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由山西襄垣、昔阳两县各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县的建制，随军南下。5月，又与祁县所调一部分干部合编，组建了南下工作团三大队六中队，并决定接管湖南省安仁县。8月，改为接管常宁县。10月，进入常宁。我于1953年6月，调离常宁。

　　1985年10月，我应常宁县委、县党史办的邀请，赴常宁参加“解放初期常宁革命斗争史”座谈会。当时，就记忆所及我写了《南下常宁工作队解放初期历史回忆录》（初稿），并征求南下其他同志的意见。他们提议，把六中队的组建、南下经过及进入常宁县的情况写进去。这样，即为常宁县提供了史料，又可给北方有关县份留作纪念，使后人知道为支援大江南解放全中国，当年山西襄垣等几个县调出了哪些干部，做了些什么工作，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尔后，经湖南省老干局给予支助，邀请襄垣、昔阳、祁县部分南下同志，在长沙座谈了两天，又收集了些材料，因为时隔30多年，南下途中合编及进入地区调整变化，人员、职务安排变动频繁，很难确切地记忆下来。初稿写出后，我到长沙二附医院征求了在养病中的乔懋言同志的意见，并进行了一些修改，现整理如后。

　　南下前夕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很高，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在重庆进行了和平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谈判结束后，又签订了军事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和平决议。但蒋介石无视人民意愿，不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撕毁这些协议，挑起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把战争灾难重新强加在人民的头上。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英勇奋战，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经过3年多的浴血奋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1948年秋至1949年春，发起了闻名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东北、华北相继解放。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集团故伎重演，又打起了和平谈判的幌子，重整战备，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我军南进，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挽救其彻底覆灭的命运。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3月26日，我方同意谈判，双方代表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尽管我方作了很大的让步，但蒋介石集团毫无诚意，直到4月20日南京政府仍拒绝在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二野、三野百万雄师迅速从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突破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随后，解放了杭州、南昌、上海、武汉等城市i为了加快解放金中国的进程，巩固和建设新解放区，党中央决定从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进，到南方新区开展工作。

　　奉命组队

　　1948年冬，我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晋中战役后回到襄垣。1949年3月28日，我们正在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太行区二地委来电话通知，要从襄垣、昔阳两县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县的建制。我奉命担任县委书记，李峰任组织部长，并要求我带队迅速到地委报到，然后到太行区党委集中，随军南下。当时，二地委驻在山西左权县城附近一个村庄里。4月1日，襄垣南下工作队集中，2日出发，3日到达地委驻地，与昔阳县所调干部组成了一个县的班子，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杨蕉甫作了讲话，阐述了随军南下的意义，指出了任务的艰巨性，重申了行军驻防的纪律，并宣布了两县所调干部名单及任职。由我和李澍英、乔懋言、李峰、张同祥、王科等6人组成新的县委会，我任县委书记、李澍英任县长、乔懋言任组织部长，李峰改任宣传部长，王科任县武委会主任，张同祥任公安局长，崔一秀任县委秘书兼办公室主任，赵保和任县政府秘书。同时宣布的还有区委书记6人、区长6人、区组织委员6人、县政府财粮科长1人、科员2人、县农会主席1人、县青年团干部1人。

