍了全校。课堂里，课堂外，学生三五成群，都在议论这事。有的说：“北京学生真勇敢，真爱国！”有的说：“卖国贼罪该万死，可惜没有把他们都打死！”有的说：“我们一定要援救被捕的学生，要继续争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
这消息也震动了全长沙城，全湖南省。全省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都是交织着兴奋、痛快、激昂、愤怒的心情，准备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毛泽东同志回到了长沙
当毛泽东同志陪送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上海时，大家认定他也会到法国去。但是法国邮船将要从上海放洋的前几天，毛泽东同志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这使大家惊奇了。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今万事俱备，就要起程，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这是为什么呢？”大家这样问他。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闻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这时，报纸上天天传来巴黎和会中我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正酝酿争回青岛、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外交政策的运动。毛泽东同志送别了去法的朋友们，就回到长沙，以更多的时间研究时事，并向长沙的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推动湖南学生爱国运动。
一天，毛泽东同志来修业小学找我，他对我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当我知道他还没有确定居住的地方时，就劝他住到修业小学来，这地方适宜，便于与外面联系，且可以在学校里教几点钟课。他同意了。过了几天，他将他的简单行李搬到修业学校，在高小部每周教六小时的历史课，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运用。
从新民学会成立后，陆续吸收了一些进步的大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作会员。长沙几个主要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差不多都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这时分别走访了他们，讲述几个月来他个人在北京、上海的经历，并向他们介绍他所接触的一些值得敬佩的人物。谈到国内外形势时，他认为由于外交问题的影响，全国的人心都很不安，青年学生更将有具体的表示。我们新民学会会员决不可站在旁边看热闹，要立即行动起来。他又约集所有在长沙的会员到楚怡小学何叔衡同志那里开了半天的会。他在会上对欧战后的世界局势，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张敬尧在湖南所造的罪恶，以及在新思潮的激荡下全国人民的觉悟逐渐提高的事实，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他还对如何组织青年学生的力量，如何与张敬尧进行斗争，也提出了他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有很大的启发，因而增强了在长沙开展爱国运动的信心。
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长沙后，毛泽东同志除紧密和新民学会会员及各学校学生骨干分子联系外，又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学生、反对卖国外交的具体意见。这些人正以受张敬尧的严密控制，爱国运动搞不起来，心情十分苦闷。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大家觉得头脑开朗多了，都表示愿意按照他所指出的奋斗目标去努力。
湖南学生的大联合
五四运动前湖南学生的统一组织，也曾有过酝酿，并且在反对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反对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时候，组织过湖南的学生联合会，以领导请愿废约的运动。但组织不健全，没有发挥大的作用，而陷于停顿。毛泽东同志回长沙后，首先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开展湖南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必须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这时有好些学校如第一师范、商业专门等校的学生组织比较健全，搞社会活动也有一些经验，他首先和这些学校的学生骨干分子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进一步再扩大联系的范围，并对所联系的学校主要学生干部，详细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巴黎和会和北洋军阀的外交政策，全国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发展的新形势。他提出：我们的斗争，第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要力争山东主权的完整，和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第二，要有统一的组织，使力量集中，声势浩大，以取得斗争的巨大胜利。第三，要对斗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如何对付张敬尧必会施加的压迫，使斗争坚持到底，就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这时，北京学生由于段祺瑞政府的横加压迫，又不肯罢免几个著名的卖国贼，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到五月十九日，全体学校宣告罢课，并组织十人团，上街进行爱国宣传。不到几天，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罢课。张敬尧知道形势严重，戒备更加严密。每天派人检查报纸，不许刊登有关爱国运动的消息；同时，重申禁令，不准学生作一切爱国活动。毛泽东同志和各校学生会负责人集商，要加紧团结，突破张敬尧的控制，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又亲自写了一张很激切的传单，号召大家即刻行动起来，以支援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的斗争。写好以后，用第一师范等几个学校的名义发出去。并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日夜紧张活动，动员各校罢课，同时推派代表，即日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
经过十天左右的联络、协商，统一领导全省学生运动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于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三日正式宣告成立。当日通过决议：全市和全省学校全体罢课。罢课宣言内有这样的话：“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需挽救……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之不存，学于何有！我们的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形势之要求，决定自六月三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并在宣言的最后发出：“请斩曹章陆以谢天下”的呼吁。于是以公立法专、第一师范、长沙师范为首的长沙学生罢了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
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和全国各省学联的组织差不多。会长之下，分设评议部与执行部负实际责任。当时推定商专代表彭璜作会长，长郡中学和第一师范学生代表作评议部执行部主席。他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其他各校代表也多数是新民学会会员或与新民学会早有联系的进步青年。如长郡中学的彭光球、周南女学的魏璧、雅礼学校的陈纯粹、法政专门学校的黎宗烈、蚕业学校的李思安、第一师范的蒋竹如等。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离毛泽东同志住的修业学校很近，他每天都到这里来和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这年暑假中，他日间多在商专，随时指导学联工作。
从学联成立后，湖南学生有了统一的组织，因而使爱国运动进入高潮。
掀起了爱国运动的高潮
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各种爱国活动，最重要的是：要求废止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争回青岛，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等。
由于段祺瑞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了在北京街头讲演的学生千多人，引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的工人和商人于六月五日开始罢工、罢市。不到几天，罢工、罢市的浪潮就席卷了全国各大城市，也席卷了湖南全境。这时的五四运动已经成为全国工人、商人和学生大联合的革命运动，力量更加雄伟壮大。北京政府经不起这种人民联合的力量的威胁，才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企图缓和全国人民的愤怒。
