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在大冶刘仁八建立了红三军团。它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领导平江起义后编成的红五军的基础上，经过登上井冈山，重返湘鄂赣的艰难曲折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红三军团当时已是15000多人的红军部队。1930年初，我们利用军阀混战重演的时机，大大发展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蔓延到全国十一个省的范围。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党内的“左”倾错误逐渐抬头。1930年3月下旬，我作为鄂东南区军事代表和红五军代表双重身份去上海参加三个会议，即苏区代表大会，鄂省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我同去的还有几位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代表，其中有湖北省委常驻鄂东南特派员吴梓民，该区苏维埃代表曹德全（又叫曹大炮），通山县委书记易金波，阳新县委书记方步舟，大冶铁矿产业工人代表余海侠（又名徐泽）等，吴是代表团团长。记得湖北省委是任弼时和一位姓段的省委书记等同志去参加，洪湖的代表是段德昌、周逸群，湖南是任获钦，江西是曾山和熊寿奇，另外一个同志代表四军，我们五军除了我还有滕代远和谭政文同志。会议布置得很周密，先是中央派代表来把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分别取了代号，规定了到上海的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尔后我们每个人又扮成各式各样人物才乘船出发，我的代号叫沈学杰，打扮成富商模样。那次我特别紧张，因为组织上让我把鄂东南筹集的金子带给中央，幸好途中没有出事。记得当时因为金子在根据地是用土等子称的，到了上海用洋戥子一称，多出了几十两。中央叫我自己用这批金子把家属接出来，把爱人安排在上海，把孩子送去苏联培养。我说金子是根据地人民送给中央的，还是用它为党服务，可从狱中多救出几个同志为党工作。我坚持全部交给了中央。听说后来周以栗等同志被敌人抓去以后就是用这批金子活动出来的。在上海，我们住在指定的启昌旅馆等来人接头，一直住了二三天才接上暗号。开会时根据各人特征，会议把与会人员又重新化装，编了代号，我又扮成了大老爷。会场是租的一栋楼，周围组织了武装便衣队，会场也作了应付突然情况的布置：楼下是我们的一些同志扮成小商贩、修补破烂等；二楼设置成“医院”，也都是我们的人；楼上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楼后租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来了，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正式会场布置成赌博场，放了好几副排九、骰子，敌人来了就伪装成赌博模样。所以我当时深感，中央在上海警卫如此森严，比起苏区来工作是多么不便啊！可他们仍不愿搬到农村苏区，坚持城市。
会议由李立三同志主持（当时的中央秘书长），向忠发、项英、关向应、董必武、陈潭秋、任弼时、段德昌、李一氓、周逸群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先开了苏区代表大会，由各苏区代表汇报本区党的建设、苏区建设的情况，尔后分析苏区建设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如何吸取各地经验教训，纠正政策上的不统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扩大苏区等问题。我于5月6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汇报红五军第五纵队开辟鄂东南的情况。会议开了一半，因发现周围敌人活动反常，停会休息一个星期。接着又开了鄂省代表大会。最后开了红军会议，由各根据地军事代表和各军代表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适也苏区形势的发展，加强红军建设问题和红军的编制体制问题。还决定了军以上干部的配备。会上对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迎接革命高潮到来造了一些舆论，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次会议实际上为立三路线的形成作了准备。