　　紧接着，我们一行又来到太行区党委驻地河南涉县赤岸村。太行区党委决定，每个地区抽调1个县的班子，5个地区共抽调5个县的班子，组成一个地区的建制。每个地委抽调1名地委委员，组成新地委班子，任雷远任地委书记，李毅芝任专员，王锦心任组织部长，杨蕉甫任宣传部长，梁湘农任公安处长。每个地区还要调出地专直属一个单位的班子。二地委组建了一个银行班子，王修仁任银行行长。在区党委驻地，区党委组织部长王谦同志给我们讲了话，勉励大家到新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抵制敌人的糖衣炮弹的袭击。在这里，发了军衣、蚊帐、简易生活用品等，4、5天后，我们乘坐小火车经河北邯郸，然后改乘汽车到石家庄，与晋中区南下工作团汇合。在此，区党委负责同志周小舟作了大会报告。4月中旬，我们同晋中区南下工作团一起离开石家庄，到中原局报到，路经邯郸、大名，从山东东明县过黄河浮桥，经兰考、开封，4月下旬到达郑州市。在这里队伍进行了休整，认真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5月，移防巩县王沟村，又组织学习讨论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精神。这时中原局正式通知我们，决定太行医调的干部和晋中区工作团合编开进湖南。我们所建班子同晋中祁县的部分干部合编，重新组建一个新班子，进入湖南安仁县工作。原任县委宣传部长李峰，公安局长张同祥、武委会主任王科、区长巩生荣等同志调出。另成立新的县委班子，由我和张洪光、李澍英、乔懋言、张水林、李建唐等6人组成。我任书记、张洪光任副书记、李澍英任县长、乔懋言任组织部长、张水林任副部长、崔一秀任县委秘书兼任宣传部副部长、李建唐任公安局长、戴天录任县委政府秘书，赵保和调任县税务局局长。地委调出了书记任雷远、专员李毅芝。新地委由傅生麟任书记、谢竹峰任副书记（湖南耒阳人）、王锦心任组织部长、徐天贵任副部长、杨蕉甫任宣传部长、刘德之任地委秘书长、刘君实任专员、梁湘农任公安处长、刘万泉任副处长、葛琪任武委会主任。合编后，正式确定了番号，我们所在地委为南下工作团三大队，我们为三大队中的六中队。从此，我们便着手收集和研究安仁县的情况了。不久，张洪光同志调离我们中队。

　　5月16日，我四野部队解放了武汉3镇。7月，我们移防郑州。之后，又移驻武汉，扎营在一家外国的教会医院即同济医院里。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5日晚我军进入长沙。我们工作团三大队渡过长江，乘火车到咸宁，转乘汽车经平江直抵长沙。当时因陈明仁部队正在整编，长沙已经戒严，我们六中队就驻扎在市郊朗梨镇。随后，株洲解放，我们又进驻株洲，宿营在一个工厂里即现在的331工厂。在这里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衡阳地区又要新增加酃县和常宁县。酃县原来被漏了，常宁划归郴州地区领导不方便，我六中队原班人马改为接管常宁县，又从衡阳、耒阳及其它县抽调干部组成两县班子，接管酃县和安仁县。

　　进入常宁

　　长沙和平解放后，我南下大军遂推进到湘中衡阳、邵阳一线，对敌进行压缩性攻击。衡阳所辖的攸县、茶陵、安仁、酃县、衡山等地敌人节节溃退。衡阳地委、专署机关迅速进入攸县，领导全盘工作。攸、茶、安、运动员、衡（山）等各县工作队也陆续进入各自所辖县境开展工作。我们常宁县工作队也随即开进攸县，协助攸县地方工作。衡宝战役发起后，我46军奉令加速向耒阳、衡阳之敌逼进，我18军越过粤汉路向常宁、祁阳穿插挺进，占领郴州高亭司后，迅速向零陵方向推进。衡、耒之敌纷纷溃逃。10月7日解放耒阳县城，8日解放湘南重镇衡阳。我们工作队闻讯后，速赴耒阳县城。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地委副书记谢竹峰同志，了解到常宁县境内仍驻有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我们请求进入常宁县。谢当即与地委通了电话，地委指示要我和县长李澍英同志当晚乘46军军车去地委。我和李澍英、银行行长张俊、公安局长李建唐于当晚赶到地委，商讨进入常宁县事宜。县委组织部长乔懋言同志带领南下工作队，在解放军一个加强排的武装护卫下，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向常宁进发。出发前，谢竹峰同志给乔懋言同志开列了常宁地下党员名单，计有欧阳成、张修虞、张嗣贵、阳允祥、蹇锡纯、刘世辅等同志。工作队路经烟州时找到了黄学初、廖理夫，由他俩引路。当队伍开到距离县城10多里的乌此山时，听说县城没有解放，仍有国民党伪县大队驻扎。有的同志主张返回烟州驻地，摸清情况后再进城。乔懋言同志也考虑情况还不明，为了谨慎，他决定让部队就地宿营，自己带领武装干部李国柱同志和黄学初一起进城去侦察，打听地下党的情况。进城时，北门有两名岗哨没有拦阻他们。进城后，到了黄学初的一个熟人家里，问到欧阳成时，说有此人，但住得较远；接着又到县一中去找刘世辅，出来一个自称是校长的人，问找刘老师有什么事。当时刘没有出来。在返回途中，走到县银行门前，碰到了一个后来才知道叫周松茂的人。周见乔懋言几人衣着有别，向乔深深行了一个礼，并主动搭话。乔问他姓名，在哪里作事，周说是邓竹修的部下，并说是邓竹修派来接他们的。到了司令部，周引乔见了邓竹修，乔介绍说自己是打前站的，先头部队已驻在乌此山，政委、县长还在衡阻。邓表示欢迎，立即请乔写信接乌此山部队进城，并安排在县银行、县法院、县救济院3处宿营。邓还找来一位“老地下党员”邓秀金（并非党员），乔和他谈了话。