在毛泽东同志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早已在五月间由湖南各界公法团体如教育会、商会等所组成的国货维持会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当时抵制日货的中心工作。这样一来，长沙城和湖南全省以抵制日货为主要活动的爱国运动就莲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湖南学生联合会是国货维持会最有力的支柱。它派出很多学生作调查员，经常到纱号、南货、纸业、印刷、玻璃和百货等商店进行细致的调查。查出日货，即行封存，限期拍卖。如这些商店阳奉阴违，继续偷卖日货，就对它们分别给予罚金，没收或焚毁它的日货等处分。以贩卖日货著名的吴大茂百货店，违反规定，被苏广业国货维持会开除。华太长洋货号改国货号以后，暗地仍贩进日货，被学生将店里的日货捣毁。唯利是图的奸商在这样监察、惩罚之下，仍然花样百出，不服从处理。于是由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国货维持会于七月七日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堆放坪中，淋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散走。
到七月九日，学生联合会又邀集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组成包括二十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各界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各界爱国人民都纷纷加入，各校教职员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就达二百五十余团。七月中旬，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四百多个，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备会。到十月下旬，十人团又继续组成了很多。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柳直荀同志被推为联合会的副总干事。救国十人团的主要工作是抵制日货和作爱国救国的宣传。当时风起云涌地组织起来，热火朝天地开展活动，声势极为浩大。
这年暑假中，学生联合会组织留校学生成立讲演团十四个，到街上、码头、车站和挨家挨户进行反日爱国的宣传。男女学生在炎炎的烈日下，把抵制日货、保卫国家的道理，详细向听众宣传；并结合朝鲜亡国后人民被残杀、几家只许共用一把菜刀种种惨痛事实，以及当时日本海军在福州登陆、殴辱学生的消息，以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讲演学生，奔走呼号，声泪俱下。许多听众感动得哭起来。
各校学生又组织了很多话剧团，日夜排演有爱国意义的新剧，如《鸦片战争》、《哀台湾》、《高丽亡国史》等。我教书的修业学校中学部的师生，因排演《安重根》一剧，就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各种新剧演出后，也起了很大的爱国教育作用。
在全国爱国运动和长沙抵制日货、爱国宣传的影响下，国货维持会和爱国讲演团普遍在湖南全省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活动，爱国热潮已在全省范围内沸腾起来。
湘江的怒吼
从湖南的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后，毛泽东同志常和学联的主要负责人研究提高群众觉悟、巩同革命热情的办法。认为除了加强群众的基层组织外，必须以正确的革命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才能推动爱国运动的继续前进。因此，有发行一种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的必要。
他的意见，很快就得到大家的赞同，决定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一种评论性质的定期刊物，并推他负主编责任。在他紧张筹备十多天之后，一个形式内容略如当时风行全国的《每周评论》的《湘江评论》第一期于七月十四日出版了。
毛泽东同志在他写的《创刊宣言》中说明了《湘江评论》发行的宗旨。他说：现在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于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革命的新高潮。
创刊号的内容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等。差不多全部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每篇文章都发挥着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都洋溢着不妥协的反抗精神，读起来使人感到痛快和有力量。又由于这些文章不但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且为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途径，读过这些文章之后，大家觉得累积在心头的焦虑和苦闷得到解除，眼前出现了光明和希望。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有人说：“《湘江评论》才算得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
第一期的《湘江评论》印两千份，一天就卖光，加印两千份，不到三天也卖光。从第二期起印五千份，还不能满足外地读者的需要。当时一个地方的报刊发行到这种数量，是很难的。长沙、湖南全省和武汉、广州、成都等地的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多成了《湘江评论》的好朋友。每期出版，争相阅读。北京的《每周评论》曾在第三十六期上作了介绍，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连续登载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毛泽东同志在《民众大联合》这篇文章里，指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而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飞跑。这是欧洲各国被压迫的人民的斗争方式（编者按：一九一九年时除俄国十月革命已成功外，德、奥、意三国人民正在举行革命）；采取这种革命办法的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接着他又指出：“民众大联合最根本的是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农民们应该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求。工人们同样要结成一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其他如学生、妇女、教员……都应该根据切身的利益和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民众大联合必须这样建立在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阶层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他最后还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全世界为之震动，因而推动了欧亚两洲人民革命运动，因而发生了中国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规模空前深广。在极短的时间内，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由此全国人民觉醒起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起而斗争，谁起而斗争？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之一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在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实践中，就已经形成，并且出色地运用了这个法宝，证明了它具有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
《湘江评论》只编写五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问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套被、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却。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
当时热烈欢迎《湘江评论》的人虽多，但恨《湘江评论》骂《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湘江评论》提倡男女平权、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批评孔夫子，是邪说异端、大逆不道。长沙有一家报纸骂《湘江评论》是怪人怪论。
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则以《湘江评论》正面与他们为敌，公开地批评他们，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加以摧毁。他们造出了欺骗群众的谣言说：“过激派到了湖南，不得了！”派军警到承印《湘江评论》的湘鄂印刷公司检查、捣乱。等到第五期还在印刷时，就横暴地封闭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版了四期，刊行时间也只一个多月，但它的影响却很深远：不但启发了人民的革命思想，鼓舞了青年的革命斗志，也为各学校、团体办刊物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榜样，使它们如雨后春笋一样地产生出来。在《湘江评论》和各种各样刊物宣传鼓舞下，湖南人民的觉悟提高了，青年斗争的方向逐渐明确了，因此更进一步开展了爱国运动，为此后驱张运动、工人运动打好了思想基础。
新思潮冲击了沉默的教育界
从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来，湖南的教育界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先进人物是不少的。象徐特立、易白沙诸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氏称帝的斗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先后统治湖南，对教育界有革命思想和行动的人，加以残杀、驱逐、打击，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张敬尧到湖南后，箝制教师的思想，拖欠教师的薪资，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对教育界给以严重的摧折。一般教育界人士敢怒而不敢言，从外表看来，呈现了一种沉默的状态。
这种沉默，是不能长久的。果然，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到湖南的时候，首先便冲击了这个沉默的教育界。健学会的成立，就是一个很显明的标志。