会议期间，中央给我们鄂东南根据地派了十几个干部，有彭雪枫、黄克诚、卢毅才、张涛、姚醒吾、杨光池、肖振纲、周桓、刘镇、周维、邓乾元、何时达、石衡中、黄应龙……他们既经过理论学习，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同志，因此我特别高兴。会后，分别化装，我装扮商人，周桓当我的小伙计，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大汽轮，陆续回到鄂东南，滕代远和谭政文同志和我们同船回来。船走了五六天，抵达黄石港。因该地敌人检查甚严，我们怕在黄石港上岸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在船靠岸时，我们即在码头附近雇了一只渔船往回走，在石灰窑以东数十里之太子庙上岸。李灿同志巴派了一个便衣队在那里接我们。我们到了三溪口，会见了彭德怀同志，他高兴地紧握着我的手，说：“长工师傅成为‘暴发户’了。”
1930年6月16日，在大冶对仁八召开了五军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由滕代远和我传达了上海三个会议精神。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八军和红三军团。军团长为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军团司令部由五军军部兼。五军的军长和政治委员分别由彭德怀和滕代远兼，部队有7000多人。以后由邓萍和张纯清接任。我们五纵队扩编为八军，管辖三个纵队和几个直属队，共约8000多人。我为军长，政治委员是邓乾元，李灿是副军长，参谋长是卢毅才，副参谋长洪超，政治部主任柯庆施。第一纵队司令员何时达，政委郭一清，副政委彭雪枫，在第一次攻打长沙时，郭牺牲后彭为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侯中英，政委石衡中；第三纵队司令员谢振亚，政委黄克诚。另外，原五军一纵队和湘赣地区地方武装编为独立十六师，师长孔荷宠；在攻打长沙后扩编为红十六军。原八军的留守部队与鄂东南地方武装编为独立第三师，师长郭子明，政治委员陈奇，以后到鄂豫皖扩编为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政委陈奇，政治部主任李溪石，参谋长郭子明。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军事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彭德怀同志任书记，军以上千部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里也成立了军委会，我为八军军委会书记。那时，军队都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对外。会议还决定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战术，扩大苏维埃区域，扩大红军，以威胁武汉，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根据当时中央上海会议的内容作出的。
三军团成立后，我们又一起第三次解放了大冶城，并相继打开了黄石港、石灰窑等重要城镇。记得在打黄石港时，江面上的日术舰艇向我岸上开炮示威。我随即命令用我们缴获的追击炮向敌艇还击，把敌舰打了好几个窟窿，据说打死了40多个敌人，敌舰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以后我们又打下了鄂城、金毕、保安等大的城镇，筹了大批军饷和装备。
回顾红三军团这一段曲折发展的历史，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形成对政治和军事的正确领导。
7月初，三军团在通山县召开了前委会议，主要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岳州钱大钧部已调到武昌，中央要求攻打武汉已不可能，岳州城内空虚，我军应趁机攻占岳州城，尔后相机行动。
