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红六军
1930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蒋桂战争刚刚结束，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又在酝酿之中；另一方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士兵哗变，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形势，对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十分有利。那时，红五军从湘鄂赣边区来到赣西。1月18日至21日，红五军的领导同志参加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在遂川于田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把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把赣西的地方武装和永新、莲花等地的游击队编为红军第六军。
成立红六军时，我正在红五军军部等待分配工作。因在我治病的期间，李寿轩同志已接替了八大队大队长的职务。一天，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找我谈话。
彭德怀同志对我说：“红六军成立了，由黄公略同志任军长，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同志任政治委员。但是这支新部队缺乏干部，黄公略同志提出要红五军派干部去，经我们研究，准备派你去任支队长。”彭德怀同志的话刚说完，滕代远同志接着问：“你有什么意见吗？”
“已经决定了吗？”我提问了一句。
“决定是决定了，但你有什么想法还可以提嘛！”他们笑着说。
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历来是我党我军一条基本的组织原则。我一听“已经决定了”，觉得不应该再讲别的，就表示说：“组织上决定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完全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
我从参加平江起义后加入红五军到这时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一段的战斗生活中使我和红五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这里有我熟悉的上级和可敬可亲的首长，有我生死与共的同志和性格相投的战友。由于战斗的需要，我多次转战于湘赣和湘鄂赣两个苏区之间，对这个地区的地理民情也比较了解。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红五军啊！因此，尽管我已表示服从调动，但心里仍恋恋不舍。他们看出我的心情，又给我讲了革命的形势和奋斗的目标。最后彭德怀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革命的需要，使我们许多互相不熟悉的同志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革命的需要，又使我们许多互相熟悉的同志分开了。现在革命发展了，成立红六军需要很多人到那里去工作，将来革命再发展了，我们队伍再扩大了，需要到新的部队去工作的人就更多了，总想留在老部队、老地区工作，是一种缺乏发展的保守观念。”
彭德怀同志这一番话，说得我心里亮堂堂的。我对他们表示：“我没有意见了，请下命令吧！”
就这样，我告别了红五军的同志和战友，同黄公略同志一道来到永新，参加建立红六军的工作。
红六军是由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第五团和永新、莲花、宁都等县的游击队和当地的赤卫队合编而成的。
其中以第二团历史最久。大革命失败后，在赣西特委的领导下，万安、泰和、吉安地区的农民就纷纷举行起义，并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两个纵队。1928年7月，赣西特委决定将这两个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红二团成立后，活动于吉安之延福，吉水之阜田、新余、分宜、安福一带边境，曾与反动军队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作战多次，俱获胜利。
第三团是1929年下半年，由延福的第三纵队编成的。
第四团是第二团一部，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转战乐安、兴国后，同赣南十五纵队会台而成立起来的，团长段月泉，政治委员由李文林兼。
第五团是1929年10月，由罗炳辉同志领导的吉安靖卫大队起义改编的。编入第五团的还有由白沙、东固、吉泰、兴万、兴泰、永丰等地游击队台编之第十纵队。
红六军成立时，将以上几支队伍，分编为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由第二团、第三团编成，纵队长柯武东，政治委员李韶九，下设第二、第三两个支队。
第二纵队由第四团、第五团编成，纵队长罗炳辉，政治委员王如痴，下设第四、第五两个支队。
第三纵队由永新、蓬花等县游击队编成，纵队长徐彦刚，政治委员刘作述。
我调到红六军后，分配到第三纵队工作。起初，第三纵队没有没支队，只有四个大队，同时，又因纵队长徐彦刚同志在莲花（他是莲花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没有到职，所以就让我代理纵队长。以后，徐彦刚同志来了，第四大队缺大队长，又让我到第四大队任大队长。约两个月后，第三纵队设七、八、九三个支队，我又由四大队长改任第九支队支队长。那时，大家对职务高低没有人计较，只要是工作需要，让干什么都行，确实自觉地做到了“能上能下”。
