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湖南平江县嘉义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我的爸爸吴渊就是在这次惨案中牺牲了，那时我只有六岁。
我们的老家是江苏如皋县。我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出生的，这正是爸爸被捕入狱不久，为了纪念他的蒙难，他在狱中给我起名叫“阿难”，当时，妈妈（名苏同仁，1924年由爸爸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领着我住在姨妈家。一九三四年我一岁时，妈妈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后任第三国际交通员），把我交给姨妈照管。一九三五年春，我被送到江苏省宿迁县外祖父家寄养。外祖父很喜欢我，尤其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记得一九四八年我离南京去解放区时，外祖父把我送上公共汽车，他含着眼泪给我送别。我在外祖父家生活了十几年，在这中间，曾被进往一些亲戚家照管，直到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因此，我在幼小的生活道路上，成了一个“小流浪儿”。记得我小时候就听外祖父他们常说起爸爸、妈妈，说他们都是“八路”。而且他们还常开玩笑叫我“小八路”，我听别人这么叫我，内心总是美滋滋的。那时，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一天见到我的亲生父母啊，又是多么羡慕其他孩子能够幸福地生活在自己父母身边！可是当我一九四八年将要离开南京前夕，姨妈和舅舅告诉我，爸爸妈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时，我的一切希望都毁灭了，我难过，我痛恨那些杀人的刽子手，一股复仇的烈焰在我心中燃烧着。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间，舅舅和姨妈托党的地下工作者陈新然叔叔把我带到安徽省解放区洪泽湖边参加了革命，分配到江淮日报社电台学习和工作。从此，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开始了新的生活，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以后，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派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和大学学习，大学毕业后，长期在省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
在战争年代，我和如皋老家的亲人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五○年，爸爸的老战友刘瑞龙、叶胥朝叔叔登报找我，使我终于和家人团聚。见到了七、八十岁的老祖母和守寡二十多年的姑妈等人，当我看到他们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从内心感到很大的安慰。我参加革命以后，陆续从亲戚、爸爸生前战友那里和党史资料中，对爸爸逐渐有所了解。但是，由于条件限制我对爸爸的革命事迹，知道太少了，远远不能反映他为革命而战斗的一生。
（一）
爸爸原名吴肃，字亚鲁，又名吴渊、吴渊之，笔名耐苦生，化名李汉民、陈俊卿。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生于江苏省如皋县潮桥镇（今属如东县）。我的祖父吴绍穆，又名吴璜，是前清举人，曾任江苏省如皋师范国文教员，在家乡担任过短期马塘区行政局长。一九二九年因我的叔叔吴亚苏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而被革职以后靠书画为生。叔叔牺牲后，祖父悲愤成疾，于一九三一年病故，祖父为人正直，是一位思想开明、热情支持青年人探索真理的老人，爸爸和叔叔吴亚苏参加革命时，虽然家境已日益贫寒，但是祖父总是尽力给以支援。
爸爸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影响，目击当时旧社会的腐败和落后，对贫苦人们深表同情，开始探索革命的真理。他幼年在潮桥镇上读私塾，后入小学，一九一六年考入如皋师范，毕业后在金沙小学教书半年。一九一九年考进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即东南大学前身），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爸爸在校读书期间，与候曜在南京主持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委员会”和“马克思学研究会”，并被团中央任命为驻宁通讯员及调查员。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革命思想的宣传鼓动工作，曾联合如皋旅外进步学生组织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社团——如皋“平民社”，出版“平民声”半月刊，无情地揭露旧中国的黑暗。他在《平民声》创刊号上发表了《小学教师团结论》一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剖析了当时的小学教育事业，指出：小学教师必须有团结的力量——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实力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他还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和青年学生讨论国内外大事，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潮桥青年成立“青年学友会”，出版《潮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他常和青年们谈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国共合作和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青年学生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由于他的启发和引导，使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丛允中、苏德馨、叶胥朝、陆植三同志和我的叔叔吴亚苏等，就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参加革命的。
