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之际，我回想起了四十年前我们干部大军五千余人，从北国大地浩浩荡荡下江南的壮举，不由得由兴奋而进入沉思。

1945年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一意孤行，再次挑起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对其罪恶行动，人们早已恨之入骨，故纷纷要求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之。

我党顺应全国人民之要求，由自卫战争发展为人民解放战争。

1948年底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结束。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军队，基本上已经被我解放军消灭，剩余的一部分军队都撤至长江以南，防守南京、上海、武汉一线，以长江天险为屏障，企图顽抗，阻止我军南下。当时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野战军和地方党委做好渡江准备。军队进行调动，集中动员。同时要求地方要紧紧跟随大军南下，军队打到哪里，地方干部也要到哪里，建立地方各级政权及各部门组织。解放一个地区巩固一个地区。政权建立后，征收粮草，支援我军继续追歼国民党残部。这就是当时的形势和中心任务。

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10月28日做出“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要求华北老解放区抽调五万三千名干部，组成若干个区、县委、地委、区党委及各同级政府组织，待大军渡江时，分别随军队南下，赴江南各省市，建立地方党政组织。鉴于新区与老区情况不同，新区情况复杂，国民党在群众中的欺骗宣传影响较大。我党的工作基础较薄弱，影响较小，群众受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对我有疑虑，开始进入新区困难较多。因此，中央规定了抽调干部的原则：即抽调的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能力、比留下的要强些，或至少走的比留下的不能差不能弱。华北局给各有关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各地委书记、专员干部之配备能作二十到五十万以上人口城市的负责工作者为宜。”这些都是指对抽调干部的质量要求。晋中南下区党委就是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的精神抽调干部的。

晋中南下区党委是原晋中区党委一分为二的半个区党委为基础建立的。在山西省榆次县组成，由中央批准的。区党委、行署的主要负责人以晋中区党委为主，个别的由其他地区抽调配齐。区党委、行署下设六个地委、专署。一个地委、专署配六个县委、县政府的班子。每个县也是配六套区级的班子。六套地委、专署是由晋中的一地委（原晋察冀一地委），二地委（原属晋绥地区），三地委（原属太行太岳地区）各出一套。其余三套，中共中央华北局分配给察哈尔省、冀中区、太行区各出一套。共配齐了六个地区，三十六个县，二百一十六个区的干部，各级都配有工、农、青、妇及武装部的干部。计南下区级以上干部2075人，村级干部201人，勤杂人员794人，合计3070人。另有华北大学的学生2000人。

晋中南下区党委于1949年5月1日从石家庄（石门）发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说：“我们于3月15日开始在石门集中，到4月20日才集中完毕。在此一个多月中，我们一面集中，一面训练。4月28日首批出发，5月5日以前全部离石南下。”

4月下旬，区党委在石家庄花园饭店召开了各地委书记、专员、组织部长会议，共同研究了有关南下事宜，并对个别组织进行了调整。

区党委、地委、行署、专署领导干部是：

区党委书记武光，副书记周小舟（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樊雨生，组织部长阎子祥，副部长赵鹏飞，宣传部副部长葛琛，武装部长赵汾甫，社会部长夏印，妇委书记赵辉，副书记李六平，行政公署主任牛荫冠，副主任张干承。

区党委下设：

一地委（原晋中一地委抽调的干部）：地委书记薜同连，秘书长边超毅，组织部长徐秉谦，宣传部长华国锋，武装部长郭固邦，行政专员刘君实，公安处长张英。

二地委（原晋中二地委抽调的干部）：地委书记陈郁发，组织部长石玉，宣传部长张云，武装部长侯建华，行政专员刘耀夫，公安处长芦廷波。（从原晋中二地委抽调的县委书记、县长有：孝义县委书记白一民，县长李克荣；汾阳县委书记陈淇，县长王才章；交城县委书记周继舜，县长张超。）

三地委（原晋中三地委抽调的干部）：地委书记傅生麟，组织部长徐天贵，副部长戴彦，宣传部长许敬贤，武装部长葛琪，秘书长刘德之，行政专员杨世卿，公安处长刘万全。（从原晋中三地委抽调的县委书记、县长有：榆次县委书记姚茂棠，县长赵德新；太谷县委书记王天华，县长高怀亨；祁县县委书记张顺武，县长乔明远；平遥县委书记裴耀唐，县长蔚继统；介休县委书记韩曙光。）