通山会议后，部队随即向岳州进发。这时敌人在岳州还有王东原旅部及一个多团。因为我从小在岳州读过中学，对城内地形很熟。我就首先组织八军一个小分队趁敌人不注意，隐蔽地从北门人梯爬上城楼，尔后用机枪从城墙上向下俯射，顿时城内敌人乱作一团。接着我们又乘机搞了几节火车皮，让部队乘坐在火车内进城。战士们一下车就向敌人猛打猛冲，经过几个小时的市内争夺，消灭了敌人一个多团，其余残敌乘船仓促逃往后山。占领岳州后，江面上英、美、日兵舰又向城岸开炮乱轰，我们用打岳州缴获的钢炮奋起还击，打得敌舰狼狈逃窜。打开岳州我们还活捉了十几个关卡主任及太太，我了解到他们都有很大一笔财产，就命令部队优待他们，派了汽车送他们回去，结果他们给我们送了很多银元。这次打岳州收获很大，我们缴获了一火车武器弹药和大批大米、服装，并收入五万多块银元。在岳州城陵矶对岸的白螺矶有段德昌前来策应的游击队，我们及时和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派来了十几个人乘两条小船来，经请示军团领导，我们送给他们两小船武器弹药和粮食等。还邀请他们参观了我们的部队，并要他们注意我们的行动。我还给段德昌、周逸群同志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捎去。
7月15日左右，部队开到平江，准备短期休整。这时三军团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有两个军的师以上负责同志参加。会上分析了敌我力量变化。认为当时正处于蒋阎、蒋张（张发奎）等军阀内战正酣之际，长沙何键的主力离开长沙去打桂军了，城内只剩下七个旅，其中五个步兵旅，一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除何键的女婿李觉旅（是湘军王牌）战斗力较强外，其他都是杂牌部队；而我们打下岳州后，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充，每个军都还保持着一个教导队可随时补充部队干部。我军对长沙地形、敌情也比较了解。更重要的是长沙是个湖南反动统治的巢穴，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何键在这里，继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以后，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二一”马日事变，长沙城十多万革命干部和群众死于反动派屠刀之下，真是鲜血染红湘江水，尸骨堆满橘子洲，还仍有一大批革命同志被关在狱中，亟待解救。所以解放长沙城，活捉何键，为十万死难烈士报仇已成为全体官兵和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会议决定趁虚袭击长沙城。记得当时会上除个别同志保留意见外，其他同志也都一致同意。会后，各部队抓紧军政训练，并准备于7月22日举行庆祝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活动。战士们听说要解放长沙城，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大战长沙中杀敌立功。
敌人知道我攻打长沙的消息后，于7月22日派了4个旅以师长刘建绪为指挥，从长沙先向我平江发动了进攻，敌人分两个梯队，当第一梯队两个旅进至晋坑时（距平江城十五公里），遭到我八军的正面阻击。我们背后就是江镇渡，江下水深不能徒涉，红军背水作战，因此指战员英勇奋战，顽强杀敌，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敌人也没能前进一步。在八军正面阻击下，彭德怀同志率五军迂回至敌人两侧，这时，两翼奋起夹击，很快把敌人歼灭，少数残敌拚命向回逃窜。这次战斗消灭敌人近两个团，俘虏敌人1000多，缴获2000多支枪和一些武器弹药。为了阻止敌人主力向长沙增援，我立即派了一个排去炸汨罗江大桥。因为当时没有炸药，我们就在每个桥墩上连续浇24桶汽油燃烧。用这个办法炸毁了两个桥墩，阻击敌人援兵不能从桥上通过。战斗结束后，我又抓紧审问俘虏，进一步了解敌情。我从俘虏的一个敌人副营长口供中得知；湘军从北伐战争时期的一支革命军到马日事变逐渐转变为反动军队，与人民为敌。士兵和下层军官大都是被抓、被逼或逃命而来的穷人，他们病残、年大退伍后，生活上毫无保障。少数上层军官还保留有革命思想，他们对何键整天成千上万地残害群众日益不满，对前途非常悲观。再加上敌军内部又层层剥削，互相敲诈，军官为了自己捞腰包，不但虚报实力冒领薪饷，还层层克扣，士兵所得无几。因此，官兵矛盾非常尖锐。另外，嫡系部队与其他杂牌队伍矛盾也很突出，王牌李觉旅新式装备都优先补充，给养也充足，而杂牌部队则装备陈旧，给养奇缺，但战斗中却把他们部署在前面当炮灰，因此所谓湘军“不可战胜”现在已名存实亡，内部互相矛盾，士气低落。了解敌情后，我立即向军团作了报告，这样就更坚定了我们乘胜攻占长沙的决心。