一九二三年夏，爸爸于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被党派往徐州开辟党的工作，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生活艰苦，又身染肺病，但从不强调个人困难，而是坚决服从党的需要，对组织决定毫不迟疑，他到徐州后的公开身份是徐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担负国文、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学、哲学和伦理学等课程的讲课任务。他在写作问题上，强调首先要有健康的思想内容，不要无病呻吟，还竭力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他主张当时革命救国的首要任务，打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和依附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启发和唤醒了许多青年。他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只身一个，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利用教学的机会，积极组织学生学习《新青年》、《响导》周报和其他革命进步书刊。他给学生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揭露旧中国的黑暗统治，引导青年学生对旧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以第三女师进步同学为骨干，创办了徐州第一个社会妇女识字班，组织社会妇女识字学文化，号召她们剪发放足，投奔革命。他先后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并在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成立了徐州市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他任书记部主任，直属团中央领导。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成立了中共徐州特别支部。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和我母亲苏同仁（当时为三女师学生）结成了革命的伴侣。
当时徐州三女师的校长是一个封建而顽固的老姑娘，十分专制，不许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时，在学生中一派拥护她，一派反对她，在爸爸领导下，把多数学生组织起来，掀起了驱赶校长的运动。一九二五年夏，终于把她赶下了台。但是爸爸在驱赶校长的斗争中暴露了身份，为了避开敌人的迫害，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底，把他调离徐州。他虽然离开了，但他点燃的革命火焰逐步由学校引向工厂、铁路、商店、农村各个角落。他培养和发展的一批共产党员，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都作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在皖北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的朱务平、吕国英烈士，我的母亲苏同仁烈士，在重庆渣滓洞牺牲的宋绮云烈士的夫人徐林侠烈士等，都是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爸爸离开徐州后，被组织调往河南郑州豫丰纱厂从事工人运动。以后又调往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时，他任宣传委员（当时南京地委下属有浦镇、大厂、小厂、浦口、下关、城内支部及蚌埠特支六个支部）。后不久受组织派遣参加北伐军出师北伐。一九二七年春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和武汉汪精卫背叛后，他和妈妈苏同仁一起随叶挺部队去江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随军南下广东。一九二七年底，爸爸受党的委派到厦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省委常委。一九二八年七月，他出席了中共福建省临时省委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同年十月，受省委委派，去各县巡视，传达省委关于游击战争的策略与政治任务，并协助各地党委，整顿党团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恢复白区工作等。
一九三○年底，爸爸被调到山东省工作（化名李汉民），在青岛参加筹建山东临时省委。先后担任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等职。
（二）
爸爸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无论在极端艰险的地下斗争中，还是在敌人的牢狱中，都无所畏惧，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
一九三二年，党派他到上海工作，化名陈俊卿，在上海党领导的互济会任援救部部长，秘密组织赤色工会，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他去一个秘密机关联系工作，因事先不知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不幸被捕。爸爸当时身患肺病、胃病和比较严重的哮喘病，入狱后每天睡在水泥地上，只靠一条破毯子过夜，病情日趋严重，在狱中敌人对他多次审讯，并施加电刑，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英勇不屈，坚持斗争。最后，敌人实在抓不住什么证据，只好把他释放了。
事隔不久，由于叛徒告密，爸爸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入狱，后被上海江苏高等法院以“鼓吹共党邪说、危害民国”罪判刑三年六个月。爸爸在狱中坚持抗辩，提出上诉，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互济会援救部部长，同时又要求和叛徒对质。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法院不予接受并宣布维持原判。直到一九三六年冬，由姚尔觉叔叔托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作保，才获释放。
当时上海法租界监狱是由中国人看管的，法庭也是中国人管，国民党与法国人订有规定，规定收回了法租界治外法权，但如果中国人管不好，发生闹事，法国帝国主义还要收回这个权力。因此，爸爸和同狱难友利用敌人之间这一矛盾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由于国民党怕犯人闹事，因此管理也不太严，只要给中国看守人员送点钱，就可以往里面送东西，包括吃的、用的和书籍报刊，甚至连马列著作和信件也可通过看守人员送进去。
爸爸在监狱的几年生活中，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情绪饱满，始终坚持学习和斗争。当时在狱中有两种犯人：一种是普通犯人，一种是政治犯。政治犯和普通犯人是分开管理的。据洗静芷叔叔回忆，在爸爸领导下，在犯人中建立了通讯网，并分为内部与外部两种。内部通讯，通过普通犯人；外部通讯，通过看守。但要给看守一些钱和一定教育，然后看守人员把要送出的消息或外边要带进去的书报秘密传进来。当时除男政治犯外，还有女政治犯。男、女住处隔一个院子，与女政治犯的联系，也是爸爸利用通讯网去打通的。据说池还是当时狱中党支部的负责人。他经常利用犯人放风的机会，向难友们传送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鼓舞他们为真理而斗争的必胜信心。他在狱中身患多种疾病，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学习，而且还组织难友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并负责教英语和世界语。据爸爸同狱难友沈静芷叔叔（现任中国地图出版社社长）说，他的英语就是在狱中由爸爸教的。当时普通难友都用世界语作为斗争的一种工具，进行联系。爸爸除了组织别人学习，就是自学，进行翻译工作，他译了不少书，如《英语百日通》就是在狱中编译的，后由世界书局出版。他对一般犯人，也设法寻找机会去接近他们，鼓励他们为改善狱中生活条件而斗争，还常把报上看到的消息，复写后传给他们。爸爸在狱中善于团结周围的人，即使是看守和管理人员，也能处理得很好。由于他对人循循善诱，大家都喊他“教诲师”。