四地委（察哈尔省抽调的干部）：地委书记刘昌，组织部长陈广丰，宣传部长罗拉，秘书长黄琪，行政专员孙国治，公安处长王庆山。（从察哈尔省抽调的县委书记，县长有：县委书记张士杰、崔兆春、张士林、刘俊义、杨明鲜、杨建培；县长韩晓瑞，何栋、张茂林、王云坡、肖林、杨兴洲。）

五地委（冀中区党委抽调的干部）：地委书记刘旭，组织部长刘健，宣传部长黄光，秘书长杨达，公安处长朱干，行政专员张根生。（从冀中区抽调的县委书记，县长有：县委书记于驰前、陈继昌、马壮坤、郗忠、王持久；县长郑醒、戴志光、谷青玉、王元方、何昭明。）

六地委（太行区党委抽调的干部）：地委书记任雷远，组织部长王锦心，宣传部长杨蕉圃，行政专员李毅之，公安处长梁湘浓。（从太行区抽调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有：县委书记荣成和、陈茂艺、申祖训、冯文韶、李心田；县长苏玉清、李澍英、张文杰、朱克安、张佩。）

在石家庄集训了一个半月。除调整组建各级领导班子外，还作了以下工作：首先是统一思想。为此，我作了动员报告。干部来自各个地区，思想作风各有不同，相互不了解，因此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搞好团结，步调一致，就成为首要任务。通过学习动员报告，解除了到新区的顾虑，消除了少数人“熟土难离”的思想，加强了团结，相处融洽，为南下打下了思想基础。之后，是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论讨党中央提出的：“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的重要意义，和“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这一战略转变深刻含义的认识。以及学习新区政策（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政策，以及对国民党军、警、宪、特等旧政权人员的政策），接管经验，和到新区后的守则纪律等。配合学习，在石家庄搞了一些调查研究，了解城市的情况和特点，听取石家庄市的领导同志的报告，明白了到新区后，如何开展工作。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大家精神振奋，对南下，思想上更加明确，精神上是更加愉快，有无上的光荣感。。更重要的是提高对解放全中国的责任感。

区党委机关干部“五一”节离开石家庄，开始南下。当时河南安阳、新乡还没有解放，仍被国民党军占领，平汉铁路线尚未通车，为了赶路，我们就分乘马车，十几人坐一辆车。路经威县、南乐、濮阳等地，经过数日行军，由于后勤人员的沿途操劳，才顺利抵达开封市，夜宿开封某大学礼堂等处。数日后，遵照中原局指示，于5月中旬乘火车开赴河南巩县和附近一带住下来，休整待命。在这里一面学习，一面帮助当地农民麦收。

当时上海、武汉均尚未解放，地方干部只得就地休整、学习等待随军过江南下。全体干部革命热情很高，仍然保持着“打游击”时的艰苦奋斗作风，对学习抓得很紧，严守纪律。在巩县大约停留一个月左右，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形势发展很快，江南各省的解放已为时不远。中原局即决定晋中南下区党委先到南京。

在开封时，由邓子恢同志召集晋中南下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谈话，征求意见，说明湖南省委领导干部班子已经配齐，黄克诚同志任省委书记，王首道同志任省政府主席。动员区党委和各级干部都要逐级下压，即区党委到地委，地委到县委去。并强调说明湖南省长沙地区如何重要，物产丰富，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确将晋中南下区党委改组为长沙地委班子。对如此改变，区党委、地委各级干部毫无怨言，愉快接受。

晋中南下区党委的干部，除少数人外，基本上都进入了湖南省。不过又重新调整了组织，以三地委为主组建衡阳地委。四地委为主组建会同地委（地委机关设在芷江）。少数干部留中原局或调外省市。如牛荫冠调江西任省财委主任。周小舟留湖南省委任宣传部长。阎子祥同志任长沙市市长并带部分干部。赵汾甫同志带部分干部留湖南省组建支前司令部。区党委机关干部及一、二、五等几套地委的干部全部进入长沙地委、专署及各县、区。

长沙地委的领导班子及各县领导干部是：地委书记武光（湖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赵鹏飞，宣传部长张云，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舒光才，秘书长郭固邦，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滨黄，副主任黄光，武装部长侯建华，行政专员张干承，副专员樊雨生，农会主任薛同连，工会主任王持久，青委书记于驰前，妇委书记李六平。