　　我同李澍英等到达衡阳地委会，得知常宁县的确驻有一支原是常宁县地方武装的伪自卫总队，——后改称为“湘游一支队”，约1000余人，号称2000余人，司令邓竹修。当时，他们与地委军分区并无联系。过了两天，从常宁来了一位老人，自称是邓竹修的同族兄弟，各叫邓秀金，从他那里得知，他们树起了“解放军湘游一支队”的旗号，邓竹修任司令，刘湘辅任副司令，肖纯任支队参谋长，下设3个团。县自卫总队同伪县警编为第一团，雷炎任团长；西乡同南乡自卫队编为第二团，郭柏青任团长；东乡和北乡自卫队以廖纯部为主，编为第三团，廖纯任团长。邓秀金对我们说：白崇禧、鲁道原兵团和专员保安司令陆瑞云驻守衡阳时，曾派常宁伪副县长、特务徐兴庠进行“堪乱”活动，散布谣言，破坏解放斗争，企图策划伪自卫总队、伪县警队同白部潜逃或上山打游击。在进步势力积极活动和斗争下，敌人阴谋未能得逞。邓还说是来欢迎我们去常宁的，并说他自己和零陵成铁侠有关系，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农协会，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为此在武汉坐过牢。武汉解放后，才被放出来。邓秀金未走，副司令刘湘辅又来相见，也说是来欢迎我们的，并介绍了部队组编情况。随后，地下党员、常宁一中教员刘世辅也派团员唐仲山来向我们汇报情况。从他们三者谈的情况得知，他们互有矛盾，相互争功。邓说：刘湘辅过去一直是反共的。刘说：邓秀金过去是个帮会头子。我们不敢贸然行事，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决定派一个连，由王营长带领，同我们一起于10月20日左右乘汽轮沿湘江向常宁进发，路经常宁柏坊镇，受到邓部廖纯团的欢迎。廖派一部汽车送我们进城。因为人多，我率一个排乘车到县城，余部由县长李澍英和王营长率领徒步进城。进城时，邓和县职要员，社会名流夹道欢迎我们。当晚，邓竹修即采取行动，逮捕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庆澜，参议长李国祯。第二天，我们和邓商谈了工作，邓向我们介绍了部队的情况。我们对邓部为常宁治安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向邓部宣传了我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军的纪律，并就筹粮筹款、部队交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与地下党会师

