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赖以进行反革命内战和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力已基本归于消灭，为全国的解放在政治上、思想上、物质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月21日，毛主席发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随即，我人民解放军组成“百万雄狮”，和数以万计的随军南下干部一道，浩浩荡荡地挺进江南，横扫蒋家王朝的最后巢穴，夺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光辉的一页。

　　一、组建队伍

　　1949年2月，根据党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我晋中地区按照以县为单位成建制地组织南下干部队伍的要求，组成了“晋中南下工作团”，晋中三地委派出的南下干部，组成该团的第三大队，下辖6个中队，平遥县派出的干部为第五中队，即后来进入衡阳县的班子。

　　队伍组建初期，人们听说要派地方干部随军过江，到南方去开辟新区，心情都异常激动，很多人都积极提出要求，热切地希望组织批准参加；但也有少数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当时晋中地区还刚刚解放不久，人们大都不希望再打仗；这下一听说要组织人马开赴江南，议论就纷纷出现了：有的人认为奋斗了几十年，家乡好不容易得到了解放，也该过过安静舒服的日子了；有的听说“南方天气炎热，烤饼子不要烧火”，“蚊子多，晚上睡觉早晨起来就没了耳朵，是被蚊子吃了”，因而害怕到南方去；有的甚至听了“47年随刘邓大军过黄河有不少干部先后牺牲了”的谣传，担心自己“有去无回”。当然绝大多数同志还是认为南下是项光荣任务，是老区人民义不容辞的使命。针对这种情况，县委立即召开了有各区和县直机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由县委书记裴耀唐同志作了动员报告。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南下过长江，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这是当前头等重要的、也是最光荣的任务！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每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这次动员会，给大家鼓了很大的劲，一时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南下光荣”等等，成了舆论的中心。当时，县委还确定一条原则：走的要强，留下的不弱。县长芦苗同志是确定留下来的，因此，他对走的同志宣布：你们要哪个就给哪个。并给各部门的招呼：在干部问题上，要服从南下，优先考虑南下的需要。在思想动员的基础上，根据县委的这一指导思想，南下干部和公务人员的名单很快确定了下来。并当即组成“留下”和“南下”两套班子，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抓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对各级党委特别强调要继续认真做好南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工作，保证南下任务的顺利完成。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绝大多数同志都热情地表示服从组织，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解放江南、解放全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名单公布后，有的同志看到没有自己的名字，十分着急，亲自跑到县委组织部，报名要求南下，象后来担任衡阳县粮食局副局长的赵清河同志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但也还有极少数同志思想上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有的甚至趁出发前夕的休假之机躲避起来。县委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又召开一次大会，这次会，既是欢送会，又是进一步的动员会。会议由县委组织部长段春生同志再次深入动员。他首先强调当时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南下的重大意义，传达江南人民的殷切期望，号召广大干部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并表扬了十批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做好亲人的思想工作，愉快南下的好同志；同时点名批评了个别不服从分配的人，严肃宣布：凡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以临阵脱逃处之，要开除公职，是共产党员的要开除党籍等等……。这次大会对每个同志的思想震动很大。会后大家都再次纷纷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少数思想动摇、甚至打算躺下不走的人也立即改变了态度。就在这样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和历史责任感的推动下，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进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由160多名干部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五中队，在原平遥县委书记裴耀唐同志的率领下，于1949年3月13日怀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豪情壮志和极大的光荣感，启程南下了。这天，平遥县城里城外，人声鼎沸，一派欢腾，全县上下，如同节日一般。当队伍出发登程时，平遥人民排起了长长的欢送队伍，一时间，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在热情欢送的队伍中，有很多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既有依依惜别，也有殷切嘱咐，更有热情的鼓励，其情其景，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二、南下途中

　　队伍从平遥乘火车出发，当天即到达太谷，这里是晋中地委机关所在地。地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在这里，我们这支队伍正式被命名为“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第五中队”。次日，复乘火车到达榆次，这是全地区南下队伍的集中点。到达的第二天，组织上便安排我们去参观晋华纱厂，沿途受到人们的热情迎送，不少乡亲父老都殷切地鼓励我们，寄希望家乡儿女都能为解放新区人民永远前进。3月17日。我们再乘火车从榆次出发，踏上了正太路，当天晚上便到达了河北省石家庄市，宿营市郊三教村。这时正值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的各项文件正陆续发表。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在经过短期的生活安排之后，整个队伍就立即投入了全会文件的学习。这期间，我们听了晋中区党委书记武光同志的传达报告，还听取了石家庄市第一任市长柯庆施关于进入新区后有关问题的讲话。在他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部队进城后，我们将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阶级斗争，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会遇到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这些话，经过30多年的实践，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就在这个期间，党中央对南下干部的有关政策如南下干部家属以军属对待等规定陆续传达下来，这对大家的确是个很大的鼓舞。通过在石家庄的一个半月的学习，全体同志精神更加振奋。4月30日，我们带着学习后的饱满情绪和昂扬精神，从石家庄出发，朝着祖国的南方，继续前进了。此时，正值国共和谈中我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遭到国民党的无理拒绝，因而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紧接着“百万雄狮”抢渡天堑，打过长江，南京、太原相继解放，捷报频传，“另外”到处张贴，人民群众中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我们南下的同志更是兴奋不己，恨不得快快渡过黄河跨过长江，早一天和新区人民见面。但此刻平汉线上的安阳、新乡之敌还在孤守，我人民解放军还正在对其围歼，因此，我们无法正面前进，只好绕道冀南的大名，经豫东北的濮阳地区，进入河南开封。