健学会是当时湖南许多不满意张敬尧统治的教育界人士组织的有进步意义的学术团体。由省教育会会长陈夙荒为首发起，于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十夭，即六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这天到会的，多数是湖南教育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徐特立、何叔衡两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陈夙荒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这样说：“过去大学生以作官为唯一的目的，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变了，都能注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这次学生救国运动，有人错误的认为是由于政客的勾引，而不知实出于学生的自动，和新旧思想的冲突。我国新思潮正在发展，不可遏抑，我们当及时研究，引导它走上正轨。健学会的组织在于采取正确健全的学说，而为彻底的研究。”经到会人士共同决定了健学会的会则。最重要的几条是：“本会由同志组合，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输入新思想的方法是：一、凡最近出版的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搜集，供会员阅览；二、函托海内外同志随时调查，通信报告；三、介绍名人讲话。”“研究的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须认定一门研究。会友学习外语的由本会会友传授。”“传播的方法主要是讲演，分定期和临时两种，定期的每周于星期天上午举行。”
从健学会成立后，连续邀集会员和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到陈夙荒主办的楚怡小学举行讲演会。第一次朱剑凡讲“中国人生的观念与死的观念的根本谬误”，第二次张孝敏讲“做人”，第三次杨树达讲“教育与文学”，第四次陈夙荒讲“杜威的教育主义可以采用吗”，每次听讲的人都很踊跃，大家都觉得有一定的收获。这种讲演，一直持续到驱张运动以后，一九二○年上半年，才无形停顿。
健学会虽然没有明确的改革政治的奋斗目标，但对湖南教育界迎接新思潮、传播新文化是起了推动作用的。从这时候起，绝大多数的学校改革了教育的方法，鼓励学生成立自治会，支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爱国活动；有的学校改用白话教材教学，提倡学生写白话文；有的学校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学；有些女校，也让学生社交公开，让学生剪发。
毛泽东同志对健学会的成立和活动，是多方推动和尽力赞助的。这年冬天爆发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志也通过健学会会员向各校学生进行了宣传、鼓动的工作。在整个驱张运动中，健学会的多数会员都是热情的支持者和积极的活动者。但在驱张运动成功以后，逐渐起了分化，有的靠拢了当时的统治者，成了他们的支柱，有的同情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起了一定的掩护、赞助等作用。
女界响起了钟声
五四运动前的长沙女学校，以周南女校、稻田师范两校的规模较大，历史也较久。其他如福湘是教会学校，衡粹、自治、崇实、蚕业、涵德、培德、纯德等是职业学校，这都不如周南、稻田有代表性。这些女学校性质虽各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向学生进行贤妻良母的教育。所以这些学校既不重视培养学生参加生产、服务社会的智能，也不抓紧提高学生科学文化水平，使其升学深造；所最注意的，就是对她们进行封建道德的训练。恋爱固然是厉禁，社交也就被禁止，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则更被认为是岂有此理的事情。当时女学生毕业后的第一大事就是结婚。女子教育虽然办了多少年，但在社会上有职业的却是凤毛麟角。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这种情形，很快就起了变化，特别是周南女校的变化更大。
周南校长朱剑凡，是当时一个热心研究新教育的人。他在一九一九年暑假中决定把周南女校加以革新。他提出革新计划的要旨是：适应现代需要，增加女子科学的生产能力，以谋生活的独立。他采取了和计划相适应的措施：注意科学的教学，提倡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里顿时出现一种活跃生动的现象。正如当时长沙的报纸上所描述的：“周南学生意志发皇，很有朝气。”
周南的学生，原来有“南化会”的组织，但历年都没有好多活动。这时开始成立了自治会，一方面促进学习，一方面维持纪律。自治会的主要干部是人称“周南三杰”的魏璧、周敦祥、劳启荣。她们三人和她们的女老师陶毅都加入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她们四人开始的。当时女学生不敢讲社交，不敢多和男子见面，风气是十分闭塞的。她们都愿意加入以男子为基本队伍的新民学会，就充分表现了她们求解放、求改造的勇气。所以在吸收她们入会时，毛泽东同志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入会，并照全体相以留纪念。在她们领导下的周南学生自治会，做了很多事情：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创办了平民半日学校，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体育锻炼的活动。而影响最大，大大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是刊行了一种名叫《女界钟》的周刊。
《女界钟》的文章大部分是周南学生写的，也吸收一部分外面的投稿。这些文章多半是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奸商、抨击军阀官僚的道理，和发挥民主政治、劳工神圣的意义，更集中力量讨论了妇女解放问题。她们认为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必须首先做到婚姻自由和经济独立。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因此就特别多一些。
这时长沙先后发生两起女子自杀的事情：一个是赵五贞，因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在出嫁的时候，以剃刀刎颈自杀于花轿中。一个是袁舜英，是周南的学生，因受在校教课的爱人李某的轻视、冷淡，羞愤投水自杀。《女界钟》为这两个惨剧号召妇女界大家起来讨论。后来在《女界钟》发表的文章多半指出赵、袁两人之死，是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下面；是死于妇女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不能自主，完全依靠男人生活的习惯下面。因此大家认为要解放妇女，必须改造社会制度，打倒包办的婚姻，实行自由的婚姻；开辟劳动门路，使妇女都能自食其力。
这时周南教师中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如陶斯咏、陈启民等，都对《女界钟》的编辑出版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毛泽东同志也为它写了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它的发行数最高时达到五千份，对于推动妇女的解放运动和女界的爱国运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曾这样说；《女界钟》的声音，震惊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也唤醒了一部分沉睡的妇女。
周南以外的长沙各女校，如稻田、艺芳、福湘、益湘、涵德、自治、遵道、衡粹、崇实、蚕业等也共同组织了女学生励进会，以“增进女界的幸福，提倡女子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宗旨。首先进行了发行白话周刊和举办平民女子半日学校的工作。这些女枝学生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虽不如周南学生那样旗帜鲜明，声音响亮，但都在新文化高潮的推动下，投入了爱国运动的斗争，对改变风气，推动妇女解放，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一九二一年，长沙有几个男学校开放了女禁，象第一师范、岳云中学都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女学生。第一师范还吸收了周南转学的学生，岳云中学吸收了福湘女学开除的学生。杨开慧同志和王佩琼等几个女生因剪发等事被学校辞退，岳云中学把她们收作通学生。这两个学校可说是在长沙开男女同学先声的学校。
新娘自杀引起了向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长沙发生一起轰动全城的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情：一个在南阳街开眼镜作坊的赵某的女儿赵五贞，不愿嫁给在柑子园开古董店的吴风林。向父母力争，没有得到同意；请延缓婚期，又没有得到许可：因萌自杀的念头。出嫁之日，私藏剃头刀上轿，于抬赴吴家的途中，用剃刀割断咽喉，自杀于花轿中。
这事在报上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在十六日的长沙《大公报》上登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她所不愿意的夫家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种环境是三面铁网。赵女士在这三角形的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于是赵女士死了！”在文章结束时，他又郑重提出：“昨天的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
继这篇文章之后，他从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几天中间，又写了《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社会的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论文和杂感共八篇之多。这些文章集中攻击了吃人的礼教，攻击了封建的社会制度。他在《社会的万恶与赵女士》一文中很鲜明地提出他的论点：“社会里面既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它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危险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他对于赵女士自杀给予无限的同情，讴歌她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但仍是反对自杀的。他在《非自杀》一文中这样写道：“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反抗旧社会，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如目的达不到，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至勇，而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