　　常宁的地下党组织，地委向我们介绍时有欧阳成、张修虞、张嗣贵、蹇锡纯、阳允祥、刘世辅6位同志。除刘世辅外，他们都是在耒阳县灶市街做小商贩时，由肖健、何大群介绍入党的，履行了正式的入党手续。刘世辅是衡阳地下党员肖扬介绍入的党。在10月中旬乔懋言等同志率队先行入城时，地下党员阳允祥即从耒阳郑家园的郑正卿那里知道，南下工作队已经从烟洲到常宁县城去了。阳闻讯，立即返回欧阳成、张嗣贵、张修虞、蹇锡纯等人一起去县救济院——今县委会——找到了乔懋言等同志。乔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并拿出名册点名。张修虞、阳允祥说，还有一位屈开昆同志不在常宁，在祁阳县工作。欧阳成——支部书记——代表地下党向乔懋言等同志汇报了常宁的政治、经济和敌伪情况。20日，我同李澍英等进入常宁，找到了刘世辅同志，他也汇报了常宁的情况。我们对地下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欧阳成负责接管政府建设科，任副科长；张修虞任一区中队长，后调任十区区长；张嗣贵任五区组织委员；刘世辅任县中副校长；阳允祥任县委会总务；廖理夫到县卫生院负责；唐仲山到县委办公室工作。蹇锡纯、黄学初调往外地工作。欧阳成安排建设科副科长以后，一直不到任，后调任县武装委员会军事股长，仍不到任。该员原系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任过国民党中尉连长。加入我地下党后，又接受了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给的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一总队的职务。我地下党湘南游击队安排他任大队副时，曾发给了他一支手枪。此刻，他一再不愿到任，地下党负责人肖键同志发现他心怀二意，正欲逃跑时，便缴了他的械，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判了刑，以后病死。

　　整编“湘游”

　　常宁解放后，为了迅速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整编“湘游”。“湘游”，全称为“解放军湘南游击一支队”，前身为常宁县伪自卫总队，司令员邓竹修。此人系常宁县人，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毕业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先后在孙元良、张治中、王耀武等部任过营团职务。1948年，蒋伪南京国防部任命他为第X组战地视察官，被派往黄维兵团第十军谭道善部履行视察官职务。同年11月淮海战役中，随军增援徐州黄伯韬兵团，在安徽宿县双堆集被解放军俘虏，送往河北省永年县解放训练团学习。1949年5月释放回家。此时，蒋介石几百万大军基本被歼灭，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解放。邓深知国民党的末日已经来临，白崇禧也不可能守住衡阳，就选择了一条弃暗投明的出路。当时，常宁伪县长陈熙要被解职，将由县自卫总支队长欧阳马耆接替，邓便利用各种关系，取得了自卫总队副的职务，并控制了自卫总队。副司令员刘湘辅据说任过剿共军官。高参顾问袁峙山任过蒋军第二快速纵队少将副司令，曾是汤恩伯的部下。1946年邯郸战役被俘，后教育释放回乡。廖纯更是反动至极，他人多势大，白崇禧部溃退时收编了不少人枪，兵员复杂，有不少逃兵土匪。当时，云、贵、川诸省还没有彻底解放，蒋介石仍坐镇重庆指挥，而我军主力正集中追歼逃窜之白崇禧部，我军分区部队也围剿各县散兵游杂和土匪，一时派不出兵力来常整编，上述各种武装，直至10月底，蒋介石匆匆逃离重庆，白崇禧向广西逃窜之17万余残部被我全歼于粤、桂边境的廉江、钦洲一带之后，上级始派419团来常负责各游杂部队的整编工作，军分区的钱潜副司令员亲自坐镇。我们的具体安排是：首先对担负整编主要任务的419团人员，向外称是路过常宁去广西剿匪的，用以迷惑各游杂部队；其次，采用武装监视，秘密包围的方法；第三，令其在县城指定地点集中；第四，采取临战状态，严密控制，布置火力，以防万一。整编时，成立了领导小组，我为组长，成员有419团团长、政委、李澍英县长和邓竹修，钱副司令员代表上级参加了领导小组。作好军事部署后，集中部队开大会，我们都讲了话，邓竹修、刘湘辅表示同意。收缴武器和整编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只有廖纯部下少数几个人夜晚逃走。依据我党政策，对其要员大都作了安排，给予出路。一部分青年士兵编入419团，支队对谋、团、营以上军官集中送往南岳山军政大学和长沙石佳冲军政大学，副司令刘湘辅送中南军政大学学习。其他人员根据自愿一般回乡参加家乡建设。司令员邓竹修有贡献，由军分区分配工作，1950年转业，任衡阳专署建设科副科长，后调任行署建设处副处长，改专署时任水利电力局副局长，现任衡阳市政协副主席。另外，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特长，还安排了邓秀金任常宁县公产委员会副主任，后调任工商科副科长，衡阳专署体委副主任；周松茂任公安局治安股长；张奎任县中副校长。整编既为部队增添了力量，又为常宁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征粮、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改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征粮借粮