但是，长期的监狱生活，使爸爸的病身子更加虚弱了，他的严重的哮喘病经常发作，即使这样他也不愿去监狱医务所看病，而是靠亲友给他送药。我的姑妈、姨妈和在沪的其他亲友都为爸爸的健康担忧，常去狱中看望他，但他总是对她们说“我在这里身体好的，你们放心”。他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在狱中除了要一些书报药物以外，从来不要吃的，亲友们送给他一些荤菜、面包和日用品也总是分送给狱中的难友。有一次我的外祖父送去十二元钱，爸爸当时也分给了同狱的难友，由于他处处关心别人，所以受到狱中所有人的尊敬。亲友们每次到狱中看望他时，规定的谈话时间很短，可是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急于了解国内政治形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对于革命事业充满信心。
（三）
一九三六年冬，爸爸出狱了，但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出狱后没有找到工作，暂住姨妈那里搞点翻译。后来经同狱难友徐律叔叔介绍到上海新知书店工作，他去书店工作，目的也是为了寻找党的组织。那时他和他的战友翻译了一些英文通俗读物，包括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和沈经农叔叔合译的英国共产党人奥格本的《唯物辩证法和心理分析》，抗战时期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译者是用沈楚之、陈俊卿的名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出现了一股以托洛茨基为头子的反革命势力，他们在上海出版书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进行反苏反共活动。爸爸和他的战友为了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考证鉴别工作。在翻译工作之前，首先是查考作者的政治背景和书刊的主要内容，以确定所要翻译的书；经过认真阅读摘录书中的主要论点，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相比较，进行分析研究，检查其有无歪曲马列原著的地方；对有关引文都要查阅马列原著，注意有无断章取义的地方，发现问题，在译文中加注说明。他对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和捍卫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
在新知书店负责校对工作期间，他的许多老战友称他的校对工作是第一流的。他知识渊博，对工作又特别细心，能发现原稿中的问题，他签字付印的书稿，质量也被称为第一流的，他对工作认真，对同志热忱，在许多人眼中，他如兄长一样，关心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听姑妈说，有一次，他得知一位同志两天没吃上饭，就把自己身上穿的唯一的一件长衫脱下，交给那个同志卖掉买点吃的。自己只穿了一件短衫回家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新知书店陷于严重困难，除了存书和待收帐款外，几乎没有一文钱，一个时期，店里工作人员只有靠摆地摊来维持生活，事实上摆地摊的收入少的可怜，维持不了书店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开支，爸爸此时也多次参加摆地摊活动，据华应申叔叔同忆，他摆地摊卖书的成绩总比别人好一些。
爸爸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以后，于一九三八年秋，奉命去湖南长沙，根据湖南省委的安排，到新四军驻湖南平江通讯处任秘书主任、湘鄂赣特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改名吴渊。在新的战斗生活中，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经常要战士注意锻炼身体，而对自己的疾病却置之度外，当时他肺病复发，经常吐血，仍日以继夜地工作，参加会议，整理材料，翻译电报，特委书记涂正坤同志看他这样带病坚持工作，怕他搞垮身体，常劝他休息，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忘我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当时满街戒严，首先派一个匪军军官把涂正坤同志欺骗出去秘密枪杀了。立即匪徒们荷枪实弹冲进通讯处，敌人首先抓住了爸爸，逼问他那个是领导，爸爸立即警惕起来，察觉到来者不善，为了掩护同志，准备作出牺牲，便毅然挺身而出，大声说：“我负责的，有事找我”！并对他们的横蛮无理行为提出强烈抗议，敌人象一群疯狗似的围着爸爸，拳打脚赐，强行把爸爸拉出通讯处大门，爸爸毫不畏惧，赤手空拳和敌人作拼死搏斗。爸爸大声抗议好让群众知道，反动派为了做得秘密怕让群众知道，敌人就下了毒手，对准爸爸的头部和腹部连开数枪，他连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慢慢地倒在街坡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牺牲时，年仅四十一岁。
湖南“平江惨案”是抗日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反共、阴谋投降的一起严重反革命事件。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非常义愤。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几次通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集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他号召“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会上，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挽联。党中央的挽联是：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毛主席的挽联是：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向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八月十三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召开追悼大会，中共中央、中央领导同志进了挽词。
爸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同志谦虚谨慎，极端热忱，对敌斗争坚贞不屈，他几十年如一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虽然牺牲了，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爸爸，但他的光辉业绩，将永世长存，他为革命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