各县县委书记、县长是：湘潭县委书记刘旭（地委委员），副书记王国文，湘潭县县长杨第甫，长沙县委书记陈郁发（地委委员），长沙县县长李义堂，湘阴县委书记华国锋（地委委员），湘阴县县长张国权，岳阳县委书记赵冰岩，岳阳县县长罗西芳，平江县委书记（兼县长）齐寿良，平江县副县长梁书文，浏阳县委书记徐秉谦（地委委员），浏阳县县长赵超山，醴陵县委书记陈琪，醴陵县县长张超，临湘县委书记陈继昌，临湘县县长郑醒，湘潭市委书记马壮坤，湘潭市市长王治国。

为了快速赶赴南京及适应新区的环境，采取了轻装行军，在巩县把棉被都改成夹被，不必要携带的物资放在郑州，马匹放在巩县，女同志、病员一律在郑州待命，不随军南下。成立了晋中南下区党委郑州留守处，管理后方事宜。后来女同志进入湖南时，马匹在河南省就近处理掉了。

6月15日到达南京，住在考试院。南京蚊子特大且多，夜晚难于入睡。五六天后，乘“江汉号”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经芜湖、安庆、九江至武汉。当时江水泛滥，江岸外时现房屋淹没。雨雾濛濛，似有意掩护我们，幸得安全，未遭意外。为避免敌机轰炸，晚上开船白天停船，但一律不许上岸，在船上每人每天只吃十二两饼干。在南京购买了一些办公用品及一些必要的药品，准备进入新区使用。

6月28日到达武汉。这里刚解放，一切都在接收整顿中。这时，我们已由区党委改成长沙地委，但长沙还未解放，正值谈判和平解放事宜，各县城及交通要道均被国民党军队驻守，我们只得在武汉等待，视情况再南下。在武汉住约半月，这里气候炎热如火烤，同志们坐卧不安，夜难入睡。此外，还想早日走上新区工作岗位，所以同志们都急于继续南下，不愿意在这里多停留。此时，我解放军正从京广线的两侧继续南下，边打边解放各个县城。长沙地委所属的平江、浏阳、醴陵三县的干部，于7月14日先随部队由湘东走山路南下了。接着，地委机关和西边数县的干部从武汉市乘火车至咸宁，然后沿铁路随部队步行南下。解放一个县接收一个县，工作困难大，问题多。军队走后，地方干部一方面抓接管工作，一方面还得对残兵游勇、土匪进行斗争。干部即是工作人员，又是战斗队战士，各自独立作战。

在武汉市时，中共湖南省工委（地下党）派人来联系，接上了头，我们听取了地下党的同志的情况介绍，掌握了湖南的基本情况。七月上旬，岳阳、临湘县城解放，地委机关及西线各县干部立即至临湘县城，后经路口至云溪镇，换乘小船至岳阳县城。这时，我军尚未进入长沙，地方干部不能继续南下，地委和专署机关遂于7月23日和25日先后在岳阳对外宣告成立。暂时在岳阳城安置摊子，开始进行工作。当时由舒光才同志负责开展了对反动党、团、军、警、宪、特等旧人员的登记工作试点，曾破获军统特务李少白的305组，并收编了洞庭湖的一股土匪。另由张泊泉同志负责办起了国民党起义军官集训队，进行教育、改造、争取使用的工作。

在岳阳住一个月左右，等待长沙和平解放。八月份，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于是长沙地委与长沙、湘潭各县干部，乘轮船从岳阳起程直奔湘潭，地委机关设在湘潭女子师范校址，建设学院、专员公署设在市内。至此，地委机关才安置就绪。

进入湖南省后，地委开始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与地下党的组织会师。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首先南下党组织与地下党组织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地、县委的领导班子，吸收地下党的干部参加，共同成立一个党委。长沙地委有相当一批领导干部是地下党员，地委大胆的使用他们，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培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会师问题，事先专门研究的比较细致，联欢、交谈、介绍情况，互相了解的较具体，会师工作比较顺利。经中原局和省委分别批准，确定罗其南同志任地委副书记（当地干部，浏阳人）。地下党干部谢介眉同志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树德同志任《建设报》社社长。各县也都有地下党的同志参加县委的领导，地委政策研究室内南下干部只4人，地下党干部有7人。我的秘书前后3人，即隋醒、杨青、蔡掌珠等，都是地下党的干部，这些地下党的干部，对接管新区和建设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的工作事实证明，会师工作做得比较好，相互信任，步调一致，共同奋斗，团结友爱，渡过了初入湘时的难关，工作上取得一定的成绩。

