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我解放大军乘胜追歼残敌，革命正在向着彻底胜利前进。由于形势的发展，新解放区政权开辟工作要积极跟上，革大的同志提前毕业走上岗位。据我校南下一中队长吴云章同志介绍，校部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决定，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抽调1700余名毕业学员组成南下工作大队。我校共编12个中队，准备入邵的是该校第三部抽调的130名同志，编成南下工作大队第一中队（下设小组），该队女同志约10余名，年龄最大的30多岁，小的十五六岁，平均20岁左右。中队长是吴云章同志，副队长刘聪、赵凤琅同志，团支书杨文进同志，文化干事兼生活委员王世恒同志。

南下的同志于8月1日在校开了个会，校部领导讲了南下须知事项，让大家只带5公斤的行李，轻装前进。说南方天气热，不要带被子，每人发了一块龙头布的黄油布（6市尺）。8月3日正式出发。下午在三部门口操场集合，大家身穿灰色制服，头戴制帽（女同志是列宁装），肩背背包。出发时在校的许多同学们敲锣打鼓呼口号，列队夹道欢送，情景十分感人。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革命的母校。下午天快黑时，步行至清华园车站上火车，坐的是铁蓬闷罐车。列车缓缓离开了北平，一批革命的生力军向着南方，向着革命需要的地方前进。

途径天津、沧州、德州，走了一天一夜多，到达济南（约30个小时，行程494公里，现在乘特快，京——济只要5个小时）。到济南后（约8月5日）将我队编入第四野战军一○五部，在此伙食改为部队的中灶待遇，每人发了一套草绝色土粗布制服，一件白衬衣，一床土纱的小蚊帐（蚊帐不够，动员青年团员带头先不领，以后补发）。在济南停了一天一夜，换乘客车（火车）出发，途经充州到达徐州（行程81公里），宣布停半天待命，在这里集合等人等了两个小时，转行陇海路经商邱、开封到达郑州（徐——郑全程349公里），行经开封时报上登出湖南长沙8月5日和平解放的消息。从郑州沿平汉路途径许昌、漯河、信阳穿过鸡公山隧洞，中午11点到达湖北省的孝成县（郑——孝行程446公里），在此待命分配。我们全中队又步行去该县东北方向距车站约30华里的农村——杨店胡家田村（属黄岗区）。孝咸县位于鄂东江汉平原，夏季非常炎热。我们背着或挑着包行了10多里，有的女同志背着行李走不动了，为了不掉队，我们中队长吴云章同志（中共党员）用扁担挑了3个女同志的行李，加上他自己的70～80斤重，别的同志也帮助他们和有病的同志带上一些行李，行进在农村的小路间、田塍上、池塘边。有时水边的蚂蝗叮在脚肚子上一叮10几条，吸血吸得鼓鼓的，用手扯也扯不下，越拉越长，怪吓人的，当地农民告诉我们这是蚂蝗，用手一拍就掉了。到达杨店胡家田，各班分住在农民家里，一个班有的分住在二三处，住在老百姓的堂屋里或装农具的杂屋里。这里的人在一口水塘中，一边洗马桶一边洗菜，还挑塘里的水吃，所以有的同志不喝塘水，用桶在天井里接雨水吃。10几个人打地铺睡，8月中旬三伏天，常常是一身臭汗。我们大部分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水土，有的同志患了疟疾、中暑、脚气，疥疮、泻肚子等疾病。与老百姓相互不懂语言，如“好”叫“要得”、“硬是要得”，“妻子”叫“堂客”，“什么”叫“么子”，“鞋”叫“孩子”，“吃饭”叫“呷饭”。从环境到衣、食、住、行，都有些不习惯，但又感到很新鲜，偶而去小镇上走走，遇上下雨天，老乡们头顶竹斗笠，身披棕蓑衣，脚套木屐，有的还挑副担子，走在光滑的石板路上，响声清脆悦耳。小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挑箩挑担的，提筛提篮的，小摊上摆着长了半寸白毛的霉豆腐，还有红辣椒、酸萝卜。两旁高坳上一排排木房里坐买坐卖十分热闹。我们有时下户去发动群众，宣传我党的政策，动员交公粮支援前线，搞生产自救。有时还开展文艺宣传，记得我们在动身去汉口前，为感谢地方对我们的照顾、帮助、革大、华大和南下工作团的同志与区上的同志举行了一次联欢晚会，有舞蹈、小合唱等。

在胡家田住了20多天后，接中共中央中南局命令前往汉口。我们给老乡打扫干净屋子院子，归还了借物，把水挑满向老乡告别，打起背包步行至孝感车站，乘车80公里至汉口。在汉口停了一个星期，住在汉口车站路的红楼旅馆里。在汉口上级决定把我一中队分到湖南（听说原来南下动员时一律到海南岛去）。

津浦路转平汉路后，铁路沿线南下大军浩浩荡荡，铁流滚滚，百万雄师下江南。第二、四野战军各军兵种战旗飘飘，伴随着高亢嘹亮的歌声向着南方前进！长长的列车，运载着坦克、大炮、高射机枪，炮口、枪口一律指向南方。