红六军成立之初，部队装备很差。队伍虽然编成了军，但没有统一的服装，穿什么样的衣服的都有。枪很少，有的还是“残废”枪，有的人扛的是大刀、梭镖、鸟枪。
部队的成分也比较复杂，基本的是农民，也有的是从白军中哗变过来的士兵，有的是被俘过来的军官，有的是为打土豪发洋财而来的无业游民。
部队刚成立时，纪律也差，农民的散漫习气很浓厚，请假逾期不归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人地方观念很重，只愿意在本区域活动，不愿意到外地区作战。
记得在红六军宣布成立的几天之后，彭德怀同志来到永新城里红军第三纵队驻地。我们集合第三纵队驻城里的部分队伍，请彭德怀同志讲话。他看到部队动作很稀拉，有的人身上还披着大衣，不扣扣子，彭德怀同志批评了这种散漫现象，他说：“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主力红军的一部分了，今后，将担负更加光荣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必须不断提高军政素质，加强组织纪律性。如果象今天这个样子，兵不兵，民不民，随随便便，就有辱于主力红军的称号了……”彭德怀同志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个个咋舌，纷纷脱下身上披着的大衣，队伍顿时整齐严肃起来。
为了训练好这支新成立的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黄公略同志领导我们进行了很多工作。我们一方面以红四军、红五军为榜样，严格要求部队，另一方面又从红六军广大指战员的实际觉悟程度出发，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工作。记得我们红六军在芦溪消灭敌军一个团以后进到安源整顿时，第一纵队枪多，人少，余枪很多；而第三纵队则相反，人多，枪少，徒手兵很多（那时二纵队还在赣南）。为了解决人、枪不均的矛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黄公略同志提出由第一纵队调一部分枪支给第三纵队，由第三纵队调一部分人给第一纵队，以减少人枪不均的矛盾。可是双方一开始都不同意黄公略同志的意见。一纵队的同志说我们有枪就可以扩兵；三纵队的同志说我们有人就可以在战斗中激敌人的枪来补充自己。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面对这一情况，黄公略同志没有采取硬下命令的办法解决，而是冷静地分析了产生这种本位主义的历史环境，分头个别谈话进行说服，终于使大家懂得了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道理，加强了整体观念，于是双方都高高兴兴地进行了人、枪的调整。随后，黄公略同志以这次调整人、枪的问题为例，对部队进行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教育，引导指战员们树立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理想。此后，部队的组织纪律观念不断提高，相互团结逐步加强。由于红六军军委和黄公略同志的坚强领导、苦心教练，使这支队伍很快就成了一支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好部队。
从打南昌到打长沙
1930年4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了。这是国民党统治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双方共投入兵力100多万，激战于陇海、津浦两路沿线，历时半年多，死伤30万人。在此期间，国民党蒋介石因忙于内部战争，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暂时放松，这就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5月中旬，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组成军团”。据此，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于6月组成第一军团。由朱德同志任总指挥，毛泽东同志兼任政治委员。所属三个军；第四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由罗荣桓继任）；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治委员（7月红六军改称红三军，由蔡会文任政治委员）；第十二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整个军团共两万余人。与此同时，红五军和红八军组成第三军团。红军军团的建立，标志着红军作战的战法已经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但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面前，党内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党中央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过低估计反革命的力量，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6月11日，党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随后又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命令一军团打南昌，三军团打长沙，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6月下旬，根据中央打南昌的命令，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红十二军从福建长汀出发，经瑞金、兴国，于7月中旬来到赣西南，同黄公略、蔡会文带领的红三军会合。同时，正式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从此，我们红三军就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两军会合后，红一军团前委制订了向南昌推进的计划，这个附有行军路线图的计划只提出“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此次率领红一军团执行攻打南昌的命令，一开始就灵活地处理了部队的作战行动问题。