　　在石家庄至开封之间，横躺着祖国的第一大河流——黄河。对于这举世闻名的河流，我们大家都无不向往，都想在这次过河时好好地看一看它的雄姿，但很不凑巧，这天过河时却遇到了敌机，人们的思想不由得顿时紧张起来。当时黄河上还没有现在的大桥，只有部队临时架起来的一座浮桥，沟通南北，以作军用。桥的两旁均设有高射炮。我们过桥时，为了抢时间，也为了避开敌机轰炸减少伤亡，整个队伍都是跑步过河。大家一边气喘嘘嘘地跑着，还一边互相帮助彼此照料，保证不让一个人掉队，充分体现了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的友爱精神。直到过了河到开封宿营之后，大家想起当时那种争先恐后的情景，那种不怕飞机轰炸，也不怕掉进水里的勇敢精神，还互相戏嘘着一句中国名言：你真是“不过黄河心不死啊！”就是原来思想不太坚定的人，通过前段的行军，特别是这次过河的锻炼，精神也较之以前振作多了。这个时候，组织上因势利导，大力表扬了行军途中的好人好事，使整个队伍的士气更高，大家齐心协力地昂扬前进。

　　从石家庄到开封这段行程，我们主要靠徒步行军。当时虽配了一些胶轮大车，但主要是给女同志乘坐，男同志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一律步行；有时实在疲倦了，经领导同意，也到胶轮大车上坐一阵。经过这样艰难跋涉，队伍于5月13日到达了开封市，住进了河南大学。这一段，我们的队伍基本上是同解放军部队并肩前进的。在广阔无垠的平原上，人马车辆，拉成十几条长龙，大家争先恐后，奋力并行，飞扬起来的尘土，把空旷的原野变得一片灰黄，远远望去，景象极为壮观。当时，我们也身着军装，一切行动都实行军事化，沿途还自编自唱了许多歌曲，并有拉拉队经常发起同解放军互相歌唱比赛，互相鼓舞。记得在石家庄时我们就编唱过这样一首歌，歌词大意是：五万万个人，十万万只手，高高举起钢铁般的拳头，向着武汉，向着南京……。

　　队伍在开封住了两天后，再乘陇海路火车，于5月16日到达河南巩县，宿营在七里铺。在这里，从太行一、二分区南下的干部中调了几十名区以上骨干充实到我们五中队，并正式宣布我们五中从南下的最终目标是湖南省衡阳县，也就在这座北方的古城里，宣告了在数千里之外的衡阳县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衡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的诞生。他们是：中共衡阳县委书记裴耀唐，副书记荣成和；县长赵企贤，副县长尉继统。县委机关和县政府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是：组织部长梁成，副部长姚聚瑞，宣传部长张正甫，副部长和文玉，县委秘书刘永芳，县公安局长韩昌兴，副局长任志远，武委会主任郭一德。对县直机关其他部门和各区负责人也相应地作了安排。在机构组建的同时，我们还进一步学习了党中央对新解放区颁布的各项政策。大队领导成员谢竹峰同志还向大家介绍了南方的风土人情。因为他是湖南耒阳人，对地方情况了如指掌，他的介绍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兴趣。