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中，他提出迷信最大的是婚姻命定说。他认为服从命定说的婚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要占十分之八。其他还有“合八字”“订庚”“择吉”“彩轿”“迎喜神”“拜堂”等种种迷信。这些迷信是婚姻上的一些把戏，不过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的绳索将他们活活地捆住。因此必须把这一切迷信打破，使婚姻得到彻底的自由。
由于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发动，长沙各报纸都展开这个惨剧的讨论。除《女界钟》结合这个惨剧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妇女解放的宣传外，许多教育界、新闻界人士，以及青年学生都写了文章，展开热烈的讨论。仅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就很热闹。十一月下半个月中，就登载了兼公、殷柏、汝霖、迈君、毓莹，不平等所写的二十多篇。他们从分析赵五贞自杀的原因到改造婚姻制度的意见，提出了各人的看法，形成了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新湖南》的光辉一页
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省内以推动爱国和新文化运动为目的的小型刊物风起云涌地在各级学校刊行。中学的有《明德周刊》、《岳云周刊》、《女界钟》等，大学的有高工的《岳麓周刊》、湘雅医学院的《新湖南》等，不下数十百种。大学的刊物以《新湖南》的刊行有着特别的意义。
湘雅医学院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学校。它是一贯向中国学生进行亲美、崇美的奴化教育，使其为它的殖民主义服务的。多数学生受这种教育的熏染既久，除开读点死书，为个人的名利打算外，从来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对政治斗争、社会改革更不感兴趣。但是，五四运动这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很快就冲进了湖南，冲进了湘雅。这个平静得象古井似的殖民主义教育场所，也泛起了壮阔的波澜，一些参加了当时爱国运动的学生，居然也办起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的刊物来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他们的《新湖南》创刊号出版。他们在发刊词里提出的六项宗旨是：一、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二、改造家族制；三、提倡男女平权；四、提倡劳工、反对分利坐食；五、提倡平民教育、反对阶级制度；六、灌输卫生常识。创刊号的几篇文章，主要谈了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废除遗产制度、促进平民教育几个问题。这是他们改革社会的主张，也是他们“新湖南以新中国”的理想。
从来不关心国家社会问题的学生，能够象这样提出改革社会的要求和建设新湖南的理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但是他们虽然提出了改革社会的口号，却又在征稿启事中要求来稿的言论不涉及政治。他们想脱离政治来改造社会，显然是一种糊涂思想！
不久，学院放了暑假，没有几个人能继续替《新湖南》写稿。
这时，《湘江评论》已被禁止发行，湘雅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征得毛泽东同志同意，从第七期起由他主持编辑。他决心把这个刊物办好，在第七期上写了一篇刷新宣言，说：“本报第七期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期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他为了使《新湖南》周刊能够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每期都写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同时，对张敬尧的横暴统治作正面的抨击；对当时国际、国内和本省一些重大问题，写出些分析批判的评论和杂感，使读者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第七期的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内容和形式都与第六期以前迥然不同。大家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张敬尧对于反对他的报刊是不许存在的，所以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新湖南》才出了四期，就被迫停刊。虽然只是短短的四期，但已替《新湖南》周刊增添了永不磨灭的光彩，给当时湖南大学生指出了奋斗的途径。
小学生也说话了
五四运动后，长沙几个办得好些的小学如楚怡、幼幼、修业、周南、一师附小、长师附小、明德、长沙高小都进行了教育上和管理上的改革。
楚怡小学于一九一九年暑假提出教育改革草案，采用国语教学，并聘北京高师毕业学生匡日休，周馨、左式民等到校编辑一套新教本。在新教本没有编好以前，虽仍用旧教本，但把与新教育相悖的或艰深无味的材料都删去了。周南女校的小学部也教注音字母，并选授白话教材。这两校和明德、幼幼、一师附小等校都组织了学生自治会，提倡学生发展个性、自由活动。
我教书的修业小学，规模虽小，历史却比较悠久，从长沙有“洋学堂”时起就办起来了。我是一九一八年暑假中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到这里教书的。我教的是高小二年级，全班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我是级任教师，兼教语文。学校负责人对我这个新教书的教员，着重交代了两大注意的事：一、管理学生要严格，不守规则的，可以记过，可以打手心；二、语文应要求学生背诵，应经常举行考试，学期平均分数不及格的应予以留级、退学的处分。我教了半年书之后，看到我们班上的学生，差不多个个都是勤学守规的，同时也是呆板而不活跃的，健康情况也不好，作文时都只能写简短的干瘪的文言文。本来是天真活泼的小孩子却变成喜静不喜动的小老头了。我觉得这是学校旧教育的罪过。
一九一九年春天，我帮助班上的学生成立了图书馆，指导他们购买了一些白话书刊，又把他们各人的新书集中起来，交换阅读。学生对阅读课外书很有兴趣，新的知识也就逐渐增长了。我又鼓励他们写白话文，学生觉得白话文比文言文易写。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同志又到班上教历史，常常结合时事，对比古今，引导学生注意认识当前的形势和青少年努力的方向。于是学生的眼界宽阔了，思想进步了，写起文章来，不但有话可说，而且有了新的思想内容。
由于我们几个教师的鼓励，全班学生讨论决议，每周出一张壁报。自己写文章，自己编辑，自己缮写，张贴在教室外面的墙壁上，供本班和全校同学阅览。他们觉得很有趣味。
从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发行后，国内和省内这类周刊，半月刊、月刊等新刊物，真如雨后春笋不断产生，有的还不断寄给我们班上的图书馆。我们班上的学生被这种情形所鼓舞，也觉得有话要说了。经过几次商议，决定出刊一种叫做《小学生》的半月刊。内容有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他们居然也谈起天下国家大事来了。反对日本，抵制仇货，抨击军阔统治，申讨卖国奸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的文章，常常出现在这个刊物上面。负总编责任的是班上年龄较大的学生张文亮，他写的文章也较多。第一期出刊后，他们把它寄到市内省内和外省一些著名的小学，也寄到国内一些报刊杂志社，很多小学来信订购，很多报刊寄来请交换的刊物，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劲头。
十一月中旬的长沙《大公报》把这个刊物向社会作了介绍，说：“全国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学得说话，只有小学生还没有。昨天我看见一张修业小学出刊的《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了，难怪他们的先生大加奖励。我希望他们声大而远传。”
后来因驱张运动爆发，长沙一切新出的小型刊物都被禁止发行。《小学生》也列入被禁之一，只出到第三期就不幸停刊了。
驱张运动的爆发和胜利
提起张敬尧，湖南人民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一般人谥他为毒，比他为虎，恨他更远在汤芗铭、傅良佐一些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之上。他从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打败谭浩明，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之后，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情。他放纵他所带来的“北兵”到处奸淫、掳掠、放火、杀人。他们到哪里，哪里的商人就得停止营业，农民就逼得不敢种田。纵在风雨之夜，也要藏躲到深山密林中去；如果没有躲藏得及，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就一定要受到凌辱、劫夺和种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常常弄得几十里内空无人烟。长沙城内城外和附近郊区，也常常发生商店被抢劫、妇女被轮奸、居民被惨杀的案件，见之于长沙报纸上记载的一年之间不下五六十起。他又想尽一切办法刮钱。除大量贩运鸦片，巧立名目加收盐税之外，又设立裕湘银行、日新银号，滥发纸币。单以铜元票来说，就发出一万万串以上，银元票发行量也极大。纸币既不兑现，自然就一再贬值，一块钱买不到三根油条。教育经费常拖欠五六个月不发，公立学校的师生，常至断炊。弄得学生退学，教师罢课，学较纷纷关门。他的三个兄弟敬舜、敬禹、敬汤，倚仗兵势，助桀为虐，招权纳贿，横行霸道。人民群众这样形容他们：“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大家发出悲痛的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同志看到张敬尧的罪恶与日俱增，人民的痛苦到了不可再忍的程度，于是在《湘江评论》被封后就开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秘密活动。他领导被封复组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借检查日货，以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并与张敬尧对抗。到了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因张敬尧张敬汤兄弟压迫人民的爱国运动，阻止焚烧日货，侮辱学生代表，于是大规模公开的驱张运动爆发了。