一军团在沿赣江东侧向南昌推进途中，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在前，红三军在右侧后。当时这一带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反动民团，一击即溃，所以一路很顺利。只是因为时值酷暑，天气炎热，连日行军，比较疲劳，所以常有一些体弱的干部、战士中暑。那时部队既没有医院，又缺少药品，因中暑抢救不及时而死亡的时有发生。
部队攻占樟树镇后，休整三天。南昌守敌曾派出几艘小汽船在赣江上巡逻。当时部队中有些人分不清什么是军舰，什么是汽船，听到江面上发出“嘟嘟”的声音，就说是敌人的军舰来了。后来，我们派出少量部队隐蔽在江边，一见敌人的汽船开过来，就瞄准扫射，吓得敌人汽船掉头就跑，再也不敢出来。
在樟树，前委对当时敌我形势及我下一步行动讨划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审时度势，并没有命令部队北上攻打南昌，而是西渡赣江于7月29日进到离南昌80里的万寿宫。8月1日，十二军三十四师的少数部队攻击了南昌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
随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红一军团撤围南昌，进到安义、奉新地区宣传发动群众，并待机行动。在此期间，前委从晚到的报纸上得知七月下旬湖南敌军何键部从长沙向驻平、浏地区的红三军团攻击前进。红一军团为支援红三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区的局面，遂令部队西进，向湖南方向发展。当时红一军团前委的命令指出：“南昌之敌仍守防守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7月19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第五军前进之势。”为消灭何键向我红五军出击之部队，并攻取浏阳，红一军团“拟于本月5日由此地（奉新、安义）出发，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限于本月16日以前到迭万载县城西北之大桥圩（赤色区域）集中。”命令接着对各军的行动路线作了具体部署。8月10日，又发布了《由宜丰向万载集中的命令》。
红一军团在西进途中，又获悉红三军团已于7月27日占领长沙。消息传来，全军振奋。
红三军团此次攻克长沙，是乘蒋冯阎“中原大战”、南方反动势力空虚之机而获得的巨大胜利。当时“中原大战”方酣。湖南军阀何键为防桂军再度入湘（1930年6月，李宗仁为配合阎锡山对蒋介石的进攻，曾一度占领长沙，后被何键部击退），又集兵于湘桂边境，使长沙守敌的防守力量极为薄弱。鉴此情况，我红三军团按照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于七月中旬集兵于平江一带，并同以王首道同志为首的湘鄂赣特委共同研究了攻打长沙的部署。随后，各县农军组成浩大的担架队、运输队，准备随红三军团行动。
湖南军阀何键闻讯，急派敌第十五师危宿钟部，分两路迫近平江，企图挫败红三军团进攻长沙之举。彭德怀、滕代远同志随即指挥红三军团先后在晋坑、金井和■梨市、七里巷等地与敌激战数天，于7月2T日乘胜追击并一举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的中心——长沙城。敌人一部被歼，大部溃退河西。湖南军阀头子何键狼狈逃向湘西。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攻下，我军不得不撤出城外。
8月12日红一军团进到万载，得知红三军团在占领长沙之后，已于6日向平江转移，随后与侦带追击红三军团的湘敌戴斗垣旅已进到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红一军团前委遂决定首先消灭该敌。
8月18日，红一军团在万载县之黄茅发布了《进攻文家市的命令》，分三路向离黄茅30里之文家市前进。一路是红四军，于19日从黄茅出发，经慈化、清水塘开到桐木宿营，20日由桐木出发，经下湾、均田、上下金家湾，迅速向文家市包围攻击前进。一路是我们红三军，于19日经慈化进到清水塘宿营，20日由清水瑭出发，经斗谷巷、白竹坳、龙潭湾向高陛岭、棺材岭阵地攻击前进。一路是红十二军，于19日经五家厂、桥下进到大士里、松树坳之线宿营，20日向孙家塅前进，消灭孙家塅之敌。
20日天刚蒙蒙亮，军长黄公略同志亲自集合红三军部队。我们第三纵队在徐彦刚同志的带领下，首先到达指定地点。这时离发起攻击的时间不到几分钟了，还不见柯武东所带的第一纵队到来，黄公略同志正在着急时，一纵队的同志气呼呼地跑步上来了，黄公略同志把柯武东同志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柯武东同志二话没说，就带着队伍按照指定方向向前冲去。一场围歼戴斗垣旅的战斗在拂晓前打响了。
戴斗垣是军阀何键的心腹，任国民党四十六师副师长兼四十七旅旅长，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此时，戴斗垣只注意从长沙撤出的红三军团，没有提防悄悄逼近的红一军团。经我们闪电式的突然袭击，顿时慌成一团，敌虽多次反冲锋，但都被我军击退。仅三小时激战，我军歼敌三个团另一个营，俘敌1000余名，戴斗垣被击毙，缴长短枪1500余支，机枪37挺，获得红一军团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文家市战斗的胜利，给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创造了“二打长沙”的客观条件。