从汉口渡江行程89公里到达咸宁，这段路坐的是载货的火车，车厢露天无顶，烈日炎炎似火，几十个人一个车厢，晒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衣服汗透。行军路上没有粮食吃，每人发了5斤饼干，刚吃第一餐还可以，整天吃这个就难了，吃到口里不是味道，看到就饱了，没水咽不下去。咸宁大桥被敌人炸断了，火车不通，又调来部分载重汽车夜行昼宿，入夜，两湖平原的行军路上，黑沉沉的原野行进着百万大军，军车灯光尤如数条金色长龙，向着南方奔腾。行至岳阳住了一天，有一大山阻挡，载人行驶上不去，则开空车翻过山，人走路过山再乘车。在行抵咸宁境内休息时，由于天太热，有两位同志下河洗澡不幸溺故。途中同志们有的情绪沉闷，但看到沿途两旁二、四野的战士们，从北到南几千里全靠两脚步行，而我们坐在汽车上4个轮子跑，还有什么说的呢？汽车走了3天3夜，行程280公里到达长沙（大约是9月15号左右）。从河西（湘西）过浮桥，天黑了才进入市区。市民已入睡，分住在湘雅学院、广益中学及“青年会”等地。当晚来不及找睡处，就睡在马路边（在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对面）、走廊或屋檐下，有的班住在中山路公园里操场边的亭子里，过了两天又搬到广益中学附近，第三次才搬到“青年会”。人多住房紧，几个班住在一间大屋里，睡水泥地，打地铺，男女各住一边，当中用凳子隔开，女同志脱下外衣放凳子上遮挡住。在长沙住了20多天（伙食由部队的中灶待遇改为大灶每月115斤小米）。行军途中的艰苦生活，磨炼了人们的革命意志，但也征服了意志薄弱者，到了长沙有两位同学经不起革命的考验，不辞而别。在长沙决定了我们的分配去向，全中队除副中队长刘聪等约30人分配到湘潭工作外，其余90名去邵阳地区工作，因邵阳尚未解放故在长沙待命。其间在周南女中听了一次大报告，有很多人，大约北方南下在长沙待命的干部均参加了，报告是省委副书记金明同志作的，再一次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听了一次报告。

我们这个中队分配到邵阳地区的，在长沙即分到所属各县、区及地、专直属机关。10月10日邵阳解放，除去新化县的同志外，我们当日就从长沙出发，由邵阳地委组织部长白连成同志（冀南南下干部）和该部组织科的衣恕甲同志（山东南下干部）带领我们从“青年会”出发，乘火车当晚赶到湘潭（当晚正下大雨），过湘江大约是晚上10点多了，过江到了湘潭，找江边民房住下，已经快12点了。次晨出发（有几十部汽车），天阴沉沉的，行至途中不久，则时而中雨，时而大雨下个不停，虽说是公路，但坎坷不平，泥泞、狭窄、坡陡、路滑，车子开不动，行速非常慢。同志们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敞车上，既无雨伞又无雨衣（在北京发的那块小油布包在背包上不能动），中秋节后的湘邵公路上，秋风秋雨，湿漉、饥寒、困倦交织在一起。刚刚结束衡宝战役的公路上，两旁人烟稀少，到处是残垣断壁，景象凄凉。这一天一夜我们就这样让雨淋着，一身湿透。一块床单，几个人拉开举在头上，挡挡雨，床单也湿透了，把水拧一拧，再拉起来挡雨。女同志的头发湿得都贴在脸上了，坐的背包也湿了，刘士茹同志（女）打在背包里的小皮箱也坐烂了。大约走到湘乡一带，下车吃饭了。用行军锅煮的大米饭，一碗辣椒当菜，北方人吃不得辣椒，吃一口汗流浃背，无可奈何，只好整碗送给当地群众。趁下车休息之机，买点稻草烤烤一身湿衣服，暖暖身子，最多停了一个多小时，又上车赶路。雨仍然下着，并且越下越大。途径湘乡、邵阳东路，两天两夜冒雨行军，一天也吃不上一餐安稳饭。第三天的下午行至老龙潭，公路桥被国民党白崇禧部炸断，汽车不能过，只有绕道徒步走山路。离邵阳市虽然只有30多华里了，可山地丘陵，河、湾、港、汉遍布，更兼大雨，我们头蒙白毛巾，背着背包，背包上面盖着稻草，有的捆把稻草顶在头上，艰难地行进。有些病号和女同志走得慢，其他同志便互相搀扶照顾。走了八九个小时才到邵阳市。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记得那天是10月13日，邵阳解放的第3天。进入市区后，灯光昏暗，夜雾茫茫。我们当晚住在现在的四中内（那里曾是国民党的法院所在地，解放后是邵阳专署所在地）。在院内找房子住下来，赶紧生起火，烤衣服、被子。绿外衣脱色，把里面的白衬衣染绿了。太疲劳了！也不想吃什么了，几个人在地上铺点东西就睡着了。至此结束了历时3天3夜的长——邵行军。

邵阳是我们南下行军的终点，也是我们南下工作的起点。邵阳市是中共邵阳地委和邵阳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我们中队的同学除分住新化县工作的17位同学冀南南下干部尹之席、张滨清等同志从长沙出发直接到新化外，其余分往邵阳、隆回、新宁、武冈、城步及留在地、专、市机关工作的同志均到邵阳后才分赴岗位。至此历时70天，途径2市（平、津）5省（冀、鲁、豫、鄂、湘），行程2017公里的南下行军胜利结束。

1949年10月，金秋季节，去各县工作的同志，稍休整几日，又背起包背奔赴第一线，开始了更艰苦、更复杂的光荣的新区开辟工作。展开了我们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回顾40年的革命历程，为了革命，我们在风华正茂之年，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离开家乡，告别亲人，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从首都北京来到湖南邵阳。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建设事业，贡献了我们毕生的精力，有的同学还在激烈的斗争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烈士的遗骨长眠在邵阳的土地上，活着的人们将永远纪念他们！为了伟大祖国的美好明天，我们还要在有生之年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献。