红军在消灭晋坑敌人后，乘胜向敌人的二梯队金井发起进攻。金井离晋坑约十五公里，碰到敌人四个旅，前面两个旅是比较能打的，这样八军正面打，五军打包抄。为了扩大战果，就把十六师主力加上来，反复争夺阵地，把敌人打下去了。此时，我从桥上下来，滕代远拎着驳壳枪跑来，说：“长工，敌人主力被我们打垮了，可以直取长沙城。在我们猛烈扩大炮火下，继续打击溃败之敌，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在晋坑告捷后，乘胜前进，八军仍担任正面主攻任务。这一仗打得虽有所失，但部队士气仍十分高昂。而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有这么强的战斗力，火力这样猛。此时我组织连队一些特等射手，专门打敌人的旗子，敌人一看自己旗子一倒，就象无头苍蝇乱作一团。战士们一鼓作气，越战越猛，打得敌人纷纷缴枪投降。五军仍担任迂回断敌退路的任务，这样前后攻击，使敌人不知所措，更加慌乱。这次义消灭敌人近一个团，活捉敌人一个团长。但由于五军迂回得慢一些，我军也受些损失。纵队司令何时达，政委郭一清都牺牲了，部队也遭受一些伤亡。
打下金井后，我们赶到长沙近郊永安市，军团又召开了各军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敌情，认为何键主力在桂林和张发奎相持不下，无法回来，而长沙之敌经过晋坑、金井两个恶仗已损失了两个多旅，真正保持元气的只有湘军王牌——李觉一个旅了；而我们部队经过各军自己的教导队补充，仍保持原有的建制。部队士气高昂，越战越勇，而敌人则士气沮丧，越战越怕。因此，根据敌我基本力量的变化对比，认为夺取长沙城的条件已经成熟，机不可失，我们应乘胜打下长沙城，解放全市人民和狱中同志，为死难的烈士报仇。另外还研究了攻城的部署。八军作为总预备队，相机迂回，要我相机而行。记得在这次会上，原来对打长沙持保留意见的同志也转变了态度，拥护攻占长沙城，并积极要求分配工作。会后，各部队抓紧作攻城准备。战士们听说马上要打长沙城，活捉杀人刽子手何键，更是勇气倍增。记得我们还编了一些宣传口号发给部队，在战斗中鼓舞士气。如：“坚决捣毁反革命老巢长沙城，解放受苦受难人民！”“坚决消灭湘军王牌李觉旅，打破湘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活捉何键，为马日事变中死难的烈士报仇！”等等。而敌人一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看不起刚刚建立不久的年轻红军。何键老贼把他的看家王牌李觉旅共四个团部署在七里港、乌梅岭一带坚固工事里，构筑了好几道防御阵地，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他狂妄地嚎叫：“我长沙城固若金汤，一只红军小丑竟敢跳梁？你们乖乖地当俘虏吧”。敌人的如意算盘从来都是落空的。7月26日上午10点钟左右，就在敌人得意忘形的时候，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已经向长沙近郊朗黎浮桥发起猛攻，继续向敌入主阵地乌梅岭、七里港发展。八军担任侧后迂回任务。我组织了300多人的敢死队，沿河搜集了几十条小船，前面船上还用铁皮、沙子、棉花等搞了九层象坦克炮塔一样，保护机关枪手的射击，战士们称为土坦克。战斗发起后，在纵队司令谢振亚统一指挥下，敢死队驾驶着小船在前面一边划船前进，一面猛烈地向岸上敌人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二、三纵队在他们的掩护下，利用船渡、游渡，紧紧在后面跟进，他们很快到达对岸——杉木港。一上岸就勇猛地冲入敌人阵地。岸上敌人顿时混乱，我军趁势一阵猛打猛冲，很快就夺取了阵地，消灭敌人约一个团。接着就向七里港、乌梅岭敌主阵地攻击。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能强渡杉木港，插到他们侧后，所以主阵地的敌人也慌了手脚。我们边打边向敌人喊话：“湘军弟兄们，我们都是工农出身，我们都是一家穷人，你们不要为何键刽子手卖命啦！”“和尚不亲帽儿亲，人不亲枪杆子亲，我们穷人不打穷人，你们赶快缴枪吧！”“何键主力已被打垮，长沙城将立即被占，你们赶快起义立功吧！”原来敌人主力都部署在前面一，二道防线坚守，后边都是一些警察和杂牌队伍，我们一打，又经过政治宣传，敌人纷纷投降，有的就拼命向城里逃跑。我军指战员发现敌人进城逃命，就按照军的原来命令，立即换上白军衣服一起混进城。守门敌人也辨认不清，只估计是他们自己队伍被敌人打败逃回，因此毫不阻拦。这时，五军和敌人争夺仍很激烈，我和军参谋长到朗黎市浮桥一侧高地向阵地观察时，发展他们几次冲进阵地又被反击下来，部队有的已经溃乱向浮桥撤退。我立即带领第一纵队跑上浮桥增援，并对往回撤退的五军同志大声说：“五军同志注意，我是八军军长，八军已占领杉木港迁回到敌后，敌人全线动摇，很快就要被打垮，你们不要紧张，一切听我指挥，向城内进攻。”这时果然敌人的射击逐渐稀疏，有的已向回逃跑。我知道我二、三纵队按计划已经奏效，于是立即指挥他们进城。记得前进中看见五军师长郭炳生，他一见到我，就说：“军长，军长，我们怎么办？我的队伍都散了。”我说你立即集合队伍进城，去荷花池背武器（因我早知道荷花池是敌人武器库）。接着又在一个土堆旁看到彭德怀同志，他说：“长工，你来得正及时，赶快指挥部队占领城市后向南追击敌人。”我说城内已经有了布置，请你赶快下命令，五军归我指挥随我进城扩张战果。他表示同意。我就继续指挥一纵队和五军少数部队进了城。这时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城内敌人一看红军进城，就慌忙逃跑。何键也顾不得指挥队伍，带领少数侍从逃命。后来从俘虏口供中得知，红军只差几分钟没活捉到何键，我们感到很遗憾。在攻打长沙的第二天，有一万农民进城，帮助运输、抢伤员，对我们鼓舞很大。