早几天，湖南国货维持会学生调查组在火车站起获了同仁裕等各家所购进日货布匹、南货，数量很多。经评议部议决，于十二月二日举行游行示威后，将所起获的日货全部焚毁。
这天天气晴朗。我们修业学校的中小学的学生和教师，刚吃过早饭就急忙整队出发，去参加示威游行。冬天的太阳照在年轻人绯红的脸上，照出他们内心的愤怒和兴奋。我们学校的队伍跟着游行大队，走过东长街、青石桥、八角亭、坡子街、西长街，向教育会坪前进。大队的前面，由军乐队引导。一些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抬着要焚烧的日货走在军乐队后面。男女学生约五千人又走在纠察队后面。大队的两边，学生用手挽着用日货布匹联成的长布条，正象出丧时送葬人执绋一样。队伍走过洋货店门口时，“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口号叫得特别响亮。洋货店悬挂放盘赠彩，七折八扣等旗帜的，都被取掉。下午一时，游行示威的队伍已经齐集在教育会坪。一大堆日货摆放在坪中央，学生和旁观的将达万人，围绕着日货站成多层的圈圈，等侯着日货的焚毁。
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站在特设的台上讲演焚毁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穿着长袍，骑着马，带领一营兵，一连大刀队，冲进坪中，指挥他的兵从内外两面将学生紧紧围住。他自己向台上一站，就破口大骂：“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道理么？打啦，办啦，就是道理！”讲到这里，他叫大刀队压着在台上的学生代表跑下，并打他们的耳光。他又在台上顿足大呼：“坪中的学生都回去，不许停留！”几百个兵立即用枪上的刺刀朝着学生的胸膛，逼着他们离开会场。我们的队伍和全体学生一样，带着愤怒的心情回到学校。大家觉得今天受了极大的侮辱，难堪到了极点；但不知怎么办才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约集了学联负责人和一部分学校的学生代表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驱张已经具备了有利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湖南省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狗咬狗的斗争，都使张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回的压迫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赶走，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三千万人的生命。
学联的干部连日四处活动，酝酿学校总罢课。但有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驱张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有的主张驱张，但不主张罢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认为第一步要说服教师，第二步要说服学生。于是，他和湖南健学会一些骨干分子如陈润霖、张孝敏、易培基、赵鸿钧等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健学会的会员多半是各校比较有威望的校长、教师，由他们发动其他教师，进一步发动学生，容易发生效果。他又在学联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上讲了话。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卖国政府、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他激动的感情，坚定的语气，使大家感动，对表决总罢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除福湘、艺芳两女校外，长沙全体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相继罢课，学联代表中学以上的学校的一万三千多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积极研究驱张的具体活动。经过几次讨论后，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由教师代表率领学生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进行请愿和联络。毛泽东同志是赴京代表团的主持人。
在北京一段时间，恰是冰雪满街，寒风凛冽的天气。毛泽东同志和代表们每日奔走各处，联络湖南学生、湖南议员和湖南在京的名流、绅士，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最后才在湖南会馆开了一次大会，使大家在驱张请愿书上签了名。但当他们向北洋军阀内阁总理请愿时，被拒绝接见，毛泽东同志和代表们好几次在新华门前坐了几个钟头的冷板凳。
毛泽东同志觉得向军阀政府请愿，决不会发生实际效果，他们来北京请愿，不过是向全国人民揭露张敬尧的罪恶，表示湖南人民驱张的决心，以取得舆论的支持而已。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他分派一部分代表南往衡阳、郴州，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促吴佩孚、谭延闿驱张。他自己于一九二○年四月到了上海，联络旅居上海的湖南人，要把驱张运动进行到底。这时候，他的生活很艰苦，靠接洗衣服吃饭。但接送衣服要坐电车，洗衣服所得又半耗于电车赞。他不以此为意，除日夜作驱张活动外，还和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商讨了改革会务的问题。
这年六月间，张敬尧迫于群众的压力，又因吴佩孚从衡阳撤兵，谭延闿的湘军长驱直下，不能在湖南立足，于是仓皇逃去。驱张运动至此胜利结束。
革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九二○年春，毛泽东同志因领导驱张请愿团停留在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发出与中国建平等外交关系的通知，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经在中国发生深广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在北京的几个月中和中国首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邓中夏诸同志有了密切的联系，并且用心阅读了他们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书籍。从此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同志曾把这段时间的情形这样写出：“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驱张运动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同志子一九二○年的七月回到长沙。他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后来又兼教了师范部一班国文。他利用了这个社会地位，在湖南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文化书社，并进行联系工人农民的工作。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在长沙早有一些活动。青年学会、青年俱乐部、湘雨诗社、湖南劳工会、健康书社等都是他们的组织。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又主张平均财富，一切平等。他们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很投合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脾胃，因此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一些青年学生和教师中间颇为泛滥。毛泽东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时，到处要和这种思想作斗争。他首先在第一师范组织了崇新学社，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争取无政府主义分子为中心活动。又把劳工会的组织者黄爱和庞人铨争取过来，对劳工会会员多方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都收到很大的效果。
此外，毛泽东同志发起的星期同乐会，虽是文娱活动的组织，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争取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一九二○年的秋天到一九二一年的秋天，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作革命活动的，除新民学会会员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联系最多、往来最密的十多人，都是活力充沛、干劲十足的青年。平日各有工作，分途活动，很少机会大伙齐集在一起，因此大家觉得不满足。毛泽东同志看出了大家的心意，同时为了把大家聚在一起研究一些革命斗争的策略，提议组织星期同乐会。十多人排好次序，每到星期天，依次由一人负责召集，到长沙近郊名胜地方聚会。如天心阁、水陆洲、开佛寺、碧浪湖、望湘亭、朱家花园等地，就是他们常常聚会的地方。
他们到了这些地方，尽情游眺、谈笑，会讲故事的讲故事，会说笑话的说笑话，爱好文学的作诗作词。目的就是要大家敞开胸怀，纵情欢畅。但个人的思想问题和工作、学习上的问题，也可以提出和大家讨论，或和少数人交换意见。这也无非要使大家解除思想上的疙瘩，荡涤心情上的烦愁。
中秋的夜晚，他们十多人坐着划子，到湘江中流去赏月。对着当空的皓月，迎着轻拂的凉风，兴会淋漓，身心俱爽。一个小小的划子，载着他们的歌声笑声，载着他们的豪情壮志，围着长达十里的橘洲打圈圈。直到夜阑人静才回家。
他们觉得在紧张劳动之后，得到这样休息、调节，不但有益于身体的健康，还可以鼓舞革命的劲头，提高工作效率。星期同乐会是一个有益的组织。