二、抓紧接管工作。

8月5日，解放军进驻长沙市，10日湖南全省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队退出各城市，等待整编，我解放军与地方干部进城接管。长沙地委没有直接接管任务，主要的接收工作是由各县直接去做。地委的任务是指导各县把接管工作搞好，把应接收的事宜全部接收过来，同时又不发生大的问题。总的看来，接管工作比较顺利，没有发生大的问题，敌伪资财全部接收，注册登记。因是和平解放，敌伪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由政府颁发布告，号召敌伪人员自动申请登记。经过集训、审查后，一般均分别不同情况，予以适当安置。有的不适宜工作者，遣送回家，个别有罪行者，分别不同情况，依法处理。

和平解放，对国民党起义的党、政、军人员得全部包下来，且得优待处理。他们对共产党、解放军不理解，有的人还有仇视情绪，个别的还有些胡作非为，如围攻、打骂下乡工作的地方干部，抢劫枪支，甚至与地方上的旧势力结合攻打我政府机关。也曾发生过拦路抢劫事件，个别地方暂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现象也曾发生过。在处理这些事件上，采取了争取、教育、团结、斗争、改造的方针。他们长期受国民党的教育，思想反动，身染种种恶习。加之我们刚进入新区，党的政策还没有宣传出去，他们与群众都对我们不了解，采取观望态度，极个别的有政治背景者对我仇恨，甚至破坏、枪杀等。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虽然费了一些脑筋，个别同志受了一些委屈，可是比较顺利，没有为此缠住我们，使我们不能前进。

各县与接管工作的同时，正式宣布成立人民的县、区政府，建立政府各部门的机构，开展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首先是筹粮筹款，支援前线，结合进行改造乡村政权的试点。稳定社会秩序，安置和处理旧人员。通过工作，教育和团结人民群众。

接管工作需要宣传工作的配合，对此，在进入湖南以前，我们已有所考虑，因而初人湖南，我们就筹办“建设报”和“建设文工团”，“建设电影院”。湖南省长期为国民党所统治，群众对我党的各项政策不了解，加之敌人的反宣传，很多人对我有误解。故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是当时一项繁重而紧急的任务。通过“建设报”和“建设文工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明显的好的效果。

进入湖南之前，我们已经考虑到，接管是短时间的工作，更长期的工作是进行生产建设。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重点抓生产建设”或“全力抓建设”，今后长期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这一思想我们是明确的，所以一进入湖南，不仅我们的报纸、文工团、电影院均冠以“建设”二字，而且我们办的学校也叫“建设学院”。也就是说，为了今后的建设，需要培养大量的干部。需要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

当时各个区、县也都集中力量为建设扫清道路，为建设打好基础。

三、借粮筹款，支援前线，完成秋征保证建设。

初入湖南，我们一面进行接管，一面就展开了借粮筹款，支援前线的紧急工作。当时“二野”、“四野”百万解放军过境，从8月至12月，长沙、益阳、常德三个专区很快完成借粮11000万斤，保证了过境大军的粮食供给。十月开始秋征，全省任务248000万斤，到年底完成198000万斤。长沙地区的征粮任务，完成的还不错。我们的做法是：①各级干部利用一切形式，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任务；②依靠农民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民主评议；③利用旧保甲人员，为我工作；④执行了粮多的多出，粮少的少出，无粮的不出的合理负担政策；⑤动员开明地主、绅士和农民积极分子带头，并实行表扬奖励政策。由于我们的做法符合当时的主客观情况，所以秋征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保证了军粮及脱产人员的供给和建设的需要。