进城后，军部设在小吴门外韭菜园圣经学校。我立即指挥二纵队派一个大队占领伪省政府，缴获所有反动文件和反动武装；一个大队占领所有监狱，释放狱中同志，保护他们安全转移；一个大队占领三个城门，与五军东南面部队取得联系，监视增援敌人，并派部队占领荷花池武器库，组织群众协助我军把武器搬运至城外保存。三纵队派一部分部队占领发电厂，面粉广、米厂，封锁米船不让逃走；一部分部队占领坡子街闹市，封闭一切银行、当铺和金银铺，不让资金外流，并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严防坏人捣乱。军团政治部立即组织宣传群众，没收官僚买办资本，救济穷苦工人，并组织群众成立各级工会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按照军团统一意图，我和参谋长、政治部负责同志迅速拟了一个安民布告，布告以八军革命委员会主任何长工的名义签发。主要内容是：一、我军宗旨是民权革命，红军保护各界和所有外国人正当的利益，除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土豪劣绅外，一律在保护之列，各行各业各界要正常营业，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定，有捣乱者，一律查办不殆。二、所有敌军官兵，迅速将武器缴送本军，本军一律优待，负责保护生命安全，欢迎参加红军，回家发给路费，违抗者严惩。三、所有外国兵舰立即撤离湘江，离开岳州以外水域，违者炮击。四、没收（封闭）一切银行，所有货币流通无阻，商店照常营业，一切货物不得随意涨价，尤其是米、菜食品，不准囤积居奇，违者惩罚。五、所有交通民警一律照常维持秩序，邮政电报恢复正常营业，学校一切公共事业正常工作，发电厂不准借故停电，不得消极怠工，违者处罚。六、本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公买公卖，不得无偿征用群众劳动力，不能无故进驻私房和外国人住地。有违犯者请群众检举揭发。8月1日，我们在教育坪召开了一个各界群众大会，大约有10万人参加。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主席李立三，执行委员有何长工、彭德怀、王首道、滕代远、杨幼磷、袁国平、张启龙等同志，我为军事部长。在大会上我和彭德怀同志讲了话，群众代表也讲了话，进一步宣传了党的“六大”纲领和各项政策，揭露敌人罪行，宣传占领长沙的胜利。会上还惩处了破坏我党长江局、害死湖南省委书记郭亮同志的叛徒苏先骏（秋收起义团长）以及一批破坏红军进城、扰乱治安的坏人。我还召集各国驻长沙的领事馆、教堂、医院、商团和记者等外国人参加的会议，有300多外国人参加。会上我用法文和英文给他们讲演，向他们宣传红军占领长沙后的各项政策，要他们不要惊慌，红军保护外国人合法的经济利益和贸易信交自由，并明确告诉他们，不准做危害红军的事情，通知本国兵舰迅速撤离湘江。各国记者如实报道消息，不能反宣传，各教会只能正当传教，否则就是敌意，红军将采取不友好的措施。最后我还详细地阐明红军宗旨和纪律，并请他们监督。这时有个人递条子问，外国人如何帮助红军？我说，我们现在急需抢救双方伤兵，但医药器械不足，你们可以用国际红十字名义，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支援我们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尤其是外国的手术器械和麻醉药品。我讲完后，发现他们都一个个显得很惊奇的样子，但刚进会场的恐惧心情都已消失。后来直到1931年宁都暴动后，毛主席找我谈话要我到红五军团十三军任政治委员时才弄明白原因。当时刘伯承同志告诉我：你们五、八军占领长沙以后，当时共产国际一些老头们（指老布尔什维克党员）都很惊讶。他们根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一个英国主教目击红军攻占长沙的文章说，有一个青年军人，看起来班长模样，给外国人讲话，外文流利，讲得不错，有人说红军是无组织没文化的一群粗暴队伍，其实大谬不然，实际上他们是一支有文化、纪律严明的军队。刘伯承同志说那些共产国际老头问，你们红军为什么成立不久能战败湘军打开长沙这样大的城市？这位青年军人是谁？连我们当时几个在场的中国人也费猜测。这时毛主席笑着补充：“他和陈毅是外国游子，陈毅打长沙没去，一定是长工。”这是后话。可见，当时打开长沙城，确实被当作奇迹，震惊中外。