除了充分利用一周一次的聚会时间使各人的身心得到休息、调节之外，他们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提出一些疑难和问题，进行讨论，并由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加以分析、总结。这对于提高大家的革命理论水平，坚定大家的革命斗志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又通过个人友谊关系，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分子参加集会。在共同娱乐、叙谈中间，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启发、影响他们，使他们逐渐认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错误，争取他们成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所以，星期同乐会不但有娱乐作用，而且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革命活动。
毛泽东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曾写了一首《沁园春》的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词不但描写了麓山湘水的秋色宜人，而且因物兴感，充分表现了他英伟豪迈的气概，爽朗阔大的襟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正是他这时候恰如其分的写照。他的头脑中没有丝毫个人名利得失的尘滓，所以能够上天下地，自在翱翔；古往今来，略无挂碍。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在追求真理，组织革命的斗争中，战胜一切艰苦、阻碍，危难和无数顽强的敌人，而勇往直前，毫无所惧。
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新的报刊、书籍的发行和销售，数量大大增长。而湖南在张敬尧统治时期，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都被禁遏、摧残，新书新报很不容易输入。同时，张敬尧兄弟又求神打醮，大修庙宇，公开提倡迷信。湖南青年笼罩在这种乌烟瘴气下面，思想觉悟自然不容易提高。
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上海开展驱张斗争时就计划张敬尧驱走后，要在湖南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一九二○年七月他由上海回到湖南后，认为驱张运动已胜利结束，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创办书店集中赈卖新书报，向全省青年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他立即大力筹划了这件事情。为了筹集资金和扩大影响，他争取当时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共同发起创办一个文化书社。
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了一个“发起文化书社缘起”送到报纸刊出。他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
开办书社的资金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教育界一些上层人物商量，大家同意每人投资十元，第一次共筹集了四百余元。不久又向各方筹集了一点，共达到一千元。由于资金不多，书社最初一段时间内经售的书不到两百种，杂志四十多种，报几种。都是随到随完，远不足以满足买书人的需要。
书社为了积累资金，扩大营业，极力节省开支，只用两个营业员。营业员的工资也很微薄，实际上只够吃饭。所租朝宗街三间作社址的房子也花钱不多。社里的账目随时清理结算，毛泽东同志常亲自协助核算，使它丝毫不乱。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社里逐渐有了一点积累，营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春，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关系的达六七十处。当时与省外营业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广东的新青年社，武昌的利群书社。后来营业更加发达，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新报，特别是共产党、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如《向导》周报、《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更是大量推销。
这时期销售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新生活》等，销售的报纸只有《北京农报》和《时事新报》，每天也达到四五十份。为了便利买书人，在平江、浏阳、衡阳、邵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处设了文化书社的分社。长沙城内则在一师、楚怡、修业诸校设了代销处。负责创设分社或代销处的，多半是新民学会会员。
文化书社被人称道的特点有三：一是贩运迅速。由于书社与京沪各地书报业联系紧密，所以国内书报很快就能运到长沙，达到读者手中。二是购书便利。书社营业员虽少，但常将书报送上读者的门。很多学校的学生也因为到处有代销处，每每不出校门就可买到所需要的书刊。三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除耐烦细心为读者服务外，还常代人向外埠购买所指定购买的新书。因此，全省广大知识青年、革命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多半都到文化书社买过书，有过往来。
文化书社从一九二○年九月开始营业，直到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时才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捣毁。在这期间，它搬了几次家，头一次由朝宗街迁到贡院东街，第二次由贡院东街迁到水风井。它的创设和发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一件大事。它对于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能够摧毁它的躯壳，但对于它在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永远也摧毁不了的。
湖南《通俗报》的新页
湖南通俗教育馆发行的湖南《通俗报》，从辛亥革命后创刊到一九二○年止，已有好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的省政府粉饰门面，表示关心民众教育的东西。办报的人并没有明确目的和方针。每天除登载一些政府的文告和陈腔烂调、空洞无物的讲演、评论之外，还从大报上剪剪贴贴，抄抄摘摘，填满空白，应付出版而已，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发行的份数既少，阅读的人更不多。但自从何叔衡同志于一九二○年九月接任馆长后，这种情况就大大改变了。
何叔衡同志是宁乡的老秀才，和姜梦周、王凌波、谢觉哉三同志是老同学，也是好朋友。他们曾同在云山小学教书，提倡学生学科学，作应用文，遭到一群守旧分子的激烈反对。一九一二年何叔衡入第一师范讲习科学习，认识了毛泽东同志。两年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小学教书，与毛泽东同志往还加密，相知渐深。毛泽东同志组织新民学会时，他是最早被邀参加的一人，也是会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极佩服毛泽东同志，曾向谢觉哉同志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同志开展新民学会活动，常和他商量；毛泽东同志推动长沙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组织健学会，他极力奔走联系；毛泽东同志发动驱张运动，他挺身而出，当请愿代表。他是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时期的直接参加者和坚决支持者。
张敬尧被赶走后，驱张代表先后回到长沙。何叔衡同志被省教育委员会派充通俗教育馆馆长。他决心要把《通俗报》办好，使它成为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有力工具。但他邀到馆担任经理和编辑的人如谢觉哉、熊瑾玎和我，都是小学教员，全没有办报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面，何叔衡同志和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要请毛泽东同志来做指导。他的事情虽然很多，但仍挤出了不少时间替《通俗报》出主意，订计划。他出席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深刻分析了当时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提出《通俗报》宣传的任务和主要内容。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又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在他这样热情帮助下，湖南《通俗报》出现了新面貌，形式和内容都和过去的报纸截然不同。最大多数读报的人都觉得《通俗报》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他们常从《通俗报》上读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以及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的文章，感到新鲜、痛快，思想认识也大大提高。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谢觉哉同志在《小批评》、《随感录》中写的那些揭露政治上、社会上一些怪象丑态的讽刺短文。这些文章，说话不多，句句搔着痒处，打中要害，使被批评的人赖不掉，躲不脱，反辩不得。读者觉得这些短文道着了自己心中想说、口里说不出的话。熊瑾玎同志写的《新字课》，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喜爱的东西。因为他在用注音符号教人认字的同时，用几句很通俗的话，结合实际，向读者进行了思想教育。我也写一些抨击旧社会、宣传新文化的评论和杂感。这样一来，《通俗报》的发行数量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把它作为学生课外必读的读物；工人和市民读它的人一天天增多；连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民也有订阅它的了。