红一军团一举消灭戴斗垣旅后，斗志昂扬，土气更加旺盛。8月23日，红一军团到达浏阳东北之永和市，与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第二天，召开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四万余人。
方面军成立后，经方面军总前委讨论，“决议再打长沙，扩大红军”。于是部队继续西进，向长沙方向运动。
总前委在作出“再打长沙”的决定时，是有过一番争论的。记得我们第三纵队纵队长徐彦刚同志在同我一次谈话中，曾谈到总前委会在讨论第二次攻打长沙问题的一些情况。他说，最近几天，总前委会几乎每天都在开会研究打不打长沙的问题。有的赞成打，有的不赞成打。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军不具备打长沙的条件，因为长沙守敌有十万人，瓶且城内并无工人、士兵运动作内应，取胜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毛泽东同志不赞成打。他还说，在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对一位坚持打长沙的同志说，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来当总前委书记好了。而这位同志却回答说，总前委书记还得由你来当，长沙也得打。徐彦刚同志还谈到，朱总司令对打长沙的态度也很勉强。
我好奇地问：“那么，是谁主张打呢？”
徐彦刚同志说：“中央有命令，三军团的同志也主张打。”
当时，我们久居山区，对全国的形势很不了解，因此也无法分辨这一是非，而且觉得在每打一个大仗之前，领导人之间相互有不同的见解，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听一听就过去了。只是到了后来因久攻不克而撤围长沙时，才觉得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
随后，一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长沙猛攻。红一军团担任左路，由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三军团担任中路，由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红十六军担任右路，由军长孔荷宠率领。八月底，方面军抵长沙近郊。长沙陷于我红军的包围之中。
但是，此时长沙守敌已在长沙城周围筑成坚固的防御工事，自南郊之猴子石起经阿弥岭、湖迹渡至北郊捞刀河口止，逶迤二三公里，林立许多碉堡、巨型鹿寨，还装设了高大的电网。敌军凭此死守。我军只有步枪、机关枪，缺乏攻坚的武器，第一次攻击未能成功。
那时，红军指战员情绪高昂，歼敌心切。正当全军根据总前委的命令，准备于9月2日向长沙守敌发起全线总攻时，我军从敌人的一个传令兵身上获得一份关于敌军拟集中十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方向向我军出击的命令。据此，方面军于9月1日晚上重新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三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消灭由猴子石出击之敌。
猴子石在长沙城南，濒临湘江，是长沙至株洲铁路线上的第一站，也是长沙守敌为运输唯一留下的一个口子。当时，我红三军就部署在这里。
9月3日，敌人果然出来了。那时，我带第九支队正控制猴子石之东侧。敌陶广部出击时，我支队首当其冲，我们与敌激战数小时，子弹全部打光，遂向后撤了几里地。这时，黄公略军长发出了三军全面反攻的号令，广大指战员随着响彻云霄的冲锋号音和喊杀声从山丘上一齐压了下来，我们第九支队随即掉头加入反攻的队伍，端着空枪打冲锋。敌人在我强大的攻击下，措手不及，乱成一团，有的被打死，有的跳进湘江，更多的是当了我军的俘虏。
敌军遭到如此惨败，是他们始所未料的。他们原以为我军已围城数日，必定疲惫松懈，企图通过出击，既为守城部队鼓气，又打破被围之困境。他们从猴子石这个狭窄的口子出击时，是鱼贯而出的，而且一边前进一边砍倒地上的树木，作为向我射击的掩蔽物。这样，当受到我军猛烈反击、溃不成军时，横在地上的树木变成他们后退的障碍。狭窄的口子变成他们后退的死门关。这就使得大批敌人欲进不得，欲退不能，除伤亡和跳进湘江的以外，不得不缴械投降。
此役，我红三军击毙敌人七八百人，俘虏敌官兵千余人，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我们九支队在撤回时，每人身上都背了两三支枪和大批子弹。我们的装备又加强了。
然而从此以后，敌人接受了猴子石出击被歼的教训，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9月10日，方面军总部又发布了《强攻长沙的命令》，红军再次猛攻长沙。但长沙守敌凭借三十个团的兵力和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据守不出。而且敌人的阵地前沿是一片开阔地，开阔地上既有一道道的电网，又有一座座掩体和纵横交错的战壕。靠红军当时的武器装备，要攻破这样坚固阵地实在是很困难的。
当时为了攻破敌人的电网，部队曾采用火牛阵的办法，即在几百头水牛的尾巴上浇上了汽油和挂上了鞭炮，点火后，使牛冲向敌人的阵地。但敌人一打枪，这些牛又转身往回跑。反而把自己的队伍冲乱了。经过试验，没有成功。