　　进入常宁后，征粮借粮，支援前线，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征粮借粮中，我们及时地打击了抵制和破坏借粮征粮的不法分子。当时二区巴正乡有个姓罗的地主，家有千亩田，他依仗儿子罗礼晏——陈明仁部军需主任——的势力，拒不交付借粮。得知情况后，我和二区区长王起忠同志亲自上门宣传政策。他又利用其外甥——我工作队员来找我们说情，并用设宴、金钱、送礼手段企图拉拢我们，遭到我们严辞拒绝。他又跑到长沙儿子那里躲起来，软拖硬抗。最后，我们派人到长沙找他儿子要人，才不得已如数交纳。

　　在烟洲，工作队有一次召集积极分子会，研究借粮后派购问题，人越开越多。突然，外面枪声大作，我工作队立即集中火力冲了出去。经查实，原来是几个地主勾结土匪，破坏征粮借粮。后来，我们镇压了那几个破坏借粮的地主恶霸，借粮工作才顺利开展下去。

　　在罗桥区，支前指挥部派刘先开去办理接管调运粮食手续，被坏分子乘机挑动群众开仓抢走了3000余斤粮食，刘无法制止，后来，我们派了武装去，抓了几个为首的，事件才平息下来，3000余斤粮食仍归还了原仓。

　　由于我们坚决打击不法分子的破坏，借粮任务迅速完成，保证了前线将士的需要。

　　清匪反霸

　　常宁地处湘南，解放前是一个惯匪出没的地方，杀人越货，时有发生。老百姓日不敢单行，夜不敢出户，社会极不安宁。常宁解放后，我们展开了清匪反霸斗争，镇压了一批土匪恶霸。大义山，群众称之为“土匪窝”，惯匪邓金苟就在这一带作恶。传说邓金苟能飞墙走壁，行走如飞，连狗都赶不上，身上常带有几枝枪，无人敢惹。解放后，被我区中队抓获镇压，为当地除了一大害。柏坊一带也有个土匪胡光泽，作恶多端，也被我们镇压。在宁远、桂阳、常宁三角地带盘踞着一股蒋伪交警大队残余，我县大队和宁、桂的武装力量配合将其包围全部歼灭，缴敌大量武器弹药，俘虏一律发给路费，遣送回乡。

　　前面提到的“湘游一支”三团团长廖纯，外号廖疤子。他依仗其兄廖环在白崇禧部任团长的势力，担任伪乡长十几年，长期霸踞柏坊一带，豢养家兵6、7百。并广交土匪，欺压百姓，横行乡闾，每当出门，鸭炮3声，跟随乡丁1伙，威风凛凛，无恶不作。在柏坊镇周围，他既是土匪头子，又是帮会首领，连国民党、三青团的头子都受他支配，常宁县历届县太爷，谁也不敢得罪他，更不敢撤换他，人称他是“乡长王”。他在镇中建了一座5层塔型高楼，是专供他在群众赶集时观看市容和妇女的。当地稍有几分姿色的少妇少女，只要被他看上，几乎逃不出他的掌心。镇上一个在衡阳市读书的女孩子，解放前夕回到柏坊老家躲避兵灾，不巧被廖疤子看上了。廖想方设法要弄到她，先把她的兄长邀上门封官许愿，安排在手下任连职军官。遭到女方拒绝后，他就威逼她父亲，要其将女送到廖家，不然就派爪牙捣毁他家店铺门面。她的父亲慑于淫威，只好屈从。常宁解放整编时，考虑到廖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对他宽大处理并作了安排，但他劣性不改，贼心不死，继续与_人民对抗。竟与湘西土匪相互勾结，带着小姨太企图逃往湘西，途中被我公安人员抓获。送回常宁后，根据群众要求，在柏坊镇召开了公审大会，依法就地处决。经过一段时间的清剿镇压，我们很快肃清了常宁境内的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地方秩序井然，可以夜不闭户，老百姓欢天喜地地称道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庆幸自己欣逢了太平盛世！

　　我从山西襄垣南下，历时半年，行程数千里，来到湖南常宁，和常宁人民一起战斗了3年多。这3年，由于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广大干部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谨以此文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