这时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已在长沙开展建党的准备工作，常在馆里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建党有关的人谈问题。以何叔衡同志为中心，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通俗教育馆，成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站。毛泽东同志看到《通俗报》办得还不错，觉得对革命运动有帮助，常向我们几个新民学会会员打气，说这一阶段的《通俗报》，是湖南有《通俗报》以来的新页，希望我们更求进步，使它对推动湖南文化运动起一定的作用。
但社会上一些思想顽固的人，说《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馆里也有这样的人。一个赵恒惕的同乡，被我们叫做“油炸豆腐”的蒋某，常跑到赵恒惕那里说何叔衡同志的坏话。他说：“何胡子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新民学会会员做干部，这些人都是过激派，天天在报纸上对政府的措施进行冷嘲热骂……”赵恒惕的左右亲信也对赵恒惕说：“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来是教育民众的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有人告诉何叔衡同志，要他提防。他说：“怕什么！撤职查办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到一九二一年五月，赵恒惕政府竟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同志馆长的职务，委派益阳龚某接替。新民学会的会员也都离开了通俗报馆，有几个到了毛泽东同志所主持的一师附小教书。以后大家在一起谈到《通俗报》时，毛泽东同志总是说：“这一年的《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站在新文化运动量前线的第一师范
在张敬尧横暴黑暗的统治下，湖南全省的教育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多学校因为经费无着，校舍被占，有的停课，有的关门。但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新民学会会员的推动下和五四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坚持了开学上课的斗争，也坚持了反对军阀的斗争，表现特别有硬气。当一九一九年秋季开学时，张敬尧政府不发钱，全校学生就大家凑钱办伙食，要求教师尽义务来上课。张敬汤的兵虽然霸占大部分的校舍，对学校的事务横加干涉，但一师学生在长沙反对军阀，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中经常是中坚力量。
张敬尧被驱走后，一师教员驱张代表团的领导人之一易培基被任为湖南省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相当于教育厅长），他觉得一师是一个重要的学校，就自己兼任了校长。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决心迎接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把一师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在湖南全省的中等教育中树立一面前进的旗帜。
一九二○年秋季开学前，他就先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聘来有新思想的教员十多人，又在省内选聘一些新从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毕业的学生担任各科教员。负教务责任的是匡互生，负财经责任的是熊瑾玎。又聘毛泽东同志为附属小学主事，并在师范部兼教语文。他就依靠了这些骨干分子来进行一师的教学改革和文化运动。
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这段时间内，一师的改革是很多的，最显著的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管理上的民主作风
学校领导认为要让学生发展个性，不要管得太紧，首先取消了监督学生学习的学监，而代之以训育员。又鼓励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使自己管理生活和学习。学校的行政会议，学生自治会经常派代表参加；对于教师的进退、教学的改革、经费的使用、纪律的执行，都可以提出意见。有一个姓黄的老图画教员只会教学生临摹中国古画，教学中缺乏思想性和创造精神，学生表示不满意。学校即刻从杭州聘来了两个姓冯的图画教员。这两个教员到校后，学校里立即出现了实物写生、郊外写生以及制作模型的热潮。学枝又极力支持学生的集会、结社、发行刊物、采集标本和锻炼身体的活动，从来不加干涉。为了让学生充分发挥思想和开展批评，开始运用了大字报。有一次学生为了争论学生自治会章程，几个学生用大字报互相批评辩论，引起了全校同学的注意。
一师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学校充分发展个性的教育下，自觉自治的精神也空前提高。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迫切要求进步，特别重视个人的品质修养和思想解放。一股追求真理的热潮，冲击着全校。
学习上的自学风气
整个学校里充满了自学的精神。每个学生除课堂学习以外，都争取阅读有关新文化、新科学的书籍。那时，文化书社距校六、七里，为了便利一师学生购买新书，特在一师传达室设立了一个分销处。每次送到这里的社会科学、哲学、文学的书，总是随到随销，供不应求。各种报纸杂志也争相传阅。
当时出版的新书，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有歌德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也有罗素和杜威的哲学讲演录等不下百数十种。没有选择能力的青年学生，见书就买，各自阅读。既没有集体的讨论，又缺乏教师的正确指导，思想上不免有些混乱；有的感到沉闷，有的误入歧途。只有一部分受到毛泽东同志指导过的学生能对购阅书报有所选择，终于走上了革命的大道。
学校领导人又特别重视学生兴趣，让学生自由组织各种学术社团。先后成立了文学团体爱社、飞鸟社、艺术团体美术研究会，科学团体史地学会等十多种组织。开展了座谈、讨论、讲演、展览、创作和出刊物种种活动。没有参加这种社团活动的学生很少，有的学生还参加了两个社团。当时爱社的成员是由一些受到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博爱互助的影响的学生组成的。社员都集中住在几个寝室里，室内地板洗抹十分干净，就地开铺，入室都脱鞋。恽代英同志到长沙时，曾到社里和社员们谈过话。他谈到国家和政党的产生和消亡，也谈到了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为他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但除此以外，他们没有受到更多的政治教育，觉悟还是不高。飞鸟社则是教员和学生共同组织的，出过名叫《飞鸟》的刊物，内容多属小资产阶级感叹人生的作品，反帝反封建的味道是不多的。
革命活动的自由开展
当时的一师是新文化的摇篮，也是政治思想斗争的场所。从一九二○年起，教员中有毛泽东同志和陈昌同志等正在一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很多的学生。但教员中如沈仲九、匡互生、张石樵、彭志仁等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启天、余家菊等是国家主义派，王风喈、熊梦飞、吴晦华等是国民党员，此外还有一些无党派的教员，各人都想把自己所信仰的政治思想影响学生。
毛泽东同志当时的革命活动不限于一师范围，而在一师也指导萧述凡同志组织了崇新学社，郭亮等同志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组织的建立的工作。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师也组织过明社，出刊过名叫《光明》的小册子。当时长沙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少陵、黄爱、庞人铨、劳一、袁绍先等人已有组织，开始在工人中成立工人读书会，后来发展成为劳工会，曾经一度表示反马克思主义。等到一九二一年湖南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争取无政府主义者参加革命，吸收黄爱、庞人铨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师方面也通过崇新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影响，使无政府主义者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学生把这种争取转变的过程叫做“安马合流”（安那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合作），就是党的教育说服了无政府主义者。至于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员，在学生中发生的影响不大。这几年的第一师范，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推动和影响下，终于胜利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阵地。
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一种形式
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学校（日校或夜校）和各种补习学校，是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一种普通形式。毛泽东同志也曾运用过这种形式。
远在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师范和同学们谈教育问题时，就曾经谈过这样的话：“有钱的人就能受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没钱的就被关在学校门墙之外，做一世的光眼瞎子，这是合理的么？”“依据国家状况，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但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觉悟不能提高，知能不能增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
第一师范附近有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也是铁路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多半过着朝不谋夕、饥寒交迫的穷苦生活，自然也就谈不上受教育、学文化，因此，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平日从观察、接触和访问中已很熟悉，因而更同情他们的处境，觉得应该设法把它改变。