进城后，我们还及时抓了内部整训。一方面组织红军和群众到敌人的刑场悼念就义的烈士，让烈士家属和我们一起控诉敌人的罪行，另外还请从狱中解放的同志控诉敌人对他们施用的各种酷刑和摧残，并由领导干部带领，组成慰问团到医院慰问伤兵，从而教育部队和群众进一步激发革命义愤，防止麻痹轻敌，时刻准备应付敌人的捣乱和反扑。把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平江、浏阳赤卫队，红军自己也都全部换了新的武器。城郊的浏阳、平江群众武装在张启龙同志带领下，进城帮助红军搬运武器弹药和伤兵，还协助捉土豪劣绅，维持秩序，有些工厂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市内由于红军的措施严密，政策大得人心，也没再发生什么大的动乱。工人、市民等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红军，家家门口都挂起了红灯庆祝解放。工人还组织了宣传队和我们联欢。尤其是狱中在押的几千名同志，他们当中有的第二天就要被杀害，如向仲华、曾佑生、许建国（又叫许力清）等，把他们从狱中救出来，个个都热泪涌流，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当时长沙的群众为了庆祝胜利编了很多民歌，还记得有这么几句：
七月里来创奇迹， 五、八军将士大显威力，
三战攻克长沙城， 消灭何键整整五个旅。
七月里来讨军阀， 五、八军部队力量大，
三战突进长沙城， 解放同志向仲华。
占领长沙的第八天，我们发现何键主力一部由桂林向长沙急进，分别在衡阳、益阳集结。这时，我曾经两次向军团建议，我们是孤军进入长沙，现敌人主力已迫近，或主动越过湘江向敌人进攻，把敌人赶至常德山地，或是和湘鄂西贺龙、段德昌领导的红军取得联系，与他们会师，结果都未采纳。过了两天，敌人就占领了长沙西郊岳麓山。军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军撤出长沙。省苏维埃也召开会议，研究红军撤退后，党组织转入地下如何开展秘密工作的计划。8月7日拂晓，敌人从大北门，小北门攻进市内，我们边阻击边交替掩护撤退。当敌人从东南门过江时，我们又乘敌混乱之际，消灭敌人两个团。然后才从乌梅岭、朗黎市撤出长沙城。这时五军在易家湾、猴子石一带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掩护我军撤退。
部队到浏阳休息了一天。晚上有人报告说，在离浏阳15公里的地方，我们的后方警戒哨兵和敌人的前哨侦察接触，打了一下，敌人也没再前进。我们决定第二天拂晓再走。这时五军也赶到浏阳。军团却要我们继续前进，让五军在浏阳宿营。我估计敌人一般晚上不敢轻易行动，部队又刚刚休息不久，对五军在此宿营也没有影响，于是就让邓乾元同志去军团请示，让部队休息半夜，拂晓再走。邓回来说，彭德怀不同意，让八军再前进15公里。这时部队已熟睡，我也睡得迷迷糊糊地说：“还是休息到明天拂晓再走吧，出了事我负责。”没想到第二天竟突然下命令撤销邓乾元政治委员职务，并派来保卫队缴了他的枪，牵走了他的马，说是因为昨天夜里不执行命令。弄得我当时也心情紧张，惶恐不安，心想不知会对我怎么办？下面部队也有议论。但我知道彭德怀同志的个性，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说服部队要执行命令，不能随便议论，就带领部队继续向平江前进了。记得当时部队很疲劳，处理此事军团没有开什么会议。在第二次打长沙中，原八军参谋长卢毅才因为过去在莫斯科学习，回来时说了几句斯大林的坏话，在战斗中又有争执，就被当作托派杀掉了。现在看来处理得有些草率。
我英勇的红军战士三战三捷一举攻克了湘军何键盘踞的老巢——长沙，歼灭敌人近五个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军用电台九部和九百部电话单机及被复线等），筹款40万银元，解决了红军被服和医药困难，扩大红军七八千人，大大增强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同时处决了党内叛徒和大批反革命分子，解放了几十万长期遭受反动统治的全市人民和狱中几千名党的优秀儿女，建立了第一个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和总工会，这些胜利将永远载入革命的史册，否认这些胜利是不符合事实的。从军事意义上讲，红军当时正处在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转变中，在攻占长沙中及时分析敌情，审时度势，根据敌我力量急剧变化，乘虚袭击，穷追猛打，迂回包围，强攻和巧妙伪装相结合等战法，都为红军完成从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阵地战的战略性转变提供了宝贵经验。当然，第一次攻打长沙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发生的，它虽然不是按照立三路线的命令去打的，但它的胜利却对于推行立三路线起了支持作用。它虽然胜利了，但不能用这些胜利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这一局部的胜利也补偿不了这条错误路线在全国其他方面的损失。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一历史事实。