四、培养干部，解决急需。

长沙地委所属各县，人口在100万人以上者，就有两个：长沙和湘潭县，面积也很大。南下干部数量有限，每个县最多有数十人，不足百人，新区的各项工作都待我们去开展，各组织机构急需去建立，不宜拖延时间。北方老解放区的干部已经抽调很多，不可能再抽来满足新区干部的需要。而湖南长沙地区文化水平较高，中学毕业以上的知识份子大有人在，所以在入湘以前，我们就教育干部入湘后，要认真贯彻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大胆地信任、培养使用他们，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干部的来源，北方干部刚到南方，是人地两不熟，为顺利地较快地开展工作，就需要吸收培养大量的本地人参加工作，与南下干部相结合，把各个机构建立起来，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进入湖南以前，地委就决定成立湘北建设学院，组成学院领导班子，由张泊泉、刘祥庆、边超毅等同志负责工作。地委副书记罗其南同志兼任院长。地委一进驻岳阳，就在岳阳附近各县招收第一期学生，高初中毕业生约千人，学期3个月，7月下旬即开学了。课程内容：《中国共产党》、“党的新区各项政策”、《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论人民民主专政》、《唯物论与辩证法》等，集中上课，分组讨论，以自学为主。第一期学员在岳阳毕业，他们绝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文化水平较高，政治条件也较好，其中有一部分学员在解放前与地下党就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对我党政策有一定认识，有的还是由地下党的组织介绍来参加学习的。结业后，全部分配给地委、专员公署及各县各机构去工作，充实了干部队伍的力量，有的很快成为各项工作的骨干。8月份，地委搬至湘潭后，建设学院随之在湘潭筹备继续办院。9月份，招收第二期学员，由湘潭、长沙、浏阳、平江、醴陵、湘阴等各县介绍人校，约千人以上，均为高初中以上毕业生。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前，建设学院就已经办了两期（第2期10月1日后毕业），部分解决了专区及各县干部不足的问题。现在这些学生，有很大一批已经成为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很多已到了离休年龄。当时他们对开辟新区工作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各县委自己也分别采取办训练班的办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解决了自己的急需。各经济部门也招收了不少干部。

五、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湖南省和平解放以后，国民党军队除被我军收编者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撤退到广东、广西等地去了。在撤退之前，他们把一部分军队改编，撤到湖南省边远山地，占据地盘，准备打游击，负隅顽抗。他们骚扰人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如李高峰在平江一带作乱，被国民党反动派委为湘鄂赣反共救国军司令，后被我捕获处决。另外，湖南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历来土匪较多，拥有大量枪支，当时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有的是由地主武装变为土匪的，与地主勾结破坏我们地方工作。他们不敢攻打我解放军，专门袭击我地方机关，杀害革命积极分子，如岳阳县一区区委、区政府机关的被袭击，就是一例。1950年4月3日，岳阳地区土匪头子胡昆，及当地的特务，与我区小队的个别不法人员相勾结，乘我一区开全体干部大会，突然包围大会的会场，打死区委副书记以下十几个人，大部分是南下干部，只有区长一人脱险。这是长沙地区有名的“四•三”事件。惨案发生后，胡昆即跑去香港潜伏，1950年下半年又潜回岳阳，当时群众的觉悟已大大提高，他潜入岳阳不久，很快即被群众发现，才将其抓获当场被群众打死。

1949年底，1950年初，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根据湖南省委的布置，遵照中央的新区政策，全省开始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部队集中优势力量，清剿散兵游勇武装匪徒（国民党散兵和土匪），地方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搞减租退押，打击反动地主和民团总（反动地方武装的头子）。实际上，他们又是前面说的反动力量的社会基础。我们对散兵游勇的方针是：开始时，一般的先进行争取工作，使之交械投降，听候收编，不从者，即以武装力量围歼之。有一股消灭一股，有一个消灭一个，要坚决地彻底地歼灭之。成股的散兵土匪，是不易全体投降的，他们都有政治背景，忠实于国民党，对人民是欠了血债的，将其打散后，采用个别的经过社会关系，以多种方法进行争取工作，一般的是可能交枪投降。其脱离反动组织之后，经过教育，遣送回乡参加生产，由乡级组织负责在劳动中改造。部队一般不吸收他们入伍。总之，采取先争取后打击，争取无效即行打击，打击与争取交相使用；镇压首脑、宽大协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打击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以利发动群众。由于群众发动的充分和党的政策的感召，加之县大队、区小队的积极战斗，至1950年上半年，散兵游勇土匪并在长沙地区基本上被消灭了。（进入长沙地区后，各县、区成立了县大队、区小队地方武装，结合建立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即民兵组织，对剿匪工作很快的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来，进入新区又遇到那种复杂形势，迅速成立各种武装组织，是很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收缴武器。湖南人当过兵的多，旧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有的解甲归田后，把枪支带回来了，为私人所有；有的湖南籍军阀为保护个人利益，在家乡成立护乡队伍，解放后被解散了，而枪支流落民间；地主武装民团隐瞒的枪支也不少。总之，长沙地区民间存有枪支很多，且有搞枪支买卖的，它成为坏人、土匪、特务活动必有之物，不彻底收缴它，对清匪很不利，社会也不得安宁。当时，由政府出布告，号召限期自动上缴，个人揭发检举者得奖，逾期不交者受罚，通敌不交者严惩。结合清匪进行收缴武器工作，经干部与群众协作，基本上也完成了。把收缴的武器装备了县区武装和基层民兵，壮大了我们的武装力量，有利于进一步打击残余的土匪、特务，而又保证了顺利进行减租退押。