一九一七年的秋天，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一师学友会总务（主席）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在教育研究部开第一次会议时，他倡议就一师附属初级小学内创办工人夜学，吸收附近穷苦工人入学。这个倡议，得到全体部员的同意，决定积极筹备办理。他用白话写出招生广告，在街上张贴。广告中这样写道：“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是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常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这种浅俗、亲切的广告贴出后，没有几个人来报名。后来又用大张的纸写出，贴在街头最显著的地方，来报名的还是极少。毛泽东同志研究了他们不来报名的原因，组织同学十多人，携带招生广告，挨家挨户去劝学，详细向他们宣传参加学习的重要。三天后，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来报名。陆续要求补报的还很多。
夜学教学，必须适合学生需要，适合学生接受水平，讲义内容必须与学生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同志根据他与夜学教师们共同决定的这几项原则，亲自参加编讲义、教课，不断研究改进教学方法。每天由夜学管理员填写夜学日志，详记每天授课、训话的内容和教学生活各方面应改进的问题。从夜学开办时起，有很多日子的夜学日志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他的工作热情和干劲，鼓舞了所有在夜学教课的同学，大家都坚持了教学工作，把夜学办得使学生很满意，就在时局不安静的时候也能照常上课。
毛泽东同志又考虑工人们的困难，规定上课时穿什么衣服，穿不穿鞋袜都听便，不求美观整齐。遇戒严时期，就请警察保护工人夜问在街上的通行。因此学生都安心学习，进步很快。
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同志从一师毕业后，工人夜学因无人负责就停办了。到一九二○年毛泽东同志担任一师附小主事，考虑要开展工人运动，必先提高工人觉悟，认为工人夜学的形式有大加运用的必要，因此又在附小的初小部办了平民夜校。他把这个夜校看得很重要，他的工作虽极忙，仍亲自主持夜校的教务工作。并常利用课前课后，找学生个别谈话，在了解他们的劳动、生活各方面的情况的基础上，向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不管严寒酷暑，不管雨夜风宵，他常常在半夜大家就寝以后，才从夜校回到附小。
为了使社会失学青年特别是工农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毛泽东同志又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十八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所选国文教材，多是五四以前的进步文艺作品。这些学生多来自农村，年龄较大，对旧社会一些不合理的事实了解较多，因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也比较敏感。在他们入学不久的日子里，就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大胆地反对旧礼教，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检查他们的学习成绩时，感到很满意。
由于毛泽东同志这样关心劳动人民的教育，这样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学习问题，一些在夜校和补习班的学生都觉得他是他们唯一的好老师、好朋友。第一师范附近的穷苦人民，认识他是办夜校的毛先生，对他表示非常亲切和尊敬。他也由此取得了一些联系工农的经验，并进一步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走俄国人的道路
到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新民学会成立刚满三年。虽然是短短的三年，但由于毛泽东同志积极热情的领导，已经做了不少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湖南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了几百个男女青年到法国去，新民学会也去了十多人。在开展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中，新民学会的会员常常是尖兵，是骨干，常常站在艰苦斗争的最前线。这些参加了斗争的会员不断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启发、帮助和鼓励，不断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认识水平、政治觉悟更加提高，斗争意志更加坚定。
去到法国的十多个会员，踏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大陆，亲自看到大战创痕，也受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思想上的震动和变化都很大。他们在做工和学法文之余，挤出所能挤出的时间看书看报，想对自己所接触的新问题、新世界有透彻、明确的了解。蔡和森同志尤为突出。他于一九二○年初到达法国后，因病没有进工厂作工，即依靠字典的帮助，用猛看猛译的方法，经过五、六个月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把有关世界大势、俄国革命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基本搞清了。他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他的主张得到在法多数会员的赞同。但也有一部分会员，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革命。一九二○年七月六日到十日在法国蒙达尼开了五天会。到会的十四人，在会上就展开了这两种主张的争辩。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因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热烈搜读共产主义的文献，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久，由北京到上海，再回到长沙，在长沙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进一步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从一九二○年五月到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八个月中，他和蔡和森同志往来的六、七封长信，都集中讨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蔡和森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实为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又在一次信中向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于二、三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毛泽东同志在回答蔡和森同志的信中，对他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对于另外一些会员的改良主义办法，则表示不同意。
为了讨论会务和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问题，一九二一年的一月间，毛泽东同志约集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朝宗街文化书社接连开了四天会议。毛泽东同志把留法会友的来信分发传阅后，到会的人就会务开展的意见，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主张，以及个人学习、工作的计划作了详尽的发言，并互相提出批评和建议。最后，毛泽东同志就各人的发言作了全面的分析。他除开强调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之外，还指出：会员有出国的，有留本省的，有求学的，有教书的，各人的情况虽然不同，但奋斗的目标和步调应该一致，应该统一在学会所提出的要求下面，应该使个人的努力与会务的开展紧密结合起来。他不赞成留长沙的会员都去法国，也不赞成大力向南洋发展的主张。他认为长沙是会务开展的主要基地，不要把它轻易放弃。他说：“我就不想离开长沙，我愿意以较长久的时间在这里为学会建立比较稳固的基础。”他的讲话，使许多会员澄清了各种错误的想法，明确了努力前进的方向。这次会议的时间虽长，又值寒风飘雪的天气，但会员的精神始终是饱满而兴奋的，仿佛就已投身于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大战场。
毛泽东同志搜集了会友间相互往还的书信，编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到一九二一年春印发了一、二、三集。他在第一集上写了发刊的意思说：“通信集之发刊，所以联系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之方法。”在第三集上又特别指出：“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这些通信集刊行后，对会员思想的启发，认识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毛泽东同志一直就注意了思想领导工作，新民学会会员的绝大多数都能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坚定地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远人目标不懈奋斗。他们在胜利开展了长沙方面五四运动的各种活动的基础上，作好了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除一部分落荒、掉队的人以外，新民学会会员的大多数都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走俄国人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进行艰苦的战斗。
（摘自《青年运动回忆录》第二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9—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