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化书社，有一份由毛泽东同志主稿的“社务报告”的文件，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有些重要情况那上头都写了。

　　　　文化书社是在一九二○年八月由毛泽东同志号召新民学会一些会员和长沙社会文教界若干人开办的。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二十块钱，是由赵运文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四百多元钱，其实当时四百多元银洋是一笔大的钱。

　　　　陈子博不久做别的事去了，离开了文化书社。书社业务“全盛”时期一共有六个人工作。毛泽东同志任特别交涉员，可说是办“外交”的。我在他领导下任经理。有位李庠任营业员，和我是商业专门学校的同班同学，他是很可尊敬的一位同志！“马日事变”后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十分坚强：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要他供出当时临时省委负责同志的地址。他宁死不屈，一句也不招供。真是可歌可泣！李为人慷慨，知道别一同学家境困难，从家里拿来两份学费（每一学期一百二十元小洋），交那人保管使用。经过几年别人都不知道。以致到毕业时，有人问受他的恩惠的那一同学：李庠的学费是不是你供给的？实际事实正好相反。还有位营业员叫唐自刚，此人后来离开了组织。解放后，陶峙岳在新疆办军垦农场，把他招去办小学。还有一位王新梅，是毛泽民同志的内侄。黄得志老人是做饭的。这算是“全盛”时期的工作人员。

　　　　后来人事有些变动，任营业员的有肖光球，他是王季范老人的内弟，解放后曾在湖南商业厅工作。还有许文亮，后来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在苏区壮烈牺牲了。李庠、许文亮都是为党的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许文煊后期任文化书社会计。一九四六年在延安，说过一句：“江青是挖人墙脚的人”，就这样，一直受到江青的迫害。解放后，她看病，几乎到处遭到歧视，差一点被江青整死。

　　　　长沙文化书社没有直接从事过工人运动。书社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做新文化传播工作。只要不是宣统皇帝、袁世凯的东西，不问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几乎都算是“新”的，后来渐渐能加以辨别。然而，胡适的文章，邵力子办的“觉悟”，经过许多时候还算是好的。二，为了打进社会，打开政治局面，毛泽东同志为书社邀集了四、五十个文教界的人做社员，如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他交股金二百元）。还有长沙县长姜济寰都是社员。还有校长、教员一大堆。文化书社的人可以跟省里的有名人物平起平坐。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事业与长沙社会多少有联系了。三，作为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记得张太雷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湖南见毛泽东同志，是通过文化书社；周佛海代表中央来湖南也是通过文化书社的，如此等等。中央给湘区党每月六十元活动费，是经过日本邮局寄文化书社的。四，书社可安置几个人，维持生活。但当时，我们除吃饭外没有工资。后来，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有人兼职，才算有了工资收入。

　　　　关于新民学会，前不久李维汉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多方面都讲到了。新民学会是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由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发起成立的。它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民学会有两条宗旨，一条要做到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说假话，更要相亲相爱。再一条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主张。

　　　　有人以为长沙文化书社是直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我认为不是这样。从时间上看，文化书社是创办在“五四”之后。事实上“五四”影响没有这么快，它是新民学会精神的产物。文化书社的主要社员，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毛、蔡积聚了新民学会这个力量，“五四”只是加强了这个力量。文化书社的创立不要忘记了新民学会的特殊作用。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的《湘江评论》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刊，它不是独立门面的刊物。湖南学生运动于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国难时期就搞起来了。到商专学生彭璜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由他出面商请毛泽东同志主编《湘江评论》。他就住在商专教员宿舍里作编辑工作。后来也有人认为，是《湘江评论》推动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成立，这不符合事实。

　　　　在文化书社之前，恽代英同志在湖北曾经创办“利群书社”。对新文化运动有影响。

　　　　在湖南驱张（敬尧）运动成功后，毛泽东同志由北京，经上海回湘。关于上海的“半淞园会议”，我看过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的一张照片上面记载了时间和“辅社”同人等字样。“辅社”似不是毛泽东同志组织的，会议似不是他领导召开的，他是被邀参加的一人。那年七月，毛泽东同志由上海经武汉邀我一同回湖南，一路上他似没有提到这个会议。

　　　　成立了新民学会，又创办了文化书社，并搞了一系列新生事物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声名大得很了！那时，有许多人敬佩他，也有人害怕他，说他是“怪物”。

　　　　当年搞成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使许多人到国外去了。这个运动为国家为党造就了很多人才。毛泽东同志本人虽然没有出国，但对此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书社对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绝不可能有领导关系。安源虽然地处江西，但当时湖南和安源有一条株（洲）萍（乡）铁路联系，关系密切。如果从南昌来安源，那时只有一条商旅土路来往，极为不便，故当时中央把安源工人运动划归湘区委员会领导。李立三来湘，即派去安源工作。他到安源，先只是租了几间破房子，办一所劳工补习学校。到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工人大罢工。这时，李立三的名声很大。同时又派了刘少奇去安源，工人和路矿局签订条约是他主持其事的。不久，党决定我去安源，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参加安源工运（军事博物馆保存了当年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

　　　　湘区成立以后，非常注意工人运动。在长沙开始了各种手工业工人的工作，先是人力车夫的工作（人力车车主全是和警察局勾结的流氓，先须从警察局买得人力车执照，才能制造人力车。车夫住在车主设立的宿舍，车主还包伙食。故车夫除交特重的车租外，还受食宿各项剥削，过着非人生活）。后来理发、厨师、缝纫、铅印、石印等等，都开展了活动，并从中培养了得力党员。安源罢工胜利后，一九二二年十月，长沙四千泥木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的队伍从经武门绵延到长沙县署，长达数里，真是威武极了！泥木工人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工作，和第一天领队请愿，是我承命干的，长沙县长周瀛干说要杀我。深夜，毛泽东同志要我们撤退。第二天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带头，经过和赵恒惕、吴景鸿等的严重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罢工工人的工资，从每天两角四增加到四角八，其它待遇也有所改善。

　　　　第一，由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第二，由于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湖南党的基础初步建立了，因为毛泽东同志正确的领导初步建立了。

　　　　

　　　　（1979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