结合清匪反霸搞减租退押。1949年底开始，至1950年春耕前告一段落。我们进入湖南后，广大群众纷纷反映，地主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租额，押金太重，农民劳动一年除交租外，所留无几，吃不饱饭，年年借债，年复一年没翻身之日。经过宣传教育，农民懂得了党的政策，于是广大基本群众积极要求减租退押。地委、县委遵照中央、省委指示精神，认真发动群众，全地区展开了减租退押运动。湖南省有历史上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影响，这里的人民有革命的传统，共产党在人民中是有威信的，经过党的宣传教育，广大贫下中农很快就发动起来了，经过紧张地三、四个月时间的斗争，二五减租和退押金的工作就胜利地完成了。

清匪反霸运动时，重点是进行清匪了，在减租退押运动中，又集中力量补搞了一次反霸斗争，重点打击恶霸、旧民团负责人（民团总）。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清算其罪行，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有血债者，予以镇压甚至处以极刑，搬掉了压在群众头上的大石头，使群众在政治上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减了租退了押，生活上有了改善，于是，1950年春季的生产开始出现高潮。

六、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

1950年秋后开始，至1951年春基本结束，大体上用了半年时间。是遵照中央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与中央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定进行的，基本上按着老解放区土改的步骤做的，但避免了老解放区曾经发生过的缺点或错误，重点是打击地富，（富农还留下标兵，以解除中农顾虑），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满足贫雇农，保护工商业，保护华侨利益。长沙地区，地富一般的都经营工商业，多是一方面是地主，一方面又是工商业者。对地主的土地财产是没收政策，但使其同样分得一份土地，以保证其全家的劳动和生活。对地主的工商业部分是保护政策，使其继续经营，繁荣市场。这些政策问题各县执行的较好，只动了地主在农村的土地财产，其在城镇的工商业财产没有触及。全地区保护中农的政策执行的也较好，执行的认真，包括富裕中农（上中农）的财产也没触动。中农们满意，贫雇农更满意，稳定了广大基本群众，打击了占极少数人的地主和富农（对地主和富农也有区别）。出现了安定的社会秩序，群众的生产热情很高。逃跑的地主只是个别的，主要是有血债的，或是民愤极大的，有的地主逃跑了又回来。

结合土地改革，又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清查土匪恶霸，把那些流散的隐藏较深的统统挖出来，与土匪有联系的也都查清了。这样，人们就可以看清，谁是基本群众，谁是可教育争取的力量，谁是被打击对象，阵线分清了，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就大踏步前进了。与土匪有联系，但无大的罪恶，我们就教育、争取、团结他们；对恶霸则分别其罪恶轻重大小，坚决予以不同程度的镇压，个别罪大恶极有血债者判以极刑。土改过程中，把民团头头又进一步彻底予以清算，他们有些是旧势力的首领，是地主的保镖，不清算他们不能平民愤，社会也不得安宁。

结合土地改革，于1950年10月开始，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对镇反政策全区掌握得比较稳、准，没有错杀人，群众发动得充分，因而镇反和土改搞得好，所以当时曾获得省委领导同志的好评。

七、建立乡村新政权。

从接管新区工作时就开始了搞改造乡村政权试点。筹粮筹款，支援前线时，我们曾利用旧保甲人员。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时，我们对旧乡村政权是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改造。土地改革时，实际是农会暂时代替了乡村政权。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对群众的充分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有了当家作主的觉悟，于是通过乡村人民（实际是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乡村人民政府。

八、建党工作。

各县县委对原有地下党员进行有计划地训练教育。并特别加强了在各项工作和斗争中积极认真发展党员的工作。

各县县委、区委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的干部、党员自解放湖南以来，团结无间，密切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着长沙地区的全面的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