　　6月17日，队伍从巩县到了郑州，因改变行军路线，按上级指示，队伍在此整休待命。这期间，我们又学习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在郑州呆了一个月时间。7月18日，我们又乘火车向湖北的汉口前进。这次我们乘坐的是闷罐车，这段路又刚刚抢修好，支前繁忙，车流量大，又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骚扰，车行驶得很慢，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炎热的夏天，车厢里闷得如火炉一般，令人实在难以忍受。这样连续过了7天。临近武汉时，又因滠口桥仍在抢修，我们只好下车换乘木帆船直至江汉关。大家这时已经热得不行，偏偏又加上水土不和，很多同志病倒了，拉痢。这段水路虽然只有几十公里，但船差不多走了一整天，难受已极。汉口宿营数日，白天炎热且不说，晚上也热得睡不好觉，加上刚解放的新区粮食供应很困难。我们这些北方人本来就不习惯吃大米，但搞到的大米却偏偏还有砂子，简直无法进口，弄得大家很感头痛。这时，眼看又要过长江了，这对我们不能不又是一个考验，正如当时大家议论的：过长江就是过思想关。果然，长江一过，同志们的思想更坚定了，精神也更振奋了。过了长江的当天下午，即从武昌乘火车到达咸宁，次日换乘汽车，于8月6日到达湖南长沙县黄花市区，7日转到附近的周家祠堂里宿营，在这里等待长沙的解放。这时，上级又决定从五中队抽调已安排当任衡阳县委副书记的荣成和同志、宣传部长张正甫同志、公安局副局长任志远同志等三、四十名干部组成安仁县的领导班子。长沙和平解放后，大约是8月12或13号，我们奉命出发继续前进。当天上午，大家步行到火车站，天黑时，才乘火车到了株洲，次日又步行到市郊原国民党第11兵工厂（现在的331厂）宿营，在这里大约住了20天左右又继续行军，因衡山当时尚未解放，便绕道醴陵，沿醴（陵）茶（陵）公路步行一天半时间到达攸县，等待衡阳解放。在暂住攸县期间，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协助攸县征粮，直到10月8日的下午，衡阳解放的消息传来，大家不胜雀跃！9日，我们正式接到命令，便立即准备行装，紧紧张张搞到傍晚，随即点起火把，连夜乘车启程，天亮时到了耒阳。因为这里还是前一两天才解放，过河的船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找到，过河后即乘车向衡阳进发，当天晚上，我们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目的地衡阳市。我们这天坐的是敞棚汽车，秋风细雨，大家的衣服此时已经湿透。在沿江东路下车时，已是倾盆大雨。刚来乍到，地形民情都不熟悉，不知该到何处去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严格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就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度过了一整夜，直至天亮后，才住进大同中学即现在的市七中和附近的居民屋里。至此，艰难而又紧张的南下旅途生活终于结束了，我们如释重负，个个喜上眉梢。

　　三、新的里程

　　我们进入衡阳后，第二天就分头出发找自己的工作岗位，连县委书记、县长也没有先进“衙门”，只是县直机关工作人员在县委秘书刘永芳同志的带领下渡过湘江去寻找县机关的地址。最后选定县委设黄荣岭原天主教堂内，县政府设黄茶岭原国民党高级法院衡阳分院。我们到达工作岗位后，就分头张贴布告，宣告衡阳县人民政权的成立。喜讯传开，人们奔走相告。从此，古老的衡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开了自己历史的新篇章。

　　县委、县政府的摊子铺开以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建立起区级政权。全县共分了9个区：一区设车江，二区设茶铺，三区设板桥，四区设宝庆寺，五区设西渡，六区设演陂桥，七区设洪罗庙，八区设渣江，九区设冠市街。各区领导班子也随即配备起来。第二件事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恢复生产。第三件事就是征收公粮，为支援两广和大西南前线服务。同时抓紧社会调查，为清匪反霸、建立正常的工作和革命秩序创造条件。由于这些工作一抓，我们各方面的活动进行得是比较顺利的，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非常高涨，不少群众还主动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刚解放的衡阳并不那么平静。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和地方游杂武装有如丧家之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逐渐结集起来，形成零散的小股土匪。这种情况，几乎各区乡都有，对我们的威胁和破坏很大。如茶市区即二区的地主及其反动势力煽动一些坏家伙和少数不明真相的人抗粮，竟把地委派下去的组织部干部科和组织科科长李满有、雷天两人吊起来毒打，直至我们派武装前去才将他们营救出来；八区区委所在地的渣江镇，也经常遭到土匪的骚扰，几次落入土匪手中。区委书记裴佐唐、区长阎子祥等同志充分发动群众，对土匪进行了狠狠的打击，那里的匪患才逐步得到平息。

　　经过这样一段工作之后，10月下旬，衡阳县委与地下党组织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地点就在县委机关即黄荣岭天主教堂内。地下党负责人黄道奇、汤建辰等同志在会上介绍了衡阳地下党的斗争情况，并当场将地下党员的名册移交给了新县委。会后，黄道奇同志担任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建元同志担任武装部副部长。从此，衡阳县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步入了新的里程。

　　40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队五中队的同志们，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已在远离家乡的南国扎根、开花、结果，他们没有辜负家乡人民的重托，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