再战长沙。
8月中旬部队进到长寿街附近宿营。这时部队又进行了整编补充，统一把纵队改为师，八军辖四、六两个师。四师师长是黄云桥，政治委员彭雪枫。六师师长为谢振亚，政治委员黄克诚，每个师辖三个团，军部还有特务营。整编以后，机关精简了，战斗部队加强了，教导队又充实了。
一天，部队正在训练，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同志带着一个连到我们驻地，说一军团在牛行车站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占领长沙的消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示，一军团要来和三军团会师，部队已向万载挺进，派他们先来联系。随后我们三军团也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他们一起回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汇报，和一军团取得联系。袁国平回来后说，朱、毛决定两个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准备按中央指示成立第一方面军。这时，一军团在文家市消灭湘军戴斗垣一个旅。
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永和市附近集结。会师后召开了两个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朱德同志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方面军总政委。并建立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同志。各军的负责人为前委委员或常委。整编后一军团辖三、四、十二三个军和地方部队的二十、二十二两个军。三军团辖五、八两个军和地方鄂东南的十六军。会议奉命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
根据方面军命令，8月底，红军分二路向长沙推进，三军团沿第一次打长沙路线在乌梅岭一线占领阵地，一军团在长沙东门、南门和三军团形成围攻长沙的态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亲临前线观察敌情。长沙敌人虽然城内有近30多个团的兵力，红军只有十几个团，但因为敌人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戴斗垣又在文家市被歼，一个旅在猴子石被歼，所以敌人再也不敢在城外恋战。他们对原来的工事进行了加固，就凭借工事顽强坚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我军缺乏强大的炮火，又无攻坚经验，因此数次猛攻不克。有一次，八军六师攻破守城工事，正在扩大战果，遗憾的是，突然后面我们的预备队向前打枪，顿时引起混乱，贻误了战机，无奈拂晓前又撤出城外。尔后红军就采取诱敌出击而歼之。一天，敌人果真从南门出击，敌人刚一出城，就遭我军迎头痛击，使敌人又慌忙缩回城内，只歼灭敌阎仲儒旅两个团。以后敌人就再也不敢出城了。我军围攻半月，估计敌人出击的机会不多，敌人援兵也逐渐赶来，我们久留长沙不利，于是就有计划撤出，分头向袁州和吉安前进。攻下吉安后，召开了峡江会议，确定在赣江与闽江之间建立根据地。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红军第一次攻占长沙就是处在当时军阀内战方酣，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发展的形势下进行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军官兵（包括敌人内部）推翻何键反动统治的强烈要求。尤其是军事上根据敌我基本力量的急剧变化，利用敌人空虚、乘虚袭击的有利时机才取得了胜利。在今天新的长征中，这些历史经验仍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