火牛阵失败了，又回过头来组织强攻，但在敌人强大火力压制下，强攻未成，部队伤亡严重。战斗的实践证明，我军还不具备进行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广大指战员有了切身的体验。因此毛泽东同志建议，将部队暂时撤出阵地，把敌人引出来，再予以消灭。这时从长江局传来敌张发奎和桂系的部队已进到湘潭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同志建议先消灭桂军再打长沙。由于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并经过总前委会的讨论，一方面军于9年12日发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第二次攻打长沙遂宣告结束。
一方询军二打长沙，当然是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毛泽东、朱德，包括彭德怀等同志在内，在敌人据城坚守、我军久攻不克、损失较大的情况之下，作出了撤围长沙的决定，这一行动使我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其意义，正如朱德同志后来所说的，这是他们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
撤离长沙之后
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到达株洲、萍乡一带后，始知张、桂军已到湘潭纯属误传。但这时红一、三军团的给养均已告罄，于是，部队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并筹款，一面待机行动。前后用了十天左右时间。在此期间，部队对“二打长沙”的战斗进行总结，表彰了一批作战勇敢的指战员。在总结的过程中，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深入部队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这次围困长沙十多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这是自红军诞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以前敌人曾经嘲笑我们是跳梁小丑。谁知“小丑”却扫了敌人30多个团的威风。接着，毛泽东同志解释这次攻长沙不克的原因：一是红军虽然在文家市、猴子石消灭了敌人5个团以上的兵力，但来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于工事之前，困此敌人有余力守城；二是白区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城内没有工人罢工策应；三是我军装备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人的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而我们没有重炮去破坏它。
毛泽东同志这次讲话消除了部队中一些人对撤离长沙的不满情绪。但是一些受到立三“左”倾思想影响的人仍坚持要打南昌，他们曲理由是：打长沙和打南昌等大城市是党中央的指示，长沙打不下，当然应该打南昌。
对于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一开始就存有疑虑的毛泽东同志，为了维护全军的团结，没有直接否定打南昌的意见，而是决定部队第一步先占领吉安、峡江、新干，然后再打南昌。于是整个方面军离开株洲、萍乡南下。
10月4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我红一军团，乘敌空虚，一举攻克赣西南重镇——吉安，使江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在吉安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把原来的纵队、支队、大队、中队相应改为师、团、连、排。团直接指挥连，不设营一级。我们红三军第三纵队改为红三军第九师。徐彦刚同志任师长，朱良才同志任政治委员。我所在的九支队，改为第二十七团，我任团长，贺水光同志任政治委员。
部队在吉安城里度过中秋节后，又移师北上向袁水流域推进。10月中旬占领峡江，随后又进到新余一带。一路上，机动作战，结合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措给养。并没有急于打南昌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总前委召开的“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经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反复做工作，才使原来坚持按照中央的指示进攻大城市的同志，逐渐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的结果。
这时，国民党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经接近尾声，蒋介石开始集中兵力，准备对我红一方面军和红色区域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会剿”。当时敌人的部署是：何键指挥的第四路军的一部进逼安福、吉安以西地区；鲁涤平指挥的第九路军主力从上高、高安、樟树、丰城地区沿赣江两岸向南逼进；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由湘东进入赣南，向北进攻。敌人企图以10万之众从南、西、北三面迫使我红一方面军背水而战，把红军主力消灭在赣江西岸的吉安、安福地区。
面对这种形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进一步总结了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的，并得到了军队和江西省行委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随后，一、三军团于11月初陆续东渡赣江，回到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